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诞生

多年以后，在巴黎的穷人医院里，“革命军事苏维埃”的主席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将会回想起革命起义军从古利艾波列撤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古利艾波列是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市镇，砖泥和桦木盖成的屋子延河岸排开，湍急的盖秋尔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在未来人们更多的称他马赫诺老爹），在1888年的某一天出生在古利艾波列的一个贫农家庭。古利艾波列是一个位于沙俄乌克兰东部，叶卡捷琳娜诺斯拉夫省（通常被乌克兰人称之Katerynoslavshchyna）的市镇。

父亲是伊万·米赫年科，母亲叶夫多基娅·马赫诺夫卡。有三个哥哥，一个叫伊万·马赫诺，另一个是尤多西亚·马赫诺，还有更年轻一些的格里高利·马赫诺。内斯托尔是最小的一个。

马赫诺一家本来都是农奴，伊万和尤多西亚在1861年被“解放”，尽管如此，高昂的土地成本使他们不得不继续耕种地主的土地。

教堂的档案记录了内斯托尔·马赫诺1888年俄历10月27日，公历11月7日的洗礼日期。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实：11月7日也是马赫诺一生的死对头托洛茨基的生日，11月7日也是十月革命爆发的日子，同时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首次建国的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庆日。

为了推迟征兵，内斯托尔·马赫诺的父母把他的出生日期登记在在1889年。

马赫诺们的父亲在他十个月大时去世，马赫诺一家靠着从贫瘠土地榨取而来的微薄财产根本没法抚养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于是，伊万去给一个大资本家当车夫，内斯托尔则是被过继给了一个小康的农民家庭抚养。不久他就因与这户人家相处的很不愉快而回到了原来的家庭，帮农活以及看管家里的牲畜。

幸运的是，内斯托尔的哥哥们，伊万和尤多西亚的羽翼渐渐丰满，开始担任起抚养这个家庭的责任。于是，内斯托尔从八岁开始在古利艾波列的一所世俗学校上学，这段经历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点是，他在学校里脱离了文盲的身份。第二点是，某一年的冬天，他独自逃学到乱石累累的盖秋尔河的冰面上去溜冰，却不小心在光滑的冰面上滑倒，然后冰面上最脆弱的地方开始碎裂，内斯托尔就掉入了古利艾波列冬天零下十几度的河水中。那时河水仿佛冰冷的玻璃在流动。

一生都在打仗，而这次是内斯托尔·马赫诺第一次濒临死亡。真实与幻境相互纠结，直到前者或者说是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游到冰面破碎的地方并把住一块坚硬的滩石，得以爬到河滩上并大口的喘气。无论如何，内斯托尔·马赫诺都得穿着结冰的衣服独自走回家。从这时起内斯托尔就开始对抗困扰其一生的呼吸困难问题。

内斯托尔·马赫诺间断的上学，有一年去给当地的富农干活，一个夏天就赚来了二十卢布。农忙的时候就去干活，农闲时就去上上学。在学校，除去经常逃学、打架和违反纪律之外，他算是个优等生，在阅读、算数和几何展示出了一定的才能。

然而贫穷却让内斯托尔再次辍学。十几岁的内斯托尔不得不在全天的在富农的土地上劳作。虽然没有更详尽的记载，但毫无疑问的是，内斯托尔产生了一种“对富人的愤怒，怨恨，甚至仇恨”。母亲讲述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种种传说、英雄的故事也构造了内斯托尔·马赫诺性格的关键部分。对自由的向往、对不公、对压迫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是他以后几十年间运动的核心因素。

有一次，他看到地主的儿子和庄园经理正在殴打一名农场工人，于是找到庄园里年长且有威望的农民“伊万老爹”报告了这件事情。这事很快点燃了庄园里农民的愤怒，伊万和其他农民后来揍了打人的两人一顿，发起了一场事先没有任何组织的农民罢工，迫使地主接受了改善农民生活的要求。事后，伊万再次找到内斯托尔，“如果你的主人打了你，那就拿上你看到的第一把干草叉，然后给他点颜色看看…”

第二年内斯托尔·马赫诺辞去了庄园里的职务，在古利艾波列和周围村庄寻找岗位。他先是当上一名漆工学徒，然后很快就去了一家铸铁厂。后来又去了一家葡萄酒厂，葡萄酒厂肮脏恶劣的环境，以及醉酒后殴打下属的上司在年轻的内斯托尔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开始了他一生对酒精的厌恶。后来的革命事业中他不仅限制乃至禁止队伍中的成员喝酒，自己也滴酒不沾。几个月后他就从葡萄酒厂中辞职，然后回到铸铁厂工作。

事业的开始

1905年俄国革命，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公，给内斯托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内斯托尔先是给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做宣传，然后选择了加入无政府主义小组和贫农联盟。古利艾波列是叶卡捷琳娜诺夫省革命气氛最浓厚的地方之一。沙皇政府在1905年先是抓走了几个罢工的首领，然后又派出一些顿河哥萨克来安抚当地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安那其小组的十人会议每周都开，商讨乌克兰和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的未来。六个月下来，内斯托尔把曾经的经历、认识和想法消化成了理论性的安那其理论，逐步建立了他一生对安那其主义的信仰。与此同时，内斯托尔的威望也在安那其小组中越来越高，从参与者逐渐成为组织者。

“黑色恐怖”诞生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彻底使工农放弃了改良和任何意图，然而在布尔什维克正式登上俄国的历史舞台之前，或者说在1917革命之前，这样的一段政治空白造就了俄国的革命恐怖主义。革命恐怖主义并非社会革命党人独有，安那其主义者也对其赞誉有加。

小组开始抢劫商人，抢来的钱一部分用来印发宣传单，一部分用来购买武器和炸药，武器和炸药除了袭击商人之外，还用来袭击地主和横征暴敛的沙俄官员。

为了平息国民的愤怒，斯托雷平大胆的开展他的改革。一上来，就有无数的社会革命党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民意志党人，什么激进共和联盟啊等等）在村口被吊死，接下来，是土地私有化的大胆实践。与很多观察家期待的相反，农民，或者说贫下中农，生活并没有因为改革而得到改善。正相反，由于他们赖以为生的乡村公社制度的崩溃，财产正大规模的流向富农。这直接导致了农民的不满。在莫斯科，布良斯克这种大城市，情况尚可；而在一些经济高度依赖于农业的地方，比如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社会稳定度便直线下降。

