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网页：https://www.socialist.net/the-story-of-trotsky-s-unfinished-biography-of-stalin.htm，删除了原文的广告链接】

• Rob Sewel，2016年5月24日

Wellred Books自豪地介绍一部80年前的作品：列昂·托洛茨基未完成的斯大林传记，这是该书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版本，根据原始档案材料完成。这里是关于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WellRed Books的本书简介

【部分重复内容根据知乎@瓦列里-萨布林翻译的文章《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马克思主义的杰作》校改】

1940 年 8 月 20 日，托洛茨基的生命被残酷地终结了，一名斯大林派特工用一把冰锥砸在他毫无防备的头上。他未完成的作品包括他的斯大林传记的第二部分。

托洛茨基的著作《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文学中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试图解释 20 世纪一些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不仅是从划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角度，而且是从这部伟大历史剧的主角之一的个人心理的角度。这是一项迷人的研究，他研究了个人的独特性格、特质和心理与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影响。

为什么斯大林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暴君和怪物？这是由于遗传因素或者童年教养预先决定的吗？托洛茨基在从他的个人档案和许多其他渠道中精心收集了大量材料后，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汇集了托洛茨基档案馆提供的所有英语材料，并补充了从俄语翻译的其他材料。这是这本书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最完整的版本。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前夕，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具有前所未有的关联性和启发性。

1938年2月，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由纽约出版商哈珀兄弟（Harper Brothers）委托出版，1946年首次以英文出版。《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然而，他的生命在1940年8月20日被一名斯大林派刺客夺去。这本书从未写完。

当托洛茨基写这本书时，查尔斯·马拉穆斯（Charles Malamuth）正在将手稿翻译成英文。在他遇刺后，未完成的手稿被交给了马拉穆斯，不仅是为了翻译，实际上是为了编辑作品出版。

不管马拉穆斯有什么才能，这是一项他做的完全不合格的政治任务。当这本书最终出版时，新的“编辑版”包含了被编辑（他）加入的大量材料，这显然违反了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尽管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谢多娃激烈地抗议，但出版商仍保留了这些有问题的材料。

重新出版这本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新编版的主要原因是纠正这一越轨行为，并补充原本被编辑删除的材料。这个以这种更新形式重新出版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原著的项目已经进行了十多年。该版本删除了马拉穆斯总计超过一万字的政治私货，并根据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保存的未发表材料恢复了原始手稿。

这一新版是目前用所有语言发布的各版本里最完整的，包括英语或俄语版本，与旧版相比，内容增加了30%以上。它代表了迄今为止为“重建”这本书而进行的最繁杂的工作，比1946年的原版多了近十万字。马拉穆斯解释说，他只留下了前七章，“但是删除了一些重复的材料。”

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恢复了这些材料。我们没有遵循马拉穆斯的规划，而是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选择了我们自己的规划。艾伦·伍兹（Alan Woods）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编辑，以确保其最大程度的连续性，他还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俄语材料。

托洛茨基档案馆

2003年，在一次去美国的政治旅行中，我访问了波士顿，借机参观了附近大学里的托洛茨基档案馆。托洛茨基同意将这些材料送往哈佛进行安全保管。1940年7月17日，即托洛茨基遇刺前一个多月，他写道：“档案今天上午将载火车离开（前往美国）。”（文集补遗1934-40，第863页）

我对档案中包含的大量材料感到惊讶。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关于托洛茨基最后一本书——《斯大林》的材料上。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档案馆里有九个大的手稿箱，哈珀手稿（H1–H28项）里装着《斯大林》一书的所有准备材料。这些文件包括所有的原始文件、草稿、校样、剪报和手写或打印的笔记，还有一些盒子，里面有查尔斯·马拉穆斯对托洛茨基俄语原件的所有英文翻译。

《斯大林》资料集最先让你印象深刻的就是它像地质层一样整理的不同的分层，这些1917年和再之前的材料最终被用来制作本书的前半部分。这些初稿包含手写和打字文本，第二稿在完全打字、翻译后交给托洛茨基作进一步修改、编辑和润色。托洛茨基当然非常自豪地“润色”了自己的作品，并努力改进英文翻译，使其含义尽可能准确。

