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尉的女儿》读后杂感

    我对俄罗斯历史和文学存在一种十分感性的理解——如果把广阔的蒙古草原想象成一块不完美的镜面，中国和俄罗斯在被同一群蒙古游牧民征服时，也被他们生拉硬拽到这块镜面两边，两者的方方面面之间就开始产生一种奇妙的对应——虽然表现方式有种种不同，背后历史、人心的逻辑总是殊途同归。我的这种感觉在阅读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时有了又一次回响。

    这篇小说写就于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的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是一个对外频繁用兵，对内钳制思想和压制文学的极端集权国家。刚被流放归来的普希金曾经对沙皇明确表示自己希望能在12月14日那天和十二月党人站在一起，这一无畏的声明足以证明他自由派的倾向。一旦了解了这个背景，本书对哥萨克起义领袖普加乔夫偏正面地塑造也就合理了。但我想着重讨论的是我在文中体会到的一处对比：即普加乔夫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后者在文中出现不多，但这一组隐含的对应足以让人深思：叶卡捷琳娜二世是通过宫廷政变，杀死其丈夫也是合法沙皇的彼得三世从而成为女沙皇的，根据彼得一世制定的法律，她的沙皇地位是非法的，而杀夫弑君的行为在笃信东正教的俄国也是不能容忍的公然谋逆。可以说，后世把她和彼得一世并称为“大帝”完全是基于她在位时的功绩，而刻意忽视她帝位的由来。普加乔夫发动哥萨克起义，点燃了平民阶层对贵族抱有的积怨，一时间“天下云集响应，云粮而景从”。两相对比，他们的道德出发点和手段都相似：都是为了夺权，都是诉诸暴力，只是普加乔夫兵败身死，叶卡捷琳娜二世依旧高居庙堂不可撼动。类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戏码也在中国不断上演，明初建文元年的靖难之役和明中后期正德十四年的宁王之乱就是一例。虽然在众多的记载中，普加乔夫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流寇，是让国家陷入动荡的暴徒，但是回过头一想，可能手握权柄贵族和渴望权力的暴徒只是处于不同地位的同一类人罢了。在本书中，普希金对于普加乔夫的描写在这里在这里打动了我：在起义军做出向奥伦堡进军的决定后，他们唱起了一首悲壮的纤夫之歌，其中有一句：

    “那正教的沙皇就会对我说：

      好啊，你这农家孩子，

      你又抢劫，又能言善辩！

      我要给你这孩子赏赐：

      在空地上竖两根柱子加一截横木，

      就给你做高高的宫殿。”

在决定军事冒险之后立即唱起关于绞刑的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英语里有一个表达，叫：“hang-worthy neck”指那些注定要受绞刑的人，我觉得用来形容他们相当合适。书中提到过，普加乔夫是一个聪明人，他也曾经向彼得表露他自觉希望渺茫，但是除了继续武装叛乱，没有其他解法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这些桀骜的哥萨克们最终向坚固的奥伦堡发动进攻，也一步步走向了绞刑架。最后，普加乔夫兵败被俘，在走向绞刑架时，发现了人群中的彼得，他们目光交错，普加乔夫向彼得点头致意，从容地接受女沙皇的礼物——一个丝绳套。在这里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的俄国电影《救国联盟》中十二月党人受刑的场景，与普加乔夫不一样的是，受刑者都是贵族。其中诗人雷涅耶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其他人一样，他强压着着内心的恐惧，表情镇定，在受刑中绳子断裂，他摔下后还向围观者说到“俄国是是个不幸的国家，他们都不知道如何绞死你。”接着被刽子手第二次赶上绞刑架，临刑时手里握着英国诗人拜伦的作品。十月革命后，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君主尼古拉二世一家在叶卡捷琳娜堡附近一间别墅的地下室里惨遭屠戮。平民、贵族、沙皇全都没有逃过被某一以不同面目出现的横暴权力诛杀的命运，这像是历史所开的恶毒的玩笑。相信中国读者们不难从我指出的事实和提示中看到本国历史的影子，我在此也无需多言。

    本书还将很多精巧的结构和情节安排安插进了有限的篇幅之中，比如：普加乔夫和彼得不失风度的辩论，什瓦布林和彼得拔剑相斗以命相博；彼得说服普加乔夫救出玛莎，玛莎向卡捷琳娜二世陈情也救了彼得……虽然以家庭叙事视角展开的《上尉的女儿》不便对一些人物做更加细致的描画，但是书中明线和暗线交织成的网，和在这基础上作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人性的小延伸，对于民俗和民谣的记录，让读者抚卷有感，掩卷可思。果戈里称它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优秀的一步叙事作品并不夸张。

    此篇短文无法穷尽本书中值得称道之处，一次阅读也不能将他们全部发现。读罢我又将此书请回书柜中它的专属空隙，脑海中留存的章节、片段依旧不住对我私语，说着期待下一次的交集。

写于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