于是小组的活动愈发激进，开始通过暴力手段袭击富农并焚烧他们的财产。猜得到，安那其小组中的许多人，包括马赫诺，被逮捕了。十个月后马赫诺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然而小组中其他一些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中很多人被判处流放、监禁乃至绞刑。

马赫诺来到了新建立的安那其小组。这个小组行动更加频繁并且更加激进。然而，没多久这个小组就发觉自己被渗透了。首先是该小组的两名间谍莫名其妙的被处决，然后，在小组的一场会议上，秘密警察包围了小组并和小组爆发了枪战。有一名骨干成员在枪战中被杀。作为回应，小组计划暗杀叶卡捷琳娜诺夫省的省长。看得出来，行动很快失败了，在这场密集的枪战中，马赫诺和组织中其他15人被俘虏，一名内奸出来作证质控马赫诺，这次马赫诺终于被判绞刑。

然而命运再一次眷顾了马赫诺。绞刑在最后一刻被改为了无期徒刑，马赫诺由火车被送往著名的，莫斯科的布提尔喀监狱——某种意义上，也是沙俄最好的高等学府之一。马赫诺在监狱里结识了老乡彼得·阿西诺夫。阿西诺夫因为一系列黑色恐怖活动而入狱，包括但不限于：暗杀一名唯利是图的铁路老板、炸毁镇压农民运动的乡村警察局、数次被判绞刑后越狱、在酒厂抢劫来进行宣传等等。阿西诺夫的生平一样很有意思，不过我们这里的主角是马赫诺，所以重心不会放在他身上。

看到狱警对待知识分子囚犯和农民囚犯的差异，马赫诺对“革命依靠知识分子”也不报太大希望。在监狱里，他支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一战。

现在是1911年，距离1917年还有6年。马赫诺在蹲监狱。这时的欧洲黑云暗涌，帝国时代正逐渐走向终结，几年后，民族解放和共和革命就会在整个欧罗巴上演。

附赠一首马赫诺的诗《召唤》。

Призыв

Восстанемте, братья, и с нами вперед!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черным восстанет народ,
Мы смело рванемся все с радостью в бой
За веру в коммуну, как верный нам строй.

Разрушим мы троны и власть капитала,
Сорвем все порфиры златого металла
Не станем мы чтить их, кровавой борьбой
Ответим тиранам за подлый их строй.

Мы долго страдали под гнетом цепей,
В петле и по тюрьмам в руках палачей.
Время восстать и сомкнуться в ряды
Под черное знамя великой борьбы.

Довольно служить тиранам машиной,
Ведь мы обладаем великою силой.
Восстанемте ж, братья — -рабочий народ
И всех их взорвем, как хищников род.

Зачем нам власть и все их законы
Мы вольны душою, мы воли полны;
Дорогу свободе! Прочь всякие троны,
Так жить в нашем мире народы должны.

Восстанемте ж, братья, под звуки сигналов,
Под знаменем черным пойдем на тиранов
Разрушимте власть и позорнейший строй,
Который толкает в кровавый нас бой.

1917以来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一片混乱中，临时政府赦免了大量反对沙皇而入狱的政治犯。马赫诺旋即被释放回家乡，开始组织农民运动。

到了1917年，俄国依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的86%。但是工业化却让俄国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展现出了它富有和潜力的一面。俄国正像一头北极巨熊一样从中古时期的沉睡中醒来，向世界发出它的怒吼。不合理的中世纪的土地制度自然要被消灭，消灭它的一定是受它千百年制约的农民阶级。

二月革命是俄国农民首次在俄国历史上参与政治，特别积极的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担任士兵代表，还在一些工业化率低的地方组建了农民公社、农民苏维埃。

马赫诺回到了乌克兰，以古利艾波列为中心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他和安那其小组席卷了一个又一个的村庄，赶走或者干脆枪毙了地主，把土地分给贫农。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都是这一段时间建立起来的。

这一段时间，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还在乌克兰建立了黑卫军和“革命委员会”。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一系列党派，比如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社会主义联邦党掌握了乌克兰政权，建立了“乌克兰中央拉达”，也叫乌克兰国民议会。于是，他们顺理成章的建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如果说这些党派不够知名，那他们的领导者一定知名——西蒙·彼得留拉。

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社民+民族主义，宣称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只有先解决民族问题，才能解决阶级问题。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寻求无政府主义者的帮助，以对抗乌克兰中央拉达。无政府主义者的回答是：加入。1918年1月，古利艾波列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一支800人的分队，由萨维利·马赫诺率领，前往亚列山德里夫斯克（这里是德军司令部所在地）与红卫兵会合，共同对抗中央拉达和德军。与此同时，内斯托尔·马赫诺回到古利艾波列，率领当地抵抗顿河哥萨克人，成功击败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然后将他们送回老家。内斯特还释放了被监禁的当地工人，并从银行征用了 250,000 卢布，以资助当地苏维埃的活动。也就是说，革命阵线和中央拉达的内战即将爆发。

1918年初，乌克兰中央拉达可谓是内忧外患。外有白军和红军的双重攻击，内有无政府主义叛军，中央拉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裂。1918年1-2月，苏维埃部队兵分三路进攻基辅，并在城内组织反对中央拉达的武装暴动。以彼得留拉等人为首的中央拉达军队成功将城内暴动镇压下去，但战争形势却依然急转直下。2月8日，苏维埃部队在激战中攻入基辅，宣布基辅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首都。 

为了自保，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署前，同盟国与刚从俄罗斯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于同年2月9日在布列斯特签署了排他性保护国条约，该条约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虽然形式上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并未将原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兼并，但是在实际上同盟国通过此条约以作为乌克兰的保护国为交换得以确保来自乌克兰的粮食供给。当然，同盟国也要承担扑灭无政府主义叛乱的任务。

