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战役

（一）青岛战役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和英国共同攻打当时由德国控制的中国青岛，战役于1914年10月31日开始至11月7日结束，日本于这场战役中获胜并占领中国青岛。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首次与德国正面交锋，同时也首次与英国联合作战。1914年9月2日日军已调动以第十八师团为主力的陆军4.5万人，配备数百门重型攻城重炮、山炮、野炮在内的火炮和多架飞机，于中国山东龙口强行登陆。日军先是在15天内先后侵占黄县、掖县、平度、即墨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城镇，最终屯兵李村向青岛逼进。当时德军在中国青岛构筑两条防线，外围防线是浮山、烟墩山（如今的徐家东山）、四方山等制高点，驱逐中国劳工修筑临时炮台，并挖掘壕沟工事、运送物资等，备战态度还算是积极。但由于当时驻青的德军总兵力不足5000人，几乎是日军进攻兵力的十分之一，因此处于外围防线之外的仰口湾，只有少量德军的轻骑兵负责警戒。登陆日军没耗费多少弹药就击退德军的警戒部队，并向李村挺进，与一路南下的日军主力会合。当时日本海军已出动60余艘军舰，对胶州湾进行封锁并从海上攻击驻青德军。但是由于德军在胶州湾内布下大量水雷，因此青岛东侧登陆几乎成了日军唯一的选择。数日后又有一队总兵力为2000人的英军也在仰口湾登陆，史料称其中还有印度士兵。

（二）就在日军主力出发的同一时间日本国内已开始修建战俘营，兵力集结完毕后在1914年9月26日日英联军开始向青岛外围发动进攻，逐步占领孤山、楼山、罗圈涧等处的德军外围阵地。就在日军从仰口湾登陆的第二天德军即派58名官兵来到浮山高地设观察哨，并建立5个防御工事，储备子弹6万发、手榴弹300枚、照明弹2000发及足够坚持8天的食品和水，准备与日军周旋一段时间。而日军要想摧毁德军在青岛市区各个山头的炮台，就必须在纵深地带安装大口径重炮，但德军观察哨的存在使日军无所遁形。1914年9月28日凌晨日军派出两个中队的兵力摸黑向浮山发动偷袭，由于山高路陡导致在凌晨3时30分这些日军突然遭到德军步枪的射击。由于辨不清对方的位置只好派出15人的小分队迂回到德军阵地的东南脚下展开搜索，其余日军散开继续向德军阵地推进。4时30分日军再次遭到德军的猛烈射击，只好就地卧倒并观察周围地形。接近5时天微微泛白，日军的能见度已达二三十米的距离，终于发现德军阵地主力位置，于是在先头分队的射击掩护下大队人马继续向德军阵地逼近。在激烈的对射中5时20分日军中队长佐藤嘉平次阵亡，接替他指挥的日军中尉冈千太郎，冲至德军阵前40米处时也中弹身亡。

（三）5时30分天色大亮，日军各个小队距离德军阵地只有15米左右，在近乎垂直的山崖上发起冲锋。而驻守的德军士兵依然猛烈阻击，许多日军被击中后滚落山崖。日军随后改变战术，以大部队在高地的东侧猛攻吸引德军的注意力，同时派士兵爬上高大凸起的巨石，在德军的头顶上向下射击。接着日军又派出敢死队爬上山崖，并集中数名优等射手封锁山崖方向的德军。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10时，日军的大股部队集中于山脚下向驻守浮山的德军射击。上午11时30分德军只好竖起白旗向日军投降，中午12时日军全部攻占浮山一带高地，俘虏德军士兵58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而日军最终对外宣称此役日方24名官兵阵亡，近百人受伤。10月2日12时30分30余名德军士兵分两路，从日军阵地的正面和侧面发动进攻，正在半山腰视察的日军军官急忙指挥部队撤往山顶固守。德军一个机枪小队携带两挺重机枪，从台东镇方向渡过海泊河来到桥东北方50米的大道上，架好机枪向四方山顶猛烈射击。冲上山的德军被日军击退，德军兵力较少，退下后又与海泊桥警戒哨所的德军会合。德军的重机枪一直射击到下午1时，这时位于台东镇东侧的12门德军野炮也开始向四方山上的日军部队发炮轰击，但由于距离较远让日军伤亡不大。10分钟后德军全线停火，3名德军士兵打着红十字旗，抬着担架从海泊河桥警戒哨所走出来，来到四方山下抬走死伤者。

