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界、崇高之物与齐泽克电影理论

原名：The Symbolic, The Sublime, and Slavoj Žižek’s Theory of Film

原作者：Matthew Flisfeder

翻译：snoper卓尔

编辑：snoper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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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录

置换的例子

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丢失的术语

论大理论中的阶级斗争

大学中弥散的推导式（formulation）

辩证的（再）调停

大卫·波德维尔：说什么都可以

可理解性及“叙事的终结”

“科学”的霸权与后理论

    阶级斗争不只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形式，还有理论的形式。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同一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与理论领域中的斗争，才能得以存在……在理论领域中展开的，中心化的阶级斗争被称为哲学……归根到底，哲学就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1]

置换的例子

    齐泽克在《真实眼泪之可怖》的导言中写道，如果这本书在25年前出版，那么在那个“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副标题或许会是“论电影中的阶级斗争”。然而，本书的副标题最后却定为“在大理论和后理论之间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这表明齐泽克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在当代电影研究，乃至整个制度（大学）机器中，起到了类似于意识形态置换的作用。

    就此而论，大理论与后理论间的争论，可以被视为一场争夺知识话语霸权的政治斗争。后理论对电影（大）理论的拒斥，不仅是为了将后者排除在电影理论之外，更希望将大学排除在意识形态批判工程之外。我之所以用前人对“阶级斗争”的讨论开启本章，是希望读者能留意，我在后文中将如何使用这个概念。本章使用的阶级斗争的概念，建立在齐泽克本人对“阶级斗争”的陈述之上；但我对该概念进行了拓展，以论证大理论与后理论间的争论，实质是一场发生在学术话语层面的阶级斗争。随后我将运用拉康“大学话语”的概念，提出一种方法论，用以研究大学制度机器内部的阶级斗争。再次声明，我的方法论虽然是从齐泽克那里借鉴过来的，但也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这对研究后现代学术话语的意识形态效果颇有助益。由此，我之后将会讨论齐泽克与波德维尔二人间的争论，并在此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后理论希望通过以对电影研究去政治化的方式，获得该领域的霸权地位。

    在此，我将解释隐藏在《真实眼泪之可怖》副标题背后的置换的含义，并论证了后理论是后现代时代中反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该意识形态是以反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的，就像汤姆.罗宾斯的电影《天生赢家》中的“反叛的保守派”一样。这部“纪录片”式的电影讲述了鲍勃.罗伯茨在竞选议员时发生的故事。罗伯茨是一名正在竞选公职的保守派民谣歌手——有点像是魔怔版的鲍勃.迪伦。罗伯茨和他的竞选团队给自己立了左翼自由派的人设，由此彰显自己主流思想反叛者的身份，同时在背后强化自己真正信奉的右翼意识形态。我认为后理论所做所为，和这场竞选如出一辙：它将大理论展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将自己视为与主人抗争的“反叛者。”然而我仍然认为，大理论与后理论的敌对关系是辩证法式的。互相敌对的二者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的一方能够独立表述自身。而在大理论与后理论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大写之物”，正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需要指出的是，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争论术语，主要集中在电影研究的精神分析领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上。然而，我认为关注精神分析，广义来说就是在关注意识形态。正如我接下来要论证的那样，精神分析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领域内，是作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运作的（特别是对齐泽克来说）。因此，我在此将精神分析的后理论批判和辩证唯物主义批判画上了等号。

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丢失的术语

    在齐泽克看来，后理论学者承认大理论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勉强同意，“大理论”的发展脉络无论多么相似，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即只有唯一一条发展脉络）；即便如此，后理论学者仍然声称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拉康电影大理论，仍可以穿针引线地缝合起整个电影大理论领域。后理论工程终将是一项消极的工程，因为它只有将自己放在精神分析电影大理论的对立面，才能够定义自己。其消极性恰如诺埃尔.卡罗尔（Noël Carroll）所说，认知电影学（后理论的一个分支）“的存在，越来越将自己当成精神分析电影研究的替代品，以此来定义自己。”[2]

    然而波德维尔则声称，虽然实际情况是后理论对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不只是拉康派电影理论）进行了不少抨击，但后理论的本意并不是抨击拉康派[3]。他在与卡罗尔合著的《导读后理论》中讲到：“倘若本书有凝聚全书的组稿原则的话，那就是电影学说足够地坚固，不借助精神分析框架同样也能向前推进，而后者的使用往往是被电影研究组织（establishment）强制要求的[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精神分析和所谓电影研究组织之间的联系。

