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争霸（第二期）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指的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至20世纪初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即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经济联系而形成的统一的经济整体。它既包含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又包含资产阶级按自己意愿改造世界的过程，它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殖民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于工业革命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的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至20世纪初亚洲除日本外大部分地区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非洲基本上沦为殖民地，拉美除原有的殖民地外独立的国家实际上成为英、美等国的附庸国。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奴役和控制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亚非拉美被侵占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的输出场所和掠夺性的贸易，瓦解破坏当地自然经济。把当地经济都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一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运动超越西欧和北美的范围，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开展起来；二是指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其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二）它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而形成的，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世界各地的联系，也引进殖民侵略的扩大。15~18世纪早期的殖民侵略使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英国在17~18世纪先后战胜荷兰和法国，取得世界殖民大国的地位，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18世纪60年代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先后扩展到法、德、美等许多国家。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使资本主义工业国到世界各地抢占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把许多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成为经济附庸，世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已牢牢地取得世界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征服世界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再度急剧扩大，迫使生产领域进一步实行相应的变革，工业革命进入新的时期，造成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争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便为本国经济发展获得更多的市场，20世纪初世界差不多被瓜分完毕，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世界殖民体系是指被资本主义列强压迫、奴役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国，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向世界各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必然导致世界各地联系的加强；二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强不仅要求扩大各自控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还要求向海外输出剩余资本，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 （三）两极世界理论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分为土地侵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地贡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原料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三个阶段，英国崛起到19世纪中叶是土地侵占殖民阶段，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以侵占土地为目的的奴隶制。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一环节，19世纪末期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以获取基于一定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上缴的贡税为目的的农奴制。二战后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一环节，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以获取基于国际不平等分工的原料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殖民形态。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起世界资本主义经历几百年的扩张，到20世纪初亚洲被分割完毕。19世纪晚期非洲瓜分完毕，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实际上成为英、美等国的附属国。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已控制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它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三个部分。

（四）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不断的发展，殖民体系开始解体。二战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悟提高，民族民主意识的增强，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不断瓦解。1990年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它彻底打破世界各地封闭孤立状态，使世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有利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市场，它是建立在列强宰割奴役亚非拉人民基础上的，这种联系的加强体现的是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是不正常的现象，必然遭到亚非拉人民的反抗。在亚洲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在亚洲激烈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亚洲各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世纪末列强把亚洲分割完毕，中国没有逃脱这场噩运。在非洲的15—16世纪起欧洲殖民者相继侵入非洲，此后几百年间给非洲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欧洲冒险家到非洲内地探险达到200次，这些探险为帝国主义最后瓜分非洲铺平道路。 （五）1885年2月帝国主义召开分赃会议，签署柏林会议《总议定书》，标志着瓜分非洲高潮的到来，到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几乎使整个非洲被瓜分完毕。在拉丁美洲独立后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列强纷纷采取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对拉美各国进行渗透，并展开争夺拉美的角逐，以英、美最为激烈。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宣言”，1889年又建立“美洲共和国联盟”，1898年美西战争揭开美国向拉美全面扩张的序幕。随后美国交替推行“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的政策，加紧侵略和控制拉美地区。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具有开放和扩张的本性，它要求以全世界为活动舞台，如果不掠夺便无法发展。15世纪末16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向海外殖民。工业革命使世界联系更加密切，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必然导致各地联系加强。19世纪70年代后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不仅要求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要求把过剩的资本输往海外，从而推动瓜分世界的高潮。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分为土地侵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地贡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原料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三个阶段，英国崛起到19世纪中叶是土地侵占殖民阶段，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以侵占土地为目的的奴隶制，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一环节，19世纪末期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以获取基于一定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上缴的贡税为目的的农奴制。

（六）二战后到20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一环节，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以获取基于国际不平等分工的原料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殖民形态。世纪殖民体系形成后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世界贸易总额的提高，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它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同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宰割、奴役和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西方列强对这些地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在这个整体中世界上绝大部分土地和人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和控制之下，世界民族分成了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是一种很不公正、很不平常的现象，即这种现象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必将被消灭，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必定崩溃。殖民地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深最终导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会加剧，导致一战的爆发。1990年3月纳米比亚的独立标志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使命的完成及欧洲殖民者入侵和奴役非洲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崩溃。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是帝国主义所统治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称，即殖民主义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领土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被区分为进行压迫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状态的被压迫国家，后者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列强是这个体系的基础，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斗争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两极世界理论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分为土地侵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土地贡税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和原料市场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三个阶段，英国崛起到19世纪中叶是土地侵占殖民阶段，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以侵占土地为目的的奴隶制。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一环节，19世纪末期到二战结束是土地贡税殖民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类似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以获取基于一定土地上生存的人民上缴的贡税为目的的农奴制。二战后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一环节，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上半叶是原料市场殖民阶段的第二环节，殖民体系的社会形态是以获取基于国际不平等分工的原料和市场为目的的经济殖民形态。

（二）民族压迫的扩大和加强是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一大特点，在殖民体系中一个主要的形式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直接实行的军事政治统治，此外殖民体系还包括：具有某种程度自治的自治领，交付保护证书而管辖其酋长的保护地，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在内政外交和财政经济方面都从属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半殖民地以及租借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等等。到1914年，帝国主义列强拥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达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总面积的66.8%），其人口达92990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56.1%）。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既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又是他们的投资场所。帝国主义者向那里输出资本、倾销商品，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力，通过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发展工业原料生产等手段来操纵当地经济命脉，榨取超额利润，这就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实力来源和军事基地。帝国主义的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民族资本受到排挤，现代工业无法建立，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就加深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这一切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汇合起来，由国内问题扩大为国际问题，即民族殖民地问题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而且也是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敌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重要同盟军。当代这两大革命力量的结合便构成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潮流，确定人类历史的新的发展方向。兴起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欧亚结合部文明带”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总危机，1919年朝鲜、波斯、阿富汗、埃及（名义上是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穆斯林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实际上早在1881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业已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伊拉克、印度和南非等国相继掀起的民族解放斗争就是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使殖民体系的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40～50年代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柬埔寨、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60～70年代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刚果、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约50个国家赢得独立，拉丁美洲的巴巴多斯、圭亚那、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大洋洲和太平洋的斐济、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西萨摩亚等也先后成立独立国家。