（四）当天下午日军第四十八联队的指挥官认为当夜德军可能还要来进攻，便又派出一个步兵小队和一个重机枪小队前来支援四方山的日军。晚上8时德军各野炮阵地开始向四方山标高54米高地猛烈轰击，3日9时15分又掉转炮口向山的周边地带射击。日军发现在阵地前沿有60名德军正慢慢地接近日军据守的四方山，原来在德军先锋部队的后面有300余名德军，兵分三路突然杀向海岸堡垒以东2公里处的四方山。这一天是当地农历九月十三，月圆未满，能见度较好。日军在四方山标高58米高地的东南侧200米处的鞍部地带封锁住通往东吴家村的小路，当德军走到离日军阵地200米处时日军突然猛烈射击，德军立刻散开还击。9时30分另一只德军从东吴家村方向朝日军阵地的左侧袭来，并快速冲至日军阵地前五六米处，突然遭到日军的排子枪，德军大乱便退了下去，随后德军在强攻10分钟后便后撤了。此时阵地的正面还在激战，激战至夜间10时20分，日军的增援部队赶到，德军闻讯开始后撤到山前的出发地，乘坐汽车返回台东镇。当夜日军加强在四方山的兵力，并派出前哨对海岸堡垒方向进行警戒，严防德军再来夜袭。事后日军代表和德军代表共同协商，将阵亡的德军官兵安葬在四方山东北侧的大山。在扫清驻青德军的外围防线后日军推进至当时的青岛市区范围内，德军守城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五大堡垒组成，其中中央堡垒位于如今的镇江北路上。

（五）德军深知五大堡垒防线一旦被突破后德军将无险可守，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因此在五大堡垒防线上布下重兵，由此日德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直到1914年11月6日晚上。攻击德军中央堡垒的日军部队为山田旅团步兵第五十六联队（久留米部队)，由联队长加滕大佐率领的第三大队（队长是中岛少佐）担任主攻。11月6日晚能见度良好，可以看清几十米开外的景物。傍晚5时30分先有一个工兵小队来到外壕前沿，在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宽6米的大缺口，接着又冒着德军小湛山北堡垒方向的机枪火力，在内壕的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口子。晚上6时30分工兵小队用炸药轰塌德军的外壕壁，同时在两个方向上开辟出供步兵突击队冲锋的巨大通道。随行的侦察兵仔细地观察德军在阵前的火力部署和突击方向，返回后向大队部做了详细汇报。加藤大佐根据汇报断定日军有可能在此处突破德军的防线，而且经过近几日的反复攻击后德军的战斗意志已经出现疲惫消沉，另外德军一般在拂晓时分警觉性较高，故在此时德军的兵力应全部布置在野战工事内以待敌军突击，也正是由于德军这种消极古板的作战原则给日军创造一个极好的突击时机。当晚8时日军第三大队要求炮兵停止轰击中央堡垒，晚9时30分又派出一个小队的步兵，在工兵分队的协助下前往中央堡垒前沿实施突击。

（六）日军工兵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将外壕铁丝网破坏100米，还将两条突击通道扩大至10米宽，如果此次得手且后面紧跟着一个中队的步兵，那么可以德军可能会溃败。夜间10时30分日军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第三小队出发，此时德军好像也观察到日军攻击中央堡垒的意图，从夜间10时开始德军后方炮台向日军中央集团的第三攻击阵地开炮轰击。午夜11时30分日军突击队在德军的炮击声中向中央堡垒前沿进发，11月7日凌晨0时50分大队所属炮兵用掷弹筒和迫击炮向德军中央堡垒的后方阵地及小湛山北堡垒的北侧实施炮击，中央堡垒没有还击。凌晨1时工兵分队在壕底架起三个梯子，日军悄然迅速地进入外壕，乘着夜幕悄悄上前拆除堡垒正面高坡上的铁丝网，并翻过内壕来到掩蔽部的前面，此时德军堡垒依然是那样沉静。凌晨1时15分工兵拆除德军中央堡垒前边布设的电控地雷后，日军小队在中村少尉带领下占领德军前沿的散兵壕，来到距德军掩蔽部50米处，对掩蔽部的周边地势进行近距离侦察。只见德军高大的掩蔽部仍然像往常一样寂静无声，突然防御工事里的值班德军发现偷袭上来的日军，11名慌乱的德军在堡垒的北侧用重机枪封锁住通往掩蔽部的小路。日军突击队见状立刻迂回至堡垒的南坡，利用高大的掩蔽部遮挡德军的机枪子弹，德军更加惊慌失措，向台东镇东堡垒方向退去，这时工兵赶紧上前将电话线、地雷线、探照灯线等全部割断。