1918年4月，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德国军队下令解散。乌克兰国取而代之，首脑是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德国人扶持乌克兰国的主要目的是提供更多的德军食粮。相比之下，“乌克兰国”是一个纯粹了傀儡政权，而且与此前的人民共和国不同，它的支持者主要是地主阶级，任用了大量的旧沙俄官员，土地改革也被停止，大量农民被夺回土地的地主杀害。除此之外，乌克兰国也与布尔什维克处于战争状态。

1918 年 9 月 22 日，内斯特·马赫诺和西蒙·卡列特尼克以及周围的古利艾波列无政府主义团体开始采取行动，与乌克兰国和占领军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喜欢伪装成不同的军队，打入内部并解除敌人的武装。一天之内，起义军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控制了马里乌波尔，短暂地将当地基础设施归还给工人控制，并重新建立了“苏维埃的权力””，然后在乌克兰宣布全面起义以推翻乌克兰国并驱逐占领军。然而，9 月 29 日，同盟国发动了反击，迫使无政府主义者撤离该镇并撤退，与水兵费迪尔·舒斯的武装汇合。

起义军在迪布里夫卡遭到伏击，切断了他们的撤退路线，但马赫诺主义者通过一系列侧翼进攻设法保持了进入森林的通道畅通。面对压倒性的优势，马赫诺成功地动员了起义军攻击优势敌军。在 9 月 30 日晚上，一支由 30 人组成的分遣队分成两组——一组由舒斯领导，另一组由马赫诺领导。他们计划开展一次奇袭。他们面对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由 500 人的奥地利营领导，并得到 100 名乌克兰军人的支持和 80 名国民警卫队成员，总数比起义军多 20 多倍。两股军队跑到敌营的两侧，向手无寸铁的部队开火，迫使敌人惊慌失措地撤退，当地农民只手持农具进行追击。战斗结束后，他们缴获了四挺机关枪和两辆军需车，以及八十名敌方战俘。由于他在战斗中的军事实力，内斯托尔·马赫诺不情愿地从胜利的起义者手中接受了巴特科的荣誉称号。

起义军随后对德国人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袭击，马赫诺和舒斯潜入了在地主庄园举行的白俄罗斯会议，并用炸弹炸毁了他们的东道主德国人。这同样遭到了占领军的报复，占领军发起了对迪布里夫卡的反击，烧毁了村里的数百间房屋，并袭击了当地农民。尽管马赫诺下令保护和平的德国人，起义者还是对与占领军合作的德国定居者进行了报复，烧毁了一些富农农场，。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许多起义军开始在整个地区加大活动力度，攻击占领军和合作者。正是在这一点上，起义者开始将他们的战斗描述为反对地主和富农以及外国占领军，这增加了起义者在贫农基础中的地位。起义者开始建立“人民法院”来处理战俘，开创了释放士兵的先例，同时枪杀军官和合作者。

当起义军占领村庄时，他们会在四面设置哨所，以确保他们不会受到突然袭击，并在必要时可以撤退。他们还会铺设虚假的踪迹，以误导敌人的行进方向，他们经常改变进军方向，并在夜间在他们熟悉的地区迅速移动，来进行军队转移。到 1918 年底，整个东乌克兰正在经历对同盟国的反抗，其程度越来越大。

在一次地区起义军会议上，马赫诺提议他们在四个战线上展开战争：同时反对乌克兰国、同盟国、顿河哥萨克和白军。决定将起义军重组为统一的军队，采用联邦模式，由骑兵、步兵、塔枪卡和炮兵组成的混合营。在征得部队同意的情况下，四个前线不对中的每一个的指挥官都被赋予了将军事纪律引入他们的队伍的自由裁量权，并作为总司令直接对马赫诺负责。还建立了一个由志愿妇女组成的情报部门，负责跟踪敌人的动向并向中央指挥部报告。

来看一场精彩的作战：

7月，马赫诺在古利艾波列，这时那里被彼得留拉军队占领，黑军也被前者击败。彼得留拉的军队在第聂伯东岸占了上风。

10月，马赫诺对彼得留拉分子展开了全面反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后，马赫诺最终占领了古利艾波列。在此之后，马赫诺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进军，以驱逐彼得留拉政府。黑军在第聂伯罗夫斯克驻军，准备攻打中央城市——安赫德。在第聂伯河和庞大军事力量的保护下，彼得留拉分子在这个城市几乎是无敌的。下第聂伯罗夫斯克那里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市委会，负责处置一些地方武装力量。马赫诺是本地区著名的英勇的革命英雄，也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军事领袖，该委员会授予他党的工人支队指挥权。后者接受了。

马赫诺把他自己和部队塞上一辆火车，然后伪装成工人通勤的火车，穿过第聂伯河上的大桥直接大摇大摆的进入城里。这样做风险很大，鉴于马赫诺在本地区的名称，如果彼得留拉分子早一点识破了马赫诺，那我们的故事毫无疑问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同样的风险开辟了马赫诺通往胜利的道路。火车进入中央车站，革命军出人意料地下了车，立即占领了车站和市中心，执行了一次相当精彩的，对彼得留拉头目的斩首行动。

起义军的核心，包括施库斯和卡列特尼克以及马赫诺，在组建后不久就几乎被歼灭，在什涅里科夫被占领军包围，仅被增援部队勉强救下。11 月 20 日发生了另一次险情，当时马赫诺准备不足的支队遭到白俄罗斯装甲列车的袭击，杀死了他的一些最有经验的战士，甚至导致马赫诺死亡的谣言在整个乌克兰传播。

此时，同盟国被迫签署停战协议，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乌克兰的占领。同盟国的军队撤走了，乌克兰国也崩溃了。彼得留拉在基辅领导了一场政变，将帕夫洛·斯科罗帕茨基赶下台，重建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这一系列举措缓解了乌克兰的冲突，起义军在很长一条战线上与中央拉达达成了停火。

