捻军起义

（一）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19世纪初开始活动于皖、鲁、豫一带。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他们活动分散，每一股称为一捻，少则几人、几十人，多者不过二三百人。越是荒年，人数越多，居者为民，出者为捻，多是一些生路艰难的农民群众。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坚持16年的英勇斗争，在北方大地沉重打击清朝腐朽统治，体现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早在清朝嘉庆年间中国北方就有捻子活动。1852年安徽淮北地区的涡阳、蒙城、亳县一带遭到大旱，入捻的农民逐渐增多。19世纪初安徽北部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部分地区的农民秘密组织“捻党”，以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1851年至1868爆发于黄河、淮河流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战争，在皖、豫、鲁、苏、鄂交界地区形成十余支相对独立的队伍，并逐步由分散、零星的斗争趋向联合。清政府虽然一直严禁结捻，但是由于捻党是分散零星的武装活动，所以还没有把它视为大患。捻军是在捻党（“捻”系皖北方言，为一支一股之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捻党组织产生于19世纪初（清嘉庆年间），是一种分散的农民小集团。1851年淮河流域捻党不断起义。1853年太平军北伐经过黄、淮流域，捻党起义全面展开，小股的捻党武装斗争逐步汇合为大规模的捻军武装起义。起义以皖北为中心，遍布豫东南、鲁西南、苏北、鄂北地区，主要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韩奇峰、侯士伟、王贯三、李昭寿、任乾、李大喜等10多支。但初期的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各自为战，互不统属。1855年秋天各路捻军首领聚集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会盟，推张乐行为盟主，称大汉永王（一作大汉明命王）。统一号令，颁发布告，发布《行军条例》，确立军事纪律，建立五旗军制。此后捻军开始联合作战，但仍以“打粮”夺取生活资料为主要目的，尚无明确的战略目标。

（二）捻军各部以淮北为根据地四面出击，队伍有一定的发展。1856年河南、安徽等省清军向淮北捻军基地进攻，捻军被迫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雉河集数度失守。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857年春张乐行率捻军主力渡淮河南下，占领三河尖（今河南固始东北），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正自安徽桐城北上舒城、六安一带作战。张乐行派龚得树自三河尖南下，迎接北上的太平军，3月两军会师。太平军在捻军配合下攻占霍丘，交予捻军驻守。此后捻军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联合作战，但听封而不听调，时分时合。不久因太平军撤离，捻军单独抗击清军的围攻，被迫转入守势，三河尖、霍丘、正阳关（今安徽寿县西南）等地先后失守。又因内部发生矛盾，大批捻军北归，淮南捻军兵力大减。1858年5月六安失守，张乐行遂率军北上，于6月连克怀远、临淮、凤阳，控制淮河中游，切断清军的水上交通。此后捻军又南下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占定远，援安庆。1861年秋太平天国战略要地安庆失守，捻军失去依托，难以立足。张乐行乃于是年12月率捻军从定远撤退，北归颍上，淮南战事结束。当捻军主力南下之后留在淮北的捻军坚持斗争，后随着淮南捻军大批北归，力量得到恢复壮大。各部捻军依托圩寨抗击清军围攻，保卫根据地，又采取东西并进方针，以流动作战方式，进攻河南、山东、苏北，扩大捻军区域。在河南中孙葵心部、刘玉渊部于1859～1860年先后取得舞阳北舞渡、太康马埠、汝阳（今汝南）野猪冈等歼灭战的胜利，推动豫东南陈大喜、张凤林部捻军起义。在山东中捻军转战数十州县，直达海滨，在苏北中张宗禹部于1860年袭占重镇清江浦。1860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急调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由直隶（约今河北）南下攻捻。