（七）11月7日凌晨1时20分日军突击队兵分两路迂回到堡垒的后方，来到巨大隐蔽部的大门前不足30米处时发现外面只有一名德军的监视哨兵在值勤，那名德军士兵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呆了，竟忘鸣哨报警。日军见状迅速地冲上去，随后日军包围掩蔽部。这时日军士兵已经来到掩蔽部大门外的楼梯口向掩蔽部内的德军喊话劝降，沉默片刻后德军的指挥官决定放下武器，很快日军的太阳旗首次插上德军的前沿堡垒。中央堡垒沦陷后德军大感不妙，遂集中全部炮火轰击中央堡垒，组织军队反攻，企图夺回堡垒，但未能成功。日军乘势从前后两面夹击各堡垒，先后攻陷湛山、台东镇等堡垒，伊尔底斯兵营诸炮台随后也相继失守。11月7日早6时俾斯麦南炮台失陷，6时30分俾斯麦北炮台亦告失守，至此德军最后一道防线全线崩溃。7时德军在观象山悬挂白旗投降，此役德军战死150人，被俘4000人，日军死亡1000人。德军在投降前夕将炮台火炮自行炸毁，军舰、浮船坞自沉海中。经过日德战争后日本取代德国成为中国青岛的殖民统治者，最终青岛主权和山东问题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经过斗争和外交谈判后在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此战日英联军胜利，德军在中国青岛的要塞陷落。日军270人战死、113人负伤，防护巡洋舰高千穗号沉没，水上机母舰若宫号重创。英军160人战死，23人负伤。德军199人战死、504人负伤、4715人被俘，伊丽莎白皇后号巡洋舰（奥匈帝国）、一艘鱼雷艇、四艘炮艇自沉。

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

（一）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848年5月25日-1916年6月18日）是德意志帝国陆军大将，俗称小毛奇，因为他叔叔老毛奇的名字和他是一样的。他是从担任德皇威廉二世的侍从武官出身，他超越许多比他更能干的人出任德军总参谋长，主持一战初期的施里芬计划。计划失败后被解除职务，默默无闻地死去。1848年5月25日小毛奇在梅克伦堡-什未林出生，普法战争时他参与掷弹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战而著名。1875至78年他入读战争学院，在1880年加入参谋部。1882年成为作参谋部长的伯父之副官，1891年伯父去世后他成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权力核心。1890年代末他先后领导旅和师，最后于1902年升任中将。在俄国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问题上日益紧张的阴云笼罩下小毛奇于1906年1月1日登上军队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宝座，自1904年起英国和法国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划定各自在非洲和南亚的势力范围，两国军事协商制度的建立标志着英法联盟的缔结。以德军总参谋部为样板经过改革的英国总参谋部，曾试图与比利时总参谋部进行接触。比利时的中立是由各大国保证的，如果各保证国内部对此发生争吵，如果当被保证的对象作为军队的通道或工业区具有重大意义时，那么比利时其实就成了一个验证这种中立价值的范例。德英在海上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德国国内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譬如因反对现行的半君主立宪制而形成的社会对立，民主、传统、王侯专制主义和军事力量之间的不和。

（二）赫尔穆特·冯·毛奇靠着他伟大叔父的声望，带着人们出于一种神秘感而对他的尊重，顾虑重重地接受皇帝的委任。他曾扪心自问自己能否胜任这一伟大任务，能否维护先人留下的思想遗产。小毛奇出生于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冯·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后在普鲁士近卫军和总参谋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接受大量正规的总参谋部训练，接触大量部队实践。这个健壮高大、长着一副宽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蔼、举止端庄，他与施利芬不同的是他具有极为广泛的兴趣爱好，因此极受皇帝的宠信。此外在宫廷中一个人的外部仪表即所谓的“堂堂的军人形象”也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这样看的，皇帝还深信总参谋部由第二个毛奇领导会在世界上产生极好的印象。施利芬曾说过统帅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这句大话是施利芬针对自己说的。毛奇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当统帅的料，他像决定命运的1866年时奥地利总司令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一样对自己的任命顾虑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顺得像一个小兵。然而小毛奇在与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辈们精明得多，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盲目顺从的士兵，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宫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一个先决条件使皇帝及其侍臣们为之瞠目，他接受这一职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时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军队指挥问题，包括总参谋部的大型图上作业或皇家演习。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没想到小毛奇竟然以这种方式将他逼进死胡同，但威廉二世还是屈从了。