（四）到1981年底已有93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亚、非、拉人民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陷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策略，妄图用新殖民主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并没有完结。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仍然遭受殖民主义的统治，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已进入以发展民族经济来巩固政治独立的历史新阶段，但他们的政治独立还不巩固。另外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问题虽已经提上日程，但还没有实现，这表明彻底摧毁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仍然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它地区中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构成第三世界。这些国家数目多，现已有130多个，土地辽阔（约占世界陆地的60%）、人口众多（约占世界人口的73%）并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是重要的战略要地。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剥削，经济上大多比较落后。尽管他们中大多数国家已宣告独立，但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经济渗透、政治控制和军事威胁，面临着彻底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严峻任务。此名词最先由人口学家Alfred Sauvy于1952年8月14日的法国杂志Le Nouvel Observateur中提出，原本是指法国大革命中的Third Estate（第三等级）。冷战时期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为表示并不靠拢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用“第三世界”一词界定自己。 （五）1973年9月不结盟国家在阿尔及尔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正式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眼下这个词主要指那些具有很小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不管他们属于哪种意识形态，这些国家在学术上也被称为南部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主体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过去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后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它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且第三世界相对而言都是不怎么发达并较贫困的国家。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开创世界史。第三世界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标志，发展中国家有外部不均衡、外贸的不均衡结构、缺乏外汇、起伏波动的出口收入、债务问题、经济依赖性等问题。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崛起是紧密相连的，第三世界正是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在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联合的产物。它们所经历的共同历史遭遇和所面临的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历史任务，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认识到联合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六）二战后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约三十个亚非国家打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枷锁而独立。旧的国家政治秩序虽然已被打破，但亚非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亚非国家普遍感到应当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以推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因而产生要求合作和团结的强烈愿望，这样在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5国总理的发起下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次会议。会议宗旨：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讨论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及维护民族主权和废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体现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精神，亚非会议的召开标志第三世界开始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向外扩张、侵略，把世界10亿以上人口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经过长期的反帝反殖斗争后这些国家取得独立，有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数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剥削。 （七）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彻底摧毁，一些经济命脉仍然不同程度地控制在国际垄断资本手里。发展中国家虽然根本改变自身的附庸地位，但仍面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面临共同的任务和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并实现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合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新独立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开展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有：不结盟运动，反对参加大国军事集团和与大国结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大国军事基地，要求尊重各国主权，共同参与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发展运动，主要任务是变革以控制和掠夺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行动主要体现为南北对话和加强南南合作，重点是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对话的发展；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70～80年代达到高潮。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强，各国人民普遍要求建立民主制度并实行普选、加强法制。 万隆会议

（一）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由于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蓬勃发展。战后初期东亚、东南亚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心地区，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相继赢得独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同二战前已独立的国家在亚非两大洲已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殖民统治的丧钟，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条件。二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由于帝国主义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亚非地区成为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的地区。许多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并要求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二）因此亚非会议的召开也是亚非新兴国家与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矛盾和斗争的产物，反映亿万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共同愿望。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公布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这大大促进亚非各国之间团结合作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亚非会议召开的主客观条件成熟了。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得到印方的赞同并写入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12月31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的部分内容，谈话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写入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该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三）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以及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后中国政府在11月1日的声明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国时提出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当今世界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文件所采纳，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同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国家垄断国际事务。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提供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的旗帜，加深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和信任。还促进南南合作，也推动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壮大反帝反殖力量，加速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背景下所谓“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没有处理好国与国关系，反而带来矛盾并激化局势，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崭新道路。万隆会议发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 （五）万隆会议参与国：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国、也门等。1953年8月时任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率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1954年4月南亚五国总理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会上五国总理讨论印尼总理提出的“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倡议。1954年12月底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并定于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1955年4月18-24日万隆会议隆重召开，代表着占世界面积将近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人）的29个亚非国家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会议，并有5个国家派代表团列席会议。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亚非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基于对当时形势和与会国的复杂性的分析而确定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

（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包括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宣言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国际性文件，对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重大历史性作用。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内容：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万隆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讨论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帝反殖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经过充分的协商后会议一致通过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体现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七）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决议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合作，但它强调亚非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决议提出以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鼓励促进亚非国家间的联合企业、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来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加强亚非地区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各与会国决心为更密切的文化合作而努力，也希望在发展亚非文化合作的同时同其他国家发展文化接触。这会丰富它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还会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解。人权和自决宣布“完全支持联合国宪章中所提出的人权的基本原则”和“人民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并注意到“自决是充分享受一切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决议谴责：“对于成为非洲广大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人的关系的基础的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政策和实践。”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附属地人民问题支持附属地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特别是北非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并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些国家和人民以自由和独立。

（八）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支持印度尼西亚和也门为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应当具有普遍性，要求安理会支持接纳具备会员国条件的亚非国家，决议认为亚非地区国家在安理会中的代表权是不充分的，提出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分配应能使亚非国家参加安理会，以便它们可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作出更有效的贡献。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表达亚非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认为裁减军备、禁止生产、试验、使用核子和热核子作战斗武器，对于拯救人类和文明免受大规模毁灭的恐惧和前景是紧迫需要的。公报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一决议中提出各国应当在下列原则的基础上，作为和睦的邻邦时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结晶，会上共同倡导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以“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为亚非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提供指导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指明有效路径，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并遵循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基本准则。万隆会议有力推动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启南南合作与不结盟运动的序幕，推动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国际关系风云变幻，从独立自主、反帝反殖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期间亚非地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万隆精神也历经一个甲子，正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美苏联谋求霸权