（三）捻军在山东机动灵活地与清军周旋，捕捉战机。次年春先后在巨野羊山集、菏泽李家庄、汶上杨柳集三败僧格林沁，但淮北捻军根据地却日渐缩小。1862年5月太平天国重镇庐州（今合肥）失守，清廷调集安徽、河南等地清军，由僧格林沁统一调遣，对淮北捻军南北夹击。捻军兵力分散，各自依托圩寨消极防守，被动挨打，抵挡不住清军进攻。1863年3月雉河集失守，张乐行等2万多将士先后殉难，淮北根据地丧失。雉河集之战失败后张宗禹等率突围出去的捻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并一度进入淮北夺回雉河集，任化邦率部活动于山东各地。由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和其他农民起义武装加入，力量得到一定的恢复。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陷落，活动于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遭清军围追堵截，损失惨重。1864年12月张宗禹、任化邦等率捻军进入豫南，与遵王赖文光所统太平军余部合并整编，组成一支集中统一的捻军部队，赖文光被推为全军统帅。整编后的捻军逐步发展到10万余人，仍沿用五旗军制，易步为骑，增强机动能力，作战方式以快速流动、设伏围攻见长。捻军与清军角逐于河南、山东，在快速流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在河南邓州、南阳、鲁山等地多次击败跟踪追击的僧格林沁军。1865年5月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之战中取得一举击毙僧格林沁、歼敌7000余人的辉煌胜利，但战后决策迟缓，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其后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调集湘军、淮军，采取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方略，变单纯尾追为迎头截击与跟踪追击相结合。赖文光、张宗禹率捻军时分时合，在清军圈定的重点防区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往返穿插、流动游击。

（四）1866年夏曾国藩又改取“聚兵防河”的方针，9月捻军在河南开封芦花冈中击溃豫军，突破其沙河、贾鲁河防线，突入山东境内。捻军在山东抢渡运河未成，随即折回河南。由于清军的“围剿”，捻军长期处于流动游击之中没有立脚的基地，得不到友军的配合、支援，战略上极其被动。赖文光深感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为了摆脱清军的围攻，遂于1866年10月在河南分兵：张宗禹率一部进军陕西，联络回民起义军，为西捻军；赖文光率一部在中原坚持斗争，为东捻军。是年12月赖文光率东捻军3万余人放弃进入山东运河东部地区的努力，经河南入湖北，准备占领荆襄之地，相机入川。在钟祥罗家集、安陆杨家河连获两捷，歼清军数千人。但抢渡汉水未成，1867年2月尹隆河之战又先胜后败，伤亡将士1.8万余人，遭受严重挫折。而后数次抢渡汉水均为清军所阻，被迫放弃入川、入陕计划。6月再入山东。时接替曾国藩负责“剿捻”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采取“扼地兜剿”的方针，调集皖、豫、鄂、苏、直、鲁等省清军，重兵防守黄河、运河、胶莱河。捻军冲破清军运河防线，却又误入胶莱绝地。在近150千米的地段中百营清军筑长墙、挖壕沟，分段防守，捻军左冲右突，转战月余，才于8月中旬突破胶莱河防线。但仍未能跳出李鸿章的河防包围圈，连战皆败，终于1868年1月在江苏扬州境败灭。1866年11月张宗禹率西捻军3万余人进入陕西，次年1月在西安东郊设伏，取得十里坡之战的胜利，一举围歼湘军3000余人。随后在回民起义军的配合下，转战渭水南北，打破陕甘总督左宗棠“分扼要隘，布置关锁”的长围战略，突进陕北。1867年底张宗禹得知东捻军处境危艰，遂率西捻军由陕北渡黄河入山西，经豫北长驱冀中平原。但东捻军已败灭，西捻军进失所援、退无所归，遭到10余万清军的围追堵截。1868年4月南下山东，重蹈东捻军覆辙，陷入河防之围，数次抢渡运河未成，连战不利，损失严重。8月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边全军覆没，至此捻军起义战争基本结束。

（五）捻军起义战争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消灭大量清军和团练，沉重地打击清朝统治。捻军在作战中充分发挥骑兵的特长，采用流动战术，积极制造和捕捉战机，创造不少成功的战例。但是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组织涣散，分合无常，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集中统一、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长于野战而不善于攻坚，消极防守，被动挨打，终于失败。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在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

（六）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后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革命锐志。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

（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支撑的力量。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时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八）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 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腐败从根本上动摇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

（九）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杨秀清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眼光的，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的他就建起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后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

（十）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农民要求获得土地，以平均地产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有着它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利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它是落后的、倒退的和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产对农民的桎梏中它不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而且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因为它起着推动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基本制度，保障人民的权利。《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剧土地问题的矛盾。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借财势而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其他各省州县的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

（十一）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口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的环洞庭湖各县中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中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到了道光、咸丰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

