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史》——公元1313年仁宗开科举:影响后世600年

前因

1311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兄长海山去世后继承皇位，为元仁宗，是元朝第四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八位大汗。

1313年，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

这是蒙古帝国时隔75年再次开科取士，上一次举办科举，还是在窝阔台称汗时期。

1238年，刚刚灭金控制中原的蒙古帝国急需人才治理国家，窝阔台汗听取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在当年科举取士，史称“戊戌选试”。

然而在此之后，科举停滞了。

新上任的皇帝元仁宗，希望大展宏图，在朝堂上问各位大臣该从何做起。

此时一个名叫李孟的汉人站了出来，他是元仁宗的儒学老师。在朝堂上李孟表示，治理国家先从治理官员入手，如今由吏入仕的制度有很多弊端，因此建议应该先整顿吏治，扩大求贤取士的通路。

元仁宗询问“求贤取士，何法为上”？

李孟称科举是最好的方法。他对元仁宗说，自古以来，出人才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但唯有科举考试这个方法得到的人才最多，陛下想取天下人才而用之，怎么能舍弃科举不用呢？

然而，当李孟再次提及科举，大臣们有些人笑了，因为这么多年了，科举制并非没有人提及过，但总不了了之。他们认为，李孟又提了一个无聊的话题。

也有人表示愤怒，毕竟汉化这一话题在蒙古一直都是敏感的。而汉人李壇的叛乱，更让蒙古人自始至终对汉人缺乏足够的信任，因此汉化始终在蒙古人内部争论不休。同时，之前选取官吏的方式已然固化，比如上级官员直接任命，所以朝堂上的人不少都是既得利益者。尽管朝堂上支持此举的人并不多，但元仁宗还是决定重新开科举。

这或许源于他自幼熟读儒籍，倾心释典，他的老师李孟的建议也是元仁宗的一贯主张。元仁宗标榜以儒治国，曾命他的另一个儒师王约将宋代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译为蒙文，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身边的王公贵族，特别是并非中原汉人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去学习和诵读中原经典，比如蒙文版的《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

就这样，登基仅一年的元仁宗，下定了决心。经过详细的调研和筹划，第二年，即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他听从了中书省官员建议，只设德行明经一科取士，重经学而轻文学。又因为自宋朝以来，程朱理学在儒学内部革新与外部佛道挑战下逐渐成型，其强调《四书》先于《五经》，认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更便于阐发理学思想。同时理学与有利于统治的宗法制十分的适应，因而逐渐发展为中国思想史的主流。

于是，此次科举分榜考试。原则上，右榜蒙古色目人取士五十，左榜汉人南人亦取士五十。元仁宗派61岁的老师李孟和礼部侍郎张养浩负责考试。

尽管有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偏袒，但执行过程中仍然无法避免让汉人占了上风。真正录取的结果是：蒙古色目人榜十六人，护都沓儿居首；汉人、南人榜四十人，张起岩居首。

元仁宗为了体现自己对科举的重视，对蒙古人学习儒学的推崇，他将第一个蒙古状元护都沓儿树为标杆。

有一次，元仁宗获得了王羲之的行书作品《快雪时晴帖》，命当时的翰林学士赵孟頫（頫同“俯”）题跋。两天后，他又命状元护都沓儿题跋。要知道，赵孟頫的书画成就可谓是冠绝群臣，一代宗师。更要知道的是，《快雪时晴帖》也是千年瑰宝。能为之题跋的人，只有赵孟頫和状元二人。由此可见元仁宗对于科举和汉化的决心。

后果

元仁宗重开科举，使用程朱理学，最终确定了程朱理学在今后600年里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

结论

就这样，在元仁宗的大力支持下，科举再次成为国家选取人才的重要途径，并被之后的元朝统治者延续，因为本次科举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

后来的明清两朝的科举取士也基本沿袭元朝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因此可以说，元仁宗重开科举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