我第一次访问哈佛只是简单地确定了那里的情况。在随后的访问中，我请求查看有关《斯大林》的全部档案，这些档案是用一辆大手推车送到阅览室的。包含那些材料的文件存放在大型档案箱中，并在单独的文件夹中编号（bsmRuss 13.3）H1–H28。这些文件还包含所有已被翻译成英语但未在本书最终版本中使用的剪报和各种材料，包括H14–H19文件夹中的原始草稿。

查尔斯·马拉穆斯

《斯大林》的第一部分巧妙地描述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追溯了1917年革命前斯大林从神学院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到职业革命家的演变。然而，不完整的第二部分，即使在残缺不全的出版版中也包含了极为有趣的材料，但是被查尔斯·马拉穆特引入的补充内容所破坏了。这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只是一种衔接材料，而是由某些章节中的整段文字组成的，这显然与本书的政治路线不符。

当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谢多娃和托洛茨基的律师艾伯特·戈德曼（Albert Goldman）看到文本时，他们强烈反对以这种粗俗的形式出版这本书。托洛茨基的孙子埃斯特班·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也曾试图阻止这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末再次出版，但没有成功。

为什么像马拉穆斯这样的人最终能编辑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查尔斯·马拉穆斯的俄语知识当然是有作用的，他的才能在翻译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时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如我们所见，托洛茨基对这位年轻的“同情者”或者他的能力从未有深刻印象。尽管如此，托洛茨基非常需要帮助，不得不使用他所处理的材料。

1938年2月15日（托洛茨基的儿子列昂·谢多夫在巴黎被谋杀的前一天），美国出版商哈珀兄弟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份5000美元的稿酬，分期付款，撰写一部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深受儿子不幸去世的影响，对出版商的提议一点也不感兴趣。谢多夫的死对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斯大林的进一步报复行为。此外，这时托洛茨基已经开始编写另一本书，即列宁传记，其第一部分已于1934年11月完成。

但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压力下，托洛茨基最终克服了他的不情愿，接受了哈珀的建议。查尔斯·马拉穆斯曾翻译过托洛茨基的一些短文章，他又有空，因此被赋予翻译这部新委托作品的任务。马拉穆斯在一封信中写道：“《斯大林》肯定会成为我翻译工作的里程碑。”显然，他对如此诱人的提议感到高兴。托洛茨基自然并不完全相信他，但由于缺乏可用的俄语翻译，他几乎别无选择。此外，他也得到了他可以在出版前亲自监督和签署所有翻译的承诺，因此还是同意了。

工作开始——和问题

1938年4月初，关于《斯大林》的工作正式开始了。4月26日，托洛茨基写信给萨拉·韦伯（Sara Weber），说他“正在写关于斯大林的书”，但是遇到了一个希望她能帮助解决的问题。“在每一页上我都要面对地理、历史、时间线、传记等数据的研究”，所以他问，“难道纽约找不到一本（俄罗斯）革命前出的旧百科全书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我的工作每一步都会受到阻碍。”

几个月内，马拉穆斯收到了第一章“家庭与学校”的俄语手稿。事情似乎进展得很快。第二、三章分别于8月16日、9月12日邮寄给马拉穆斯。但由于各种干扰，后续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在年末之前，哈珀拒绝向托洛茨基预付钱款，理由是他在交付部分手稿时速度太慢。

这本书的工作还出现了其他问题。在没有征得托洛茨基许可的情况下，马拉穆斯擅自将手稿展示给了第三方，即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他们是美国SWP【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译者注】的少数派领导人，反对托洛茨基对苏联性质的分析。当托洛茨基发现这件事时非常愤怒，他认为这件事有违信任。托洛茨基向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抱怨说：

“接着，他（马拉穆斯）不顾我的一切警告，擅自对我的手稿做出了应受谴责的轻率行为。我对此抗议。他的基本义务应该是为自己的错误道歉，然后一切会再恢复正常。我还发现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同志在与他讨论手稿的水准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没有问我是否同意他将手稿交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同志主动解释，他们和马拉穆斯一起犯了一些不适宜的行为，最好是承认这一点，然后就这样吧。”