（十二）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令人十分惊讶。江苏的缙绅大户凭借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而小户穷民不堪剥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

（十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常熟在1844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江南纳赋向来有“短价”与“长价”之分，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上例所说“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长价”而言“短价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户所纳比之小户已短少一半。然此犹未使大户甘心，大户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仅纳原额千分之三。而五十文与一千文相比时大户与小户所交赋额相差二十倍，如此盘剥，小户那得不倾家荡产呢！以青浦、元和、吴江三县而论之，青浦为上、元和为中、吴江为最下。青浦之漕为清漕，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壹以粮一斗有奇，银一钱一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然大户十犹约三四也。独吴江则不然，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真所谓举世皆浊，而青浦独清。实则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义后才使钱粮平均一些，苏州府的元和县却是强者之赋由弱者代完，吴江则千余亩之家有的几乎不纳分文。浙江省漕赋征收的情况也和江苏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说：嘉兴、杭州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

（十四）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可见浙江交纳田赋亦有“大户”、“小户”之分，世家大族拥有大宗田产，却捏报灾歉，“蠲免”粮赋。其短交数额，却以浮收摊派小户来补偿，故当时有谓：“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为，但本质上还在于清朝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苏、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体相同，在江西、湖北、广西等省中大户地主玩弄“飞洒诡寄”的手段，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两极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总的来看清代的粮赋之重不减于明代，而苏、松地区犹有过之。在粮赋的负担上极为不均：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大户只纳零头，或抗延不纳，小户则倍征暴敛，或田卖粮存。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中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轻重倒置，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十五）它还绘制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和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唉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农民生产的产品除自给外剩余的一律上交圣库，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质是逆潮流的。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十六）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贪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革命的发展、对于妇女政策时《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军事制度上太平天国的组织建制充分体现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特点，为保障战争的供给，地方和基层在守土官和乡官的带领下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战争一旦发生，所有士兵都要上战场，没有战事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要放下刀枪去耕田。《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每亩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好坏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办法。

（十七）《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主要内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农民平分土地的原则；在农村设立兵农合一的乡官制度；废除封建买卖婚姻。纲领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具有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精神，但带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土地分配问题：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原则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分配方式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太平天国还将土地按产量的多少分为九等，然后好坏搭配分配各户，并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方法。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两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田；可出八百斤者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为下尚田；可出五百斤者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产品分配问题：内容是实行圣库制度；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方法是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政治制度：确认君主政体，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政权组织体系；规定官吏的铨选升降制度，创建具有进步意义的乡官保举制度和保升奏贬制度；确认兵农合一的制度。婚姻制度内容是宣布废除封建买卖婚姻，主张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仪式上废除“旧时歪例”，由两司马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采宗教形式举办婚礼。诉讼审判制度规定普通诉讼的司法程序，采取层层上报、天王主断的形式，各级行政长官兼有司法审判权。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十八）《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但是《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封建的等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后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洋务运动

（一）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利用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洋务运动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是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后清朝内外交困，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遗憾的是处于传统国家和农业文明体系下的中国在面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和工业文明的英国挑战时显得不堪一击。首先在军事上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思维发生质的变化，在战场上仍旧以大刀长矛和骑兵为主的清帝国的精锐部队尽管作战勇敢，但面对强大的炮火则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对外作战连连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对清帝国造成严重的阴影。

（二）在经济贸易领域由于工业文明下的大机器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得西方的工业产品和加工后的农产品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成本都远远优越于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小门小户的小农经济所生产出的产品。因此中国长期以来的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国际贸易上的优势渐渐丧失，经济发展遭到新兴经济模式的严峻挑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从15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后积累经验，改进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产量，还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就外部而言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掀起殖民战争的狂潮，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自己的日不落帝国的殖民体系，亚洲自然而然成为英国殖民扩张的目标，英国在成功地占领印度后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中国。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发了对中国的殖民战争，1856年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时北方的沙俄、西方的法国和美国等国也开始侵犯中国，中国一时间遭遇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洋务运动主要内容：以“自强”为旗号，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建成北洋水师等近代海军。其中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是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除此以外还有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用工业生产厂；以“求富”为旗号，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如在上海创办的最大的民用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时推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1862年在北京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就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

（四）“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 [7]  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对于社会、一个政权、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地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

