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简编(一)
中国美术史简编
贺西林 赵力 编著
目录
第一章.史前美术
第一节.旧石器时代美术
一.美术的起源
二.美术的早期形态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雕塑
一.陶塑
二.泥塑
三.石雕
四.玉雕
五.骨牙雕
第三节.新石器时代绘画
一.彩陶装饰画
二.壁画与地画
三.岩画
第四节.新石器时代工艺
一.陶器
二.石器与玉器
三.其他工艺
第五节.新石器时代建筑
第二章.夏商周美术
第一节.青铜器
一.先秦青铜器概说
二.二里头文化青铜器
三.商代青铜器
四.西周青铜器
五.春秋战国青铜器
第二节.雕塑
一.青铜雕塑
二.石雕
三.玉雕
四.陶塑
五.漆木雕
第三节.绘画
一.壁画
二.帛画
三.漆画
第四节.书法
第五节.工艺
一.陶瓷器
二.玉器
三.漆器
四.其他工艺
第六节.建筑
第三章.秦汉美术
第一节.雕塑
一.陶塑
二.石雕
三.玉雕
四.青铜雕塑
五.木雕
第二节.绘画
一.帛画
二.宫殿壁画
三.墓室壁画
四.装饰画
第三节.画像石与画像砖
一.画像石
二.画像砖
第四节.书法
一.秦代书法
二.汉代书法
第五节.工艺
一.青铜器
二.陶瓷器
三.玉器
四.漆器
五.织绣
六.金银器
第六节.建筑
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
第一节.绘画
一.墓室壁画
二.石窟壁画
三.漆画
四.画家与传世作品
五.画史画论
第二节.雕塑
一.陵墓雕塑
二.石窟雕塑
三.寺院雕塑
第三节.画像砖与画像石
一.画像砖
二.画像石
第四节.书法
一.三国两晋书法
二.东晋书法
三.南北朝书法
第五节.工艺
一.瓷器
二.织绣
三.其他工艺品
第六节.建筑
第五章.隋唐五代美术
第一节.绘画
一.墓室壁画
二.石窟壁画
三.寺观壁画
四.版画
五.隋唐画家与传世作品
六.五代画家与传世作品
七.画史画论
第二节.雕塑
一.陵墓雕塑
二.石窟雕塑
三.寺观雕塑
第三节.画像石与画像砖
一.隋代画像石
二.唐代画像石
三.五代画像石与画像砖
第四节.书法
一.隋代书法
二.唐代书法
三.五代书法
第五节.工艺
一.陶瓷
二.金银器
三.织绣
四.其他工艺
第六节.建筑
第六章.宋辽金元美术
第一节.绘画
一.画家与传世作品
二.壁画与版画
三.画学论著
第二节.书法
一.宋代书法
二.辽金元书法
第三节.建筑与雕塑
一.建筑
二.雕塑
第四节.工艺美术
一.陶瓷工艺
二.织染工艺
三.漆器工艺
四.牙玉工艺
五.金属工艺
六.其他工艺
第七章.明清美术
第一节.绘画
一.画家、画派与传世作品
二.壁画、版画、年画
三.画学论著
第二节.书法
一.明代书法
二.清代书法
第三节.建筑与雕塑
一.建筑
二.雕塑
第四节.工艺美术
一.陶瓷
二.织绣印染
三.漆器、玉器与金属工艺
四.家具与其他
第八章.近现代美术
第一节.中国画
一.“海派”前期与广东”二居"
二.民国初年的中国画
三.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画
第二节.西画
一.西画东渐
二.留学生与西画引入
三.新兴的美术教育
第三节.版画、连环画、漫画及年画
一.美术出版物的出现与早期连环画、漫画的创作
二.月份牌画与商业广告画
三.新兴版画运动与讽剌漫画
第四节.美术领域的思想论争
一.“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画革新的舆论及其论争
二.西画领域的两次论战
第五节.书法
第六节.建筑
第七节.雕塑与工艺美术
一.雕塑
二.工艺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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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分论
第一章.史前美术
第二章.夏商周美术
第三章.秦汉美术
第四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美术
第五章.隋唐五代美术
第六章.宋辽金元美术
第七章.明清美术
第八章.近现代美术
第二版 后记
第一章.史前美术
人类的历史可上溯到300万年以前，学术界把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为史前时代，亦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即打制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为磨制石器和陶器并用时代。
中国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180万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丰富，考古学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典型遗址有山西芮城西侯度人遗址(距今约180万年)、云南禄丰元谋人遗址(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人遗址(距今约80-75万年)、北京人遗址(距今约70-23万年)等；中期的重要遗址有陕西大荔人遗址(距今约23-18万年)、山西襄汾丁村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阳高许家窑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距今2-1万年的晚期遗址主要有山西朔县峙峪遗址、沁水下川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等。
旧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在石质工具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形式的规律，并由此发现了其中美的要素。因此可以认为作为工具的打制石器，既发韧了人工制品的端绪，也开启了造型艺术的先河，并且成为当时美术最主要的表现形态。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脱离了物质生产或实用目的的装饰物件和刻画制品才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广泛、遗存丰富、序列完整、特色鲜明。代表性文化有：黄河中游的磁山文化(前6400年-前5400年)、裴李岗文化(前5500年-前4900年)、仰韶文化(前5000年-前3000年)，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前4300年-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900年-前2000年)，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前3300年-前2050年)，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前5000年-前3300年)、良渚文化(前3300年-前2200年)，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前4400年-前3300年)、屈家岭文化(前3000年-前2600年)，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前3500年前后)等。
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改进石质工具的同时，又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广泛使用带动了整个造型艺术的发展，尤其促进了工艺装饰性美术的繁荣。在彩陶、陶塑、玉石雕刻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泥塑、地画、壁画、岩画、骨牙和髹漆工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此外，还出现了作为文字雏形的刻画符号。实用与装饰并重、工艺与造型结合是这个时代美术最突出和鲜明的特征。
第一节.旧石器时代美术
一.美术的起源
审美发生和造型艺术起源涉及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美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深奥的学术课题。围绕这一研究课题，学术界出现了诸如模仿说、游戏说、情感说、巫术说、劳动说等多种理论学说。这些学说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审美发生和造型艺术的起源做出了各自的解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综合上述学说并结合中国旧石器时代造型艺术发生、发展的具体实践看，审美发生和造型艺术起源虽然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劳动是其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动因，人类的劳动实践，尤其是制造和使用石质工具的实践在审美发生和造型艺术起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劳动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劳动不仅维持着人类的生存，也改变着人类的生理和思维。早期人类对天然石块所进行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创制和加工，是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物质生产的产物，因此，最初人们对规整、对称、匀称等形式要素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一种功利目的和具体实践要求基础上的。随着制造、加工和使用工具之实践的逐步深化以及形式感知经验的不断积累，经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人类才逐渐认识和掌握了形式的规律，并由此萌发了美的意识。从此，作为劳动工具的石器被部分地打上了美的烙印。
因此，劳动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而作为劳动工具的石器则开启了人类的审美意识，成为造型艺术的端绪。
二.美术的早期形态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美术主要体现在作为工具的石器造型上，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了少量装饰物和刻纹制品，尚未发现像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小型雕塑和大型洞窟壁画。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的打制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石球、石镞、石刀、石锯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主要是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其造型简陋粗糙，制作手法单一。进入中期以后，石器的种类略有增加，出现了三棱尖状器和石球，打制水平明显提高。丁村人遗址的三棱大尖状器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石器，不仅外形规整，而且体现出造型中的对称原则。许家窑人遗址的石球，造型圆滚、轮廓匀称，形式感同样很强。到了晚期，石器中又增加了石镞、石刀和石锯等。峙峪遗址和下川遗址的石镞、石刀、石锯以及三棱小尖状器，造型很规整，加工亦较精细，不仅体现出一定的形式规律，还透出一种朦胧的美感。
除了作为工具的石器，旧石器时代晚期还出现了少量独立于生产劳动之外，专门用于美化自身或其他目的的装饰物和刻纹制品。如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驼鸟蛋壳穿孔饰件，峙峪遗址出土的钻空石墨饰件，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出土的穿孔贝壳、钻空石珠、驼鸟蛋壳和鸟骨制品，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穿孔兽牙、刻沟骨管、石珠、石坠以及鱼骨、海蚶壳等饰件。除上述饰件之外，峙峪遗址还出土一件刻纹兽骨，河北兴隆出土一件刻纹鹿角。峙峪遗址出土的兽骨长约8厘米，宽约3厘米，其上有刻画痕迹。兴隆出土的鹿角，残长12.4厘米，其上刻画着由直线、斜线、弧线、曲线构成的三组纹样，并且涂有红色。旧石器时代晚期装饰物和刻纹制品的出现，标志着造型艺术从生产工具中的解放，是人类美术实践第一次质的飞跃。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雕塑
一.陶塑
新石器时代陶塑最为丰富，分器物局部装饰雕塑、拟形器、小型独立圆雕三大类。
陶器局部装饰雕塑最为常见。陕西华县柳子镇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鸮首形陶器盖，就是一件以动物形象作为陶器局部装饰的雕塑。该器盖整体塑成鸮首状，鸮的眼、喙用堆塑法表现，羽毛和眼圈则用锥刺法刻画，造型逼真，质感强烈，很好地表现出了鸮的机警神态。其中最为巧妙的处理是，把凸起的鸮喙用作了器物的盖钮。以人物形象作为器物局部装饰的雕塑也不少，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即是其中一例。该瓶瓶口塑成人首状，瓶身装饰弧线三角和斜线图案，陶塑人头与瓶身图案浑然一体，宛若一位身着花袄的美丽少女。陕西扶风姜西村出土的人面浮雕塑造的是一位老年男子形象，鼻梁高隆，嘴巴上翘，眼角下撇呈八字形，显示出一脸无奈的神情，造型粗放夸张。
陶塑拟形器亦较多见。陕西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鸮鼎就是一件典型的陶塑拟形器，鼎整体被塑造成一只大鸮，鸮身为鼎腹，鸮的两足和后垂的尾巴形成鼎的三足，鸮首从鼎沿部位伸出，尖喙鼓目，目光逼人。鼎的造型简括，稳重厚实，体量感很强，散发着一股狞厉之气。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狗形陶鬹和两件猪形陶鬹也非常精彩。狗形陶鬹整体造型为一只躯体肥硕、四肢粗壮的狗，狗作昂首吠叫状。其动态神情把握准确，并且狗的尾巴还被巧妙地处理成了桥形鋬手。此外，江苏吴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水鸟形器也很有特色。
独立圆雕见者不多。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虽然体积很小，但轮廓大貌、形体特征把握相当准确。此外，湖北天门邓家湾屈家岭文化遗址出的一组包括象、狗、鸡、龟等动物在内的小型群塑也颇具意趣。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孕妇像，腹部隆起，性特征明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殖崇拜观念，是先民们祈求自身繁衍的一种象征。