新政府特赦所有政治犯，允许萨维利·马赫诺和亚历山大·卡拉什尼科夫（这几人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回到古利艾波列。但不久，起义者和中央拉达之间的不稳定休战就开始减弱，因为彼得留拉希望与安东·邓尼金领导下的南俄罗斯志愿军结盟。

无政府主义起义运动本身，仅在两个月前还由捷尔诺夫卡的一个小分队组成，现在已成为一支组织严密、久经沙场的战斗力量：乌克兰革命起义军。所有的安那其小组、无政府主义民兵、农民游击队、无政府主义同盟、水兵苏维埃、农民公社苏维埃等等这些松散的组织，在反帝旧制度的过程中最终团结成了一个势力——乌克兰革命起义军，或者黑军。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或者马赫诺主义运动——Makhnovshchina已经大踏步的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一股完全不可忽视的力量。

乌克兰革命起义军的总司令是内斯特·马赫诺。参谋长是维克多·贝拉什。骨干成员还有：西蒙·卡瑞特尼克、彼佳柳提、费迪尔·舒斯、阿列克谢马尔琴科、阿列克谢·丘边科、亚历山大卡拉什尼科夫、瓦西里·库里连科等。

从布列斯特和约签署和拳击行动以来，安那其行动小组吸取了之前黑色恐怖时期的教训，带领着其武装退往周边农村。组织决定成立更完善的农民军队。黑军不再只有农民了，它还包含工人、水兵、犹太人、哥萨克和很多外国人。黑军已经成为了一支数万人的武装力量，分有步兵和骑兵，炮兵支队分别编入每个团。通过黑军保卫自由地区，农民公社和工人委员会才有机会在地方一级进行管理。

随着德国西线战场的崩溃，乌克兰国没有了外援，它的反动统治第一个崩溃了。军事自由让马赫诺把目光投向政治方向。无政府主义团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 “警钟”的名义发布了五项主要原则：拒绝所有政党，拒绝一切形式的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被视为被当时的马赫诺主义者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视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同义词），否定任何中央国家的概念，拒绝所谓的“过渡时期”“初级阶段”。

在马赫诺主义者占领的所有城市中，他们首先解除所有禁令，废除一个或另一个政权对出版社和政治组织施加的所有限制。立即宣布人人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出现了五六份不同政治倾向的报纸：《右派社会革命党报》， 《人民力量》，《左派社会革命党报》 ， 《反抗的标准》， 《布尔什维克之星报》等等。

不久，黑军决定派遣一些人去布尔什维控制区进行联系、访问那里的安那其主义者，马赫诺也在派遣之列。

1918年6月，马赫诺等人到达了莫斯科，会见了彼得·克鲁泡特金。马赫诺在无意中见到了列宁，并与其进行了相当精彩的谈话。谈话内容参见《不为人知的俄国革命》。列宁立场上并不支持黑军，但是承认自己对黑军并不了解，并且肯定了马赫诺以及黑军的成就，承诺同黑军爆发武装冲突。列宁甚至还给了身无分文的马赫诺一些路费回家，他回家的路上还被德奥军抓获，但是被战友赎回。

戎马生涯-冲突的加剧

其实冲突从未真正缓解。随着同盟国于 1918 年 12 月撤出乌克兰，盟军在安东·邓尼金的白人运动方面进行了干预，50,000 名盟军部队在敖德萨登陆并部署在整个乌克兰南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控制了乌克兰其余的大部分地区，但他们的部队装备简陋且孤立无援，遭到盟军、白军和红军的反对。夹在白军和中央拉达之间，马赫诺设法占领了扎波罗热的大片领土和普里亚佐维亚。在当地农民的支持下，他们的队伍受到了数千名当地起义者的缓冲，但他们仍然严重缺乏武器和弹药。

起义军主要占领了顿巴斯的前线，在那里他们与顿河共和国的哥萨克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为了有效地反对邓尼金，叛乱指挥官阿列克谢·丘本科通过谈判达成两党之间的停火协议，努力避免开辟西部战线以对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民族主义者强行解散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之后，马赫诺主义者决定代表布尔什维克进行干预。马赫诺先是不流血的拿下了城市，后来由因为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而撤退到胡利亚波尔，于是，维克多·贝拉什（著名的女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开始准备召开一次大会，以重组应对顿河共和国的前线。

在整编的过程中，起义军四面楚歌：他们在北方面对2000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西部有5,000 名门诺派殖民者；和 4,500 名白军志愿者在南方。幸运的是，这些部队中的农民应征者经常开小差加入马赫诺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南部前线（250 公里）有 15,000 支步枪、1,000 支骑兵和 40 挺机枪；西部前线有 2,000 名起义军；北部前线有10,000名起义军；5000名起义军在呼来坡勒勤守。到 1919 年 1 月中旬，马赫诺主义者在 550 公里的前线和 20,000 名后备部队中共有 29,000 名战士。

作为回应，2000名步兵和300名骑兵前往门诺派作战；10,000 名步兵前往别尔江斯克的白军; 而另外 2000 名步兵和 800 名骑兵则带头向白军进攻古利艾波列。随着所有这些战线的冲突愈演愈烈，许多农民逃往古利艾波列，紧随其后的是白军的大规模进攻。

从 1 月 24 日到 2 月 4 日，马赫诺主义者与白军进行了艰苦的战斗，在此过程中几乎耗尽了他们的所有弹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开始将红军视为潜在的盟友。

没错。随着同盟国的崩溃，布尔什维克再次前往乌克兰，与南俄志愿军和中央拉达作战。

布尔什维克和黑军一定程度上互相不信任。布尔什维克惧怕左翼社革和安那其主义者在军中的影响力，黑军也对政委和契卡非常不满。黑军一度收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劣质武器，因为后者不希望前者做大。

后来，起义军引起了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乌克兰苏军总司令的兴趣。他亲自前往了古利艾波列，见到了老熟人，受到了当地人亲切的欢迎。在自由地区的拜访让他对黑军的印象大为改观。随后，他写文章要求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立即停止“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毫无意义的惩罚措施。还公开批评《消息报》发表反无政府主义攻击文章，宣称它们是蓄意挑衅性错误信息的行为，并为马赫诺主义者辩护，称其表现出“非凡的革命勇气”。最后，他下令为马赫诺主义者提供他们急需的物资，正式要求向他们提供大炮、400 万卢布、弹药、医疗用品和人员、装甲列车以及其他杂项设备。