（五）19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便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当时中国正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大起义冲击着满清王朝的颓垣残壁。可以说“内忧外患”一同并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中央代表人物为恭亲王奕䜣和文祥，地方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湘淮集团，此外还有崇厚、沈葆桢、刘坤一、唐廷枢、张謇等。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轮船、火车、机器、枪炮、报刊、学校等，打出“自强”和“求富”的旗帜。认为要富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必须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甚至社会政治学，因此提倡兴“西学”和“洋务”，办军工厂来生产新式武器、迠立新式军队，达到“自强”目的。为了解决军用工业的原料、资金、运输问题，进而大力兴办民用工、矿业和运输业，达到求富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目的。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和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时采取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六）庚申之变是指1860年发生的火烧圆明园、皇帝出逃、京师被占、卖国条约签订等等实乃中国人“闻所未闻之惨剧”，而不忍直称的中国士人即以“庚申之变”来代称1860年这一系列事件。庚申此处指的是公历1860年，1860年为大清咸丰十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猴年。庚申之变是指1860年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在这一年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被迫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均为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为开埠（天津）、割土（九龙司地方一区）和赔款（英法各八百万两）。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与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统治的中心，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问题产生意见分歧，从而形成洋务派与顽固派。顽固派是一批对世界发展形势一无所知的极端腐朽的贵族、官僚，他们因循守旧、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国事物，幻想恢复闭关锁国的局面。顽固派代表清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最教条的势力，代表人物是慈禧太后和同治帝的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人，倭仁去世之后便以徐桐、刚毅等信奉理学为代表的大臣为首，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又加入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等宗室贵族。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

（七）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八）洋务企业采用西方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属于近代企业。洋务派前期创办的军事工业，经费由清政府调拨，产品分配给军队使用，管理方式是封建衙门式的。虽然这些企业采用机器生产，但本质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办企业。洋务派后期创办的民用工业，投资大多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投放市场，管理上采取劳动雇佣制所以其本质上属于带有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国人自办约20种近代报刊，除福州、厦门各地外其余主要在上海、香港、广州和汉口。洋务运动时期主要报刊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两者均为该时期创刊，其他报纸有1873年4月创刊的《西国近事汇编》、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等。1862年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和文祥首次创办京师同文馆，开创中国近代化教育的篇章。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的主要类别：外国语性质的学堂，如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增设算学馆，成为综合性学堂）、上海广方言馆等；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等；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办学特点：与传统官学相比时这些新式学堂培养一批新式人才，如翻译人才、军事人才、技术人才等；教学内容有西学，如西文、西艺等；采用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分年课程和班级授课制等。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来改变清政府落后面貌是洋务派发起留学运动的最初目的，洋务时期的留学教育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次——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1872—1875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四期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7—1897年先后派出四批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欧留学。

（九）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自上海驶往美国旧金山，开始长达十五年的留学生活，这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之事被誉为“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1877年在沈葆桢、李鸿章等官员的积极倡导下从船政局和船政学堂选出的33人踏上赴欧留学的旅途，1881年由李鸿章主张、船政局又选出10人分赴英、法、德留学，1886年北洋水师等校的10名学生又去了欧洲。在洋务运动存续的35年里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是当时翻译西方的中心。译书经历由单纯的西方科技著作和书籍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著作并重，甚至后者略占上风的过程。京师同文馆曾翻译西书36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柖指掌》（1876年），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赛特的《富国策》（1860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方著作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列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大量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及近代中国报刊和出版机构的出现打破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1886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接展至珲春陆线。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筹办工赈事宜”，由山东济宁设电线至开封。1888年因广东官线业已造至南雄州，商线乃由江西九江设至赣州以达庾岭入南雄相接，使官报得以灵通。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冲要，乃由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添设襄阳至 老河口电线。1895年由西安起接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使西北电线得有两线传递，庶无阻隔之虞。