二.泥塑
新石器时代的泥塑较罕见。20世纪80年代，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发现了一些泥塑残块，可辨认出的有龙、鸟残躯以及人的腿、手、耳、乳房等残块。以其大小比例推断，其中最大的塑像可达真人的三倍，亦有两倍于真人或与真人等大的作品。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比较完整的泥塑女神头像，其与真人头等大，可能是全身像的头部。塑像方圆脸，颠骨突出，平鼻阔嘴，眼角高挑，眼窝内嵌圆形玉片，目光深邃，颇具神秘感。这些塑像可能与原始巫术或信仰有关，反映了人类物质生产与自身生产的两大主题，有学者认为是生殖女神或丰收女神像。
三.石雕
新石器时代的石雕相对较少。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一件小型圆雕石像，雕造粗糙，形象稚拙。甘肃永昌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两件小型坠饰，上均有浮雕人面像，装饰性较强。20世纪80年代，河北深平后台子红山文化遗址发现8件石雕，高度为9.5厘米-34厘米不等，除1件人兽合体形象外，其余7件均为裸体孕妇圆雕像。孕妇饱满丰肥，腹部隆起，乳房凸出，性特征非常明确。其内涵和功能当与辽宁东山嘴和牛河梁红山文化中的裸体孕妇陶塑一致，是史前先民生殖崇拜的反映。1998年，湖北种归东门头城背溪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灰色砂岩石刻，其上以阴线刻画一立人，身长腿短，五官清晰，造型简练。人头上方刻一轮带有芒纹的太阳，腰部两侧还刻有4个圆形。该石刻的时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所刻“太阳人“图像可能与史前日崇拜有关。
四.玉雕
玉石雕刻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获得长足发展，其成就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安徽凌家滩聚落遗址出土的玉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红山文化玉雕以圆雕居多，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玉龙。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历年来发现不少红山文化玉龙，造型相似，短耳、圆目、平吻，身体蜷曲，呈C形。其中最精彩的一件作品是发现于内蒙古翁牛特旗的碧玉龙，作品完整无缺，龙的造型呈蜷曲状，吻部前突，背上长鬣，玉质光洁润泽，轮廓简洁明快，雕工精美细腻。红山文化玉龙的出土，为探寻龙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线索。此外，辽宁喀左、阜新等地发现的一些小玉鹰和玉龟也很别致。其中玉鹰造型多为正面，身体居中，双翼从两侧展开，羽翅用浅浮雕或阴线表现，手法简洁概括，形象庄重威严。
良渚文化的玉雕十分发达，作品亦特别丰富，包括独立圆雕、透雕以及用浮雕和线刻装饰的器具，其中最具特色的器物首推玉琮。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是一件以浮雕和线刻为装饰的精美玉雕，扁方柱体，中有圆孔，整体造型内圆外方。器表有规律地雕刻着16组神兽复合图像，每组图像上部为一头戴羽冠的神，下面是双目圆睁、大鼻阔嘴的怪兽。器物造型周正，图像诡秘，层次分明，雕刻精细。此外，反山墓地出土的雕刻有神兽复合图像的”钺王”、瑶山墓地出土的神兽复合体透雕牌饰亦为良渚文化玉器之精品。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用途和功能，学术界目前仍存争议。有学者推测其是祭祀用器，并认为上面雕刻的神兽复合图像具有族徽性质，可能是巫师御神兽形象，图像具有沟通天地的象征意义。
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发现一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遗址，出土了数件玉雕作品，风格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雕不同，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其中一件小玉鹰的造型尤其别致，鹰的身体作正面状，高昂的头侧向一面，翅膀完全展开，翅端又似乎被装饰成了动物头。腹部中央雕刻一组凹入的同心圆，两圆之间刻八角纹。还有一件玉雕人像也非常精彩，人呈半踞半立状，显得身长腿短，腰部和两臂均刻有装饰纹样，面部五官刻画匀称清晰。雕像通体打磨光滑，雕工精细，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史前人像雕刻精品。
五.骨牙雕
新石器时代，骨雕、牙雕均已出现。代表性作品有陕西西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型骨雕人头像、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蝶形器、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面纹象牙雕刻器。河姆渡的双鸟朝阳纹蝶形器，中间阴线雕刻带有火焰的同心圆纹，两侧各有一只鸟，两鸟昂首相望，纹样简洁明快。福泉山的兽面纹象牙雕刻器是目前发现最大的一件牙雕作品，残高42.2厘米，表面刻有一组细密的兽面纹。
第三节.新时期时代绘画
一.彩陶装饰画
彩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器物上的装饰绘画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的绘画表现形式。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彩陶工艺繁荣发达，其中仰韶文化彩陶和马家窑文化彩陶成就非凡、独具特色。
一.仰韶文化彩陶装饰绘画
在仰韶文化中，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装饰绘画最富特色。
半坡类型彩陶，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作品最为丰富，并最具代表性。器物造型多为圆底和平底盆，装饰图案绘于器表显眼部位或器物内部。图案以黑彩为主，偶见红彩，常见纹样有宽带纹、三角纹、斜线纹、波折纹、鹿纹、鱼纹、人面鱼纹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变形鱼纹和人面鱼纹图案。鱼纹是半坡类型彩陶装饰中最重要的母题，图案丰富，构思巧妙，序列完整，不仅展现了早期图绘艺术的构思理念和造型模式，而且还传达出史前巫术、信仰方面的某些信息。
西安半坡出土的一件人面鱼纹彩陶盆，所绘图像非常奇妙诡秘。盆内壁绘有两个人鱼复合纹样，人面圆形，头戴尖冠，耳朵的位置绘有两尾鱼，嘴里衔着两尾鱼。两个人面之间还绘有两尾鱼。人面装饰性较强，其含义难以明辨，有图腾符号说、祈求鱼猎丰产说、生殖繁衍象征说等不同见解。
庙底沟类型彩陶，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作品最具典型性。器物以盆、钵为主，多用黑彩绘制，兼用少量红彩，纹样全部绘于器物表面，未见内壁施彩者。装饰纹样有几何纹和动物纹，其中以曲线、圆点、弧边三角纹构成的花瓣图案和鸟纹最富特色。纹样线条圆润，黑白分明、虚实相间，处理手法极为恰当合理。庙底沟类型彩陶上出现的大最花瓣图案，似乎表明它很可能是当地氏族部落的一种图腾符号。不仅于此，还有学者进一步推测，华族的形成当与庙底沟文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在庙底沟彩陶装饰中，除鸟纹和花瓣图案外，亦发现个别绘画性较强的作品，如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鹤鱼石斧彩陶缸即是这种作品的代表。陶缸表面绘有一只大鹤，鹤嘴里衔着一尾鱼，旁边还绘有一把巨大的石斧，斧上装饰有"X"纹。鹤粗腿硕身、大眼长喙，身躯涂白色，眼睛用褐色勾绘；鱼和斧用褐色画出轮廓，内涂白色。图像衬托在淡橙色的缸体底色上，非常醒目。其图像含义不明，目前主要有两种推测意见，一种认为它是当时鱼猎经济生活的反映；一种认为它是以鹤和鱼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间战争结果的见证，意在纪念死者的功业。
二.马家窑文化彩陶装饰绘画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延续和蜕变，其上承庙底沟类型，依次分石岭下型、马家窑型、半山型和马厂型四个类型。
石岭下型彩陶有罐、壶、瓶等，器形比较单纯。其装饰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类似，纹样主要有简化鸟纹、弧线纹等，构图疏朗，风格简洁明快，具有明显的庙底沟遗风。此后相继出现的马家窑型、半山型和马厂型三个类型中，器形增多，出现了双耳罐、缸、瓮等体积较大的器物，造型也有明显变化。装饰纹样多以黑彩绘制，常见有旋涡纹、波浪纹、波折纹、圆圈纹、同心圆纹、网格纹、锯齿纹、米字纹、蛙纹以及人物形象等。后三个类型的彩陶在器形和装饰纹样上虽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面貌类似。其共同特点可概括为：装饰面大，构图繁密，纹样灵动，色彩热烈。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盆内壁一圈绘有三组舞蹈纹，每组5人，共15人。舞者手牵手，朝向一致，头上皆梳发辫。人物造型为剪影式，初具绘画特征。
二.壁画与地画
壁画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创造之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的壁画残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壁画，残片上有用赭、红、黄、白等色绘制的三角纹和勾连纹。
1982年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一处居址地面上发现一幅绘画，长约120厘米，宽110厘米，用黑彩绘制，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其内容和寓意，目前众说纷纭，有狩猎、丧葬、巫术、交合等不同见解。
三.岩画
雕刻、图绘在室外崖壁或岩石上的绘画统称岩画。岩画分布于世界各地，有人类活动的地区，大多都有岩画的存在，它是人类早期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中国境内岩画遗存丰富，分布广泛，从西北阿尔泰山、天山到东南沿海、宝岛台湾，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皆有岩画。成规模的岩画主要分布在新疆阿尔泰山、天山、甘肃祁连山、黑山、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云南沧源、广西左江、江苏连云港等地。岩画的创作时间从史前一直延续到近古。
中国岩画大致可分为三大系统，即北方系统、西南系统、东南系统。岩画的题材内容大多与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巫术活动密切相关。北方岩画以狩猎和动物题材为主，也有部分战斗或生殖图像；西南岩画中，人物活动场面较多，有狩猎、战斗以及巫术仪式等；东南岩画则主要是几何图形和抽象符号。北方岩画、东南岩画多凿刻而成，西南岩画主要用赤铁粉绘制。北方岩画的年代相对较早，而南方的则晚一些。岩画刻绘随意，造型简约，风格质朴率真。值得注意的是，岩画的断代极其困难，可供直接断代的依据微乎其微。因此，究竟哪些作品是石器时代的遗存，目前仍有待深入研究。
第四节.新石器时代工艺
一.陶器
陶器以黏土作坯，经800-1000"C左右高温烧制而成。它是人类最早改变物质形态的一种创造，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磨制石器一并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标志。陶器的出现不仅提升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工艺美术的发展。中国制陶工艺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目前所见最早的陶器残片出自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距今约1万年。制陶工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步入繁荣，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体现了那个时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新石器时代陶器有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其中泥质和泥质夹砂红陶数量最多。器物种类有炊食器、饮食器、盛物器、汲水器，常见有盆、罐、碗、钵、杯、壶、瓶、缸、瓮等。制作工艺有捏塑法、泥条盘筑法和轮制法。除大量素陶外，还出现了彩陶和印纹陶，彩陶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印纹陶多集中于华南。
就烧制工艺和装饰手法而言，彩陶成就最突出，黑陶次之。所谓彩陶是指以天然矿物颜料在打磨光滑的泥坯上进行彩绘，经入窑烧制后，在橙红色器底上呈现出黑、红、白等装饰纹样的陶器。器表常见装饰纹样有斜线纹、弧线纹、波折纹、三角纹、圆点纹、条带纹、网纹、圆圈纹以及少量动植物纹样和人物图像。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工艺最为发达。黑陶是指泥坯在入窑烧制的最后阶段，从窑顶注水熄灭木炭，经烟熏渗碳后形成的陶器。黑陶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烧制工艺和器物造型上，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工艺特别发达，其高足杯胎壁薄如蛋壳，器表黑亮光洁，造型优美典雅。
二.石器与玉器
磨制技术的出现首先表现在对石质工具的制造和加工上，经过打磨的石质工具造型规整、表面平滑，不仅方便使用，而且美观大方。河北邯郸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与磨棒、南京北阴阳营文化遗址出土的七孔石刀、上海青浦秘泽文化遗址出土的环形石斧等都是新石器时代典型的磨制石器。在加工石质工具的同时，人们还制作了一些石环、石珠、石坠等装饰品。
磨制石器的出现，直接影响和带动了玉器制造。内蒙古赤峰兴龙洼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临朐朱封龙山文化、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浙江余杭瑶山和反山良渚文化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等遗址皆有大量玉器出土，包括工具、装饰品和礼器，主要有斧、刀、锛、锥、珠、管、坠、镯、箍、佩、笲、玦、璜、璧、琮、钺以及动物和人物雕刻。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东北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工艺最为发达。