不幸的是，他在红军中的宣传还是没能让黑军得到红军广泛的接受，托洛茨基更是对黑军不屑一顾。布尔什维克还是继续发表反无政府主义社论。后来，列夫·加米诺夫又来到了自由地区，同样的，他回到红军军中后也对自由地区大为赞扬。

与白军的作战

后来还有一件事：这件事掺杂在一系列导致红军和黑军不合的事件里面。马赫诺率军前往赫尔松，在那里他们与格里戈里耶夫的绿军会面。马赫诺抵达后，最初试图与格里戈里耶夫结盟，因为后者在当地农民中很受欢迎，但对格里戈里耶夫的反犹太主义和与白军的勾连的揭露导致马赫诺公开谴责他。在大会上，双方的不合达到了定点。格里戈里耶夫掏枪试图射杀马赫诺时，他被阿列克谢·丘边科所枪杀。

盖特曼，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搞好政治呢！！

1919年春夏，红军西进，赶跑了彼得留拉和邓尼金。在布尔什维克同意释放全俄所有无政府主义政治犯之后，黑军和红军这时达成了暂时的同盟对抗白军。古利艾波列起义者长达四个月的抵抗阻止了邓尼金的军队的北部攻势，因为古利艾波列起义者们对他们的左翼构成了永久的威胁。四个月来，施库洛将军的所有铤而走险的攻击都未能减少这一威胁：因此，白军用更多的精力准备了他们的第二次战役；这场战役开始于1919年5月，其范围之广甚至令马赫诺主义者感到惊讶。

今年4月，许多村庄的农民已经向古利艾波列派遣了大批新战士。但该地区缺乏武器。即使是在前线的老部队也没有弹药，他们经常攻击邓尼金的部队，仅仅是为了获得弹药。根据条约有义务向起义者们提供物资的布尔什维克，在4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封锁和破坏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来了志愿者也不可能及时组织新的单位，现在该地区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1919年秋，邓尼金卷土重来，红军被迫离开乌克兰。黑军这时孤立无援，放弃了古利艾波列，撤逃至第聂伯河西岸。从邓尼金占领古利艾波列的第一天起，大批农民被枪杀，房屋被毁，数百辆装满古利艾波列居民的粮食等财产的手推车和马车被施库洛的哥萨克送往顿河和库班。村子里几乎所有的犹太妇女都被强奸了，

1919年9月邓尼金一路北上，到达仅距莫斯科200公里处。同时，苏俄在西伯利亚的势力也被清除，中亚红军也相互隔绝，各自为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黑军就地组织力量，给难民和当地农民分发武器，迅速动员起了一只7000人的力量。9月26日，7000名黑军和至少5万到6万名白军在佩列戈诺夫卡展开决战。

这场战役完美的展现了马赫诺的军事战略和才能。凌晨，黑军发动大规模的突袭，直接端掉了白军的机枪阵地，马赫诺本人带着骑兵，还有很多妇女民兵力量趁着夜色离开，在次日白天黑军步兵发动正面进攻时在侧翼和后方发动共同袭击。

至少两个营的白军被消灭，剩下的仓皇撤退，被黑军追赶。很多拒不投降的在渡河时淹死。很多白军部队成建制的投降，拒绝投降的军官被杀死，普通军人被放走。趁着白军主力无力通知守备部队撤离，黑军步兵依靠辎重分多路袭击了守备部队，同时骑兵快速移动，以极快的速度占领火车站、铁路和公路，在城市设下检查站并布防。黑军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有一些是英国输送给白军的)。还缴获了一辆装甲列车和一架飞机。

无论如何，都是马赫诺赢了。军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返回了第聂伯河。据说邓尼金兵败佩列戈诺夫卡后第二天，马赫诺就已经离开战斗现场60多英里。在他护卫的陪同下，他比其他部队要快大约三十英里。第二天，马赫诺主义者占领了多林斯卡、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第二天，横跨第聂伯河的基奇卡斯大桥被攻占，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城被占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之后是波洛吉、古利艾波列、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和马里乌波尔。十天后，整个南乌克兰都从邓尼金的军队和当局中解放了出来。

马赫诺的部队现在自由了，他们终于可以短暂的从无穷无尽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参与一点劳动、学习和建设了。1920 年末，马赫诺阻止了弗兰格尔将军的白军从西南方向进入乌克兰，俘获了 4,000 名囚犯和弹药库，并阻止了白军获得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的粮食收成的控制权。

同时，莫斯科和红军间接的解围。此时黑军控制第聂伯河右岸大部分地区，黑军军事事业达到顶点，马赫诺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点。

自由时期

在反抗一系列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马赫诺游击队非常善于攻击侧翼，围点打援，搞偷袭等一系列活动。马赫诺在这种游击战中展现了出人意料的军事才能，在多次陷入绝境，收到包围时突出重围，起死回生。马赫诺待人诚恳，爱护军民，人品很好，受到当地农民和工人的尊敬。

马赫诺也通常被称为是一种用来牵引并搭载重机枪的平台“搭枪卡”的发明者。

当然，黑军有着浓重的农民性。它不服从布尔什维克的管理和统一的秩序。当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当地铁路和电报工人请求帮助时，马赫诺告诉他们，“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养活你们，我们不需要铁路；如果你需要钱，就向那些需要你的铁路和电报的人要面包。”马赫诺主义者还曾经坐在从马里乌波尔出发的铁路支线上拒绝让煤炭和谷物离开，除非向他们交换其他物资。马赫诺还发行了印有这样一段文字的货币（也有说是邮票）:“请随意伪造。”他还宣布所有货币都有效，包括已经失效的沙俄货币。不像农民自己种植粮食，工人们依靠工资吃饭，他们迫切需要控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但他们不能指望马赫诺的帮助，马赫诺后来对布里扬斯克的工人说，“因为工人们不想支持马赫诺的行动，要求支付修理装甲车的费用，所以我将免费使用这辆装甲车，不付任何费用。”看起来黑军从来没有考虑过小规模家庭农业以外的生产问题。