在这封信中，托洛茨基直言不讳地总结道：“马拉穆斯似乎至少有三种特质：他不懂俄语；他不懂英语；他非常妄自尊大。我不觉得他是最好的翻译人选……”（文集补遗1934-40，第830页，我圈的重点——RS）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托洛茨基表现出对马拉穆斯自大的敏锐察觉，这在随后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可是因为别无选择，他只能继续使用马拉穆斯的服务。

托洛茨基对这种轻率行为的愤怒反映了他对安全问题，以及《斯大林》手稿可能落入敌手的深切担忧。这在当时是种非常现实的危险。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进行了生死攸关的斗争。斯大林一直纠缠着托洛茨基，决心让他闭嘴。因此，他命令他的秘密警察们——GPU——渗透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进行最大程度的破坏。

斯大林派特工已经设法放火烧了他在普林基波的家，他的一些书信和文件在那里被毁。托洛茨基在1936年10月10日写道：“GPU将会尽它的一切手段来得到我的档案”。（文集，1935-6年，第440页）。一个月后，他委托给荷兰社会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在巴黎遭到洗劫，某些文件被盗。托洛茨基表示：“为了让我在诽谤面前无能为力，GPU正试图通过偷盗、入室行窃或暗杀的方式获取我的档案。”（同上，第462页）

斯大林主义特工马克·兹博罗夫斯基（Mark Zborowski）在法国渗透进了运动中，并逐渐获得了列昂·谢多夫的信任。讲俄语的人供不应求，运动又急需援助，最终，他来到巴黎协助编辑《反对派公报》。兹博罗夫斯基的党名是“艾蒂安”，很快他就可以查看装有谢多夫和托洛茨基来往书信的安全盒。利用自己的职位，他定期向苏联情报部门传递有关托洛茨基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被转交给斯大林本人。正是兹博罗夫斯基确保了托洛茨基著作的副本在出版之前就被放在了斯大林的桌子上。斯大林阅读了每一期《反对派公报》，特别注意上面关于他自己的文章。【兹博罗夫斯基曾先后计划杀害了谢多夫在内的多个托派人员。叛逃的NKVD成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曾给托洛茨基写匿名信揭发此人，但由于兹博罗夫斯基的渗透非常成功，在其他同志的辩护下，托洛茨基认为这封信只是NKVD的挑唆。——录入者注】

托洛茨基担心斯大林的特工会通过入室盗窃或其他类似手段试图窃取或销毁手稿，为此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来保证它们的安全。这些担心是有根据的。当斯大林得知托洛茨基的新作品时，他非常愤怒，并准备竭尽全力阻止其出版。

整个1939年，托洛茨基一直在写《斯大林》，但他面临着进一步的干扰，尤其是需要在5月离开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家，处理里维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决裂，然后是关于他年幼的孙子席尔瓦（埃斯特班·沃尔科夫）监护权的法律纠纷。席尔瓦将于1939年8月6日离开欧洲，与托洛茨基和娜塔莉亚一起住在墨西哥城。

托洛茨基遇刺

到1940年4月，托洛茨基第一次遭到暗杀时，这本书已经完成一半了（到1917年），其余部分处于不同的完成阶段。这本书此时被搁置了，托洛茨基的时间完全牵扯在袭击调查所需的法律处理和墨西哥法院上。托洛茨基还不得不回应来自墨西哥和国外斯大林派报纸的接二连三的谎言和诽谤，因为他们加强了舆论攻势。

到8月20日托洛茨基遇刺时，这本书依然只完成了一半，大量材料仍处于不同准备状态的草稿中。他检查完成了前六章的英文翻译，但没有机会检查第七章。

关于《斯大林》一书，流传着许多谣言，主要是来自查尔斯·马拉穆斯本人的。马拉穆斯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八月的袭击中，《斯大林》的一些手稿被血溅，有些被彻底毁掉。他在《斯大林》的前言中重复了这个故事：“在托洛茨基遇害时，他有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正放在书房里，由许多张纸首尾相连地粘贴而成，串成极长的条状。在他与刺客搏斗的过程中，手稿的某些部分不仅溅满血迹，而且毁坏无遗。”