三.其他工艺
除上述工艺外，骨牙、髹漆、竹编、丝麻工艺在新石器时代亦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骨管和透雕象牙梳、江苏金坛三星村出土的刻纹骨板、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数件象牙器皆为这一时期骨牙雕刻工艺的代表作。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胎圈足漆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漆器。余杭瑶山良渚文化墓地也曾出土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可见，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髹漆工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萌生。浙江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竹编制品残片，初步辨认有萝、篮、簸箕、席、绳等，编织纹样可见十字纹、人字纹、菱形纹，做工非常细致。同样，在钱山漾遗址还出土有麻布残片、残绢片、丝带、丝线等丝麻织品。其中麻布残片，采用平纹织，密度较高。残绢片的密度也很高，经纬线每平方厘米达48根。由此可见，中国的纺织工艺亦开创于新石器时代，源远流长。
第五节.新石器时代建筑
中国建筑大约萌生于距今7000-6000年前，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建筑遗址主要有两类，一是木骨泥墙建筑，即建筑主体以木质材料为框架，然后于四周扎结枝条，再在扎结的枝条上涂泥；二是干栏式建筑，即建筑主体全部采用木质材料建构，空间布局分上下两层，下层架空，上层居住。
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的建筑从最初的穴居，逐渐发展为半穴居和地面建筑。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中的房屋基本上都是木骨泥墙结构的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干栏式建筑流行于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保存多处干栏式建筑遗迹，并见有木质榫卯构件，表明木构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此外，半坡、姜寨遗址中的建筑布局还显示出了最早的聚落规划意识。
第二章.夏商周美术
夏商周跨越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时期。公元前21世纪中国步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造型艺术的进步。随着物质生产的日新月异，包含在一般青铜器制造中的青铜工艺在先秦时代取得了辉煌成就。此外，陶瓷、玉石、髹漆、织绣、金银、象牙等工艺亦获得长足发展。以青铜器为大宗的各类工艺美术的繁荣，导致了装饰之风的兴起，从而拉动了装饰雕塑和装饰绘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独立雕塑和独立绘画的兴起。夏商周处于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而文明社会的核心标志则是文字，随着文字在先秦时代的创造和使用，人们逐渐发现和掌握了书写中的形式规律和美的要素，于是诞生了书法艺术。作为文明社会标志之一的由宫殿、庙宇等建筑构成的城市的出现，初步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石，开创了后世城市规划的先河。
第一节.青铜器
一.先秦青铜器概说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铜制品多系天然或经初步冶炼的纯铜制品，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这样的铜制品残片。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有青铜制品，甘肃东乡林家和永登连城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小铜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制品。中国青铜冶铸业进入规模化时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即文献记载中的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体现了这个时期青铜工艺的面貌和成就。经商代前期的快速发展，青铜器铸造业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步入盛期，其繁荣态势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并波及秦汉。
青铜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主要为锡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色泽光亮等优点，适合于铸造各种器物。先秦时代的工匠在制造青铜器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不同器物铸造中铜、锡配制的比例。《周礼·考工记》中的“六齐”，即是当时六种器物铜、锡比例配制的经验记录。铜锡比例的合理配制不仅使器物的物理性能得以充分发挥，而且还使器物的造型和外观更加精美。
先秦青铜器主要采用合范铸造法铸造，即先用细泥作出胎模，模上刻或塑出纹样，然后在胎模上分块翻出外范，外范块数的多少取决于器物的复杂程度。再往下的工序是在半干的胎模上剔去一层，并将其固定于底座上，然后将胎模和外范烧成陶质，再合成整体陶范。最后于浇口中注入青铜溶液，待凝固冷却后，打碎整个范模，于是青铜器就被制成。先秦青铜器铸造中还有一种难度较高的工艺，即失蜡法。这种方法是首先用蜡作出胎模，再于蜡模上涂一定厚度的泥使其成为泥模。待泥模干后，再把它烧成陶质，烧制过程中蜡模溶解流失。最后于预留的浇口中注入青铜溶液，冷却碎模后，青铜器就被制成。用这种方法铸造的青铜器玲珑剔透、繁绎华丽。失蜡法出现于春秋，成熟并发达于战国。此外，春秋战国时代部分兵器的铸造还采用了复合金属熔铸法和复合金属镶嵌法等技术含量极高的铸造方法。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器装饰工艺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器表纹样除铸造外，还出现了锥刺、刻画、嵌铜、错金银、鎏金等全新的装饰手法。
先秦青铜器具的造型和种类非常丰富从功能上可将其分为礼器、实用器具、装饰品和雕塑三大类。从具体用途和种类上还可将实用器具细分为炊食器、饮食器、水器、酒器、工具、兵器、乐器、车马器及其他杂器。常见的炊食器有鼎、鬲、甗等，饮食器有簋、豆、盂等，水器有盘、鉴、匜等，酒器有爵、斝、觚、盉、尊、壶、卣、觥、壘、彝等，工具有锛、铲、斧等，兵器有钺、戈、戟、剑等，乐器有钟、鼓、铙等，杂器中有灯、镜等。
先秦时代以鼎和簋为代表的部分青铜器被赋予了礼的内涵，成为一种礼器。所谓的礼器就是体现礼治的器物，它在先秦，特别是商和西周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和西周是典型的礼治社会，礼治的核心是通过尊崇王权和明辨等级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因而，青铜礼器也就成了王权和等级的一种特定标志和具体象征。商周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在祭祀和各种礼仪中的使用来体现的，因此礼器也是一种用于祭祀鬼神和祖先的祭器，而永久陈设于王侯贵族宗庙中的祭器又被当成重器。所谓重器，就是重大之器，王权和等级的最高象征意义即凝结在它的上面。宗庙被毁，重器被迁，则意味着亡国灭族。传说中大禹所铸的九鼎，在三代政权的更迭中，就经历了两次重大迁徙。鼎和簋是当时最重要的礼器，随着西周列鼎、列簋制度的产生，礼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愈加严格和明确，超数量和超规格的滥用，一概被视为僭越和非礼，是严重的犯上作乱行径。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礼器的数量和实际地位虽然都在逐渐下降，但其作为权力符号的象征意义却始终没有完全丧失。公元前604年，楚庄王途经洛邑，窥问王孙满周室鼎之大小轻重，其意仍在觊觎东周政权。
二.二里头文化青铜器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这则记载表明夏代已开始铸造青铜器。而夏代铸造青铜器的确凿证据则来自20世纪考古学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约前1900年-前1400年)陆续出土的青铜器大体印证了这一事实。该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爵、斝、戈、刀等，器具全部采用合范法铸造，器型单调，工艺粗糙，器壁皆薄，造型简陋，素面无纹，作风朴索，带有明显的初创期特征。
三.商代青锅器
青铜铸造工艺在商代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商代前期器物类型明显增多，铸造水平也有大幅提高。河南郑州二里岗、张寨南街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即为此期之代表，器物器壁较薄，纹样以线性浅浮雕为主，多采用带状装饰，造型规整大方，纹饰简洁疏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的兽面乳钉纹方鼎就是商代前期的一件典型器物，深腹，柱足，腹外壁铸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腹四隅及下部装饰乳钉纹，四个柱足上亦饰兽面纹，整体简括大方。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空前丰富，所见器物包括鼎、鬲、瓿、簋、爵、斝、觚、觯、觥、尊、卣、壘、盉、盘、方彝以及乐器、兵器、工具、杂器等，铸造工艺高超精湛。以河南安阳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青铜器集中展现了商代后期青铜工艺的成就。此外，河北墓城、湖南宁乡、醴陵、江西清江、新干、安徽阜南、四川广汉、广西武鸣、山西石楼、辽宁喀左等地也都有非常精美的器物出土。除一般器物外，以浅浮雕、高浮雕为装饰的器物以及拟形器开始大量出现，器物器壁明显增厚，兽面纹(饕餮纹)非常流行，云雷纹、夔纹、龙纹、蝉纹、蚕纹、蕉叶纹等装饰纹样也极为常见，并出现了简短的铭文。器物往往通体装饰，纹饰少则两层，多达数层，一般以线性云雷纹作地，并附加扉棱，再于底纹上铸出浅浮雕或高浮雕主题纹样，纹饰繁绸瑰奇，造型庄重沉稳。
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妇好方斝、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三羊兽面纹瓿皆为商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其中妇好方斝的四角、三面中部及足外侧皆设扉棱，器表装饰有焦叶纹、对龙纹、兽面纹，鋬上还铸有兽首。器物造型厚重，纹饰规整。阜南龙虎尊的肩、腹、圈足皆被装饰，肩部以云雷纹作底纹，上饰浅浮雕状三龙躯，三龙首探出肩外，用高浮雕铸出；腹部设三道扉棱，其间亦以云雷纹为底纹，并以浅浮雕加高浮雕形式铸出三只双身虎；圈足上装饰兽面纹。器物铸造精良，造型美观大方，纹饰细密华丽。
四.西周青铜器
除方座簋等少数器物外，西周早期青铜器与商代晚期类似，器物普遍使用高浮雕和凸起的扉棱，流行兽面纹、夔纹、鸟纹、蚕纹、乳钉纹等，其中卷体夔纹最富特色，部分器物上开始出现长篇铭文。器物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缚华丽。此期代表作品有：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武王征商簋)、淳化出土的夔龙纹大鼎、宝鸡出土的何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凤鸟卣等。上海博物馆的凤鸟卣通体分层装饰，器身和器盖上铸扉棱和高凸的角状物，提梁两端铸高浮雕兽头，器表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华美的凤鸟纹。器物造型凝重，装饰繁复，工艺甚精。
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种类锐减，以往流行的觚、斝、爵等器少见甚至绝迹，新见有簠、盨、匜等。列鼎、列簋、编钟等大型成套器日增。器物造型和装饰风格趋向简朴，兽面纹几乎淘汰，流行回首状夔纹、大凤鸟纹、分尾凤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瓦纹等纹样，其中凤鸟纹最具时代特色，铸有长篇铭文的器物非常流行。青铜器造型凝重，纹饰精练，诡谲之气锐减，爽朗之风剧增。陕西扶风和岐山的周原遗址、长安洋镐遗址以及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历年来出土了大量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近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又出土一组西周晚期刻铭青铜器。扶风庄白出土的史墙盘、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毛公鼎即是其中的典型器物。史墙盘腹部一周饰凤鸟纹，圈足上铸窃曲纹，盘内底部铸长达284字的铭文。器物造型凝练，纹饰典雅，充分展现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风格面貌。
五.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战国介于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过渡期，亦处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巨变期，此时的青铜器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春秋早期的青铜器上承西周晚期，器物造型和装饰变化不大，但工艺明显粗陋草率。春秋中晚期至战国，青铜器格局开始发生巨变。列鼎、列簋虽不减当年，但礼器的种类和数量锐减，包括敦、缶、鉴、杯、豆、壶等食器和水器以及乐器、兵器、车马器、铜镜、铜灯等实用器的数量剧增。兽面纹基本绝迹，代之而兴的是蟠螭纹、蟠虺纹、垂叶纹以及画像装饰。铸造工艺和装饰手法日新月异，失蜡法、复合金属熔铸法、刻画、镶嵌、错金银、鎏金等工艺技术大展风采。此期青铜器造型轻巧，装饰富丽，风格明快。