（一）针对美国的政策时斯大林采取相应对策，其基本指导思想：巩固雅尔塔体制成果，加固东欧阵地；在理论上明确“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概念；立足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的到来。基于这些考虑时斯大林确立他的积极防御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国家防御能力。优先和高速发展重工业，突出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加强国防力量。整顿和改组军队，全面提高武装力量素质。苏联在战后组织大规模复原，更新武器装备，改组作战指挥系统，使整个军队装备和素质大大提高。实施战略纵深防御，在苏联国土周围建立“安全防御带”。二战后苏联不仅在东欧地区建立“安全带”，并在远东也得到一些权益。为了恢复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监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制订与马歇尔计划相似的莫洛托夫计划来援助东欧经济。两个平行市，是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建立合作和互助。特别是由于经济上强大的苏联的存在，由于相互帮助以及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自己还有大量商品输往他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存在和不断壮大，资本主义市场日渐减小，从而西方强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逐步加深；由于战争和日益狭窄的国际市场导致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全有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首先爆发。

（二）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苏关系仍处在冷战的发展时期，但是双方的政策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美苏争霸的特点是双方既有缓和又有争夺，优势在美国。由于美苏力量对比的消长，赫鲁晓夫谋求美苏合作并与美国平起平坐，开始以缓和姿态处理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1948年2—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议，决定建立西德政府。不久美、英、法占领当局于1948年6月18日宣布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这是正式分治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步骤。苏联随即全面封锁西占区与柏林西管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并宣布在东占区和大柏林区发行新货币，由此形成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柏林危机。美国为此一方面架起空中桥梁为西柏林空运物资，另一方面对苏联进行威慑加紧控制德国，于1949年4月成立北约。危机持续近1年，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双方取消一切封锁，这一危机使大柏林分为为东、西柏林（各有自己的行政系统）。柏林危机结束后美国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时苏占区也积极筹建东德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至此德国正式分为两个国家。不久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民主德国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东西欧之间的分裂也于此最后完成。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冷战的产物，它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页。 （三）美国从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便开始调整对苏政策：首先对东欧由原来的“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用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特别是“和平演变”的办法）把东欧从苏联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其次艾森豪威尔鉴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失败、苏联插手这个地区填补“真空”而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第三军事上用“大规模报复战略”取代“军事遏制战略”，奉行“战争边缘”政策，在东亚签订一系列军事条约，并于1954年7月直接投入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遏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推行的一种外交政策，由美国职业外交官、前美驻苏大使乔治·凯南1946年提出。主张加强美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影响。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最根本的一条是对苏联的基本估计和决策，1946年2月22日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8000字长电”，分析苏联的国家情况和对外政策，并认为苏联会在有希望的地方适时进行扩张，但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因此在遭遇强大阻力时会退却。所以他提出要掌握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准备着使用武力，但实际上起到震慑作用是最主要的，主张用这种无需热战的方式来遏制苏联，这份“长电报”中对苏联的估计也成为日后统治美国几十年的对苏联基本政策的依据。

（四）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以遏制苏联为指导思想的杜鲁门主义，明确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主题思想，其实质就是美国的军事政策应该根据外交上的成败进行调整，这标志着遏制政策的正式形成。遏制政策的实施在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加强美国对西欧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为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创造条件，其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解放政策是指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提出的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主张，美国侵朝战争的失败宣告杜鲁门遏制政策的破产，沉重打击美国的侵略气焰，从而逼迫美国领导人调整其对外政策。为此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解放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仅限于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用一切手段主动地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解放"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掩饰其政策的实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后来把"一切手段"改为一切"和平手段"，实际上是要用公开和隐蔽的两手政策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军事遏制战略是美国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军事战略观，美国为了称霸世界而主张陆、海、空三军平衡发展，以常规部队为主要作战手段，利用原子武器进行讹诈，宣传美苏必战，发动“冷战”来制造紧张局势。1946年9月杜鲁门的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在题为《美国与苏联》的报告中极力鼓吹对苏实行遏制政策，1947年7月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提出更完善的遏制理论，遏制战略理论概括为：反共、冷战、控制、扩张和称霸。 （五）大规模报复战略是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制定的军事战略，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讲道：“美国防务政策的准则是迅速地使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手段和地点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打一场美国选择的战争。”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削减常规兵力，大力发展核武器和战略空军，利用“核威慑”推行霸权主义。同时将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运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等一系列非战手段，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侵朝战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要在世界各地维持庞大的地面部队在经济上力不从心。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迷信核武器，信奉全面核战争理论，对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进行修订时不仅不修正其谬误，反而将全面核战争理论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久即着手制定出台“大规模报复战略”。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杜勒斯发表演说，公开而详尽地对大规模报复战略进行阐述。他宣称：“美国的基本决定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用我们选择的武器与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这一战略主要把赌注押在核武器上，认为未来战争必定是一场核大战，而战略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将是其主要倚重的力量。外交上提出要执行比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更有利、更主动的“解放”政策，即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出来，该战略建立在美国具有核垄断和核优势基础之上。随着核垄断地位的丧失和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增长，美国自己也被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