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一说法。我检查了《斯大林》原始材料的每一页，包括首尾相连的长条，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血迹或其他任何东西可以作为证据支持他这个荒谬故事，看不到任何损坏。警方拍摄的托洛茨基遇刺后书房的照片显示，一些报纸在他们搏斗之后散落在地板上，但没有任何“血溅的长条校样稿”的迹象。显然，查尔斯·马拉穆斯编造这个故事是为了将整件事戏剧化，从而提升他自己在“拯救”托洛茨基手稿时的作用。这并不是他肆无忌惮行为的唯一例子。

托洛茨基死后，拥有这本书版权的美国出版商让马拉穆斯不仅负责翻译，还负责“编辑”这最后的著作。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在作者去世后为挽救这本书而做的商业考量。至于托洛茨基本人的观点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马拉穆斯的歪曲

马拉穆斯在接触到托洛茨基未完成的手稿后，就立即着手翻译。马拉穆斯使用的方法似乎是将几页俄语原文口头翻译给一个英文打字员。这可以从打字稿中大量拼写错误的俄语名字中看出。马拉穆斯随后仔细阅读了这个第一版，对翻译进行了改正。

从这一刻开始，马拉穆斯，现在是托洛茨基《斯大林》一书的译者和编辑，将决定书中的内容增减，他也可以自由地添加自己的评注作为衔接材料。马拉穆斯在他的编辑笔记中表示：“关于手稿未完成部分的编辑方式是，除了重复和完全无关的材料外，完全出版托洛茨基的原文。”，“在这种情况下，编辑的大量插入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有八页的正文由“作者笔记的部分（但是）由编辑总结”组成。

马拉穆斯利用这个编辑的职位，在书的部分内容中引入了他自己的政治议论，在括号中进行了大量的插入。这些未经授权的内容是对托洛茨基政治立场的歪曲和误导，违背了这本书的整个政治精神。它们把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直接违背了托洛茨基的立场，他在斯大林传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要说明这些“插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只需看看本书初版的第十一章“从默默无闻到三巨头统治”就足够了。在本章的大约1200行文字中，62%是马拉穆斯写的，只有38%是托洛茨基写的。直到马拉穆斯写了七页半之后，才有一个托洛茨基写的词。所有这一切在编辑笔记中都被简单地当作“说明”，对“流畅和清晰”至关重要！

这种政治私货导致了马拉穆斯和娜塔莉亚·谢多娃之间的激烈交锋。在看到这本书的最终校样后，娜塔莉亚和托洛茨基的律师阿尔伯特·戈德曼极力反对书中的内容。在托洛茨基档案的书信中有一整部分都是娜塔莉亚和阿尔伯特·戈德曼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的愤慨体现在对校样的严厉谴责中：“错误，完全错误……应该使用托洛茨基自己的完整的结尾。而不是‘编辑过的’活的副本。”“不可接受的历史修正！”“不可接受”，“对历史事件的错误修正。”等等。

托洛茨基的遗孀反对“译者对作者权利所犯下的闻所未闻的破坏行为”。她继续坚持“一切由马拉穆斯先生写出的内容都必须从书中删除。”“作为一种让步”，他们写道，“我们可以同意加入【其他】L.D.自己的文本——前提是它首先将由我们与原件进行核对。”然后他们把马拉穆斯的说明页都划掉了。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所有未经授权的评论都保留在了出版本中。[哈佛大学，文件夹bM3 Russ 13.3–H12（1of2）]。

于是娜塔莉亚采取法律诉讼手段阻止出版，但是案子败诉了。当这本书终于推出时，马拉穆斯无耻地宣布，这本书的出版“既没有经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审查，也没有经过斯大林主义者的审查”！《斯大林》计划于1941年出版。但当这本书正在印刷并分发给批发商时，美国政府从中干预，停止了出版。因为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罗斯福不想惹恼他的新盟友——约瑟夫·斯大林。

“这本书（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由出版商哈珀兄弟出版社印刷，但在1941年底正式发售前被他们撤回了”，“隆巴德女士说：出版商给出了撤回的理由：‘担心作品对国际关系的不利影响’……”拉福莱特的《进步》报1944年5月1日版的特稿记者弗兰克·C·哈尼根写道。