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浙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鼎、蟠螭纹禁、辉县的吴王夫差鉴都是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代表性作品。莲鹤方壶，器身厚实凝重，饰繁密的蟠螭纹，顶盖饰一周镂空莲瓣，中间塑一昂首展翅的仙鹤，仙鹤造型舒展灵动，与凝重之器身形成反差，顿添生气和活力。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蟠璃纹方鉴、蟠螭纹尊盘、陕西咸阳出土的错金银云纹鼎皆是战国青铜器的经典。曾侯乙墓蟠蛾纹尊盘为复合青铜器，器身以透雕蟠螭纹、高浮雕蟠璃纹以及圆雕铜兽为装饰，其中口沿等多处部位的透雕蟠螭纹采用失蜡法铸造，器物结构复杂，造型沉稳大方，装饰剔透繁华，工艺水平极高，令人叹为观止。咸阳出土的错金银云纹鼎为带盖蹄足圆鼎，通身嵌错花瓣纹、云纹、弦纹和垂叶纹，造型灵巧简括，装饰富丽堂皇。
再有，出现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的画像铜器也特别引人注目，这些铜器一改以往的装饰手法，以具象图形展现了燕乐、祭祀、攻战、狩猎、采桑、神怪、建筑等内容，画面清新流畅，极富时代特色。河南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洛阳西工、山西浑源李峪、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淮阴高庄、山东烟台长岛、河北唐山贾各庄、陕西风翔高王寺、四川成都百花潭等地皆有此类作品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战国铜壶，采用嵌错工艺，画像分三层，上层刻画礼射和采桑，中层描绘飞射和燕乐，下层表现攻城和水战，画面构图严谨，造型具体生动。
除上述器物外，春秋战国的乐器、兵器、车马器以及铜镜、铜灯、带钩等日用杂器也是精品辈出。曾侯乙墓大型成套编钟，曲尺形木架，分三层，之间以六个钟鐻铜人承托，架上悬挂有64枚编钟，气势宏大。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吴王夫差矛和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句践剑皆为春秋晚期兵器之典范。越王句践剑，剑身采用复合金属熔铸法铸造，并刻“越王鸠浅(句践)自乍(作)用鐱(剑)“八字，剑格镶嵌绿松石和蓝琉璃，整体造型俊俏，装饰精美，光泽逼人。铜镜自战国始兴，常见者有云雷纹镜、山字纹镜、菱形纹镜、蟠螭纹镜。藏于日本东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士刺虎纹铜镜是目前所见最精美的一枚战国铜镜。铜灯制造在战国也已相当发达，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漆绘人形灯、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骑驼人形灯、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盏树形灯即是战国铜灯的代表。
第二节.雕塑
一.青铜雕塑
先秦青铜雕塑主要包括三类，即青铜器局部装饰雕塑、青铜拟形器、青铜独立圆雕。
先秦青铜器普遍采用雕塑装饰。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晚期的人面方鼎，鼎腹四面铸有四个浮雕人面，造型准确，形象威严，增强了器物的表现力。湖南宁乡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四羊方尊堪称杰作，尊通体装饰，肩四隅以高浮雕形式铸出四个羊首，层次感极强，整体庄重华丽，工艺高超精湛。
先秦青铜拟形器亦较常见，包括人物和动物形饰件、器座以及虎、象、牛、驹、鸟等动物造型的容器。湖南醴陵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象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犀尊、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商代虎食人卣、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鐻铜人、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犀尊，整体铸造成一肥硕的犀牛，表面未加装饰，造型圆浑敦实，体量感很强。中山王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通体嵌错金银，表现了猛虎噬鹿的瞬间情态，营造出强烈的动感和紧张氛围，造型逼真，装饰精美华丽。
先秦独立青铜雕塑相对较少。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塑是目前所知重要的一批先秦独立圆雕作品，其数量之多，体量之大，水平之高，为历年罕见。这批雕塑共有几十件，包括人头像、人面具、神面具、立人像、跽坐人像、太阳形饰、神树等。人头像数最较多，造型或方或圆，大眼，宽鼻，阔嘴，神态威严。神面具则铸有柱状巨目和平伸的大耳，有的还有高高上卷的鼻子，造型怪诞，气势逼人。这种形象与文献记载中纵目人蚕丛氏的特征一致，故此，有理由推测其为蜀人的祖先神。这批雕塑中还有一尊大型青铜立人像亦颇为壮观，人物大眼，大耳，直鼻，头戴高冠，身着左衽燕尾长衣，双手抬于胸前呈握物状，表情威严肃穆，有学者推测其可能是祭司或某代蜀王像。此外，更令人惊叹的是一株高近4米的巨型青铜神树，枝上挂有花蒂、果实和鸟。主干一侧倒立一条巨龙，龙身上装饰有短剑、手形饰和果叶。神树可能具有宇宙树或生命树的象征意义。
除上述作品外，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还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为特色的青铜雕塑。该地区最早的青铜雕塑出现于公元前13世纪，早期雕塑主要体现在器具的局部装饰上，刀、剑等器具的柄首通常都被铸成动物造型。公元前4世纪，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以动物为母题的青铜装饰性圆雕和透雕牌饰，其中"B"形透雕牌饰造型最具特色。宁夏固原杨郎出土的猛虎食驴纹饰牌，轮廓为"B"形，虎作半蹲状，头前倾，口咬驴颈。驴作挣扎状，后蹄反转搭于虎身，虎尾内卷，四肢硕壮，凶猛有力。整个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欧亚北大陆草原文化气息，并透出明显的斯基泰艺术风格。
二.石雕
先秦石雕目前发现不多，时代较早的作品是200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条拼塑巨龙，龙巨首，长躯，卷尾，身体呈波曲状，用2000多片绿松石拼嵌而成，鼻梁和眼睛用白玉镶嵌。龙的体量较大，造型奇特，极为罕见。商代石雕主要出自河南安阳，包括妇好墓出土的跽坐石人、石虎、石牛以及侯家庄出土的石虎、石枭等，均属小型雕塑。目前所见最重要的先秦石雕是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一批商至西周时期的小型石雕，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鳖等。其中石雕人像10个，高度17-27厘米不等，均呈跪坐状，双手反绑，中分发式，脑后梳发辫。人像造型简洁，风格诡异，似为殉葬的奴隶或战俘形象。石雕动物共18个，其中石虎8个，石蛇9个，石鳖l个。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后，成都平原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大量器物的出土为探索早期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材料。
三.玉雕
在先秦考古材料中，除大量玉器和玉饰外，还可见到少量以人或动物为母题的玉雕。河南安阳商代晚期妇好墓出土十多件小型玉雕，包括玉人、玉龙、玉凤、玉虎、玉象、玉熊、玉鹰、玉鹅、玉龟等。其中一件圆雕玉人，呈跽坐状，双手抚膝，头梳发辫，戴圆形箍帽，身着饰有云纹的交颈长袖衣衫，背后还插一卷云状柄形器，形象诡秘。此外，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一件小型羽人玉雕也颇为别致。西周玉雕见有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玉龙、玉虎、玉牛，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玉虎，长安洋镐遗址出土的玉人，甘肃灵台出土的玉人等。春秋战国玉雕以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一组小玉人最具代表性。
四.陶塑
目前所见先秦陶塑皆为小件作品，多捏塑而成，造型古拙。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陶羊、陶蟾蜍、陶龟等。商代陶塑主要见有河南郑州上街出土的陶塑人头、二里岗出土的陶虎、安阳小屯出土的小陶人、河北藁城西台出土的人面形陶器盖等。四川成都青羊宫出土的陶虎，被视为西周至春秋之际的作品。春秋战国陶塑，以山东临淄郎家庄和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两组作品为代表。
五.漆木雕
2007年陕西韩城梁带村一座西周墓中出土4件彩绘木雕人像，最高一件达1米余，人物五官刻画清晰，四肢以榫卯连接，并涂红、黑二色。考古发掘者认为这组雕像具有俑的性质。
彩漆木雕兴起于战国，以楚地最为发达。目前所见实物遗存集中分布在湖北江陵、随州、荆州、枣阳、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其中包括装饰性雕塑和独立圆雕两类。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彩漆透雕座屏是一件装饰性髹漆木雕，屏内采用透雕手法塑造了包括鹿、凤、雀、蟒、蛇、蛙等在内的51个动物形象。木雕地髹黑漆，然后用朱红、灰绿、金银等漆彩画，构造玲珑剔透，色彩丰富热烈。独立性圆雕有动物、俑和镇墓兽三类。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梅花鹿，是一件圆雕作品，鹿呈卧姿，枝状大角高耸，神态机敏。鹿身以一块整木雕成，以黑漆作地，用红、黄绘出鹿的斑纹，鹿角用榫卯固定于头上，造型逼真，色彩华丽。楚地所出木俑，有彩绘佣和着衣俑两类，大小不等，造型简括，手法洗练，整体感强。镇墓兽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色，江陵雨台山6号楚墓出土的一件彩漆木雕镇墓兽，连体双首，鹿角，口吐长舌，造型怪诞，面目狞厉，极具威慑力。此外，2000年荆州天星观2号楚墓出土一件彩漆木雕羽人，羽人立于一凤鸟头上，人首人躯，鸟喙鸟爪，身生羽翅，造型极为特别。这件作品的发现为建构上古羽人图像的谱系，探索神仙信仰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第三节.绘画
一.壁画
进入先秦时代，壁画日渐成为装饰宫殿、庙堂甚至墓葬等建筑的一种重要方式。河南安阳商代建筑遗址残墙皮上的装饰纹样证实了《说苑·反质》中有关商代“宫墙文画”的记载。此外，陕西扶风杨家堡4号西周墓，墓壁见有白色二方连续菱格纹和宽带纹彩绘残迹。河南洛阳西郊1号战国墓，墓圹四壁和墓道两壁也发现有红、黄、黑、白四色构成的宽带细线纹饰。
除上述几例实物遗存外，文献中亦有关于先秦壁画的点滴记载。《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适周，于雒邑周明堂内看到壁画，说：“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与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与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另有学者认为，《天问》中的172个疑问则是屈原置身楚国宗庙，面对壁画所发出的呵问。《楚辞章句》：”屈原放逐，忧心愁悴。……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二.帛面
帛画孕育和诞生于先秦时代。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和1973年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图》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两幅战国帛画。
陈家大山楚墓《人物龙凤图》系早年盗掘所出，于墓内位置不详。画面中部绘一侧身女子，细腰，头挽垂髻，身着长裙，双手前伸作合掌状。女子脚下有一弯月状物，头顶上方靠前位置绘一龙一凤。
子弹库1号楚墓《人物御龙图》原置于椁盖板和外棺中间的隔板上面，画面向上。帛画上端裹一横杆，杆上系棕色丝绳。画面中间绘一御龙男子，身着长袍，头戴高冠，腰佩宝剑，神态自若。龙作腾跃前行状，尾部立一鹭鸟，前下方还有一条鱼，男子上方覆一华盖。
两幅帛画中的人物均位于画面中心位置，呈正侧面姿势，人物面部描绘具体，男子英武潇洒，女子端庄虔诚，显示出对象的年龄和情态，具有肖像画特征。人物服饰、龙的造型仍带有一定的装饰性。作品为丝帛质地，用毛笔绘制，以墨线立骨，平涂施色并略加渲染。传统中国画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特征在这两幅战国帛画中都已显现出来。作为墓葬绘画，两幅作品皆展现了墓主升天的主题。
除上述两幅帛画外，1942年出自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的《十二神像帛书》图像亦较丰富。帛书中央墨书两段文字，内容为天象灾异和四时生成。四周绘有12个形状各异的神怪，旁各附一小段文字；四角分别绘青、朱、白、黑四株树。有学者考证12个神为月神，其中每边的第三个神为主神，四个主神与四株树一起构成季节和方位神，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同时代表东、南、西、北四方。帛书画面工整，文字古奥，图像怪诞，当是战国数术性质的佚书。
三.漆画
漆画是一种工艺装饰画，兴于楚地。目前所见漆画主要是战国作品，如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的彩漆锦瑟、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彩绘漆奁、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漆棺和漆箱。长台关1号楚墓漆瑟破损较甚，从残片中可见羽人御龙、狩猎、燕享等内容。包山2号墓漆奁奁盖外圈绘有一幅出行迎宾图，可见人物、车马、大雁、树木，造型简括，色彩明快。曾侯乙墓漆棺通体彩绘，有神灵、鸟兽、门窗等图像，色彩庄重，装饰性极强。此外，该墓两幅漆箱箱盖彩画也很有特点，其中一幅被指认为二十八宿天象图，另一幅可能是神话故事。
第四节.书法
