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医生，为何被犹太人称为“好人”

重要申明，此文绝非宣扬纳粹，纯属人物科普贴，介绍历史，揭露法西斯罪恶，请大家认清纳粹的暴行和反人类罪恶。

原作者:烟雨蒙蒙未沾衣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门格勒，被人称为“死亡天使”，凡是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门格勒都根据他的“专业眼光”来决定哪些人该立即送进毒气室，哪些人可以暂时留下来从事苦役或用作自己的试验标本。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曾经用奥斯维辛囚徒们当做活标本，做过无数异想天开、惨无人道的所谓“医学试验”，门格勒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十足的魔鬼。

汉斯·威廉·门奇。

然而，任何看似绝对的事物往往也会有例外，同样在奥斯维辛，同样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军医，与门格勒同乡同岁的另一个人，却被犹太人们称为“奥斯维辛的好人”（Good Man Of Auschwitz），甚至在战后对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的审判中，许多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主动出庭为他辩护，这一幕与《辛德勒的名单》何其相似，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以至于让对纳粹充满仇恨的集中营幸存者对他满怀感激？

这位“奥斯维辛的好人”名叫汉斯·威廉·门奇Hans Wilhelm Münch,，生于1911年5月，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专业，并且还是纳粹学生组织的活跃人物，1937年加入纳粹党，193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二战爆发后，门奇积极要求参军上前线，但被征兵部门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门奇是一位优秀的医生，他应该留在巴伐利亚乡村为广大的德国人民服务，那么此前的乡村医生们又都去哪儿了呢？他们应征入伍上前线了。

于是，这位一心想上战场的医生只好继续当他的乡村医生，直到1943年6月，门奇终于穿上了军装，不过，是党卫队的军装。他被党卫队招募为医学科研人员，来到位于拉什科的党卫军卫生研究所工作，这个地方就设立在奥斯维辛，距离集中营的主要营地只有4公里，他的研究课题依然是他所熟悉的细菌学。

到了新的单位后，门奇才得知，除了进行医学研究外，每个医生还必须从事对犹太人进行分类的工作，每当有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到达奥斯维辛，便由医生们将犹太人分为“立即死”与“暂时活”两类，党卫队看守会马上按医生们的分类执行相应的行动。很难想象是，作为一个曾经非常狂热的纳粹粉丝，门奇居然拒绝参加对犹太人进行分类的工作，他认为对希波克拉底誓言比对加入党卫队的誓言更重要。

也不知门奇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违抗命令”的指控，但日常工作中的“医学研究”是必须进行的，而这些所谓研究的试验对象，基本上都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那种极端疯狂的环境下，要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医生的誓言，无异于痴人说梦，门奇也不得不对被选中的集中营囚徒进行试验。他被迫将能导致疟疾的针剂注射进囚徒们的体内，用以观察他们的免疫力及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门奇非常清楚，经过试验后被认为无用的囚徒，立刻就会被投进毒气室，所以，他只能私下里想出各种办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伤害这些被称为“豚鼠”的试验对象。

减少伤害的程度、延长试验的时间、及时给以治疗等办法或许都是门奇对上级下达的非人道命令的敷衍，据称他“采用了很多的计策”来保护那些犹太人免遭杀害。集中营幸存者曼斯菲尔德医生证实，门奇曾长期向他提供药物帮助他治疗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在严重缺乏食物的集中营里可能是致命的。另一位幸存者路易斯·米高尔则透露，在纳粹毁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关头，门奇偷偷的给了他一把手枪，帮助他逃出了集中营。门奇这些帮助犹太人的行为，如果被他的上级发现，那么他自己马上就会变成集中营里的囚徒或直接丢掉性命。

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苏军解放后，门奇被调到达豪集中营呆了三个月，德国投降时，门奇作为一个党卫队军官的身份是无法掩盖的，美军将他逮捕。

1946年，在波兰克拉科夫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员设立的特别法庭开庭，门奇作为被告之一出庭受审，法庭对他提出多项指控。令人意外的是，许多集中营犹太人主动出庭为他作证，证明他不仅没有参与迫害犹太人，而且还帮助过许多人躲过了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

1947年，法庭裁定认为:“他没有对集中营的囚徒犯下任何伤害，他对囚徒怀着仁慈的态度去帮助他们，他这样做与囚徒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无关”。法庭最终判决门奇无罪，他是克拉科夫法庭审判的41名被告中唯一被无罪释放的人，“奥斯维辛的好人”这个称呼由此得名。

门奇回到了巴伐利亚，继续当他的乡村医生，1964年，法兰克福法庭审判奥斯维辛的党卫队看守，门奇作为证人出庭发表医学专业的意见。此后他出席过很多研讨会和纪念仪式，人们对他在二战中帮助集中营囚徒的义举普遍表示赞赏，1995年，奥斯维辛解放50周年之际，“死亡天使”门格勒进行双胞胎试验的幸存者伊娃·莫泽斯·科尔邀请门奇参加纪念活动，他们共同发表了一份公开申明，表示绝不容忍类似的反人类行为再次发生。

然而，任何看似绝对的事物往往也会有例外，好人门奇在晚年又突然变成了“坏人”，因为他发表了一些不合适的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1998年，他接受采访的对话在《明镜》周刊发表，在采访中门奇的一些谈话引起了争议，比如他说“我可以用人做实验，否则只能用兔子，这是一项很重要的科学研究”、“那里（指集中营）有理想的工作条件、良好的设备和享誉世界的科学精英”、“疟疾试验是无害的，在卫生研究所我就是国王”等等，他的这些说法被解读为支持纳粹的意识形态。

更离谱的是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居然说“吉普赛人非常可悲，毒气室是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论调遭到各方面的强烈批评，让他“好人”的形象大打折扣，他的儿子赶忙站出来解释，说他的父亲门奇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症，他的言论完全是不知所云的胡说八道。

但法庭依然对门奇提出指控，2000年，由于“进展性痴呆症”，法庭撤销了对门奇的审判，一年后的2001年，门奇去世，终年90岁，至于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就给历史去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