（十）1884年添设的天津至京城，山东掖县之沙河至胶州电线。1898年所设胶州至青岛电线，湖北武昌至大冶、大冶至九江之线，又因汉口上游北岸线杆年年被水淹损，阻误要报，添设南岸一线以备不虞。1891年徐州至台庄线和1892年安庆至芦州线，1898年“以备黄河之害”而设的济南至济宁线，以备运河之害而设的徐州至宿迁线等等。电报主要是为了商业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另外在西北、东北、西南以及朝鲜所设约占总量30%的官线也同商局电线一样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自从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上最早的一条铁路之后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于是欧美各国接踵而起纷纷效法，在短短十余年间铁路建设即有长足进展。处于封建末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惊人的新生事物之后也深深为之吸引，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考略》等书都对铁路作了初步介绍。而洪仁玕则于1859年在其所著《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出要在神州大地之上修建铁路的具体建议，他说：“中国各省应当皆有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通则无病焉。”早在1862年就有怡和、旗昌等27家英美洋行向李鸿章建议兴建苏州至上海的铁路被拒，1863年又有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向清政府建议兴修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六条干线铁路亦被拒。1865年美商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以作为样品引起国人关注，但不几天就被步军统领衙门拆掉。

（十一）1880年怡和洋行修建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引起官员一致反对，终于借口压死一个士兵，以28万两白银买下拆毁，投入海中。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显露，1881年才建成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22里，用于捡煤的铁路，但不许用火车头，而用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路上走。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标志着35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失败原因包括传统封建制度的弊端、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见识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这样评价这一阶段的“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六十年。”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十二）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洋务运动推动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洋务运动打开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洋务运动促使国防的近代化。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虽然自我标榜“自强新政”，但由于他们都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卫道者，根本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只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极力反对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进行任何形式的变革，只是徘徊在封建王国的藩篱中自认为有所新创而洋洋得意，所以最终也没能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表现出“自强”、“中兴”，相反在列强侵略势力的进攻下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们所举行的“壮举”迅速归于失败。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其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近代军事的影响：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为实现军事自强时洋务派主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十三）对近代经济的影响：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在“求富”口号之后开始兴办民用企业，着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一系列配合军事工业的项目。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深深的动摇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概念，促使中国近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对中国近代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近代政治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创办者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其他的有志之士看到洋务运动的缺陷，刺激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对近代文化的影响：洋务运动是近代教育的开端，要开始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就必须要有精通洋务的人才，但是中国传统的科举制教育却远远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重要的举措。开办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讯、医务等培养新型人才。虽然学堂规模不大，但是依旧打破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一批不同于传统的近代科技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打通社会文化风气，为后面科举制的废除奠定一定的基础。派遣留学生，为了更系统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西方派遣200多位留学生，为洋务事业培养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一方面也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十四）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壮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恭亲王奕䜣、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们掀起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口号为“自强”，后期（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口号为“求富”。尽管奕䜣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许后掀起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民用工业（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同时还进行筹划海防（建立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创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等活动，它也是洋务派的主张在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十五）洋务运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在不改变封建统治为前提下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遭到失败，攻陷北洋海军的基地威海卫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走的是一条“实业兴国”之路，但是事实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发展。早期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活动也是非常不满的，洋务派之所以敢逆龙鳞而顶风推行洋务运动，不怕遭到顽固派的阻挠甚至是打击，主要是因为经受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和国内人民起义（主要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的冲击后清朝统治者第一次感到生存危机。而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的过程当中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而且在镇压的过程当中也尝到坚船利炮的甜头，所以他们决定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来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来迅速的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他们不象顽固派那么冥顽不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而是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尽管目的是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而西方人也希望清廷中能出现一批能和他们打交道的人，曾国藩等人的出现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被洋人吓破胆的慈禧太后丝毫不敢得罪洋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洋人的撑腰，而且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的确是功劳甚巨，慈禧太后保不定日后还得仰仗他们，所以并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十六）更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也希望早日把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来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她在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的过程中曾得到过西方国家的支持或默许，因此并不敢轻易得罪西方国家，因此在洋务派的活动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慈禧太后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活动至少是采取默许的态度。但在甲午战争中慈禧挪用北洋舰队军费，以至于北洋水师无法更新新式军舰和火炮，导致其全军覆没，直接使洋务运动破产。这说明改革不能不痛不痒的改，要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19世纪60年代后期清政府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为强化地主阶级统治而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创办的近代企业，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生产经营近代企业的开始，洋务派的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清政府从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到1911年的40余年中相继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兰州、济南、汉阳等地创建26个制造局（亦称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和湖南纺织厂（1890）大型军用企业的创办经费和常年经费都赖清政府中央的财政拨款。1870年代以后各省筹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产单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兰州机器局（1872）、山东机器局（1875）、吉林机器局（1881）、台湾机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机器局（1904）等。军用企业的产品不进入市场都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驻扎在各地的军队、炮台使用，这些企业不计算盈亏，也不进行积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决定于企业自身力量，而取决于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这些企业虽然运用机器生产也集中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但从其主要方面来考虑时乃是略带若干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官营企业。