    但齐泽克更感兴趣的则是真正的精神分析与被解读为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电影理论之间的联系。他一方面将后理论对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批评视为对拉康派直接攻击，另一方面又坚称波德维尔、卡罗尔和普林斯（Prince）所提到的后理论学者并不算真正的拉康派。齐泽克认为，除了他自己、约翰.柯普伊克（John Copjec）和一些斯洛文尼亚学者外(诸如Mladen Dolar和Alenka Zupanˇ ciˇ c)，其他大部分的电影理论家都不会接受拉康理论作为他们研究的终极背景。尽管波德维尔和卡罗尔确实没有直接攻击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但齐泽克认为仍有必要解决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中自相矛盾的问题——也就是精神分析电影理论喜欢“参考”的拉康和真正由拉康派批评家（他们也自我批评过电影理论对拉康的挪用行为）背书的拉康二者的暧昧关系。这不仅包括拉康派批评家，比如齐泽克和柯普伊克（Copjec），还包括其他人，比如杰奎琳·罗丝（Jacqueline Rose）和卡嘉·西尔弗曼（Kaja Silverman）.

    齐泽克插手大理论与后理论的对抗关系，意味着在更广义的文化研究领域内，某些东西出现的更为频繁了。在齐泽克近期对学术话语的批评中，有很大篇幅都留给了这个至关重要，却又难以发现的问题——在这份批评中，齐泽克将后理论与文化研究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就是：“它是否为反抗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合适的工具[5]。”这也就是在问，当今的学术研究对全球反抗行为隐藏结构的反思，究竟够不够。对齐泽克来说，真正学术研究离开了大理论，就不可能再向前推进了——人们需要大理论去理解现存的状况。齐泽克认为，大理论与后理论的对抗行为，意味着学术研究在全方位地撤出政治语境。齐泽克说这种对抗是“围绕知识霸权和可见度的普遍战争的一个特例，战争的一边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们，另一边是认知科学家和硬科学的大众明星。”（FRT.2 真实眼泪之可怖 下同）然而，第三个（在文化研究与认知学之间的）术语却消失了。这第三个中介性的术语提供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必须要考虑后理论呈现出的姿态。换句话说，文化研究已经无法抗衡后理论的力量了。齐泽克的观点是，后理论的论证置换了大理论的激进性-政治性内核，因此置换了“冲突的真正维度（FRT，3）”那么，这里说的是哪种冲突呢？

    齐泽克认为后理论的观点是反动和保护性的。对他而言，后理论对大理论的描述像一幅滑稽的漫画，是浅薄透顶的误解与误读。（FRT，5）不过，这些误解和误读来自于政治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特定的主体位置——那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后理论反对的不只是精神分析，还有广义上的大理论。这种反对的姿态被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描述为“这里和那里的终结[6]”的后现代批评症状（symptom）。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这种后现代批评症状来自于想象中的左翼运动的失败。这种姿态是后冷战时代的症状，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抛弃了去设想另一种政治未来以及解放性工程[7]。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像后理论这样的反革命运动，它的左翼敌人也只剩下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研究了（后两者都对解放性工程和总体解放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后理论和后现代文化研究都在左翼运动的想象性失败中受到打击。波德维尔和卡罗尔声称，他们的书写的不是什么“理论”之终结。与此相反，书的内容是关于“大理论”的终结。他们还声称，在大理论终结之后，并不会出现另一种“大理论（Theory）”，只会出现各种“小理论（theories）”和“理论化（theorizing）”行为[8]。讽刺的是，这种论断恰恰是基于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这也是典型的后现代性阶级斗争中的意识形态症状。

    也就是说，大理论和后理论是在两个不同的主体位置言说的。这种主体位置是历史性的，是在阶级斗争中才站到对立位置的。我接下来要论证的观点是，只有当后理论和大理论针锋相对，但又同质一体地统一于学术话语（尤其是电影研究中）的知识生产时，我们才能发现两方阶级斗争式论战中的中介性/调停性（mediating）力量。换句话说，大理论和后理论的论战，意味着此刻历史性的阶级斗争停了下来。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后理论的屁股依然坐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那边，因为它认为它们的知识就是事实，是客观中立的。毕竟从后理论学者的观点来看，实证研究是理解对象之真理的关键。我和齐泽克一样，都认为反而是大理论会承认它们所处的位置是主观的（依赖主体的）。实证主义是很重要，但却毫无意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倘若没有大理论和大理论的概念化工作的话（这话还是我站在革命性主体性（subjectivity）的主观（subjective）位置上讲出来的。）大理论是革命性主体的科学话语。与此相反，后理论则是统治阶级的霸权话语。