（三）总参谋长这一职务对小毛奇而言可谓千斤重担，因为在伟大先人的丰富遗产面前他自惭形秽。在培养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让任何不熟悉军事情况的人介入，也许他也看到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赢得人们的尊重，但在军事上却是个门外汉。如果说皇帝已经是一个性格复杂、神经敏感的人，那么毛奇的性格就更加复杂和敏感。在他当面对国君提出的条件中还有一个要求，即他在接任总参谋长之职前还想以军需总监的身份独立自主地领导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习，这其中含有几分验证自我的意思，根据施利芬的评价演习的结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难后便以惊人的速度熟悉他所肩负的繁杂工作，其地位也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继承的是一个超群绝伦且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机构。旧普鲁士严格的正统观念无法满足毛奇在信仰方面的欲望，通过阅读鲁道夫·施泰纳和安尼·贝赞特的作品后他于1904年迈进通神论领域。施泰纳在人智学方面关于对基督教义精神内涵的阐述，使毛奇比从宫廷传道士的语汇中得到更多的慰藉，但是与此同时他也知道演习的火药味是他生命不可少的一部分。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养成或继承的传统与一种极为敏感和脆弱的情感之间的矛盾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的，在小毛奇时期老参谋军官都深信和平时期总参谋部能够正常协调地运转。但他们也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旦大的危机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好的进攻计划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时一个性格如此脆弱的人能否在危机中有正常的表现。

（四）老毛奇的军事政治信条是战争的开始和结尾是政治家的事，战争之中只有战略家有发言权，战事的发展与政治无关。后来在民众战争时代人们对克劳塞维茨哲学的一种解释是，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在战争中也需要政治参与战争指导。生活在威廉时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许多事情已变得虚伪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奋和永不懈怠的自觉性致力于总参谋部的工作。在最初几年总参谋部仍准备在东线采取行动，后来每年都对进军西线以及法、比、英、俄军的现状及其对德东西部要塞体系发动进攻的可能性进行反复研究，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对法比军队的估计极为准确，法国鉴于其不断增长的兵力而从防御战略到进攻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丝毫没有逃过柏林总参谋部的眼睛。英国军队为准备一场在欧洲大陆的战争正进行改组，对这支军队无需给予过高评价，对于大英帝国其他成员国军队（比如印度军队）参战的问题可以根本不予考虑，使他们感到惊讶的倒是俄军在对日战争失利和经过革命动荡后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在武器技术和军队装备方面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是出现新型机枪、新型机动超重型炮兵以及内燃机在陆上车辆和飞机上的应用，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新型技术部队相继出现，如电报分队、通信分队、发光信号分队、自行车营、飞艇部队、航空部队和汽车部队等。机枪已普遍成为步兵武器，德国军事航空除系留气球之外正在试验“策佩林伯爵”号。

（五）飞艇在军事上的应用自一架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试验成功之后，小毛奇认识到未来使用作战飞机和侦察飞机的可能性，当然对装备及其购置问题时总参谋长的意见并不起决定作用。主管该项事务的是普鲁士战争部，而要想得到相应的拨款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像老毛奇时代一样自1866年起在战争部管理技术和后勤事务的是一批旧普鲁士的保守派，对军用飞机未来作用的研究以及对汽车的充分利用及其改装成装甲车的工作，或是在车辆上装备机枪或小型火炮后作为进攻武器或侦察车等方面的研究时要么被拖延，要么根本就未列入议事日程。他们似乎在说：“1870年普鲁士步兵并没有装备系留气球和机关枪，难道他们没有取胜吗？”鉴于法国和俄国攻防力量的不断增长，小毛奇开始对施利芬计划进行审查。毛奇不是一个人云亦云者，对前辈的遗产他从不机械照搬。一直使他心神不定的问题是如果法国从其东部要塞地域向洛林发动进攻，直指德军中央部位并向莱茵平原实施突破时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必将是位于比利时的德军强大右翼与后方的一切联系都会受到威胁。施利芬在左翼只配置极少部队，准备在上莱茵孤注一掷。毛奇认为此举过于冒险，尤其是自1911年起法国总参谋部贯彻进攻思想，计划对洛林的德军“旋转门”的中轴发动攻势之后（法军第17号作战计划就是这样计划的）。