（十七）近代军用工业兴起后急切需要相应的燃料工业、矿冶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同时军用企业的庞大支出也非日见窘迫的清政府财政所能继续维持，所以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便积极转向经营航运、矿冶、纺织、电讯、铁路等民用企业，期望开辟新的财源。洋务派企业从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间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组织形式经营民用工矿企业大约50余处，官办民用企业数量不多，较为重要的有台湾基隆煤矿、兰州织尼局、湖北织布官局、湖北汉阳铁厂等，大多成效较差。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派民用企业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矿企业中有13处，金属矿企业中有21处。近代煤矿中如直隶开平煤矿、江苏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江西萍乡煤矿，金属矿中如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都是在近代矿冶业的开发中较有成效的单位，其中尤以开平煤矿和漠河金矿成绩突出。其他如航运方面的轮船招商局、电讯方面的电报总局、纺织方面的上海机器织布局、铁路方面的中国铁路公司都是官督商办企业中经济效益比较显著的单位，至于官商合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之前有所尝试，如修建台湾铁路、规复在中法战争中被破坏的基隆煤矿及筹建湖北纺纱局等都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但在经营过程中商股深感官权太重，并且在企业管理的权限和发展方针上官商双方常常存在着尖锐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战争以后商人对官商合办企业仍很冷淡，据统计从1895～1911年全国新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有503家，属于官商合办的只有31家。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吸收私人资本，追求利润，反映早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这些企业的经营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起抵制作用，所以与官办军用企业相比较时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创办和经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积极意义的现象。

（十八）不过洋务派推行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两种组织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官”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两种社会力量糅合在一起，“官”“商”在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极不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顺利发展。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业内官权的膨胀。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些原来以商人为主要主持人的洋务派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都先后进行重大改组，将企业领导权过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洋务派官僚集团对近代企业的控制。社会舆论一再抨击这种“本集自商，而利散于官”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挫伤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积极性，也表明洋务派参预近代企业的活动，在实质上不是为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借以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是在中国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大都是与这一时期创办洋务派企业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洋务派企业的经营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在客观上是起一定的历史作用的。1861年京师设立同文馆，次年正式成立，学习外文及天文算学，培养近代专业技术人才。此后洋务派又先后创办一批学习外语和专业知识的新式学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闽局附设“求是堂艺局”，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学校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从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先后向外国派出留学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营养，以期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出贡献，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飞机设计师冯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严复等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发挥光与热。

（十九）洋务运动期间留学回国后发挥的作用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实践也培养出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近代科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就是在办洋务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中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单纯学习技术，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中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但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些抵制作用。

（二十）洋务派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由于没有一个健全的领导机构和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分化出几派：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形成湘系集团，其中左宗棠又自成体系；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则形成淮系集团；洋务运动后又出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集团，还有沈葆桢、丁日昌等。这几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基本都是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甚至发生攻讦的现象，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掣肘。比如在甲午海战之后由于李鸿章奉清政府之令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之洞就借此攻击他为“卖国贼”。由此看出洋务派的力量很分散，不能形成一种集团效应，也就没有推动洋务运动的有效发展。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富裕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洋务派培养的一批近代人才，学习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且把这些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这不仅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为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朝组织进行的维新变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奠定思想基础。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后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培养的这批人才实际是清王朝的掘墓者。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化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生产经验，培养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道路。

（二十一）洋务运动史是近代史中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与旧、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与投降、失败与胜利、前进与倒退都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它诞生资本主义因素，诞生资产阶级和发展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它准备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演出维新的新剧。在思想上它冲破封建思想体系的牢笼，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向前发展的量变阶段。1840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开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沉睡的中国里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从事研究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以雪耻图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他们在中央以奕䜣、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吏，引发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次运动对中国政治、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昏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许多聪明之士把青春消磨于八股文、试帖诗等无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把科学视为至贱之艺，因此风化不开。一般士人迷恋于仕途，将其视为一步登天的阶梯，而对科学技术“不屑为”。