论大理论中的阶级斗争

    在推进到齐泽克与波德维尔在大理论vs后理论语境下的辩论前，我想要先评论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和另一种“后-”观点（即后现代，后结构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与阶级斗争政治有关。虽然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观点，在各自的政治工程设想上有着相似之处，但文化研究还是缺少了政治力量，因为它屈从了政治的阶级斗争。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后马克思/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的解释，有一个相同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根基是一种历史分析。从60年代末开始，以上两者在“大理论”这个术语下合流。然而，二者都有同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在统治和剥削的历史形式与生产模式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文化研究的观点则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和剥削的形式同生产的历史模式一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文化研究则饱受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折磨，这是屈从于大解放工程（或“宏大叙事”）政治的最重要的症状。

    我认为部分的问题源于两方对待阶级斗争时方法上的不同：一方是辩证法式的，视阶级斗争为更宏大的统治与剥削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另一方则是非辩证法式的，将“阶级”视为某种实证的静态的东西（纯学术的/社会学的观点）。所以在后现代社会中，空间越来越比时间重要，共时性越来越比历时性重要，水平越来越比垂直重要——也就是说，历史变得越来越不可视（正如詹明信所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永远都是现在的存在状态）——阶级斗争表现的越来越隐秘。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从属于更引人注目的社会对抗形式——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恐同症等等。比方说在后现代主义中，为“国家自由”斗争要优先于阶级斗争。

    “后-”主义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的概念将“阶级”提升到其他所有社会对抗形式之上。然而，我却认为，斗争的历史进程正处在辩证法意义上的静止状态，而从这个位置来看，那些更引人注目的社会对抗形式，完全是意识形态的效果，或者说是阶级斗争的“症状。”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多元决定（overdetermining）”了其他社会对抗形式。阶级斗争并不比其他社会对抗形式更重要，但所有其他社会对抗形式都是阶级斗争的效果，绝不仅限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我认为，阶级斗争还暗示着统治阶级在有力地维护其统治。这并不是在说阶级斗争必须优先于其他社会对抗形式；恰恰相反，这是在说所有其他社会对抗形式总是和历史性的阶级斗争共同出现，表现自己，哪怕阶级斗争的形式并不明显。

    换句话讲，我们可以说人们所谈论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恐同症等等，其实是意识形态在不同层面上的表现。与压迫性剥削性的的种族，性别，性取向刻板印象作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化研究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点出了位于以上表象中心的谬误。但若是用同样的理由反对“阶级歧视（classism）”则是非常荒谬的（如同文化研究念经，种族-性别-阶级），因为这就好像只要摧毁这些刻板印象，工人阶级（常常被视为“阶级歧视”的“受害者”）的境遇就会改善一样。而如果遵循这种逻辑，人们同样可以声称，上层阶级本身也在忍受不公正的刻板印象（比如在丹尼斯·阿坎德（Denys Arcand）导演的电影《末日美利坚（Le decline de l’empire américain）》中，富有的中上层阶级被描绘成一群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奸夫淫妇）。我认为“阶级”是一个否定性（negative）术语，因为种族、性别、性取向和其他刻板印象的表象经验，都用这个术语在意识形态中表达自身。社会阶级是将所有其他的社会对抗关系划分为二元对立的东西。换句话说，种族、性别、性取向的表象是维持这一划分方式的意识形态的例证。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理论观点上的不同，这种区分就非常重要。从内容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的观点没有区别。二者都坚持承认对抗统治性，压迫性和剥削性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需要。但在形式上，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文化研究忽视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则，从而削弱了它的位置（相对于后理论而言）。我认为文化研究对意识形态的批评，更多聚焦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层面，局限在话语内部，而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层面。因为采用后者需要明白，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根基。