先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萌生期，文字经历了从单纯的功用性向应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转变。商和西周的文字已初具书法艺术的三大要素，即用笔、结体与章法。商代书法主要是甲骨文，西周书法主要是金文。春秋战国，文字的艺术化日趋自觉，面貌更为丰富多彩。
甲骨文又称卜辞，是商和西周时期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用于记录占卜内容的文字，其中商代甲骨文最具代表性。甲骨文上的汉字约有四千多个，其中一千七百多个已被辨识。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已具备汉字的基本构造法，其中象形字所占比重最大，也有指事、假借、形声、会意和转注字，对研究中国文字的发展极具价值。甲骨文大多是用尖锐的工具在龟甲、兽骨上契刻而成，笔画纤细方直、遒劲有力。甲骨文字或大或小，有繁有简，字的偏旁部首的写法和位置也不固定，显得变化多端，自由活泼。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也是早期书法艺术的代表。
金文亦称钟鼎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始于商，盛于西周。商代金文大都简短单纯，主要是氏名。西周金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以及颂扬先祖功绩等，具有书史的性质。商代金文结构疏阔，体势雄强，如司母戊鼎铭、妇好铜器铭。西周金文的风格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金文笔画有明显的波磔，线条粗细不等，章法渐趋齐整。如大盂鼎铭，用笔方整，行款茂密，风格凝重雄浑。中期出现更多长篇铭文，笔画均匀圆润，无明显波磔，布局更为完整。如大克鼎铭，字形较大，工整舒展，风格端庄质朴。晚期是金文发展的高峰期，字体更为规范，也更为简化，呈现出多种风格。如散氏盘铭，字形扁平，体势欹侧，奇倔生动，开草篆之风。毛公鼎铭，用笔纯熟雄健，气势恢宏。虢季子白盘铭，字体狭长，笔画圆润遒劲，线条粗细均匀，布局纵横有致，风格规整严谨。
春秋战国的文字，除金文外，还有刻石文字、帛书、盟书、竹木简牍。此时金文总体成就不及西周，但仍有亮点，如晋国蝌蚪文、江淮鸟书、错金铭文奇绝独特、精美华丽。石鼓文是刻在鼓形碣石上的文字，一般认为是战国秦的刻石。石鼓文结体严谨，用笔遒劲，布局齐整，属籀书系统，是大篆向小篆演变期的书体。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为战国佚书，其上写有九百多字，字体属篆书，但近于隶书。春秋诸侯或卿大夫间通过盟誓仪式缔结的联盟文约称为盟书，它是用朱、墨写在玉片或石片上的文字，著名者有侯马盟书。战国竹木简牍，主要有楚简和秦简。
第五节.工艺
一.陶瓷器
先秦陶器包括灰陶、红陶、印纹硬陶和白陶等，另有原始瓷器。白陶是以高岭土为原料，在1000°C左右高温下烧制而成的陶器。白陶发达于商代晚期，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壘、壶、觯、卣等，器表多压印或刻画兽面纹、夔纹、云雷纹，胎质坚硬，表面细腻，品质较高。印纹硬陶兴于商代中期，延至战国秦汉，流行于东南沿海一带。原始瓷器以瓷土为原料经1200°C左右高温烧制而成，胎质泛灰，表面挂釉，釉色多呈青黄或黄绿色，特性为不吸水或吸水性弱。原始瓷器出现在商代中期，盛于春秋战国，广泛流行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原始瓷器的出现为日后真正瓷器的发明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玉器
先秦玉器工艺较发达，成就仅次于青铜器。先秦玉器大致可分为礼玉、饰玉、葬玉和实用玉几类。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以礼器为主。商和西周玉器非常丰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玉器75件，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达775件。陕西长安沣镐遗址、岐山与扶风周原遗址、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山西曲沃与翼城的天马-曲村墓地出土有大散西周玉器。其中天马-曲村墓地出土的一组由珠、管、环、璜、佩构成的玉饰非常精美。春秋战国的玉器工艺甚是发达，河南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湖北枣阳九连墩战国楚墓均出土有瑷、璜、环、玦、佩等大量饰玉，其中许多龙凤造型的谷纹玉佩堪称精品。先秦实用玉器目前出土甚少，偶见刀、笲、带勾、灯等器具。
三.漆器
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髹漆工艺在商和西周取得初步发展。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商代晚期遗址发现有虎纹漆器残痕，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居址出土有雷纹漆器残片，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有变体龙纹漆壘和兽面加凤鸟纹漆壘。上述漆器均为木胎器，器形与装饰纹样主要仿青铜器。
髹漆工艺在春秋战国发展迅猛，漆器仍以木胎器居多，同时出现少量夹红胎器。夹红器的出现，标志着髹漆工艺的巨大进步。楚地漆器最为发达，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出土大量战国漆器，包括日用器具、乐器、车马器，如耳杯、盘、奁、鼓、瑟、屏风。器表多以黑漆作地，然后用红、黄、赭、金等漆或油彩绘出各种纹样，常见纹样有云纹、勾连纹、动植物纹、人物图像等。器物造型或厚重或轻巧，装饰或繁缛或简练，色彩或浓重或明快，风格多样。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显示，春秋战国蜀地髹漆工艺也很发达。2000年四川成都商业街发现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大型船棺葬墓群，出土了包括案、器座、瑟、耳杯、梳子等在内的大量漆器。这些漆器制作精美，装饰华丽，色彩斑澜，水平甚高，堪与楚地漆器媲美。
四.其他工艺
目前所出先秦象牙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三件商代晚期象牙杯最为精美，杯均为束腰状，鋬作动物形，通体雕刻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局部镶嵌绿松石，造型庄重，纹样细密。
先秦是金银工艺的初创期。目前所见商和西周金银器以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最为丰富，包括金箔面罩、动物形金箔饰、空心金杖等。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四鸟绕日金箔饰，中间镂空象征日，四周刻四只飞鸟，造型舒展灵动，极富创意。出自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金碗，造型和纹饰皆精，是战国金银器的珍品。由于深受欧亚北大陆金属文化的影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工艺比较发达。内蒙古阿鲁柴登战国匈奴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鹰形冠饰和动物纹金带饰、新疆阿拉沟战国墓中出土的虎纹圆形金饰都是极具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器物。
织绣工艺至战国达到较高水平，其成就在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织绣品上得到充分展现。该墓出土织绣品二十余件，包括丝、麻两类，有绵、锦、绢、绦、绣等。织物或采用提花或运用刺绣，装饰有几何纹、龙凤纹、鸟兽纹以及人物图像等，图案绚烂瑰丽，工艺高超精湛。
第六节.建筑
伴随着文明的降临，居室、宫殿建筑以及城市建设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开创了后世中国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先河。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一处建筑基址，时代当在夏商之际。基址为一座长108米、宽100米、高0.8米的夯土台基。相关迹象显示，台上的建筑为八开间木结构殿堂，周围环绕回廊，南面开门。商代宫殿基址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中皆可见到。陕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曾发现两处西周宫殿或宗庙基址。凤雏建筑基址位于一座长40多米、宽30余米、高1米多的夯土台上。考古迹象表明，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门、前堂、后室，两侧为厢房，以回廊连接前后，形成前后二进两面对称的封闭庭院。其建筑以木构架，墙体夯土板筑，屋顶覆瓦。上述几处建筑，布局对称，结构严整，开中国礼制建筑之端绪。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各路诸侯除在战场上显示自己的强大外，亦通过建造高大的宫殿来体现其尊严和权威。故此，高台建筑一时风行列国。所谓高台建筑，就是先以土夯筑数层高台，然后在台顶建造宫殿，并在各层台阶上加筑回廊的建筑。其中间为夯土实心，而外观却似层起的高楼。
宫殿与宗庙建筑的发展，推动了建筑构件的改良，亦促发了建筑装饰的兴起。考古发掘表明，屋瓦出现于西周，春秋时开始普及。有学者依据相关图像资料推测，斗拱可能形成于春秋。瓦当出现于西周晚期，春秋战国始兴。秦、赵流行圆瓦当，燕、齐盛行半瓦当。秦以动物纹圆瓦当见长，齐以树木对兽纹半瓦当出色。此外，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虎头状陶水管和立凤蟠龙纹青铜铺首亦为战国时代很有特点的建筑装饰构件。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迈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国的城市至迟出现于夏商之际。商代城址目前发现较多，重要者有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西周城址亦见于周原故地。上述遗址显示，当时城市格局严谨，规整均衡，意在突出某种礼制观念。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功能成为城市规划的首要考量，从而出现了一些不甚规矩但很有特色的城市，如赵之邯郸、燕之下都、齐之临淄。
第三章.秦汉美术
秦汉是中国历史步入强大帝国的初期，也是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开创与承传期。秦汉美术接三代余绪，通南北风气，创时代格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雕塑、绘画成就非凡，陵墓大型雕塑开后世之先河，墓室壁画启未来之风气，画像砖、画像石树时代之楷模。在文字剧变中，隶书独领风骚，成就一代书体。工艺美术琳琅满目，璀璨耀眼，风流千古。城市与建筑结构严整，恢弘壮丽，示范万世。秦汉美术风格浑厚质朴、深沉雄大，富于力量、运动、气势，充满帝国时代的自信与活力。秦汉美术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不仅展现了秦汉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方方面面，而且突出反映了阴阳五行思想、神仙信仰、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等秦汉时代的主流思想和普遍信仰，犹如一部由物质文化与视觉文化共同构建的秦汉历史。
第一节.雕塑
一.陶塑
一.秦代陶塑
1974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东侧1.5公里处发现3座兵马俑坑，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据考古探测推断，3个陪葬坑中共埋藏兵俑和陶马约八千余个，目前已出土两千余个。坑中陶俑以军阵布局排列，整齐有序，象征着守卫秦始皇陵园的宿卫军，有将军俑、军吏俑、牵马俑、御手俑、立射俑和跪射俑等。俑群规模宏大、场面壮观、气势撼人、主题鲜明，展现了秦军威武雄壮、所向披靡的气概，洋溢着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
陶俑以模制和手塑相结合的方法制成，在模制成形的基础上，采用了捏、贴、塑、刻、画等多种表现方法，一件作品往往集圆雕、浮雕、线刻、彩绘于一体。陶俑、陶马与真人、真马等大或略大，造型高度写实，形象逼真具体。俑身高、胖瘦、面形、胡须、发髻、服饰的塑造甚至铠甲的编缀、鞋底针脚的刻画均一丝不苟，力求与实物一致，散发着浓郁的自然主义作风。陶俑面部五官刻画精心，手法娴熟洗练。人物表情丰富、形象鲜明、个性突出，或威武刚毅，或沉着冷静，或憨厚朴实。陶马具象写实，昂首挺胸，体态矫健剽悍。
近年来秦始皇陵园又有大型雕塑不断出土。1999年陵园东南角出土陶塑百戏俑11个，均裸上身，着短裙，动态各异，再现了秦代宫廷娱乐竞技活动的场面。2000年，陵园西南侧又出土文官俑12个，造型庄重，仪态肃穆。2001年至2003年陵区考古发掘中再次发现15个呈划船状的陶俑。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秦始皇陵园内涵极为丰富，就如同一个虚拟的地下皇朝，其布局完全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二.西汉陶塑
西汉陶俑题材相对比较单纯，主要有士卒俑、侍从俑、歌舞俑，大规模的兵马俑从葬之风仍然很盛，陶俑深受南楚艺术影响，造型上注重大貌，不拘泥于细节，总体风格与战国楚佣一脉相承。
1984年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陪葬坑出土兵马俑两千三百余个，造型纤秀，楚风甚浓。1986年徐州铜山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陶俑430个，色彩鲜艳如新。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西汉兵马俑2548个，俑群阵容整肃、场面宏大、塑造精美。20世纪90年代陕西咸阳张家湾汉景帝阳陵陪葬区出土大量彩绘陶俑及陶塑动物，其中大部分陶俑为裸体俑，但考古迹象显示，陶俑原本着衣，后衣服已朽。陶俑躯体造型略显刻板，面部和五官塑造饱满生动。此外，近年发掘的山东章丘危山汉墓陪葬坑和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亦出土有大批彩绘兵马俑群。
除大规模俑群外，西汉一些陶塑女俑也颇具特点。江苏铜山江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女舞俑，作舒袖起舞状，长袖飘曳，舞姿轻盈，造型生动。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一件女立俑，着喇叭状裙，裹头巾，双手置于腹前，眉目清秀，端庄安详，造型简洁大方。