（六）提出该战略后美国空军的军费预算达到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大批新式战机相继列装，走向发展的“黄金时代”。而在朝鲜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也损失惨重的陆军再度成为裁剪的对象，多个海外基地被关闭，多项武器研究被迫停止，导致陆军装备日渐陈旧落后，士气也逐渐低靡，时任陆军参谋长的李奇微气得提前离职。1956年雷德福计划出台，该计划以牺牲陆军常规利益为代价，保证美国海军空军的发展，因此美军驻欧亚部队将从1957年起缩编为配备战术核武器的小型特遣队，而驻扎本土的陆军部队也大规模裁剪，主要执行民防任务。时任陆军参谋长的泰勒得知后千方百计破坏雷德福计划，并把一些细节透露给媒体，引起西方盟国一片恐慌，因为美国如此裁剪陆军势必让他们付出更多的防务负担，于是它们向美国施加大量的外交压力，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表态修改雷德福计划。此间陆军大量游说艾森豪威尔为其服役几十年的陆军说句话（艾森豪威尔曾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但是艾森豪威尔始终不表态支持陆军。经过裁剪后陆军虽没有达到雷德福计划的惨重代价，却仍然元气大伤，由140万人裁剪到87万人。60年代初该战略为“灵活反应战略”所取代，灵活反应战略是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军事战略，美国通过军事力量多样化来应付常规战争、特种战争、有限战争和核大战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为此美国总统肯尼迪主张加强核武器，增强常规兵力，扩充陆军。同时认为常规力量是“剑”，核力量是“盾”。 （七）肯尼迪以苏联和中国为假设敌国，准备在欧洲和亚洲打两个大战，而在其他的地方打半个战争，即小规模战争（又称“两个半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以这个战略思想为指导，进行军事准备。由于核垄断地位的丧失，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对美国造成“瘫痪性影响”。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制定“灵活反应战略”，抛弃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片面依赖核武器的观念，规定应当建立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即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增加在常规战争中使用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并扩充陆军，以便能打各种类型的战争（包括常规战争、核战争、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它以常规战争作为到处挥舞的“剑”，以核力量为“盾”，打算以足够的非核部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同苏联和中国打两场大战，并在其他地方对付规模不大的、称为“半个战争”的紧急情况，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半战争”。为了修改灵活反应战略，1965年约翰逊政府提出“逐步升级战略”，它是灵活反应战略的具体化，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后宣告灵活反应战略以及逐步升级战略的破产。战略要点：在继续保持对西欧控制的同时强调美国与西欧盟国的平等伙伴关系，要求西欧各国扩充常规力量，参加美国握有决定权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对第三世界“恩威并施”，一方面继续打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出兵，另一方面尽力施展和平的伎俩（例如组织“和平队”派往发展中国家，提倡“把粮食用与和平”，在非洲搞“攀亲戚”活动，在拉美组织“争取进步联盟”），以取信于发展中国家。

（八）经过20世纪70年代十年间的追赶后至里根上台时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与战区核力量获得全面提升，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美国，在全球的争夺上也出现苏攻美守的不利于美国的态势。“从1975年至1980年苏联每年都在控制一个不同的国家”，里根一上台就提出“重振经济”与“重振美国军事力量”的两大任务。而重建军事力量的核心就是以“新灵活反应战略”取代70年代的“现实威慑战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结合起来提高核威慑效果的灵活反应战略是美国核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苏联威胁势力的发展，该战略也应该发展。温伯格指出美国必须拥有足够强大而灵活的力量，对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最严重的危险信号做出有效的反应，如果美国有能力向苏联表明时他们所发动的任何常规的侵略都将招致无法接受的后果，则侵略将永远无法发生；如果威慑失败时美国将选择最低水平的暴力和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来结束冲突，并且重新建立威慑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有意地去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或者在此任何情况下美国都打一场核战争。里根政府提出有效核威慑的四项原则：生存性、可信性、明确性、安全性。里根政府的核战略虽然也称“灵活反应”，但已与肯尼迪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大相径庭，唯一保留的“灵活反应”痕迹恐怕仅此一点：把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结合起来，以提高威慑的效果。 （九）“新灵活反应战略”在坚持核威慑的同时强调要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准备，里根政府不存在有意地发动一场核战争的计划，但是“新灵活反应战略”显然是将核战略建立与于实战能力基础之上。因为实战能力是有效被摄的基础，当美国致力于保持威慑力量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和计划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威慑失败，必须在使用美国的力量和选择何种办法做出反应上具有灵活性，一旦威慑失败后以战斗来恢复有利条件下的和平。基于上述原则时里根政府的核战略从“确保摧毁”向“确保生存”方向转变，既重视加速发展战略进攻性武器，也极力通过“战略防御倡议”发展导弹防御力量。美国还提出一个立足于实战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结合在一起的“多层次威慑”的新概念：在威慑力量的构成上不仅包括核力量，而且包括各种常规力量。在威慑手段的运用上首先以前沿部署和快速部署的常规兵力来对付可能的升级，最后再以强大的报复力量来遏制战争的扩大。里根政府改变美国以往的控制和裁减核军备谈判上急于达成协议的做法，坚持强硬政策。首先坚持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反对无原则的忍让；其次将“战略防御倡议” 计划视为美国谋求核优势地位的基础，在此问题上不做任何退让；第三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方面谋求达成向下削减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协议。老布什执政期间基本沿袭里根时期的核战略原则，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后美国的核战略又进入一个全新的调整期。颇受争议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尚未全面展开，既被束之高阁。但是该计划的某些战略理念与技术设计却被美国随后的领导人承袭下来，成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源头之水。