（六）德军总参谋长并没有针对这一新情况对施利芬计划加以完善和修正，“毛奇计划”准备将来展开两个集团军，第6集团军在洛林，第7集团军在阿尔萨斯，用以掩护左翼。如果能使右翼的机动再向北靠近一些即经过巴黎的东南，从两翼将敌人合围，那么可以在洛林对法军要塞地带实施突破，或者依据形势的发展将左翼部队及时向右翼转移。“毛奇计划”最终放弃通过荷兰南部林堡省的想法，以便把荷兰排除于战争之外。为在亚琛与林堡附近的荷兰边界之间的狭窄地域迅速腾出大量部队用以进攻，毛奇计划将实施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规定战争一旦打响，立即以奇袭方式夺取比利时现代化的列日要塞。这对于这个处处谨小慎微的人来说实属一个惊人的决断，此举一旦失利人们肯定要质问是谁命令实施这一败举的，对此毛奇心中十分清楚。毛奇主要同第一军需长施泰因将军和进军处处长鲁登道夫少校（自1908年）探讨他的最新考虑，施泰因将军是一个勤奋忘我、仔细认真的人，但也是拖泥带水、优柔寡断的人。与信心十足的施利芬伯爵完全不同的是毛奇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轻率，其实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无论是原始的施利芬计划还是毛奇计划，其基本内容都没有泄露给敌人，同样德国方面对法国的进军计划（特别是第17号作战计划）也知之甚少。

（七）毛奇的这一新想法肯定会招致后来毛奇的批评者对他的指责，说他对施利芬计划打了折扣，老的施利芬计划有一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但是条件也已经发生变化。参加制订毛奇计划的鲁登道夫（普鲁士总参谋部最后一位具有杰出战略头脑的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做出同样评价的还有著名军事理论家总参谋部第3处（法国处）处长冯·库尔将军。一切都取决于付诸实施，如库尔将军所说的取决于在关键时刻实施指挥的艺术。保罗·冯·兴登堡曾说过总参谋部勤务纯粹就在于将理智运用于适当的时机，总而言之对于能洞察整体的人来说指挥艺术和镇定自若则显得更为重要。需要的是在巴塞尔-亚琛地域部署六个集团军并排定其先后机动顺序，小毛奇能否胜任这一重任在战前无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没有人否定。毛奇也没有放弃速战速决的思想，短期战争的魔力使他着迷，他曾多次说过无论如何必须争取实施机动战必须进行会战，而绝不能发展成为阵地战。在某些事情的运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确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与海军司令部协调陆海作战计划，并督促海军舰队立即投入作战，但并未见效。同时还恢复与维也纳奥匈帝国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元帅的联系，维也纳已大体上知道德国在两线战争中将首先在西线迅速夺取胜利，而后再以全力对付东线。

（八）1908年由于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使世界上空再度被紧张冲突的阴云所笼罩，在一次由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对德国皇帝的采访中自认是英国朋友的德国威廉二世声称他对英国的虔诚与大多数德国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于工作疏忽导致帝国宰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未能阻止该文的发表。此文一经见报新闻界和国会顿时哗然、群情激奋，甚至连保守派都强烈要求皇帝退位，或至少应让其长子，或让多少有些左倾的王储威廉摄政。自皇帝受到《每日电讯报》危机的震撼之后在精神上再也没有恢复元气，顷刻间他领悟到他已失去德国广大阶层的信赖，在这个由他自己引发的危机中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包括帝国宰相和保守党的庇护，这对他来说可谓沉重的打击。他曾对瓦德西说过战争时期总参谋长只能做他的一名助手，然而他明白一旦情况有变落在这位助手肩上的职责要远远超出作战指挥的范畴，正如小毛奇在其先决条件中所要求的那样要负责协调整个战争的指挥，而这本来是由帝国最高军事统帅所管辖的事。但是总参谋长现有的这种尚未确定的权限是否能够使他对整个战争进行协调，除非他像施利芬那样享有神话般的威望—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最高统治者的任务是在平时和战时协调政治领导、总参谋部、战争部、最高海军指挥机构与国务秘书、舰队司令、海军参谋长之间的关系，然而协调者早在和平时期就已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像1806年灾难前一样所有有权直接面陈皇帝的机构就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