三.东汉陶塑
东汉陶塑非常丰富，表现领域广泛，造型活泼生动。其中四川汉墓出土陶塑最具特色，有农夫俑、庖厨俑、乐舞俑、俳优俑、哺乳俑、陶马、陶狗、浮雕佛像器座、摇钱树座等。俑是其中最生动者，塑造手法灵活多变，造型不求形似，但求表现人物的情态。郫县宋家林出土的说书俑，人体比例完全失衡，但面部表情充满情趣。成都天迥山出土的击鼓说唱俑，生动地表现出说唱者说到精彩之处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瞬间情态，充满了欢快活泼的气息。
二.石雕
一.西汉大型石雕
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秦始皇陵上原有大型石麒麟，头高一丈三尺。传为六朝人撰写的《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造咸阳渭桥时”乃刻石作力士孟贲等像祭之”。其事实与否，不可考。
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大型石雕为西汉作品，重要者有三组，即河北石家庄小安舍村的一对大型裸体石人、汉昆明池遗址的牵牛与织女石像、茂陵附近的霍去病墓石雕。此外，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还出土一件高1.25米的石熊，西安北郊汉太液池遗址亦出土有一条巨型石鲸。
牵牛与织女石像分别位于陕西长安常家庄和斗门镇，即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昆明池遗址东西两侧，约雕刻于武帝元狩年间。牵牛上身微扭，情态憨厚刚毅，织女正襟危坐，沉着端庄，石像造型浑厚拙朴，具有明显的初创期特征。其意取天象中的牵牛、织女宿，象征皇家苑囿的浩翰广阔。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西京赋》：”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阯。……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
西汉陵墓大型石雕仅见霍去病墓一例。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的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屡建战绩，功勋卓著，可惜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4岁。武帝非常痛惜，予以隆重追念，并给以陪葬茂陵的殊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骠骑将军……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道常村，在汉武帝茂陵的东北侧。墓区现存大型石雕14件，有石虎、石象、石卧牛、石猪、石鱼、石蟾蜍、石卧马、石跃马、胡人抱熊、马踏匈奴石雕等，全部系花岗岩材质。石雕完成于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或稍后，为宫廷少府辖内左司空官署工匠雕造。
石雕的最早记载见于北朝，《史记》司马贞索引引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卫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从文献记载和20世纪早期的调查报告看，石雕错落分布于冢的上下。从石雕的分布、题材和陵墓的空间结构综合判断，位于冢下的石雕，如马踏匈奴为典型的纪念性雕塑，而位于冢上的雕塑与陵墓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传说中的博山景象，似与神仙信仰有关。全部石雕运用了循石造型的手法，集圆雕、浮雕、线刻于一体。作品注重整体，人物、动物肢体均不作镂空处理，而是以浮雕或线刻表现。作品充满体量感和力度感，风格厚重沉稳、质朴大气。
马踏匈奴石雕是霍去病墓的主题雕塑，为一尊典型的纪念碑式雕塑。作品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借一匹威武雄健的战马来展现大汉王朝的强盛以及霍去病抗击匈奴、捍卫王朝的英雄气概这一主题。战马昂首屹立，庄重威严，充满自信和高傲，匈奴败将则蜷缩于战马胯下，一幅惊惧惶恐、狼狈不堪之相。通过胜败两者鲜明之比照，赋予作品丰富而含蓄的想象空间，体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统一。雕塑造型伟岸、内涵丰富，堪称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的典范之作。
二.东汉大型石雕
东汉大型石雕渐兴，特别是陵墓神道大型石雕步入轨道。陵墓神道石雕重要遗存有：山东曲阜汉鲁王墓前两尊石人、邹城汉匡衡墓前石人、嘉祥武氏墓地一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前一对石狮、雅安姚桥益州太守高颐墓前一对翼兽、陕西咸阳的一对石兽、河南洛阳孙旗屯一对翼兽、南阳汝南太守宗资墓前一对翼兽等。其他类别大型石雕见有：四川灌县都江堰出土的李冰石像、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胡人石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佛道造像等。
东汉出现的脱碳钢，性能远远超过西汉的韧性铸铁，从而使雕凿工具大为改善，由此带动了整个石雕、碑刻的迅猛发展，并改变着石雕艺术的风格样式。与西汉大型石雕相比，东汉石雕造型亦强调整体感和力度感，不太注重细部处理。然而东汉石兽腹部以下通常采取镂空处理，四肢呈独立分开状，头部雕刻具体细致，表面平整光滑，风格一洗西汉大型石雕的沉稳浑厚之感，散发出灵动劲健的气势。
三.玉雕
两汉小型玉雕有玉鹰、玉熊、玉豹、玉辟邪、玉人、羽人骑天马等，造型小巧玲珑，非常精彩。陕西咸阳新庄村出土的一件西汉羽人骑天马玉雕即是精品，天马有翼，呈飞驰状，脚踏流云纹平托。羽人大耳出颠，肩生羽翼，一手执缰，一手持芝草。作品为羊脂玉，质地润泽，雕琢精细，内涵丰富。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一件玉豹，取豹伏卧之态，造型稳健，雕工精美。河北定县东汉刘畅墓出土的透雕玉屏座亦很精美，上雕有西王母、东王公以及各种鸟兽，造型稳重，装饰奇巧，纹饰繁复。
四.青铜雕塑
一.秦代青铜雕塑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初并天下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汉书·五行志》亦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由此可见，秦代已出现大型青铜雕塑，可惜这群巨型铜像在十六国前已全部被毁。
1980年，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两乘结构复杂、铸造精良的巨型彩绘铜车马，为真车马等半大小，每乘车皆由三千多个部件构成，重达一千多公斤，体量巨大。其中一号铜车为驷马立车，长方形舆，舆上立高柄伞盖，伞下立一御手。二号车为驷马安车，长方形舆箱，舆前为一跽坐御手。铜御手俑亦为真人等半大小，作全神贯注驾御车状，铜马昂首挺胸，剽悍雄壮。整个雕塑造型写实严谨，作风自然朴实，与陵园陶塑风格完全一致。2001年至2003年陵区考古发掘中再现46个青铜水禽，包括仙鹤、天鹅、大雁等，大小不等，多在40厘米到60厘米间，高者达70多厘米，水禽形态各异，通体彩绘并贴羽毛，宛若真禽真鸟。
二.汉代青铜雕塑
在汉代青铜圆雕中，以马为母题的作品甚多。究其原因主要是马在汉代不仅具有很大的实际用途，而且还具有引导升天的象征意义，人们通常视良马为天马，并赋予其蹈昆仑、腾九天的功能。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主体系一次浇铸成型，造型平实简洁，轮廓舒展圆润。广西贵县风流岭出土的西汉大铜马，由九部分分铸，然后装配而成，造型桀骜张扬。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出土的大铜马，高135厘米，神采飞扬，充满活力。
汉代青铜圆雕中还见有小型青铜羽人。西安汉城遗址出土一件西汉铜羽人，呈跽坐抱物状，高鼻大耳，修眉阔嘴，背部和双腿皆生羽毛，形象怪诞离奇。河南洛阳发现的东汉鎏金铜羽人，双手抱一长方形筒状物，亦为深目高鼻，阔嘴修眉，颧骨外突，大耳出颠，肩背生翼，神态极其诡秘。羽人即仙，是汉代人心目中的天使，其不仅能赐予生者不死之药，而且还能引导死者升仙。如汉诗《长歌行》所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除上述圆雕外，四川东汉墓还出土了大量青铜摇钱树，树叶均为青铜透雕。彭山双江汉墓出土的摇钱树青铜透雕叶片铸有钱币、朱雀、女娲、西王母、仙鹿、玉兔、仙人骑鹿、乐者舞人、牛郎织女等图像，内容甚为丰富。摇钱树是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特有的一种丧葬明器，具有神话学中通天树和生命树的双重象征性，不仅是墓主升仙的凭借，也是墓主财富的源泉。
20世纪80年代，重庆巫山出土一批东汉棺饰铜牌，有浮雕和透雕两类，个别还鎏金。其中一件圆形浮雕铜牌，上雕铸有门阙、人物、华盖、九尾狐、双首人面鸟、蟾蜍、流云以及端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图像，门阙中间还有隶书“天门”题记。另一件十字花蒂形铜牌，四蒂端雕镂四神，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朱雀上方有西王母，玄武下面有东王公，边缘有怪兽、莲花等图像，造型独特，内涵丰富。
三.北方匈奴族和云南古滇族的青铜雕塑
公元前2世纪后，以鄂尔多斯为中心的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长方形青铜透雕饰牌，常见有双牛、双马、双驼、双鹿、双龙等饰牌。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出土的一件双驼牌饰，以绳索纹为边框装饰，中央雕铸一树，两边各一骆驼。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的双牛纹牌饰，为竹节纹边框，内铸相对而立的两牛，牛头均扭向正面。此类牌饰造型严谨规范，对称和谐，装饰性强。
公元前3世纪至前1世纪，云南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非常繁荣，青铜雕塑成就显著。历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古滇国王室和贵族墓地发掘出大量青铜雕塑，包括小型圆雕、透雕饰牌和器具装饰雕塑。其中石寨山6号墓还出土一枚蛇钮金印，篆书“滇王之印“四字。
常见于滇文化中的透雕饰牌有大雁、水鸟捕鱼、豹噬猪、狼食鹿、牛虎斗、猎虎、猎猪、骑手猎鹿等各种饰牌。石寨山出土的水鸟捕鱼饰牌，整体塑造为一只口衔鲤鱼的硕大水鸟，羽间填饰绿松石，造型绝妙。器具装饰雕塑广泛见于工具、兵器、乐器、贮贝器。在滇文化特有的贮贝器上，见有群牛、祭祀、纳贡、战争、纺织等内容的小型群雕。石寨山出土的一件祭祀贮贝器，器盖上铸有127人，两面铜鼓和一栋干栏式建筑，图像展现了古滇国的某种祭祀场面。
五.木雕
汉代木雕保存至今的不多。西汉木雕多出于湖南和江苏。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圆雕木俑126件，分着衣俑和彩绘俑两种。俑皆以整木雕成，躯体塑造简括，五官刻画较细，造型平实，情态端严，与楚木俑一脉相承。江苏连云港、仪征、盱眙、邗江、泗阳皆有西汉木雕遗存。这些地区出土的木雕以俑为主，多系圆雕，亦有个别雕绘着天象、建筑、百戏等图像的浮雕。
北方汉代木雕以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最为集中，共二十多件，系西汉晚期至东汉遗存，包括跽坐俑、舞俑、立俑、博弈俑、独角兽、木猴、车马和家畜家禽。其中一组博弈俑，塑造了两位眉目传情的弈者，情态自然生动。而另外一件木猴，造型简括，刀法明快，粗犷大气，与南方木雕风格迥异。
第二节.绘画
一.帛画
汉代帛画以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出土作品最为丰富。
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为西汉早期大型木椁墓，墓主人为长沙相轪侯的夫人。墓中保存一幅帛画，其覆盖于内棺棺盖表面，呈"T"形，画面以墓主人和各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神灵为母题，自下而上营造了阴府、人间、昆仑、天庭四个虚拟空间，通过灵魂复苏、宗庙祭享、仙人召唤、乘龙飞升、天使接引等一系列过场，展现了墓主人从死到成仙不死，直至其灵魂进入太一天庭，最终回归“道”，即“一”为代表的宇宙自然之本体的全部过程。帛画的这一图像理路也得到相关文献印证，《淮南子·地形训》说：进入昆仑并登上其首级凉风之山，只能达到不死的目的。再往上，登至悬圃，就能羽化成仙，并呼风唤雨。倘若登临绝顶，进入到太一的天庭，那么终将融入天神的行列，从而达到与天帝同在、与日月同辉的终极境界。由此可见，马王堆1号汉墓帛画凸显了引魂升天的主题，并传达出永生的丧葬信仰。帛画保存完好，画面构图饱满，布局对称，线条刚劲，设色沉着。人物造型秉承战国样式，表现为侧面或正侧面，但装饰气息明显减弱。女墓主人雍容华贵，体貌特征明确，初步具备了肖像画的特征，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堪称汉画经典。
马王堆3号汉墓比1号墓略早，墓主为轪侯利苍之子。墓中保存帛画数幅，覆盖于棺盖上的一幅与1号墓帛画相仿。棺室两壁还各挂一幅帛画，西壁帛画保存较好，长2.12米，宽0.94米，绘场面宏大的车马仪仗图，见有百余人及数十乘车马。东壁帛画残破较甚，绘生活场景，见有出游、泛舟、建筑图像。此外，墓中还保存有几幅图文并茂的帛画，包括地形图、辟兵图、导引图等。
除马王堆汉墓帛画外，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还出土有一幅西汉帛画，外观为长条形，上绘日月、仙山琼阁、墓主燕居、龙虎怪兽等图像，性质亦为引魂升仙的旌幡。再有，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出土几幅新莽至东汉铭旌，其上绘日月和升龙，并以墨书篆文题写墓主姓名、籍贯等，画面简单潦草。
二.宫殿壁画
陕西咸阳秦咸阳宫1、2、3号宫殿遗址皆发现有大量壁画残迹，其中3号宫殿两壁可见有车马出行、迎宾仪仗、楼阁建筑、树木花草以及几何装饰图案遗迹。壁画色彩丰富，以黑、红、褐为主，并配以白、黄、蓝、绿等色。
汉代宫殿壁画遗存甚少，西安汉长安城长乐宫4号建筑遗址见有几何纹屋顶壁画残块。然而文献记载表明，汉代宫殿、庙堂壁画非常繁荣。《汉官典职》：“尚书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画古烈士，重行书赞。”《论衡·须颂》：“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另据《汉书·马武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为了追感前世功臣，在洛阳南宫云台绘制了二十八位开国功臣的肖像。此外，《汉书·苏武传》、《汉书·广川王传》、《后汉书·马皇后纪》等文献亦有相关记载。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是有关汉代宫殿壁画记载最为翔实的一则文献，其中对西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壁画有长篇描述，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个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上述文献记载显示，汉代宫殿、庙堂壁画除描绘部分神仙灵异外，大量是圣贤、列士、功臣、名将、乱主、淫妃等人物肖像，这表明当时壁画的礼教功能非常突出，壁画旨在存鉴戒，省后世，成教化，助人伦。