（十）现实威慑战略是尼克松上台后制定的军事战略，根据美国实力的削弱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时尼克松提出建立充足的核力量，维持美国的相对核优势，放弃“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思想，改为“一个半战争”战略。即在欧洲打一场大战的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为此调整海外军事部署、收缩亚洲兵力、加强欧洲力量。尼克松强调仍然参与保卫盟国或友邦的任务，但必须由受侵略的国家自己承担责任，美国着重在武器和经济上加以支持，帮助它们进行战争，而不是为它们进行战争。其基本主张是：美国不放弃领导世界的责任，但要以最低的生命和物质代价”来实现军事战略的目标；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仍以常规力量为“剑”，与苏联进行争夺；适当收缩亚洲兵力，着重加强欧洲战略重点；一旦进行战争后由盟国打头阵，本国置于二线，必要时以海军、空军力量进行支援。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泥足深陷，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内出现全面的政治、经济危机。苏联则趁机大力扩充军备，并向全球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1972年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在《国防报告》中指出尼克松政府面临的4个“现实”：“战略现实”是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政治现实”是美国政府在国内不得人心，与盟国的政治、经济摩擦日益增多；“财政现实”是美国经济不景气，赤字增大；“人力资源现实”是兵员短缺，不得不改征兵制为募兵制。尼克松政府被迫调整战略，实力、伙伴关系、谈判和现实威慑构成美国大战略的新结构。 （十一）在战争准备上强调做好打各种战争的准备，但是降低作战指标，改“两个半战争”为“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支持盟国和仆从国进行一场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小战。在作战设想上将战争区分为4种，即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认为爆发核大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为抵消苏军常规兵力优势，在欧洲北约可以首先使用战区核力量，使常规战争升级为战区核战争。在与盟国的防务关系上强调“战略分工”，美国不能“单独承担责任”，对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时所在国应负主要责任，必要时美国给予适当的帮助。在军事部署上强调必须缩小摊子，部署重点转向欧洲，其次是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为支持联盟防务，美国继续保持前沿部署。由于美国的力量相对削弱，其战略总目标不再是“遏制侵略”，而是维护力量的平衡。福特和卡特政府继承尼克松的“现实威慑”战略，但分别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主要是：强调美国应保持足以抗衡苏联的强大军事力量；提出打击军事目标的核战略；坚持前沿部署和灵活反应战略等。由于苏联推行攻势战略，大举入侵阿富汗，美国被迫对该战略进行调整。新灵活反应战略是在坚持核威慑的同时强调要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准备，将核战略建立与于实战能力基础之上。

（十二）1961年8月民主德国人大量涌入西柏林，民主德国在东西柏林间修筑柏林墙。西方对此提出抗议，美国表示要不惜动用武力保卫西柏林。美苏双方出动坦克部队在柏林墙两边对峙，接着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持续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达到高潮。后因利益未受影响，西方默认柏林墙。直到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取消缔结对德和约的期限后美苏紧张对峙的局面才得以缓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1962年苏联向古巴运送导弹，企图在古巴建立导弹发射场，被美国U－2侦察机发现。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并进行战争威胁，苏联被迫撤走导弹，危机才告平息。这一事件表明苏联开始走上同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道路，同时也表明当时的战略优势仍在美国方面。随着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后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便愈演愈烈，50年代后期起美苏争霸的格局逐渐形成。1949年4月4日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马歇尔计划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主要是防范华沙条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1955年5月14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针对美、英、法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一事，在华沙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同年6月条约生效时正式成立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总部设在莫斯科，主要是防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 尼克松主义

（一）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时美国面临国内外的困难局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削弱美国的实力，引起国内不满；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与西欧、日本矛盾加深；第三世界力图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中苏关系恶化。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对外战略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出访途中在关岛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美国在亚洲的新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或“尼克松主义”。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把只是针对亚洲的“关岛主义”正式发展为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即“尼克松主义”，宣布要以“伙伴关系”、“实力”、“谈判”三原则作为尼克松主义的“三个支柱”。其内容是：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对话和谈判稳住苏联；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平等地位，即以“伙伴关系”来获得盟国的支持并牵制苏联，达到战略收缩的目的；同时利用中苏决裂来制约苏联，使美国在外交上有更大的主动权。此外美国的对苏政策是一个“连环套”，还包括同苏联扩大经济和文化交往，在政治关系方面搞“缓和”，通过建立一个广泛的协议网络来套住苏联。尼克松主义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调整对外政策的战略重点的主张，60年代后期美国的实力在侵略越南战争中遭到很大的削弱，在国内陷入空前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危机。尼克松就任总统后针对上述情况决定在对外政策方面做重大调整，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提出美国收缩战线、越南战争越南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西方报刊称之为“尼克松主义”或“关岛主义”。

（二）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表达这个主义的萌芽主张，尼克松主义的实质是美国霸权地位衰落的产物和表现。1969年7月25日他出访亚洲途经关岛，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其要点是：越战结束后美国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恪守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而美则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集体安全是美支持其盟友对付国内或核大国的威胁所谋求的一个目标，这一亚洲政策被称为“关岛主义”，以后尼克松在历年的国情咨文中进而把这一政策延伸为全球政策以及处理与其盟友全面关系的总方针。1970年他把这个主义归结为美国与其全球盟友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并指出其中心点是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尼克松主义处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时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将与美国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美国视其生存攸关国家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一旦涉及到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 （三）1971和1973年尼克松又宣布此主义代表美国对全世界的基本立场，是美国对待其全球主要盟国的方针的中心。狭义上这个主义只限于美国调整其海外义务以及与其盟友的关系，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尼克松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战略”，并指出后两点是对共产党国家政策的两个方面。在以后一些政策声明里他又把这一“新战略”与“尼克松主义”交替使用，而一些高级官员直接把上述“三大支柱”称为“尼克松主义”。这个主义是尼克松政府多极均势外交的指南，在其任内美军退出越南战场，改善中美关系，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从而调整美国的国际地位。它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成为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平战略指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美苏问题以及国内外形势提出的重要战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因表现英勇而获得紫心勋章。1946年当选众议员，开始政治生涯，1952年进入美国参议院，1960年成为美国总统，1963年遇刺身亡。肯尼迪当选总统时国际形势出现许多变化，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解放战略”不仅没有解放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反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之西欧经济力量的恢复和发展，摆脱美国的独立倾向加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出现分裂。与此同时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动荡不定，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变化，但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之机推行全球争霸战略并扩大势力范围，使美苏的实力对比发生明显变化，在这种形势下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应运而生。