    不过我所捍卫的阶级斗争的理念，未必会将“工人阶级”（更不用说“工业工人阶级”）视为理想的革命主体。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确实一度占据过革命主体的位置。这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比其他社会身份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而是因为在资产阶级与生产行为的关系中，他们暂时处在战略性的位置。如果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能教会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劳动生产力（laborpower）的商品化，在本体论层面优先于资本。劳动生产力的商品化必须先于它作为资本，利用未支付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产生剩余价值的过程（这就是剩余价值从剥削中诞生的途径）。因此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意味着身为主体-客体的“商品”，逐渐意识到阶级的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巧合，“绝对认知（absolute knowing）”——并可以改变整个资本社会。马克思本人以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都相信，“工业工人阶级”占据着足以消解资本主义的战略性位置，这是因为商品化的劳动生产力位于资本积累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今天，传统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可能处在这个位置上了。虽然如此，资本仍然需要对商品化的劳动生产力进行剥削。但和以前的不同是，现在为了资本积累商品化程度与受剥削程度越来越深的，不只是劳动生产力，还包括一个人生命的全部过程；不只是“工人阶级”与劳动生产力，还包括广义上的劳动（包括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即不产生物质对象的劳动，比如早些年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所说的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还有智力劳动）都处在资本积累的中心位置[10]。因此我认为，受剥削阶级的规模在增加，不仅限于传统的工业“工人阶级。”然而，这样就产生了阶级意识层面上的麻烦。

    如今很多人完全没有认识到自己在阶级斗争中的主体位置。我认为，文化研究的观点在这种意义上是颇为“保守的”或者说反动的。文化研究将阶级与种族，性别置于同等地位，限制了它的威胁剥削状况的潜力。文化研究看起来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改善状况，而不是加入阶级斗争去终结资本剥削。文化研究的观点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典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同资产阶级做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它这种中产阶级（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11]。”在这里我真的不想贬低文化研究对政治的重要性；然而，这种对阶级斗争的否认确实有将文化研究领域去政治化的风险。因此我认为，文化研究必须要做出抉择，要么是选择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要么是选择被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着的后政治（postpolitics）。而后者在我看来，正是后理论学者所处的位置。知识话语层面的阶级斗争涉及到屁股哪边坐的问题，一边是由后理论反革命观点支持的，充满统治与剥削的现存状况；另一边则是大理论真正批判性的观点。虽然如此，正是后现代，文化研究左翼的暧昧地带，模糊了前面两者的分歧。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去审视大理论与后理论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必须被视为一场发生在学术话语层面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效果——也就是说，它代表了两种阐释模式之间的斗争：一方强调来自下层的主观位置（大理论），另一方则强调来自上层的主观位置（后理论）。我认为这场对抗本身，出现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即资本主义的金融舞台。齐泽克认为，正如阶级斗争与社会本身（as such）的意义有关——也就是说，这场斗争中的“两个阶级都将自己当做社会“本身（as such）”的替代品，从而将另一方贬低为非社会（即摧毁，威胁社会的因素）的替代品”——同样，大理论和后理论之间的对抗，在我看来，与电影理论“本身（as such）”的意义有关。[12]

大学中弥散的推导式（formulation）

    首先，要谈一下方法上的问题——我将讲到拉康在《研讨班XVII：精神分析的另一面》（1969-1970）中提及的四种精神分析话语：这四种话语分别是主人话语，大学话语，歇斯底里话语和分析家话语。我首先要讲的是大学话语，因为这可以更深入地阐明大理论与后理论的对抗关系，以及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在学术话语层面的联系。

    每一种话语都包含以下四种元素：主人能指（S1）；知识/象征秩序（能指之链，S2）；无意识主体（$）；以及对象小a，欲望客体-原因（a）

       

    按照当前所在话语的不同，每一种元素都被置于以下四个坐标中的一个。左上角的坐标是“代理”在话语中的位置，右上角代表“工作（work）”者的位置，右下角是“被生产（produced）”出的产品的位置，左下角代表着代理的“真理。”

    阅读这些坐标需要从代理开始，按照顺时针的顺序阅读。所以，在主人话语中，主人处在代理（S1）的位置，知识位置（S2）完成了工作，工作者生产出欲望（a），而主人的真理就是ta是内在分裂的主体（$）

       