三.墓室壁画
秦代存否墓室壁画，尚不知。实物遗存显示，真正意义上的墓室壁画起步于西汉前期，西汉后期渐兴，至东汉后期大盛。从20世纪初至今，共发现汉代壁画墓六十多座，分布于河南、陕西、河北、内蒙古、甘肃、辽宁、山西、山东、安徽、四川、江苏，其中主要集中在中原及其周边地区。
汉墓壁画是汉代丧葬文化的重要代表，也是上古中国绘画的骨干。其题材内容丰富，构图饱满充盈，造型拙朴生动，线条飞扬灵动，画面充满力量、运动和气势。在四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汉墓壁画拓展了上古绘画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早期绘画的语言形式，把中国绘画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图像背后还牵涉到上古中国人的灵魂观念、追求永生的神仙信仰、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儒家忠、孝、节、义之伦理道德观念，其思想架构之宏阔，观念形态之系统，为历代墓室壁画所罕见。汉墓壁画不仅极具艺术史价值，而且饱富思想史意义。
一.西汉前期的墓室壁画
河南永城芒山柿园汉梁王墓是西汉前期一座大型崖洞墓，主室顶部壁画保存完整，绘有巨龙、禽鸟、虎、怪鱼，其间填饰云气纹，四周边框内饰璧纹、菱格纹和火焰纹，壁画装饰性很强。南壁和西壁绘有猛豹、仙山、朱鸟、神树、灵芝、几何纹等。不难看出，梁王墓壁画与西汉早期马王堆汉墓漆棺画，甚至更早的战国楚墓绘画都很相似，其传承关系非常明确。此外，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前室四壁及顶石上也发现有以朱、墨两色绘制的卷云纹。
二.西汉后期的墓室壁画
墓室壁画在西汉后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形成以豫西洛阳和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两个分布区。代表性壁画墓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浅井头壁画墓、烧沟61号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附小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壁画墓等。洛阳壁画墓均为空心砖墓，西安壁画墓皆是小砖墓。壁画内容多与阴阳五行、镇墓辟邪和墓主升天有关。图像的基本要素及其在墓内的布局逐渐形成范式，并且日渐定型。壁画基本脱去了装饰意味，画面自由奔放，线条舒展灵动。
洛阳卜千秋墓主室后壁绘镇墓辟邪的青龙、白虎和猪头神。门内上方绘象征吉祥和永生的人面鸟。墓顶绘有日、月、伏羲、女娲、持节羽人、青龙、白虎、朱雀、西王母、九尾狐、蟾蜍、玉兔、流云以及分乘三头凤和腾蛇的墓主夫妇。墓顶壁画展现了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天堂仙界景象以及墓主夫妇飞升其中的壮观场面。浅井头墓壁画仅绘于墓的脊顶，内容、画法与卜千秋墓顶类似。
洛阳烧沟61号汉墓后壁绘野宴图。隔梁背面雕绘天门、昆仑和羽人驭龙图像。隔梁正面横楣上方绘朱雀、青龙、白虎、蟾蜍、神人、熊、翼马、方相氏以及手捧日、月的伏羲、女娲等图像，似为大傩场面，展现了祛除恶鬼后“阴阳交合，庶物时育”的景象。隔梁横楣正面绘“二桃杀三士”和“孔子见老子”。前堂顶部绘天象图。门内上方正中为彩绘高浮雕羊头，旁绘虎吃旱魃图。壁画运用了绘画、透雕加彩绘、高浮雕加彩绘等表现手法，风格粗犷酣畅，气氛热烈，富于感染力。
西安交通大学附小壁画墓券顶绘两个同心圆，内圆南北绘日、月，两圆之间绘青龙、白虎、朱雀、蛇、星宿以及人物和动物，是一幅完整的二十八宿天象图。圆圈内外绘彩云、仙鹤。四壁绘羽人、仙鹤、天鹅、鹿、虎等多种奇禽异兽以及勾连云纹。画面未见起稿痕迹，笔势洒脱，线条粗放。
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壁画墓发掘于2004年。墓门内两侧分别绘持节龙、虎。东壁绘出行、狩猎场面。西壁绘墓主宴乐、斗鸡等场面。后壁绘羽人驭龙、蛇和云气。券顶绘日、月、云气、应龙、朱雀、仙鹤等。壁画造型精准，线条细腻，画工纯熟，十分精彩。
三.新莽至东汉前期的墓室壁画
新莽至东汉前期的代表性壁画墓有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偃师辛村壁画墓、洛阳北郊石油站壁画墓等。此期壁画墓墓室结构除平脊斜坡和券拱外，开始出现穹隆顶，脊顶长条形画幅消失，穹隆顶全景式画面新现。阴阳五行、灵魂升仙、镇墓辟邪仍是壁画的主体图像。在墓室内绘制壁画的风气从洛阳逐渐扩散至周边或更远地区。
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前室穹隆顶上绘彩云、仙鹤、神禽。后室脊顶四块砖上分别绘日、月、黄龙穿璧、后土治四方。周壁12块砖上分别绘有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玄冥以及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青龙、白虎身上还有羽人。另见有一块羽人戏天马壁画砖。墓中壁画以日、月标识阴、阳，并以后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五方之神(佐)和黄龙、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五方之兽来体现五行，并配以仙人驾虎、仙人御龙、仙人戏天马等图像。壁画充分展现了流行于汉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墓主升天的丧葬信仰。
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为空心砖墓，主室中间竖两道隔梁。后隔梁迎面上部中间砌门阙，象征天门，门阙内所嵌方砖上绘西王母仙庭，两侧三角形空心砖上分别绘凤和凰。前隔梁迎面绘方相氏、伏羲和女娲。东、西两壁绘宴饮、宴饮观舞、宴饮博戏、庖厨、执棨门吏。壁画色彩浓重，情趣盎然。
洛阳北郊石油站壁画墓为东汉前期墓，中室穹隆顶壁画为全景式画面，绘有女娲擎日、伏羲擎月、仙人御龙车、仙人御麒麟车。周壁绘有侍从、门吏以及具有辟邪作用的弧旌。其中两个图像甚为特殊，即女娲擎日、伏羲擎月，类似者还见于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甚至更晚的北周李诞墓石棺，其表现意图不明。
四.东汉后期的墓室壁画
东汉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举孝廉制度的推行，厚葬风气日盛，并弥漫全国。《潜夫论·浮侈》：“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莹，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痛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厚葬风气的盛行，直接导致了墓室壁画的繁荣。目前发现东汉后期壁画墓40多座，集中分布在五个区域：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北方河北中部、内蒙古南部和陕西北部地区；西北甘肃河西地区；东北辽阳地区；西南四川地区。代表性壁画墓有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壁画墓、河北望都所药村1号壁画墓、安平逯家庄壁画墓、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壁画墓。
东汉后期墓室壁画的重心从对神的描绘转向对人的表现，规模宏大的车马出行、景象壮观的仕宦经历、场面奢华的宴乐百戏成为壁画的重点内容。同时，庄园府邸、侍从属吏、庖厨劳作、农牧生产等题材也大量涌现。壁画内容往往超越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身份，表现了其在另一个世界的理想化生活。壁画多采用长卷式、分层分栏式、全景式布局，结构严谨，场面宏大。
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墓规模较大，保存壁画300余平方米。甬道顶部和室顶中央绘规矩、窗棂和莲花藻井图案，周围绘流云、龙、虎、熊、象、鹤和龙头虎躯、鸟头蛇身等灵怪以及乘天马和骑白鹿的羽人。甬道和墓室四壁绘门卒属吏、仆役侍从、宴乐、百戏、车马出行、迎宾受礼、庖厨劳作等。壁画内容丰富，场面巨大，气氛热烈。
河北望都所药村1号墓内绘有大量壁画，且每个图像皆附题记。门内两侧绘“寺门卒”、“门亭长”。前室东、西两壁和通中室甬道两壁上部绘”贼曹”、“戒火”、"辟车五伯八人”、“主记史、“小史”、“主簿"、“门下功曹"、“门下游徼”等。前室东、西两壁下部绘祥瑞图，有“羊酒”、“芝草”、"鸾鸟”、“白兔游东山”等。该墓壁画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人物塑造上，画工通过线条的粗细、转折、顿挫以及色彩的浓淡晕染充分表现出了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个性特征。
安平逯家庄壁画墓内多处绘有壁画，中室主要是车骑出行图，画面分四层，绘有步卒96人、骑吏94人、车舆82乘、骏马180余匹，场面颇为壮观。此外，中室还绘有侍从属吏、乐舞百戏、庄园坞壁以及坐于帐中的墓主画像。墓主画像写实逼真，具有肖像画特征。庄园坞壁采用鸟瞰式构图，空间感很强。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壁画墓各室均绘有壁画，并留有可辨识的榜题近250个。有车马出行、城池府邸、属吏侍从、乐舞百戏、庄园楼阁、墓主燕居、庖厨劳作、农牧生产、历史人物、孝子列女、祥瑞等内容。壁画展现了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显赫地位、豪华生活以及道德崇尚。画面布局主次分明，构图疏密得当，物象错落有致，线条简洁酣畅。壁画中马的造型千姿百态，极具风姿神韵，体现出娴熟的绘画技能。
辽宁辽阳和甘肃河西汉代壁画墓多属东汉晚期墓葬，规模一般较小，壁画内容相对单纯，绘画水平与中原及其周边同期墓室壁画尚有一定差距，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特征。2002年四川中江和三台发现两座绘有壁画的东汉晚期崖墓。其中中江塔梁子3号墓保存壁画十多幅，绘有墓主宴饮、人物、鸟、建筑等图像，并有二百余字的墨书题记，记载了墓主的身份、官职、家世等。壁画先以墨线勾描，然后用红、黑、白、黄、绿等色平涂施色，局部略加渲染。
四.装饰画
一.漆画
秦代漆画见于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两件漆绘木梳，一件木梳上端两面分别绘有宴饮图和舞蹈图，另一件木梳两面则分别绘有送别图和角抵图。
西汉漆画很流行。湖南长沙砂子塘汉墓出土一具漆棺，头挡绘二凤穿璧图，足挡绘仙人驭豹图，图像规整，画工精细，装饰性强。同地出土的一件漆奁，奁腹一周绘有人物、车马、山丘、飞鸟、垂柳等，表现了出游的场景，构图舒展，色彩亮丽，富于情趣。此外，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的神怪图漆盾、江苏连云港海州侍其繇墓出土的乐舞图漆奁残片也颇具特色。
马王堆1号汉墓漆棺画是西汉漆画中最杰出的作品。共四重髹漆套棺，第一重为黑漆素棺；第二重棺上绘有云气及各种灵异和鸟兽；第三重棺上绘有龙、虎、麒麟、凤凰、仙人等；第四重为贴锦羽饰内棺。漆棺绘制精美，装饰奢华，图像丰富，寓意深刻。四重套棺颜色和图像皆具象征性，从外至内层层递进，表现了死者从死直至进入昆仑仙境的过程。
东汉漆画集中见于朝鲜平壤附近，该地时属东汉乐浪郡。1931年平壤南井里116号墓出土大量彩画漆箧。漆箧以黑漆为地，画有王者先贤和孝子列女，并附榜题，人物造型古拙，设色浓重。此外，平壤王光墓出土的一件驭龙图漆勺和王盱墓出土的一件绘有西王母的漆奁也很精彩。王盱墓出土的漆奁上还有题记，可知此器为蜀郡西丁卢氏造于公元69年的一件漆器。
二.陶器彩画
汉代陶器彩画以河南洛阳、荥阳、密县出土的几件作品最为精彩。洛阳出土的一件西汉陶壶腹部装饰带内一周以朱、绿、紫、黑等色绘龙、虎、人首兽、仙人、鸟和流云纹，线条流畅，画面极富动感。洛阳出土的另一件陶尊上绘乐舞图，画面简洁，造型质朴。荥阳出土的一件陶仓楼四壁绘有跪拜、乐舞、斗鸡场面。密县出土的一件陶仓楼上绘有收租、喂马、人物等图像。两件陶仓楼彩画中的人物造型皆简练拙朴，画面富有生活情趣。
三.铜器彩画
汉代铜器上的装饰画见者不多。陕西西安红庙坡出土的一枚西汉彩绘画像铜镜，外区以红色为地，上用白、绿等色画人物、车马等图像，表现了狩猎、出行、宴饮的场景。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漆绘铜盆，盆腹外壁绘有人物、兽首人身怪物和动物等，似为傩仪图。同出该墓的一件漆绘提梁铜简，器表画有拜谒、骑虎、斗兽、导引、熊、枭、鱼等图像。山西右玉大川出土的鎏金银彩绘动物纹尊，器腹鉴银并彩绘，可见虎、熊、象、鹿等动物和力士形象。
第三节.画像石鸟画像砫
一.画像石
画像石是一种富于平面感和绘画性的石刻，产生于西汉，盛行于东汉。目前所见汉代画像石基本都与墓葬相关，包括画像石墓、画像石祠堂、画像石阙、画像石棺椁。汉画像石的雕刻形式有阴线刻、凹面刻、减地平面雕加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其中减地平雕加阴线刻、浅浮雕、阴线刻最常见，凹面刻、高浮雕少见，透雕罕见。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有日月天象、天神地祗、仙灵祥瑞、现实生活、历史故事以及各种装饰纹样，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习俗、礼仪、道德等社会生活和思想信仰的各个领域。翦伯赞曾说：“假如把它们(石刻画像)有系统地搜集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汉画像石是汉代美术的集大成者，艺术成就斐然，时代特色鲜明，其画面构图饱满，造型古拙，风格浑厚，充满力量、运动和气势，恰如鲁迅所言：“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除图像纹样外，一些画像石上还刻有文字榜题，内容涉及图像的名称；墓主、祠主的生平事迹；祠、阙、墓的建造年代、建造缘由、出资人及价值；出资人对祠主、墓主表示敬意或哀悼之辞和吉祥语；建造祠、阙、墓及雕刻画像石之工匠的籍贯、姓名。榜题文字长短不一，短者数字，长者几十甚至几百字。
汉代画像石集中分布于四大区域，即：山东、苏北区，可扩大至皖北、豫东甚至郑州附近；豫南区，可辖及鄂北；陕北、晋西北区；四川区，可延伸到滇东北。此外，浙江、重庆、天津等其他地区亦见有零散遗存。
一.山东、苏北画像石