（四）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包括如下一些主要内容：既加强军事实力，又要利用经济和政治工具。一方面他强调发展军事力量，加强空运能力，扩大北极星潜艇计划，加速导弹计划；另一方面采取和平的手段，利用美国的“经济工具”，以援助的办法实行“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派遣“和平队”、开展“攀亲戚运动”等，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国家的控制；调整全球战略，“和平”战略的主要方面是从与苏联对全球的争夺出发，重点争夺东欧。由于美苏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处于不利地位。肯尼迪提出制定“灵活反映”战略，以加强军事实力为基础，稳住美国阵脚，增强同苏联的全面争夺，特别是注意对东欧的争夺。肯尼迪指出：“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订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奖金和技术去提高东欧国家和人民生活水平，积极关怀他们，而不是漠不关心。”；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肯尼迪的和平战略正是建立在这种实际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世界面临着本身的内部的深刻分裂，这些分裂已经粉碎共产主义是一种保险能消除一切社会和国际冲突的全球制度的形象；叫嚷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肯尼迪认为：“把共产主义世界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化世界中来，最好的办法是美国同苏联进行的和平竞赛。他不主张被动地依靠时间来解决问题，而是必须修正解放战略。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种比较实际、比较能够实现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依靠人的天性的突然改变，而是依靠制度。”就是说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苏联，设法削弱这些国家对苏联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依附。 （五）总之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增添新的内容，使战略发展到一个新的具体实施的阶段。越南战争是1961至1975年美国对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越南战争是印度支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7月国际社会达成《日内瓦协议》，其中规定越南北方和南方以北纬17°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在规定时间内举行自由选举，实现和平统一。但美国违反协议精神，以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为借口于同年9月策划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将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置于其“保护”下，扶植亲美政权或极右势力，阻挠和破坏三国的和平统一。美国在越南南方扶持傀儡政权，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派军事顾问整训军队，镇压民主进步力量。为反对美国干涉和国内独裁统治，越南南方人民展开武装斗争，于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次年组建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发动由美军事顾问指挥越南南方军队作战、美特种部队及支援部队直接参战的特种战争。越南南方人民为抗议迫害而掀起大规模反独裁斗争浪潮，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在北方支援下主动出击，控制南方三分之二的地区。

（六）1964年美国为扭转不利局势而制造北部湾事件，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于次年出动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也相继出兵，使战争升级为以美军为主、以“南打北炸”为基本特征的局部战争。至1968年侵越美军兵力达到54万余人，越南北方派出人民军南下，同南方军民并肩作战。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推出战争越南化政策，即通过军事援助将战争任务逐步转移给越南南部傀儡政权的军队，以使美军从越南战场脱身。1972年3月越南北方人民军发动春季攻势，越过非军事区开始战略进攻。次年美国被迫与越南南、北方在巴黎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撤离越南并承认越南的独立和主权。1975年1月越南人民军发起决定性攻势，4月30日攻占西贡。1976年7月越南民主共和国统一越南共和国，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战争结束。越南战争是冷战背景下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美国使用了除核武器外所有的先进武器，但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越战期间美国耗资2000多亿美元，阵亡46266人，非战斗减员10326人，伤153311人，失踪和被俘5486人。战争的失败使美国在美、苏争霸态势中陷于被动，被迫收缩全球战略。越南人民在中、苏等国支援下与老、柬人民并肩战斗，以伤亡200多万人的代价实现国家统一。 有限主权论

（一）70年代的苏联是勃列日涅夫当政，60年代末期他利用美国深陷越战的有利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在这同时他巩固“东欧大家庭”，一方面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宣布“有限主权论”，加强对东欧的控制。70年代上半期勃列日涅夫向西欧发动“缓和攻势”，此后向第三世界展开猛烈的扩张攻势，并制定一套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的全球攻势战略：用经济战略作支撑，军事战略为核心，辅之以缓和谋略；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中东、非洲展开侧翼迂回，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国战略布局为目标，逐步夺取对美战略优势。有限主权论是60年代末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提出的一个说法，是有关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主张，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这一政治主张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用。1968年8月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苏联领导人认为由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高于一切，因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各“兄弟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由此人们把这一论点称为“有限主权论”。

（二）“有限主权论”的雏形出现得比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提出这个理论雏形的也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的，这一理论认为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已经过时，主张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不过美国学者提出的有限主权论和后来苏联实施的“有限主权论”差别很大，美国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主要是用来治理德国和日本两个战败国，也就是说对这两个战败国时为了预防他们重新军国主义化给世界带来灾难，应该在德国和日本做个试验，用联合主权代替单一的国家主权。如果试验成功了，那么就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小国）中去，让这些小国彻底告别战争，不许发动战争。苏联在60年代中后期国力迅速崛起，工农业产值逐渐逼近美国，而军事力量的规模甚至超过美国，于是就把二战结束后美国学者提出的有限主权论捡起来为自己所用。“有限主权论”出现的直接原因是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事件 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实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1968年11月13日勃列日涅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为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辩解，提出他的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即有限主权论。

（三）其主要观点：当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并对整个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安全构成威胁时这就不仅仅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对立，不能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相冲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主权，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随后苏联报刊也大肆宣传“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权”，而一国的主权是“有限度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权“决定”大家庭成员的“命运”，其中“包括它的主权命运”等，这就是所谓的“有限主权论”。根据这一理论时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苏联以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谁要试图抛弃苏联模式，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是苏联所不能允许的，苏联必须加以干涉。所谓的“有限主权论”其实是苏联在捷克先行动之后要为苏军突袭一个华约国家找补的一个理论依据，“有限主权论”违反国际法中关于一个国家具有独立主权的原则，其实质是限制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事实证明苏联的这一理论主张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美苏关系缓和