（二十二）洋务派的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从此打破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惟一理想，不再鄙视“奇技淫巧”的技术，奠定“科学”的根基。在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中机器设备由外国整套引进，技术人员由外方专家培训，高层管理则可能直接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虽然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但杯水车薪没能改变清朝没落的命运，关键在于没有改变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这种落伍必定导致国弱民穷，而“弱国无外交”是国人以惨痛的经历所换来的结论，所以洋务运动让国人重新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洋务运动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先后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但是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

（二十三）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农业劳动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领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时国家才会富强。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认识到日本将“为中永久大患”。洋务派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清政府最终采纳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爆发一场关于海防和塞防的大争论，这场争论直接推动清王朝国防建设的近代化。

（二十四）1875年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匣金400万两作为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水师1884年三洋海军初具规模。设立海军衙门，中国海军得到较快发展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战后清决心大治水师，为此在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来统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海军建设与国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精良。拥有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巡洋舰七艘、其它船舰14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 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开始还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装备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至此清军队战斗力有所加强，对外国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不谙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曾说：“在欧洲中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中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且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 深感外交人才的极度缺乏，于是于1862年6月开办“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算学、天文、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不仅培养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

（二十五）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中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充分准备和研究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里瓦几亚条约》给中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从疑忌转向依赖的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本国的外交目的。在中法战争中由于近代化外交观念的影响，清政府能够比较合乎实际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从而坚持定见、毫不动摇，如醇亲王提出不论战争结局如何都不赔款的原则就被政府始终坚持。李鸿章在法将威胁进军京畿时轻蔑地微笑回答：“法军要晋京，先要经过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过。”如此气概是以自身的实力为后盾的。在战争中清政府利用近代全方位外交，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来牵制法国。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驻德使节与德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大量从德国订购武器，制造联德制法的的气氛，迫使法国不得不分心防备德国，不敢在远东投入太多的兵力。

（二十六）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质上讲是一种弱国策略，是弱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在自身的实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用别国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国牌）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100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概括洋务派政治主张的两个基本点，“外须和戎”主张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同外人的争端，避免武装对抗。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相差悬殊，如果打仗时中国即暂胜终必败，遇到麻烦应当“以理折之”。既反对不敢和外人争议的畏葸，又反对轻易和外人决裂的鲁莽。“以理折之”的原则是“守定和约”，即以既定的中外条约为准，承认侵略者业已取得的权益，抵制条约以外的索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朝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洋务派步步退让妥协，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的过程。“内须变法”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改变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主张“借法自强”。他们认为国家实力是外交谈判的基础，加强国家实力是抵制侵略、维护和平的前提，洋务派经常用外交的挫败来宣扬内政改革的必要性。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认为中外差距主要在军事装备上，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必须取得外国的船炮。租借不如购买，购买不如自造，于是积极倡导引进西方造船制炮的机器和技术，创办军事工业。

（二十七）到了70年代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配套的工交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认为“必先富而后能强”。中国利源外泄、利权不保是贫弱的根源，于是积极倡导兴办轮运、电讯、铁路、采矿、纺织、炼钢等一系列工矿交通企业，采取“官为扶持”、“招商承办”、“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的方针和洋人“争利”以“求富”。在军事、经济建设的同时根据实际的需要，他们创建外语、造船、驾驶、电报、水师、武备、军医、水雷等各种专科学校，选派青少年到欧美去留学，并强烈要求变革封建的科举用人制度。个别人士还提出效法西方议会制度，以备咨询、通下情的设想。经过30多年的经营后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帆篷的落后状态得以改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移植于中国，并出现中国第一批企业家、科技人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洋务派代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不甘灭亡的那部分人，他们不自觉地朝资本主义方向迈进第一步，但是沉重的封建包袱阻滞着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变成“资产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奉行的理论原则，“中学为体”即传统的封建纲常名教是根本，是不可动摇的。“西学为用”即外来的科学技术等，只是辅助性的，当因时制宜。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由于受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和封建积习的干扰腐蚀，他们的洋务活动成效不大。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稍变成法”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摆脱危机，于是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全面改革，变封建专制为立宪政体的维新运动迅速兴起。洋务运动遂丧失有限的进步性，洋务派的成员或转化为维新派，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