（九）皇帝曾试图让其负责民事事务的三个内阁首领在整顿陆海军方面发挥作用。但这是一个手段不当的尝试，他的三个内阁首领从来就不是他的忠实臣仆，而且都是平庸之才。战争部放弃了对行政事务的管理，海军基本上属于一个特殊领域。而且，老的高级海军军官们正处于从纯防御型的岸防舰队的旧思想向进攻型的远洋舰队思想作艰苦转变的时期。充满传奇色彩的总参谋部在公众眼里，完全不是一个非法的机构，而是军队精神道德的最高体现，总参谋部也因此被抬高到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但人们仍然期望这个机构出现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尽管它的首脑自身一直处在极度疑虑之中。小毛奇像施利芬或其伟大的叔父一样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他也清楚地知道，帝国的外交状况已无法改善。形势日益紧张，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使世界大战的危险临近。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以及而后发生在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使潜伏在大国间的冲突有扩大化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通过义务兵役制来充分利用德国民众力量这个一直未得到解决的老问题，步入一个新阶段。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海军装备给予了过分的关注。1911年，毛奇因胆病第一次病倒，由此关于毛奇即将被迫离职的谣传四起。

（十）第二年第一军需长冯·施泰因将军因过于迟钝而被解职，由瓦尔德泽伯爵元帅的一位亲属格奥尔格·瓦尔德泽中将接任，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其说他是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倒不如说像一名外交官。在这种状况下在为增加军队数量的斗争中一位在总参谋部内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这就是第2处（德国处）处长鲁登道夫中校，一位传播战争真实形式的信徒。他在后来的著作中指出战争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却是战争指导的手段，他口头上说这是为了完善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实质是对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一种反驳。威廉时代政治思想的贫乏，正适合军事措施干脆可以代替政治决断这种论调的滋生，对暴力的推崇认为和平只是两次战争间的间歇，一切手段都应服从于作战均是军国主义理论的写照。鉴于法国军队兵力的不断增加以及战争危险的临近，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利用法国总参谋部的一个论点，即强大是没有边际的，无论如何必须使自己尽量强大。施利芬深信天才的机动可以抵消数量上的优势，他所担心的是西线军队的数量不足。鲁登道夫想借助“毛奇计划”（这同样是他的计划）和通过野蛮利用全民力量而达到其目的，以他坚强的意志和战略思维能力而论天生就应是一个总参谋长，而且知识更丰富、头脑更复杂，鲁登道夫也敢在政治领域冒险。

（十一）当时流行着一句话：“所有的人都在为一场迟早要到来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氛围下鲁登道夫也扬言只有一场战争能决出欧洲政治上的胜负。鲁登道夫受小毛奇之命拟订一份大量增加军队数量的呈文，只要看一看整个欧洲大搞军备竞赛的局面，鲁登道夫的这种作为也是逻辑的必然。毛奇和鲁登道夫要求在和平时期新组建三个军；改编炮兵装备不足的预备役军；组建机动后备部队；装备机械牵引的超重型曲射炮兵，用以压制比利时和法国的要塞体系；大规模增加航空部队；装备防空火炮；为步兵快速开进实施补给的迷彩野战炊事装备和防护设施。由于速射兵器和机枪等武器对弹药量需求的急剧增加，鲁登道夫还忙于着手解决弹药的补给问题，他还与军需长施泰因和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男爵一起商讨战时的经济组织问题。总参谋部的上述要求只有向战争部长或最高统帅提出，满足这些要求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因此还需国会的批准。尽管如此鲁登道夫并没有退缩，为实现这些要求的他动员新闻舆论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票赞成增加军队员额。这种举动对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来说是极不寻常的，可以说鲁登道夫完全属于一种全新类型的人。总参谋部与泛德意志协会建立同盟，这不仅是因为鲁登道夫对泛德意志协会提出的领土要求感兴趣，而且还想寻找一个他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但不幸的是也正是从这些时日起，他深信自己似乎对政治也在行。

（十二）1912年国会批准组建两个军，加强轻重型野战炮兵以及增加航空部队，军队员额因此增加到11.7万。此外还以增加国防费的名义筹款10亿马克，但毛奇和鲁登道夫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要求组建三个军。鲁登道夫对增加装备而进行的斗争，也为敌人常说的德军总参谋部的无上权威增添一缕耀眼的光辉。对于组建新军早就持反对意见的是战争部长冯·黑林根将军，他担心过快增加兵员会给训练水平和军官团的成分带来不利影响。他认为以后势必会使用后备军官中的那些不适宜分子，因而会使军官阶层出现民主化的危险，加之海军装备和社会保险已使帝国财政状况捉襟见肘。鲁登道夫赢得一些朋友，但同时也招来一些敌人，无论是中心处处长冯·法贝克上校还是军事内阁头目冯·林克男爵将军都对他极不友好，他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人。按常规在战争状态下第2处处长应担负作战处处长的角色，鲁登道夫肯定有这个美梦，他的敌人使他的打算落了空。1913年他被任命为驻杜塞尔多夫一个炮兵团的团长，接替他的是一个虽然充满活力但缺乏想象力的塔彭上校，扩充军队的速度放慢了。一直与海军司令部协同不够的弊端所造成的危害日见明显，海军甚至拒绝陆海军情报机构进行经验交流。海军最新做出的在战争初期持观望态度的决定，与毛奇的愿望大相径庭。在战时统率体制方面存在着使人忧虑的不协调状态，如在与德国结盟的两三个盟国的总参谋部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尽如人意，与维也纳总参谋部的关系虽尚属正常，但奥匈军队的战斗力却使人放心不下。

