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主义】道德严酷主义（1-3-3-2）——内在糜烂的道学先生，大他者的享乐工

道德严酷主义（Moral Rigorism），代表人物：

场域论（1）：世界（world）

本体论（3）：本我（Id）

认识论（3）：自我意志（my will）

目的论（2）：高贵vs下贱

是某种心灵内部的排他主义，整个世界都由“我”来负责，世界在目的论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服从我的道德意志的高贵的东西，另一种是不服从我的道德意志的下贱的东西。但即便这些下贱的东西存在，它们也只是某种道德挑战，是“我”故意创造出来的以满足我的道德上的征服欲，因为无论高贵和下贱都是“我”创造出来的。

道德严酷主义者体现为某种海管局，什么都要管；它是极右翼男权主义，因为这种模式能出现当且仅当主流有某种很有支持者的道德体系能让他这个人在总体上受益，如性侵害中的受害者有罪论。这种道德严酷主义不仅针对自己，而且也针对别人，因为别人也要由他来负责，任何人都要被他指摘与喷。

与康德的区别：《实践理性批判》的绝对律令被误解为某种唯意志主义，“I can, because I must”，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康德的绝对律令并不是去应用某个既定的秩序或道德规则，所以康德不是1字头；且其绝对律令并不是意志，意志是一种盲目的肯定性的独断论的主体性姿态，在康德那边理性与自由是高于意志的，这种自由首先是否定性的自由（虽然叔本华会说意志是一种否定的虚无的东西）。

（一般庸人理解的唯意志主义的诞生：康（崇高）—叔（意志，否定性）—尼（意志，肯定性），再在叔和尼上加个克尔凯郭尔等。但叔本华是背叛康德的，他是个怂逼，对《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解也是庸俗理解）

所以康德主义并不是道德严酷主义，其绝对律令应理解成主体的自由在本体论上具有撕破既有的伦理矩阵的能力，也就是说，康德是直接跳到尼采的（没有叔本华这个中间环节）；康德的绝对律令不是说要去坚定地绝对地去应用某个既定的秩序或道德规则，而是要从理性的私人应用向着公共应用去出发（即去设想如果所有人都按这样来会怎么样；如为什么不可行窃，所有人都行窃会怎样，财产权就会崩掉，那所有人就没东西可偷了，那行窃这个东西自己就瓦解掉了），一个概念无法普遍化无法呈现其必然性那它这种行为就是非法的，但这种对于理性的应用永远是从私人开始的，是从有瑕疵的起点开始，但是必须去把有瑕疵的起点坚持为伦理的开端然后去做，“I can, because I must”，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一线希望达到普遍性维度，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限切近的状态（但永远是有瑕疵的）；这种私人理性就是极致地去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不是去顺从某种符号学秩序，所以它不是1字头而是3字头，这种行为是本体性的、是创造了世界的一个实体性的运动的。

道德严酷主义者内心深处执拗地认为符合道德的就是对他有利的，他们发现“让我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太难了，相反，把一个对我有利的东西宣称为道德更容易”，所以道德严酷主义者会变为伪君子，且为掩盖自己他们必会以抨击他人为要务（这里的结构与犬儒主义者类似，犬儒是喷一切包括他自己，目的是全盘否定以维持本真状态；而道德严酷主义者是以抨击他人为要务来遮掩自己），然后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他们这里是有道德制高点的，而犬儒则是认为一切都是不道德的，其目的是把别人拉下洼地一起打滚）。但是，道德严酷主义者对于背景性秩序、对于何为“有利”等是不反思的，往往是钱权色等肉体性享乐更多就是更有利，所以1-3-3-2的两个3最终指向的就是肉体性享乐，但为掩盖自己，他们会扮成正人君子模样并占据道德制高点抨击他人；其目的论中的高贵实际不在于符合德行，而在于占了道德制高点，在于在一套说辞中无懈可击，高贵就在于“无懈可击”，而低贱也并不是肮脏，而是四面失守，随时可以在道德上去抨击的下贱，所以道德严酷主义者是专挑德性上的弱者下手；他们是反动的力量，清算时无需对有意识/自知的道德严酷主义者有任何怜悯。

1-3-3-2最终在目的论上实际就两种东西：让我爽的vs让我不爽的，实际是一种受虐-享乐的互补二元论，为实现这种二元论，他们必须向他人施虐，即充当大他者享乐的工具（SM中的S）。

1-3-3-3必然会导向1-3-3-3，如果1-3-3-2是代表背景性秩序还不足以让整个体系在它的主导中心化，也即大他者还无法彻底收买这个奴仆（这个奴仆还认为目的论分为两种，高贵vs下贱，下贱的维度如堕胎、不三不四、开放性关系等，这些奴仆实际是承认其存在且暗地里极度嫉妒并为其所吸引），这里的秩序还不够强（一般是Totalism、Facsim、N、P-F等）以完全收买这些奴仆，这里的奴仆尽管表面上人模狗样而背地里/骨子里下流下贱，但这种下流下贱是其最后残存的人性；他要拯救只能在这上面拯救，他要看到原来真正下流下贱的不是被他按照某种伦理道德判定为下流下贱，而是他的主子、这个秩序本身是下流下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