    于是，统治与剥削的标准关系出现了，这种关系最常见于君主制的政治关系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说，“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S1——S2】。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13]。” 这样，我们就能发现这种关系反映了什么，国王认为自己是国王，因为他被他的臣民当成国王——因为他被象征秩序认为是国王；然而，臣民也只有在认可自己与国王的关系时，才会将自己视为臣民，而国王则“缝合”了整个社会-象征领域。这当然是霸权主义的基本定义，也就是说在这个表象弥散的领域中，某个偶然元素获得了定义整个领域意义的位置；这个偶然元素占据了必然性的位置，并以此为根基，让一切其他事物成为可能。这就是主人能指的功能：这个能指“代表所有其他能指的主体”——也就是说，它代表着“裂缝（$）”，即主体在象征秩序（S2）中的位置；这个能指掩盖了结构上空洞（$），但同样也是这个能指（S1）向另一个能指（S2）表征着主体（$）[14]。主人话语的下半部分表示拉康的幻象公式（$◇a，在这个公式中，主体（$）与对象小a——剩余享乐或者说欲望，发生了联系）。这里的重点在于，幻象有效地支撑起该话语上半部分的关系。幻象是意识形态的支撑；它建立了一种坐标，人们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想象自己合法的剥削位置，以及自己的位置与“自由”的关系。

    从主人话语向大学话语的转变，标志着从古代政体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过渡。在这里，知识处在代理的位置上；工作是由欲望（的主体）完成的，产品是歇斯底里的，分裂的主体（$）；但是知识代理的真理实际上却占据了权力的位置，因为坐标系的左下角的位置是主人能指（S1）。         

    在齐泽克看来，大学话语的上半部分代表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S2 — a）”的当代制度（formulation），而整个大学话语代表了“现代性的霸权话语[15]。”齐泽克认为，生命政治象征着现代性中的某种特殊规则：那就是“专家管理（expert administration）。”

    在大学话语中，代理是留给知识的——科学话语——这些知识代表“现实的”实证“真理”。从生物学到量子物理再到国家治理，万事万物都被实证数据实现了，给我们实在界的“公式（formula）。”这就是在当代生命政治中“统治”群众的东西。在“民主政治”中，人们被告知并期待着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威权主义的统治——我们现在被科学和专家管理统治着。大学话语上半部分的公式甚至可以给我们福柯关于权力和反抗的概念，或者说法律和欲望的概念。在这里，权力是欲望的产物。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说，我们现在都是欲望的主体，不再受到压迫，有条件完全的实现自我。这种情况的“真理”是被特定的知识形式的主张所保证的。然而，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又在哪里呢？

    随着意指之链（S2）占据了代理的位置，我们所有的只剩下一系列漂浮的，不被拴住的能指——这和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给“后现代主义”下定义的方式很像，他在下定义时提及了拉康的精神病（psychosis）公式：“破碎的能指之链（从德勒兹与瓜塔里那借来的概念）[16]”。我使用大学话语作为参考，因为我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其实是某种处在所有话语坐标之间的东西（现代性）与左下角某种实施除权（foreclose； 显示为主人能指周围的括号）的东西（后现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主人能指来缝合漂浮能指的领域，我们就只会剩下一堆漂浮不定的，弥散的，没有自我身份的元素。主人能指“缝合”了一切“意识形态原型（proto ideology）”要素，整合成统一的意义场域。这就是为什么拉克劳认为，空能指（即拉康的主人能指）对霸权主义来说非常重要[17]。

    在发展了一些方法论，并将它们纳入当前的分析中之后，我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即我需要指出在霸权主义的“后-”概念化的进程中有哪些东西遗失了，以及为什么阶级斗争是所有其他社会对抗形式和斗争的多元决定性原则。