（十三）至于说到意大利在德意之间还一直通过公文进行协商，意大利允诺将派出由祖卡里将军指挥的3个军和2个骑兵师前往上莱茵地区。1913年意大利总参谋长波里奥将军与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还举行深入会谈，奥地利方面已做好让意大利部队过境的准备。当时毛奇还认为波里奥将军为人坦诚，对其人品尚无怀疑，实际上鉴于罗马与维也纳间的紧张关系，只能指望在危机时刻意大利能保持中立。与罗马尼亚帝国虽保持有官方结盟关系，但并没有军事协定。然而总参谋部却希望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冲突中能站在德国方面，在土耳其中德国派驻有一个军事代表团，自科尔玛·冯·德·戈尔茨率领的德国顾问团在土耳其展开工作以来奥斯曼帝国军队与德意志军队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就是决定命运的1914年春季欧洲军事政治态势。1914年2月末毛奇在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每年春季都是危机迫近的时刻，每个欧洲大国都似乎成了一个大兵营。”此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军队之一，并拥有世界上训练素质最高的总参谋部，政治领导不像军事领导那样既有明确的路线又有明确的目标，政治领导是两者皆无。每个总参谋部至少都需要外交方面的助手，需要为它的计划确定政治目标或是作政治上的某种修正，而德军总参谋部却什么都没有。政治家和外交家们都希望总参谋部照此干下去，克劳塞维茨曾教导过最好的总参谋部也不能替代统帅，如果冲突公开爆发（如果欧洲的紧张关系激化）替代统帅的任务看来也只能由总参谋部来承担。

（十四）在1914年最后的和平日月里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5名军需长、15个专业处和1个情报勤务组，其中最重要的处是进军处、铁道处、外语处和要塞处。此外两个训练处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总参谋部经过改组变得更加精干，专业分工更加精细，从其花名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总参谋部军官团的资产阶级化日益明显。军需总监赫尔曼·冯·施泰因中将和军需长赫尔曼·冯·库尔都是后提升到贵族地位的资产阶级子弟，前者是一个牧师之子，后者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家和文科中学教授之子。在113名军官中有68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其中进军处处长格哈德·塔彭中校的父是东弗里斯的一个农民，铁道处处长威廉·格罗纳中校的父亲是符滕堡的一名会计，从事测绘工作和常备军司令部的军官以及由部队派向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有70%～80%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将官队伍中自然仍由老的庄园贵族和王侯们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由复杂紧张关系、各国纷纷备战和德、英、法、俄等国武力至上意识所充斥的气氛下，奥匈王储夫妇于1914年6月28日在1908年被奥匈帝国兼并的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一名偏激者暗杀，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不是奥匈帝国总参谋部推崇先发制人战争思想的追随者，而是哈布斯堡王室的一个革新者，这也正是他被暗杀的原因。

（十五）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必须彻底平息存在于民众之中的过激的民族狂热，否则将全面介入塞尔维亚的事务，并危及塞尔维亚国家主权。在此情况下贝尔格莱德只能寻求俄国的保护，而俄国在一场欧洲战争中也只能依靠与法国结盟，维也纳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借助德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1914年7月毛奇因治疗胆病和轻度肝肿大来到卡尔斯巴德，医生说虽然他已年届67岁但仍可正常活动。7月21日他在这里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想和鲁道夫·施泰因谈谈心，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他逐渐变得忧心忡忡，几天后他返回柏林。此时乌云骤然笼罩天空，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答复实际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在柏林人们还生活在一片和平与宁静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势已无可救药，一场大战势在必行。他起草一份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呈文。他写道他的最大忧虑是敌国可能将宣战的罪责推到德国身上，从而使以后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背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声。毛奇认为只要俄国没有介入那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私事。自7月26日俄国开始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措施，次日法国也步其后尘，1914年7月31日当俄国劝说维也纳在塞尔维亚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的努力失败后俄国实施动员。