（一）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掌权开始，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美积极防御方针，开始推行同美国争夺霸权的政策。1956年苏共召开20大，赫鲁晓夫提出同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三和”政策。其目标是缓和冷战开始以来僵硬的美苏关系，希望实现“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同时加紧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与美国争夺战略空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改变斯大林时期坚持的对奥和约应在德国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签订的立场，主动与西方国家合作，于1955年签订对奥和约，结束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解决二次大战的一大遗留问题。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应邀访苏，举行两国建交谈判，经过几天的艰苦会谈后双方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59年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在马里兰州的总统疗养地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戴维营会谈是苏联推行苏美合作外交战略的重大行动，美国实际上承认美苏同是超级大国的事实。在肯尼迪时期美国对苏政策又有了一些新变化，1961年肯尼迪政府提出“和平战略”：力图在实力地位基础上，利用战争与和平两手，把对抗与缓和结合起来，确保美国在争霸中的主动地位；用“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要打四种战争、两个半战争的战略。70年代的美苏缓和主要表现在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方面，美苏两国领导人为解决相互冲突、增加彼此解而在70年代举行5次会谈。在这些会晤中美苏两国共签订100多个条约、协定，制定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美苏高级首脑会谈是两国政治缓和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在缓和的70年代美苏举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中欧裁军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以及化学武器谈判。1972年莫斯科会晤期间双方签订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签署美苏《相互关系原则》，在此后的会晤中双方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又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1975年基辛格说服新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这是一份35国签署的协议，认定欧洲“不可侵犯的边境”并宣布对人权的各类保障。《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象征着批准”苏联对东欧的吞并。基辛格争论说：“与对民主国家相比时它对拥有着最庞大陆军的强国具有更大的约束。”华沙条约国家也宣称这是一个巨大胜利。在签署《赫尔辛基协议》的一个月前美国总统福特拒绝会见苏联人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群岛》的作者，因为批评体制而被驱逐出苏联。白宫发言人表示福特总统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听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认为与索尔仁尼琴会面将不符合缓和政策。福特在几个月后宣称：“我再也不使用‘缓和’这个词了。”然而白宫表示这并不标志着政策会有任何改变。1976年10月在国家电视台的竞选辩论中福特为《赫尔辛基协议》辩护，声称苏联没有统治东欧，这种情况也绝不会在福特政府期间发生。 （三）1976年中央情报局局长下令专门成立一个“B小组”，对苏联的目标和威胁是否比《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所描述的更严重进行研究。B小组的报告确认《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起草者倾向于“将苏联战略力量建设最小化，因为出于缓和的需要”，毫无疑问苏联正在获得战略优势。B小组的报告没有影响到1977年1月就职的卡特政府，卡特总统本人也倾向于缓和，他放弃B-1轰炸机项目，延长MX洲际弹道导弹，放缓“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缓和政策是指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末期期间美国与苏联两国于军备竞赛、外交立场的基本态度，此阶段之前正值冷战高潮，美苏两阵营对抗趋向白热化，最严重的是美苏核武器层面展开之战略竞赛日臻恶化。1960年代中耗费庞大的美苏间的战略核竞赛已开始渐露疲象，为了双方现实环境，一系列缓和冷战的政策终于于两国逆向出现。此政策的施行也促进1970年代初的各种马拉松式的限武谈判，直至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成为该缓和政策的最顶峰，缓和政策的原因除了核竞赛因素之外美国经济脱离1950年代高度起飞情况以及苏联国力崛起是很大因素。1969年1月尼克松就职演说及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都宣告以谈判代替对抗，以缓和代替冷战的策略。在此策略下双方订定：《防止海上发生意外事故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苏美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苏美防止核战争条约》、《限制地下核子试验条约》、《关于核爆炸用于和平目的条约》、《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缓和政策的结束一般来说是里根总统的对苏政策改变。 （四）从1971年至1981年的十一年间苏联同埃及、印度、伊拉克、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十二个国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利用这些条约把这些国家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而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又利用苏联的势，向邻国入侵（例如苏印条约签订后印度马上入侵巴基斯坦，苏越条约签订后越南便进攻柬埔寨）。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印度共和国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是苏联和印度缔结的具有军事性质的条约。1971年8月9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签订，同年8月18日生效，有效期20年，并可以顺延，每次5年。条约由序言和12条正文组成，规定缔约双方深切关心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且十分重视在国际上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苏印双方应就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保持经常的联系。条约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继续发展和加强两国友好、睦邻与全面合作关系；双方保证不缔结也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军事同盟，不对另一方进行侵略，也不容许利用本国领土进行可能对另一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任何行为，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相应措施以保障和平与两国安全；双方声明不向他国承担与本条约不相容的任何秘密或公开义务。 （五）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是苏联南下战略的需要，同时也助长印度肢解巴基斯坦的胆量。苏联在南亚的介入程度大大增强，美国几乎完全丧失对印度的影响。条约签订后不久印度即在苏联支持下于同年11月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苏印军事合作关系推到历史的新高，1990年7月两国决定条约期满后再顺延5年。南下战略是苏联推行同美国争霸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目标是控制中东一些国家，打开向印度洋的出海口，并威胁西方的石油供应。苏联南下战略还包括其在东南亚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在非洲的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利用古巴军队打代理人战争等行动。由于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境，苏联南下战略遭到严重的挫折。《苏越条约》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是1978年苏联和越南两国首脑在莫斯科签订的一项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包括序言和正文两部分。1978年11月3日苏越两国首脑在莫斯科签订，条约有效期为25年，在条约期满前12个月内缔约国一方未向另一方提出终止本条约时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顺延10年。条约包括序言和正文9条，主要内容有：“缔约双方将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要国际问题相互进行协商，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的目标或受到进攻威胁的目标时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相互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和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双方不断发展政治关系和加深全面合作，并将共同努力加强和扩大互利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 （六）这项条约包含着明确的军事合作条款，是一项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以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为条件，在越南取得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事基地的权利。越南在苏联的援助下在中越边境上加紧进行军事挑衅活动，制造流血事件，并于1978年12月25日对柬埔寨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还派遣军队进驻老挝，武装侵犯泰国，威胁着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苏越的上述行动表明条约中关于“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时支持东南亚各国人民渴求和平、独立和相互合作的愿望，从各国人民的生活中最终消除侵略和掠夺性战争，以利于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等约文都是虚伪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超过经济援助，70年代后期苏联军火输出直接服务于向第三世界的扩张。苏联利用古巴在第三世界打代理人战争，由古巴派军队，苏联出武器，介入一些国家的内部争斗。例如插手安哥拉内战，在红海地区介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利用这些办法的苏联扩大地盘，为了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直接用十万大军占领阿富汗。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达到不惜工本和不计后果的地步。 （七）80年代是美苏关系从激烈抗争走向迅速缓解的大变动时期，这十年是苏联走下坡路乃至进入困难的谷底，美国从守势中转为逼苏在各领域中让步，而美、苏之间又终于出现戏剧性和解的时期，这也就是战后美苏争霸的最终一个结局。以马耳他会晤为标志，美苏关系进入全面和解的新时期，这是以苏联的大步后退为条件的，美国认为是从几十年“冷战”中最终赢得“胜利”。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是1989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进行的一次非正式会晤，这是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同戈尔巴乔夫举行的第1次会晤。会晤过程中两国领导人“极其充分和详尽地”讨论东欧局势，并在东欧“变革”问题上达成“默契”。戈尔巴乔夫向美国保证苏联不以武力干涉东欧所发生事变的方向，而且戈尔巴乔夫还向布什表示：“苏联准备放弃以前占上风的认为美苏之间永远是敌人之间关系的观点。”对于美苏首脑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本人进行高度的评价，他说：“通过会晤可使美苏关系从对抗转向合作，从合作转向求实的伙伴关系。” 卡特主义