1919年白军被黑红联盟击败后，格里高利耶夫的威胁一消失，布尔什维克对马赫诺的所有支持都消失了。双方在边界爆发了数次冲突，政治理论上的论战也逐步升级。

布尔什维克对马赫诺主义者的第一次进攻爆发在1920年1月。1920年上半年，苏俄已经收复中亚和西伯利亚，已经纠结了足够的力量清理乌克兰。1920年1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宣布马赫诺及其军队成员因拒绝前往波兰前线而成为不法分子。其遂对其发动进攻。1920年夏天，马赫诺主义者不止一次试图与弗兰格尔作战。他们与弗兰格尔的军队发生过两次军事冲突，但每次马赫诺主义者都被红军从后面袭击，然而布尔什维克显然忽视了这点。苏维埃报纸散布了假消息称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结盟。1920年夏，哈尔科夫省全权代表雅科夫列夫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全体大会上宣布，苏维埃当局有马赫诺和弗兰格尔的同盟的书面证据。但是，当1920年夏季苏波战争爆发。为了防止弗兰格尔率领的白军在利沃夫和顿涅茨盆地一带侧翼攻击红军，后者被迫承认真相并与黑军达成同盟。

红军的背刺

“在马赫诺主义者中，没有人相信与布尔什维克的协议是稳固的或是永久的。”

当弗兰格尔将军的白军部队在 1920 年 11 月被决定性地击败时，布尔什维克立即再次转向马赫诺和无政府主义者。红军突袭了黑军控制的克里米亚，拒绝了黑军提出的谈判并枪决了其派出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谋部派往古利艾波列的军队指挥官卡列特尼科夫，表面上是去参加军事委员会，但在途中却遭到了逮捕；克里米亚军队参谋长加夫里连科，以及他的所有助手和几名部队指挥官，以同样的借口受骗。所有被抓获的人都立即被枪杀。

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征粮行动，农民再次在整个乌克兰发动暴乱，很多人被杀。

黑军完全没有做任何红军背刺的准备。俄罗斯蔓延开来的斑疹伤寒也袭击了马赫诺主义者的军队。十月份有一半的人生病了。最重要的是，黑军实力悬殊（红军有20-25万人，黑军只有3-5万民兵），黑军遂一路败退。

