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第二节 革命的总结
2．革命的总结
关于这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着重号是我们加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已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品页）【10】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怎样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来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是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面临着各被压迫阶级独立行动的时候，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进？无产阶级对这个国家机器的任务怎样？
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由于亲身所受的苦痛，现在已经领会到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领会到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愚蠢地、轻率地否认这一点，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了做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一种寄生机体的观点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粉饰的市侩，当然是有很大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绝对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多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就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因为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静和显要的职位，使他们驾于人民之上。我们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帮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现在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赃物了。实际上他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拖延“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召集立宪会议的日期，他们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战争结束以后！至于瓜分赃物，攫取部长、次长、总督等肥缺，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赃物”的一种表现。现在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完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是1917年2月27日到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那个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实际的事变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的。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着重号号是我们加的）“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在法国，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
最后一句话已经过时了，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坚决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里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职位这种“赃物”的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内，法国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闻地扩大了。
现在，整个世界历史无疑正在比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一点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10】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