（一）70年代末期苏联在缓和中的扩张以及中东事态的发展对卡特政府提出严重挑战，1980年卡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卡特主义，卡特宣布：“任何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认为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我们必须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武力在内，反击这种企图”。这表明美国把它所关心的三个安全地带，即西欧、中东和远东连接起来。此外卡特政府决心扩充军力，调整核战略。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时里根提出“重振国威，以实力求和平”口号，采取以“现实主义，实力加谈判”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战略总方针，把遏制苏联作为对外政策中心环节，努力恢复美国霸权地位。1986年3月14日在题为《自由、地区安全与全球和平》的外交咨文中里根认为美国应采取对苏联强硬政策，“以低烈度的战争”方式支持亲苏国家中的反政府武装活动，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介入反政府活动不明显的亲苏国家，支持那里的“自由战士”，以便将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政治和军事进展“有限地推回去”。对于第三世界中的亲美“独裁政府”时要施加影响，促其实行“民主化”改革，避免因内部动乱而为苏联所用。里根主义是美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典型表现，其目标是要在苏联力量衰弱的形势下，与其争夺第三世界。卡特主义是美国总统卡特1980年1月23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一项对海湾地区的政策声明，鉴于苏联军队于1979年12月25日入侵阿富汗时卡特在这份咨文中警告苏联不要利用伊朗和阿富汗的动乱作为借口，谋求实现苏联长期以来企图获得一个温水港的目标。

（二）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朝野震动，卡特政府开始调整对苏战略。1980年1月23日卡特发表国情咨文指出美国面临着的挑战是由三个基本事态造成的：苏联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并且更多地在国外使用；工业民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东的石油供应；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宗教、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压力（如伊朗革命），尤其是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使美国在波斯湾和西南亚面临着更广泛和更根本的挑战。卡特声称任何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打退这种进攻，这个讲话被称为“卡特主义”，它标志着美国开始推行新的波斯湾政策和对苏政策。为实施该政策的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利用国际讲坛抨击苏联的扩张行为，停止苏联官方在美国的活动，取消美、苏文化与科技交流，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经济上对苏联进行制裁和禁运，停止对苏联的粮食运输和贸易关系，终止对苏联高技术项目的转让，延缓新领事馆的开放；军事上增加军费开支，组建快速部署部队，加强在印度洋和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改进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务，重申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逐步恢复征兵制，推迟批准《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卡特主义的提出表明美国公开承认中东波斯湾是其战略和经济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为保卫该地区，将不惜动用武力。同时表明美国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苏联的缓和政策，从强调缓和、裁军转变到强调竞争、对抗，从人权外交转变到依靠实力，以扭转在美、苏争夺中的被动不利局面，进而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三）卡特本人承认苏联的入侵行动使他对苏联的最终目标的看法产生非常急剧的变化，这标志着美国自“尼克松主义”后实行的对苏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福特主义是美国总统福特提出的对亚太地区的政策纲领，又称“新太平洋主义”。1975年12月7日福特结束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访问后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提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被称为“福特主义”或“新太平洋主义”。福特在演讲中强调美国将从远东收缩但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重大利益，将继续承担对亚太地区的义务，在缓和紧张、防止冲突、维持和平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实力是太平洋地区均势的基础，美国将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进步，维护盟友的主权和独立；美日“伙伴关系”是美亚太战略的“支柱”；中美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将以《中美上海公报》为基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使中美关系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有益于亚太地区和全世界；东南亚的安全与稳定对美国利害攸关，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及其成员，保持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南太平洋盟国的友好关系；亚洲和平取决于持久政治冲突的解决，美国将致力于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在印度支那地区推行“面向未来”的政策；亚洲和平还取决于该地区各国及人民之间的经济合作努力，鉴于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不断增加时美国将继续促进与亚太国家的相互依赖和经济合作。福特主义的提出表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已遭到削弱，美国不得不在亚太地区采取较为现实的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