山东汉画像石遍及全省，以鲁南和鲁西南最为集中。苏北画像石以徐州为中心。该区画像石始于西汉中晚期，盛于东汉中晚期，有墓室、祠堂、石阙和石椁各种类别。画像内容涉及家居生活、生产劳作、孝子列女、刺客义士、羽化升仙、镇墓辟邪、自然天象、神灵祥瑞等。雕刻技法有减地平面雕加阴线刻、浅浮雕、阴线刻、凹面雕加阴线刻、高浮雕、透雕，其中前三种最为流行。画面或分格分栏，或满铺布陈，构图繁复，布局严谨，刀法细腻，造型工整，线条流畅，风格既有凝重典雅的，亦不乏粗犷奔放的。长清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梁祠、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徐州铜山白集画像石墓与画像石祠是这一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汉画像石遗存。
孝堂山石祠位于山东长清孝里铺，据祠上永建四年(129)题记推断，其建于东汉前期。石祠为双开间单檐悬山顶建筑，面阔4.14米，进深2.5米，高2.64米。祠内雕刻有丰富的画像和题记，图像有伏羲、女娲、西王母、日月星辰、风伯、雷公、车马出行、楼阁拜谒、庖厨、乐舞、狩猎、胡汉战争以及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泗水捞鼎等历史故事。画像中可见“大王车”、“二千石”、“孔子”、“周公”、“胡王”等题记。从二千石出行图推测，祠主当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吏。画像以阴线刻为主，兼有部分凹面刻，人物多取侧面造型，线条遒劲洗练，风格单纯质朴，平面感较强。
武梁祠位于山东嘉祥武宅村，是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祠堂之一，建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为单开间悬山顶石结构祠堂，面阔2.41米，进深1.57米，高2.4米。画像分层分栏布局，坡顶石上刻祥瑞图；东、西山墙的山尖部分别刻东王公、西王母仙庭；山墙的山尖以下部分和后墙分四栏，刻有人类始祖、先贤帝王、孝子列女、刺客义士、车马出行、拜谒庖厨、楼阁人物等图像，且多处附有榜题。画像运用了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手法，由良匠卫改”雕文刻画”而成。图像丰富，布局严谨，雕凿精湛，风格凝重沉稳，堪称汉画像石的典范和集大成者。
安丘画像石墓位于山东安丘凌河镇董家庄，为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由甬道、前中后三室和两耳室组成，全长14米，宽近8米，主室为覆斗顶，耳室为平顶。全墓共用了224块石料，其中103块为画像石。画像覆盖面积达400平方米，雕刻形式以浅浮雕为主，部分画像采用了凹面刻、高浮雕以及透雕手法。画像主要有日月星云、伏羲女娲、神仙羽人、灵异禽兽、云车出游、乐舞百戏、车马出行、山林狩猎、铺首衔环和历史故事。画面多以几何纹、花草纹或禽兽纹为装饰边框。墓内三根立柱上用高浮雕和透雕表现了众多裸体人物形象，造型奇特，手法罕见，图像诡秘。
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为东汉晚期大型多室墓，长8.7米，宽7.55米。全墓由280块石材砌成，其中画像石42块，画像总面积达442.27平方米。画像内容有桥上战斗、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羽人、祭祀拜谒、车马出行、乐舞百戏、庖厨宴饮、历史故事等。画像采用了减地平雕加阴线刻、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以及透雕等多种技法，其中以减地平雕加阴线刻为主。画像布局合理，构图严谨，图像丰富，雕刻细腻，体现了汉代画像石艺术的高度成就。
徐州铜山青山泉白集画像石墓为东汉晚期叠涩顶大型石室墓，墓前立画像石祠一座，共计画像石24块，画像内容包括宴乐、出行、历史故事、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珍禽瑞兽以及各种装饰纹样。画像主要为浅浮雕，部分石面尚存起稿墨线，细部还见涂朱痕迹。除白集画像石外，铜山茅村画像石墓以及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也颇具代表性。从中可见，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画像石更接近鲁南邹城和滕州一带的画像石，风格相对比较粗放。
二.豫南画像石
豫南画像石以南阳为中心，包括南阳、唐河、新野、方城等地，其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晚期，盛于东汉。此区画像石题材内容也较丰富，既有展现墓主生活的场景，又有反映儒家伦理道德的历史故事，同时还出现有大量天象、天神地祗、仙人灵异以及镇墓辟邪神怪，其中最富地方特色的是日月星象和天文神话图像。该区画像石多为石灰岩，质地疏松，表面粗糙，除早期个别作品为凹面刻和阴线刻外，绝大部分都是浅浮雕。画像构图疏朗，装饰简洁，主题突出，手法洗练，风格粗犷。南阳石桥画像石墓、麒麟岗画像石墓、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为该区颇具代表性的画像石墓。
麒麟岗画像石墓前室顶部由9块石板组成，构成一幅巨大的天象神灵图。其上刻有天帝、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伏羲、女娲以及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其间饰以繁密、流畅的云气纹。
三.陕北、晋西北画像石
陕北、晋西北画像石盛行于东汉中期，集中在陕西绥德、米脂、神木以及山西离石等地。画像主要见于墓门，墓内罕见。与其他地区的画像石相比，陕北画像石题材单纯，牛耕、放牧、狩猎、门吏、车骑出行、日月、西王母、东王公、羽人、四神、铺首衔环等为其主要题材。此外，也偶见宴饮乐舞、历史故事、伏羲女娲等图像。大部分作品采用减地平雕手法，少数作品使用了减地平雕加阴线刻或墨线勾描的方法。此外，榆林神木大保当还出土有不少彩绘画像石。陕北画像石构图简练概括，画面干净利落，物象轮廓清晰，有如剪影效果，风格质朴清新。陕西绥德王得元画像石墓、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群、山西离石石盘画像石墓即是这一地区较有代表性的画像石墓。
20世纪90年代，神木大保当发现14座东汉中期的画像石墓，出土画像石60余块。画像内容包括日、月、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鸡首神、牛首神、羽人、四神、铺首、瑞兽、嘉禾、门吏、狩猎、出行、驯象、楼阁人物、乐舞百戏以及少量历史故事，常见边饰有蔓草状卷云纹、绶带穿璧纹、波浪纹、菱形纹等。画像皆刻画于门楣、门扉和门左右的立柱上，均采用减地平面刻技法雕造而成，物象造型大方，轮廓简洁，细部较少线刻，而多以红、白、褐、绿、紫等颜色涂绘，或用墨线勾勒，风格淳朴，整体感强，极具地方特色。
四.四川画像石
四川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多为东汉晚期作品，有墓室画像石、画像石阙、画像石崖墓、画像石棺，其中画像石棺数量最多。画像题材有家居生活、车马出行、生产劳作、镇墓辟邪、神仙灵异、历史故事等，其中以表现神仙世界、阴阳主神的画像石最具特色。此外，还见有佛像、秘戏等图像。该区画像石多采用浅浮雕或高浮雕手法，画面装饰纹样不多，细部处理很少，构图简括，刀法粗放，造型古拙，风格类似南阳画像石。四川成都曾家包墓画像石、郫县石棺、简阳鬼头山画像石棺、芦山王晖墓画像石棺、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画像皆为这一区域画像石的代表。
郫县石棺棺盖上刻龙虎戏璧和牛郎织女，图像醒目，风格粗放。简阳鬼头山汉墓出土一具东汉晚期画像石棺，图像丰富，题记明确。棺头挡刻朱雀，足挡刻“伏希(羲)”、“女娃(蜗)”、”兹(玄)武”。棺左刻“青龙”、“先(仙)人博”、“先(仙)人骑"、“日月”、"柱铢”、“白雉"、“离利”。棺右刻“大苍(仓)”、“白虎”、“天门”、“大司”。画像为浅浮雕，造型稚拙，内涵丰富。
麻浩一号画像崖墓，位于四川省乐山市九峰乡明月村，为东汉晚期一座凿山为室的大型崖墓。画像主要以浅浮雕形式雕刻于墓门和前室，内容有朱雀、瑞兽、门吏、建筑、乐舞、垂钓、牵马、拉车、迎谒、仙人六博、玉兔捣药、蟾蜍、佛像、僧人以及荆柯刺秦王、孝子董永等。
二.画像砖
画像砖出现于战国，西汉中期渐增，至东汉达到鼎盛。目前所见汉画像砖主要出自墓室，分为空心砖和实心砖两种，画像的形式有阴线刻、阳线刻、凸起平面雕、浅浮雕几类。河南、四川是汉画像砖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两地出土画像砖数量巨大，特色鲜明，其中四川画像砖的水平和成就最高。
一.河南画像砖
河南画像砖集中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豫西的洛阳；二是豫中的郑州、禹县、新密；三是以南阳为中心的豫南。洛阳出土画像砖大多为西汉时期的作品，主要是大型空心砖，画像多采用阴线刻，内容有武士、射猎、牵马等，题材单纯，构图简略，线条硬朗。郑州、禹县、新密出土的画像砖主要为西汉中晚期到东汉早期的作品，大多为空心砖，画像多以数个小印模压印而成，表现为阳线刻或凸起平面雕，题材单纯，画面繁复。常见图像有凤阙、山峦、乐舞、射猎、戏虎、搏击、车马、西王母、铺首衔环、禽兽灵异等。以南阳为中心的豫南是汉画像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画像砖在此一直都很流行。有空心砖和实心砖两种，基本为一模一砖，画像多为浅浮雕或浅浮雕加阳线刻。题材有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仙灵异、图案纹样等，雕刻手法洗练，画面主题突出。
二.四川画像砖
四川画像砖盛于东汉后期，主要分布于成都、新繁、新都、广汉、德阳、彭县、新津、彭山、大邑等地。画像砖皆为实心砖，采用脱模法模印而成，形式为浅浮雕和浅浮雕加阳线刻。四川汉画像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庭院楼阁、车骑出行、宴饮乐舞、播种收割、渔猎采桑、盐井酒肆、伏羲、女娲、西王母仙庭、日神、月神、天门与司命、四神等。此外，还见有少量与佛教有关的塔、莲花以及与早期道教有关的秘戏野合等图像。四川汉画像砖构图简练，体积感强，线条流畅，风格清新明快。大邑出土的一块舞乐杂技画像砖，造型简括生动，块面结构分明，浮雕感很强。成都出土的一块斧车画像砖，以线造型，简洁洒脱，极富动感。郫县出土的一块盐井画像砖，表现了采盐制盐过程，画面以线面结合的手法，塑造出层峦叠嶂的群山，山间树木葱笼，动物悠闲，人物繁忙，层次感非常明确。
第四节.书法
一.秦代书法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字“政策，废除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大篆经过省减创造了小篆。秦小篆为长方形体，结构匀停，用笔圆转，体态俊逸挺拔，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流传至今的重要作品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阳陵虎符》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虽漫漶过甚，但古厚之气仍在，为秦小篆的典型面貌。而《阳陵虎符》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刻石残损的缺憾，其上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虽与石刻大小相异，但体势相近，为秦小篆中的精品。另外，大量出土的秦陶量上的文字也是秦小篆的代表。秦代篆书遗迹还有权、量、诏版上的刻字，其风格和民间古隶相近，是个性化的秦代小篆。在民间流行的是篆隶演变过程中的古隶，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即为典型的古隶。
二.汉代书法
汉代通行三种书体，即小篆、隶书、草书。小篆用于官方高级文书与重要仪典的书写，以及金、石刻辞和宫殿的砖、瓦等，现存遗迹主要是碑刻和铜器上的铭文，也有一些砖瓦文字以及少量的墨迹。隶书用于官方中级文书和一般的经籍、碑刻，现存遗迹主要是碑刻，也有一些墨迹，墨迹中以简牍为多。草书用于官方低级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现存遗迹主要有简牍、墓砖等。
丰碑大竭在西汉尚未兴起，而东汉立碑之风骤盛，这些碑刻的碑额皆为篆书，碑文大多为隶书，亦有少量篆书。碑文书写大多出自具有相当书法造诣的书佐之手，因此，东汉碑刻最能体现汉代书法的风貌。
东汉碑刻篆书用笔方圆结合，结体茂密，气势恢宏雄强，有别于秦代风格。著名篆书碑刻有结体宽博开阔、用笔遒美的《袁安碑》和《袁敞碑》，以及结体方正、略参隶意的《祀三公山碑》等。汉碑碑额篆书，字数不多，风格各异，《北海相景君碑额》婀娜多姿，《韩仁铭碑额》用笔浑厚，《孔宙碑额》笔画流丽，《张迁碑额》体态奇肆。此外，《华山碑额》、《孔彪碑额》、《鲜于璜碑额》、《袁博碑额》等碑额也都颇显汉篆魅力。最能体现汉代书法成就的是隶书。隶书萌生于战国，在秦代已普遍流行于民间，至西汉晚期达到成熟，到东汉进入高峰阶段。秦代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古隶结构已具有隶书的体势，但笔画未见明显波磔。成熟后的隶书变小篆的纵势为横势，字体宽扁，向左右舒展，点画之间俯仰呼应，笔画讲求波磔，提按顿挫、起笔止笔呈现出蚕头燕尾之状，具有浓重的装饰趣味。
汉代隶书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东汉碑刻中，后世常说的“汉碑”，即是指这种高度成熟的隶书。“汉碑“流传至今者甚多，其风格可谓异彩纷呈。重要碑刻有《乙瑛碑》、《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张迁碑》、《曹全碑》、《礼器碑》、《鲜于璜碑》、《石门颂》等。《乙瑛碑》法度严谨，骨肉匀停，波磔分明，字形方整，于力度之中见出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代表作。《史晨碑》、《华山庙碑》、《曹全碑》、《礼器碑》等与《乙瑛碑》的风格大致类同，为端庄秀丽型的整饬隶书。《张迁碑》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斩钉截铁，结体朴厚宽舒，书法方正尔雅，以雄强古朴取胜，与其相媲美者还有《鲜于璜碑》等。《熹平石经》严整规矩，平厚宽博。《石门颂》为摩崖石刻，其笔随崖走，结构纵横跌宕，用笔挥洒自如，为自然天成之妙品。
至东汉末，隶书日趋程式化，甚至矫揉造作，渐失生命活力，魏晋以后被楷书所取代。
潦草、简率的文字书写在篆书时代就已经出现，但作为独立书体的草书则形成于汉代。汉代的草书称为章草，是一种笔画带有隶书波磔的草书，结体简约，一字之中笔画相连，但字与字之间没有连绵之笔，从甘肃武威出土的医药简牍等可以见其大概。
汉代著名书法家有史游、杜操、崔瑗、张芝、蔡邕等。史游相传以隶书草著《急就章》。杜操、崔瑗并称”崔杜"，皆擅章草。张芝擅长章草，与曹魏书家钟繇并称“钟张“，二人极受王羲之推崇。蔡邕擅长篆书和隶书，曾参与书写著名的《熹平石经》，著有书论《九势》、《笔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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