来看看马赫诺本人的信吧。

　　你离开后两天，我亲爱的朋友，我占领了科罗恰村（库尔斯克省），在那里我分发了几千份“自由苏维埃的法规”的复件。然后我穿过瓦普尼亚尔卡和顿河地区，前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塔夫利。我不得不每天都要打激烈的仗——一边要打一步步跟着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步兵，另一边要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派来对付我们的第二骑兵部队。你了解我们的骑兵。如果没有步兵和装甲车的支援，红军骑兵永远也抓不住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不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成功地突围了，虽然不是没有严重的损失。我们的军队每天都在证明它是一支真正的人民革命军队。在它所处的物质条件下本应立即消失，但现实恰恰相反，它的人力和资源却从未停止过增长。
　　在必须参加的一次残酷战斗中，我们的骑兵特别支队损失了30多人，其中一半是指挥官。除此之外，我们亲爱的好朋友，年轻但身经百战的支队队长加夫·乌沙·特罗扬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场身亡。在他身边的还有阿波罗和其他几位勇敢而忠诚的同志。
　　在离古利艾波列不远的地方，我们加入了由布罗瓦和帕尔霍缅科指挥的精力充沛的新部队。不久之后，布琼尼第四骑兵师第一旅和其指挥官马斯拉克来到我们身边。反对布尔什维克权威和专制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1921年3月初，我请布罗瓦和马斯拉克从随行的部队中组建一支特别部队，向顿河和库班前进。另一个小组在帕尔霍缅科的指挥下成立，并被派往沃罗涅日地区。（帕尔霍缅科被杀，一个来自丘古耶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取代了他）。第三组由600名骑兵和伊万纽克团组成，被派往哈尔科夫。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们最好的同志和革命家弗多维琴利在战斗中受伤，不得不在一个小分队的陪同下被送往新斯帕索夫卡接受治疗。布尔什维克远征军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弗多维琴利和他的马特罗森科（马特罗森科是乌克兰起义者和农民诗人）同志在防御敌人时，一旦即将被敌人俘虏，就开枪自杀。马特罗森科当场死亡，但弗多维琴利的子弹就嵌入他脖子上方的头骨下。当共产党人发现他是谁后，就对他进行了急救，把他从死亡中救了出来。不久之后我就有了他的消息。他当时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的医院里，请求他的战友们想办法营救他。他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他们试图让他放弃马赫诺运动，并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他轻蔑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尽管他很虚弱，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一拒绝，他随时都可能被枪杀，但我没有发现他是否被枪杀。
　　我希望在那里见到一些我们的支队。但共产党司令部在梅利托波尔附近为我准备了伏击。因为雪已经开始融化，河上覆盖着浮冰，所以无论是前进还是重新穿越第聂伯河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战斗，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回到马鞍上（马赫诺被一颗子弹打伤了脚踝的所有骨头。这就是为什么他只有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才骑马），亲自指挥作战。一部分敌军被我军巧妙地躲开了，同时我迫使其他部队24小时保持警戒，用我们的巡逻队骚扰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我强行行进了40英里，战胜了（3月8日拂晓）驻扎在莫洛奇涅湖的第三支布尔什维克军队，到达了位于莫洛奇涅湖和亚速海之间狭窄的海角上的上托克马克地区的开阔地带。我从那里派库里连科进入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地区，指挥那里的起义运动。我亲自穿过古利艾波列地区前往切尔尼希夫，因为农民代表团从几个地区来请我访问他们的地区。
　　在这次征程中，我的部队——彼得连科手下的1500名骑兵和两个步兵团——被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拦截和包围。我又不得不亲自指挥反攻。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俘虏了很多人，还缴获许多武器、枪支、弹药和马匹。但两天后，我们遭到了新的强大敌人的袭击。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些日常的战斗让我们的士兵习惯于不珍惜他们的生命，以至于非凡的英雄主义的功绩已成为日常事件。伴随着 “要么活得自由，要么死得光荣”的呐喊，这些人会把自己置身于任何一个单位的中间，推翻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迫使他们逃跑。在一次大胆到愚蠢程度的反击中，我被一颗子弹击中，子弹进入我的大腿，穿过腹部，靠近阑尾。我从马上摔下来。这迫使我们撤退，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喊道：“老爹被杀了！”
　　在给我包扎伤口之前，他们把我放在马车里走了十多俄里，我流了很多血。列夫·齐尼科夫斯基的看守下，我一直昏迷不醒。这是3月14日。15日晚上，我恢复了知觉。我们军队所有的指挥官和参谋，都以别拉什为首，聚集在我的床边，请我签署命令，派遣100至200人的支队支援到各地区指挥起义运动的库里连科、科任等人。他们想让我和一个团一起退撤退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直到我能回到马鞍上。我签署了命令，我允许扎布迪科组建一支与我保持联系的轻型作战部队，在我们地区独立行动。到了3月16日上午，除了一个留在我身边的特别的小型支队外，所有这些支队都已经离开了。这时，红军第九骑兵师向我们扑来，强迫我们拔营；他们追了我们13个小时，一百八十多俄里。最后，当我们离开亚速海岸边的斯洛博达时，我们更换了马匹，停留了五个小时。
　　3月17日拂晓，我们继续向新斯帕索夫卡进军，但在路上走了17俄里后，我们遇到了一支新的的布尔什维克部队。他们被派去追捕库里连科，但因为跟丢了他，于是就向我们扑来。在追了我们25俄里（我们精疲力尽，无法战斗）之后，这些骑兵向我们扑来。我们该怎么办？我不仅上不了马鞍，甚至也坐不起来。我躺在马车的底部，看到了一场可怕的肉搏战——一场难以置信的战斗——发生在离我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我们的人只是为了我而死，只是因为他们不会抛弃我。但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来说，都没有万全之策。敌人的力量是原来的五六倍，因为不断有新的后备力量来到。突然，在我的车旁边，我看到了在你的时代一直我在一起的“刘易斯主义者”（“刘易斯主义者”是一支机枪部队，装备着刘易斯机枪）。在米沙的指挥下，有五个人来自别尔江斯克附近的切尔尼戈夫卡村。他们向我告别，说：“老爹，你是我们农民组织事业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一事业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我们很快就要死了，但我们的死会拯救你和那些忠实照顾你的人。别忘了对我们父母重复我们的话。” 其中一个拥抱了我；然后我身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列夫·齐尼科夫斯基把我抱到附近一个路过的农民的马车上。我听到机枪的哒哒声和炸弹在远处爆炸的声音。是我们的炮手阻止了布尔什维克前进。我们争取到时间走了三四俄里，并渡过了一条河。我得救了，但所有的“刘易斯主义者”都死在了那里。
　　后来我们又经过这个地方，马里乌波尔地区旧杜比夫卡村的农民们告诉了我们他们埋葬我们的“刘易斯主义者”的坟墓。当我想起那些勇敢的战士和淳朴的农民时，我仍然忍不住流泪。而且我必须告诉你，我亲爱的朋友，这一段经历似乎能治好我。同一天晚上，我回到马鞍上，离开了那个地区。
　　四月期间，我与我军所有部队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将附近的人派往波尔塔瓦地区。五月期间，科任和库里连科的部队加入了我们，组建了2000名骑兵的部队和几个步兵团。决定向哈尔科夫进军，赶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大老板。但他们没有睡着。他们派了60多辆装甲车，几个骑兵师和大量步兵来对付我。我们与这些部队的战斗持续了几个星期。
　　一个月后，舒斯同志在波尔塔瓦地区的战斗中阵亡。他当时是扎布迪科的参谋长。他工作的光荣而勇敢。
　　一个月后，库里连科被杀。他掩护我军沿铁轨行进，亲自负责各部队的驻扎，始终是领导班子的一员。一天，他被布琼尼的骑兵突然袭击，在战斗中牺牲了。
　　1921年5月18日，布琼尼的骑兵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向顿河进军，压了一场由我们的兄弟布罗瓦和马斯拉克（他曾是布琼尼第一旅的旅长，和他所有的人一起加入了我们）领导的农民起义。
　　我们的部队由几个支队组成，由彼得连科·普拉东诺夫指挥；主要参谋人员和我组成了部队的一部分。部队离布琼尼的军队行进的道路有15到20俄里。布琼尼知道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在大部队附近，他被我们和他相隔不远的距离所诱惑。他命令本应镇压顿河农民起义第21装甲部队的长官派遣16辆装甲车封锁新格里高利耶夫卡村（斯特列缅诺耶）。布琼尼本人在第19骑兵师（前“内务”师）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下穿过田野，朝着新格里高利耶夫卡的方向行进。他在装甲车到达那里，后者被迫避开峡谷，寻找可渡过的浅滩和哨兵。我们侦察兵的警觉使我们发现所有这些行动，并使我们能够采取预防措施。当布琼尼看到我们的营地时，我们向他扑过去。
　　骄傲地在第一梯队疾驰的布琼尼立刻掉头就跑，这个可耻的懦夫丢下战友逃走了。
　　一场噩梦般的战斗展现在我们面前。派来对付我们的红军士兵是属于俄国中部的军队，他们在那里保证了国内秩序的稳定。他们不认识我们；他们被告知我们是普通的“土匪”，因此不在土匪面前撤退是一种荣誉。
　　我们的起义者同志认为这是有道理的，他们下定决心要战胜敌人，解除敌人的武装。
　　这场战斗是我们所有战斗中最激烈的一场。最后以布琼尼的军队彻底失败告终，这导致他的军队土崩瓦解，许多士兵被遗弃。
　　后来，我组成了一支由前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在格拉祖诺夫同志的指挥下，让他们做好必要的武装后，送去了西伯利亚。
　　1921年8月初，我们从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得知，这个单位在萨马拉省出现。后来就再也没提这事了。
　　1921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没有停止战斗。
　　那个季节的极度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赫尔松和波尔塔瓦部分地区以及顿河地区的歉收，迫使我们一部分朝着库班方向和察里津和萨拉托夫的下方移动，另一部分朝着基辅和切尔尼科夫方向移动。后者的斗争是由科任同志领导的。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给了我切尔尼科夫农民的一堆决议，宣称他们想完全支持我们争取自由委员会制度的斗争。
　　我与扎布迪科和彼得连科同志指挥的部队穿过伏尔加河进行了一次突袭；然后我穿过顿河撤退，在路上与我们的几个部队会合，我合并的这支部队编入了来自亚速的弗多维琴利的老部队。
　　1921年8月初，鉴于我的伤势严重，我决定和我们的一些指挥官一起去国外就医。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的指挥官——科任，彼得连科和扎布迪科——受了重伤。
　　1921年8月13日，在100名骑兵的陪同下，我向第聂伯河出发，16日上午，我们在17条农民渔船的帮助下，渡过了奥尔利克和克列缅丘格之间的河流。在这一天，我受了六次伤，但并不严重。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几支部队，并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出国的原因。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去养病吧，老爹，然后回来帮助我们……” 8月19日，我们遇到了红军第七骑兵师，他们距离波布里涅茨12俄里处沿着因古列茨河扎营。退回去意味着麻烦，因为我们被右侧的一个骑兵团看见了，这个骑兵团正在前进以切断我们的退路。因此，我请齐尼科夫斯基扶我上马。刹那间，我们拔出军刀，大声欢呼，扑向了集中在一个村子里的机枪。我们成功地缴获了13支“马克西姆”和3支“刘易斯”机枪。然后我们准备继续我们的旅程。
　　但我们一缴获机枪，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村和邻近村庄的整个骑兵师就接到警报，向我们进攻。我们被困住了。但是我们没有丧失勇气，我们进攻并击败了第七骑兵师第38团，然后我们马不停蹄地跑了110俄里。我们不断地抵抗着这些部队的猛烈进攻，终于逃了出来，但我们失去了17个最好的同志。
　　8月22日，他们不得不再次照顾我；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脖子，从右脸颊射出。我又一次躺在马车的底部。26日，我们不得不同红军进行一场新的战斗。我们失去了最好的战友和战士：彼得连科·普拉东诺夫和伊万纽克。我最后一次被迫改变路线，1921年8月28日，我穿过了德涅斯特河。我现在在国外……