《华盛顿明星晚报》记者海伦·隆巴德女士揭露了对这本书的压制行为。

弗兰克·哈尼根解释道：“一名国会议员被要求不要让这本书从他手中离开，也不能允许任何其他人对其进行审查……国务院官员非正式地建议，引用这本书的任何内容都会损害美苏关系…”。（转载自英国《社会主义呼吁》（Socialist Appeal），1944年8月）。

直到1946年，在英美两国与斯大林闹翻以后，这本书才出版了。不出所料，《斯大林》的出版激起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愤怒。他们曾为这本书被压制而欢呼，他们还希望这将是永久性的。但时代变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愤怒是无法压抑的。

五年前，为了避免让斯大林难堪，这本书被撤回了，而现在它被视为一根有用的棍棒，可以用来攻击斯大林。马拉穆斯的插入内容正好提供了必要的“调整”，使托洛茨基的工作成果成为了一个不仅用来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且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武器。就哈珀兄弟而言，他们热衷于从延迟出版中赚钱。这整个过程的特点是各方最明目张胆的自私自利：出版商、马拉穆斯和美国政府都图谋为自身目的滥用这本书。唯一噤声的是作者本人，列昂·托洛茨基的声音。

马拉穆斯的遗漏

当《斯大林》最终出版时，书中遗漏了大量材料，虽然马拉穆斯翻译了这些材料，但他认为它们是“多余”的。

因此，在尽可能恢复托洛茨基的原文方面（尽管尚未完成），显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一项任务是消除马拉穆斯的政治私货。在档案中，我们再次浏览了文本，以找出差异和遗漏。幸运的是，大部分缺失的材料都被编号了，经过大量的调查工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原文结合。

在2005年访问档案馆时，我们以缩微胶片的形式购买了缺失材料的副本。在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托洛茨基收藏馆的菲利普·华莱士的协助下，用缩微胶片制作了图片复印件。然后，这些副本被精心打印出来，上面包括所有的更改、注释和删除。

这种为爱进行的劳动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当它完成后，我们就可以经过仔细的工作拼凑出原始版本作品（尽管它仍是未完成状态），并将书中所有缺失的部分拼凑在一起。由于波士顿的史蒂夫·艾弗森的帮助，我们最初错过的任何小缺漏都得以修复，他代表我们访问了档案馆。

从我们最初获得必要的材料到准备正式出版新编版，经过十多年。我们受益于一支热爱这项工作的团队，他们在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此全职工作的情况下，牺牲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确保这一重要项目的成功。第一项任务是以一种可以传到计算机上的方式复制缺失的材料，因为原件的状态太差，无法扫描。这项繁重的任务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由海泽尔·布鲁克肖完成，他独自艰难地破译了所有的复印件，并将它们打印成了可用的文字文件。

最复杂和耗时的任务是找到最合适的地方插入新材料。这实际上涉及到对文本进行彻底的重新设计，这项工作进展缓慢，让人头疼。这是艾伦·伍兹的任务，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和俄语知识，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项重要但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工作。由于发现了英语和俄语的新材料，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复杂。其他不适宜的材料必须放在最合适的位置和政治语境下。

我们还要感谢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托洛茨基主义传统档案馆的菲利普·华莱士在复制缩微胶片方面的帮助。我们必须感谢海泽尔·布鲁克肖把复印件打出来，后来又校对了完整的文本。我们也感谢Ana Munoz在打字和校对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校对Julian Sharpe、Sion Reynolds、Phil Sharpe和Henry Gray的校对。我们必须特别提到John Roberts，他在进一步的校对、脚注、建议和监督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我们还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Thomas Ford和其他图书馆员的帮助和支持。最后感谢Timur Dautov在俄语翻译方面的帮助。

在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终于实现了托洛茨基遗孀娜塔莉亚·谢多娃的愿望，从文本中删除了马拉穆斯的所有痕迹。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我们热切希望，在清除早先的扭曲后，我们决定重新出版的托洛茨基的这部重要作品，将有助于使他的这最后一部作品在20世纪的政治文学中恢复它应有的荣誉地位。

发表于《捍卫马克思主义》【IMT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