    后现代的视角忽视了大学话语的下半部分（S1 — $）。后现代主义除权了主人能指，产生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拉康意义上的“能指之链的破碎。”正如齐泽克最近所言，后现代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它试图废黜主人能指的代理位置”，结果就是，“主人能指作为唯一能进行意识形态质询的代理遭到悬置，所以剩下的只有‘无法命名’的原乐深渊：也就是说，在 “后现代社会”，规范我们生活的终极律令（超我律令）就是‘享受吧’。[18]”这里的问题全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享受，原乐是不可能的实在界。为了逃避这种不可能性，主体需要依附于某种权威之上。主体利用主人的禁令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无法获得享受。依附于主人，可以使享乐表面上看起来变得可能（倘若享乐不曾被禁止的话）。所以说，依附于主人，使主体得以回避享乐的不可能性。然而在当今后现代、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中，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威，我们理应都可以“自由”地享乐——甚至不止如此，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我们越来越有义务去享乐。于是，我们越来越感到焦虑，也越来越接近实在界（即享乐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能意识到在我们这个自由-民主社会中，仍然存在统治与剥削关系阻止我们享乐；否则就仍会有一个主人去缝合意义场域。统治与剥削关系的话语，仍然具有意识形态效果。而要理解这一困境，必然需要理解资本剥削的全球性关系。换句话说，在当今霸权主义中，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这个“真理”指向我们当今时代作为实在界的资本。资本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再次回到主人话语向大学话语的过渡中。这场过渡让我们有可能去借助两种不同的拜物教（fetishism）（两种拜物教各自定义了自己的生产模式），去理论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封建主义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拜物教式的（fetishized）；所有统治与剥削的关系都建立在它们与“皇冠”的根本关系之上。然而在资本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不是拜物教式的，因为我们有了“商品拜物教”；“这里我们所拥有的，是“自由”人与“自由”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追逐恰如其分的自我利益。这种相互关系之主流，决定性形式绝非统治和奴役，而是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在法律的心中，这些自由人是完全平等的[19]。”在齐泽克看来，这就是马克思“发明症状（symptom）”的方式。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剥削与奴役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被简单地压抑了。这被压抑的真理“以症状的形式浮出水面，这个症状会颠覆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表象[20]。”这种症状是由歇斯底里主体（$）发展出来的——即没有实质/物质（substance）的主体（substanzlose Subjektivitaet），这是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定义——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商品）之间的关系所压抑。

    大学话语帮助我们在行政知识（administrative knowledge）层面上去理解阶级斗争。正如齐泽克所说，大学话语与当代生命政治有某些相同特征。那么后理论就是大学话语在电影研究中的化身。我认为，大学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政治机构之一，对压迫阶级斗争负有很大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Althusser, “Reply to John Lewis,” in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68– 69.

 2. Carroll, “Prospects for Film Theory: A Personal Assessment,” in Post- 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ies, eds. David Bordwell and Noël Carroll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62.

 3. See Bordwell, “Slavoj Žižek: Say Anything.” David Bordwell’s Website on cin-

ema, last modified April 2005, http:// www .davidbordwell .com/ essays/ zizek 

.php.

 4. Bordwell and Carroll, introduction to Post- Theory: Reconstructing Film Stud-

ies, eds. David Bordwell and Noël Carroll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xiii

 5. Slavoj Žižek, The Fright of Real Tears: Krzysztof Kieslowski between Theory and 

Post- Theory (London: BFI, 2001), 2. Subsequent references to this book will be 

marked as FRT within the text.

 6.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I, no. 146 (1984): 53– 92, 53.

 7. See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especially Chapter 1.

 8. Bordwell and Carroll, introduction, xiv.

 9. Fredric Jameson, “Class and Allegory,” i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64– 65.

 10.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and Hardt and Negri, Com-

monweal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hile I find 

the category of “immaterial labor” useful for a new theory of the revolu-

tionary subject, I am at odds with Hardt and Negri’s notion of “biopoliti-

cal production.” They claim that biopolitics concerns the production of a 

commodified subject; however,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onceive biopolitics 

as the production of a commodified object. Lif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objectified by way of commodification. In this sense, I see no difference 

between “biopolitic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use this concept and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as opposed to a “biopolitical 

subject,” must recognize the objectification of life through commodification 

and reaffirm its position as a subject of history in order to put into effect any 

kind of social change.

 11.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One, trans. Ben Fowkes, Penguin Classics Edition 

(London: Penguin, 1990), 930, n. 2; see also,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ed. Lawrence H. 

Sim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167.

 12. Slavoj Žižek, “Lenin’s Choice,” in Revolution at the Gates, ed. Slavoj Žižek 

(London: Verso, 2002), 210.

 13. Marx, Capital, Volume One, 149, n. 22.

 14. Žiž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2nd 

ed. (London: Verso, 2002), 21– 22.

 15. Žižek, The Parallax View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397; see also 

Slavoj Žižek, Iraq: The Borrowed Kettle (London: Verso, 2004), 131– 57.

 16. See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 

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Helen R. Lane, 

and Mark Se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17. See Ernesto Laclau,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in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1996).

 18. Žižek,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London: Verso, 2008), p. 30.

 19.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25.

 20. Ibid.,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