流亡

马赫诺和其他 77 人逃往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他试图与彼得留拉派建立联盟，以在乌克兰发动新的起义，但两派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后来，马赫诺又前往了波兰。尽管被判无罪，他还是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在监狱和疾病之间来回流转。所幸，有着来自世界各国安那其主义者的帮助，他最终越狱逃到了巴黎，与妻子儿女团聚。像梅·皮可莱这样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还为他们一家提供了住宿和医疗。

但是，马赫诺还是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1925 年 4 月抵达巴黎后，马赫诺写道，他发现自己“置身于我经常反对的外国人民和政敌中间”。由于战争中受过的一系列伤，他无法工作。他右脚踝的枪伤威胁要截肢。由于肺结核，他必须与妻女分开居住。尽管他会德语和世界语，他对法语还是一窍不通。他试图写回忆录，但销量不佳。除此之外，马赫诺还是深深爱着乌克兰的农村。根据亚历山大·伯克曼的说法，马赫诺特别鄙视住在大城市，并梦想回到乌克兰乡村，在那里他可以“再次为自由和社会正义而斗争”。

除此之外，他还与曾经的老同志爆发了争吵。艾达·梅特、彼得·阿西诺夫曾经与他爆发过激烈的争吵，直到马赫诺去世，他们之间的裂痕仍未修复。妻子哈琳娜也越来越讨厌他，最终导致了两人的分居。

在他生命的尽头，马赫诺被疾病，乡愁和失落深深包裹。

不过——来让我们说点开心的事。

逃亡到巴黎的不只是马赫诺。彼得留拉，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还记得他们么？），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白军将领弗兰格尔，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社革党人切尔诺夫等等——这一群人物，他们都逃亡到了巴黎。马赫诺甚至与彼得留拉在巴黎打过照面（不知道他们会谈些什么）。

没准这群人偶尔会在巴黎的某个小酒馆里认出对方（笑）

马赫诺在巴黎的时候，经常在咖啡馆或是酒馆里与曾经的旧友喝一杯酒，纪念那些在乌克兰的“The old good days”。还有一次，他们开了一整瓶白兰地，庆祝死对头托洛茨基的下台，并打趣斯大林在秋天之前一定能掌控局势（预言帝刀了）。

这个时候，许多关于马赫诺的流言开始传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关于起义军的旗子。我们熟知的安那其主义的旗帜上面有一个骷髅头——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有骷髅头的黑旗根本不是安那其主义者用的旗帜，而是彼得留拉下属的某个军团用的旗帜（彼得留拉没有亲自下令使用，但考虑到他根本管不住手下的军人，所以这种骷髅头黑旗只是某个将军的杰作）。

马赫诺把大部分钱花在了女儿身上，忽视了自己的自我照顾，这进一步导致了他的健康状况下降。

当马赫诺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被结核病带走的时候，——我们提到过马赫诺一生中都很少沾酒——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开始大量的饮酒。

在他生命的尽头，马赫诺几乎被疾病层层包裹。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老朋友尼古拉·罗格达耶夫的讣告，由于马赫诺付不起邮资而没有寄出。由于营养不良，马赫诺的肺结核恶化，以至于他于 1934 年 3 月 16 日住院。手术无济于事，马赫诺最终在 1934 年 7 月 25 日凌晨去世。他在死后三天被火化，有 500 人参加他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葬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告诉马赫诺同志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俄罗斯并不多。”

——彼得·克鲁泡特金       19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