（十六）毛奇、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和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就法国动员后立即通过比利时向塞纳河流域突击的问题进行协商，毛奇和瓦尔德泽此时已经在考虑迅速启动其进军计划的问题，帝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表示反对，他认为只要法国不宣战就不应染指比利时。后来毛奇写道：“他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屑一顾，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变得易于激动的人的反应吗？”当时毛奇还无法知晓在伦敦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自由党内阁里，绝大多数成员虽然对德国表示不信任但也反对立即介入大陆的战争，可是当讲到如果德国要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并威胁和侵犯到英国海岸时，内阁的情绪突然变得激昂亢奋起来。1914年8月1日下午5时皇帝威廉二世下达于次日即8月2日实施动员的指令，此日下午毛奇也在柏林宫中的枢密院，会议结束后毛奇回到柯尼希广场的总参谋部大楼准备起草下发必要的命令。时间对他来说异常紧迫，但工作仍然有条不紊，一切都取决于行动的快速和计划的周密。此时皇帝召见他，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侯爵（一个杂乱无章的人）从伦敦发回报告称只要德国保证不对法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英国将会阻止法国参战。在帝国宰相和普鲁士战争部长法尔肯海恩将军不在场的情况下皇帝便天真地脱口宣布：“好了，我们的全部军队都可以开向东方了。”

（十七）皇帝的这种对军事的一知半解使毛奇大为骇然，百万大军利用铁路实施开进，这不是随意可以更改的。若干年以来他已经放弃对东线实施大规模进军的准备工作，俄国在波兰西北地域构筑的要塞体系已相当强大，使德军在此迅速决胜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他告诉皇帝这是不可能的，皇帝像一些霍亨索伦王室的人一样毫无礼貌地尖刻说道：“要是您的叔父，他会给我另一种回答！”毛奇的眼里充满泪花，使他如此动情并不是因为他的至高无上的主子没有一丝判断能力，而是由于在众大臣面前使他这个本来受皇帝信赖的人竟如此下不来台，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侮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从未提出过赋予他与元帅即他的叔父同等地位的要求，最后他还是说服皇帝，军队仍必须向西方开进。对此可以向西方解释为西进并不意味着对法国采取敌对行动，以后可能会将军队东调。一封同样内容的电报发向伦敦：“军队的开进由于技术原因无法中止，只要英国采取中立态度，德国对法国并无敌意。”精神受到极大伤害的毛奇返回总参谋部大楼，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指导战争，怎么能迅速取胜。整个计划开始摇摆不定，他拒绝签署让第16师停止原计划占领卢森堡的命令。接着晚11时左右他再次奉召来到皇宫，英王乔治五世电告德皇称伦敦对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事一无所知，这想必是一个误会，实际上还真是这么回事。于是皇帝便对毛奇说：“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十八）正如毛奇所担心的是帝国被迫同时对法、俄宣战的情况出现了，在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中要求比利时同意德军借道比利时，比利时皇帝向伦敦求援，英政府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然而尊重比利时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已写在柏林的伟大计划之中。1914年8月4日英国作为中立的维护者在政治上站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地位上对德国宣战，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研究和完善的动员和开进，如同一部庞大和运转自如的机器一样启动。在巴塞尔和克雷菲尔德之间展开7个集团军，与在上莱茵实施掩护任务的部队一起共计160万人。5个集团军和2个骑兵军已做好通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准备，2个集团军集结于阿尔萨斯和洛林，1个预备队军部署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防英军可能的登陆。在正面中法国已将5个集团军部署在勃艮第运河与阿登之间地域，随时待命出发，此外还有比利时集团军和英国准备用于在北非登陆的远征军。在东线中第8集团军担负掩护东普鲁士的任务，该集团军司令是冯·普里特维茨·翁·加夫龙大将，参谋长为第一军需长瓦尔德泽伯爵。奥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亚展开，俄国将两个强大兵团——涅曼集团军和纳累夫集团军集中部署在东普鲁士，第三个集团军集结在华沙地域，共同对付加利西亚的奥军。

（十九）施利芬在西线的方阵（即以梅斯－迪登霍夫为轴部署在布鲁塞尔－那慕尔一线的兵力）按老计划应比侧翼掩护部队多七成，毛奇将作战部队与掩护部队之比减少为5：2，因为他要预防敌人可能对莱茵兰实施深远突破，这一理由也不无道理。将七个集团军部署在一条上百公里战线上，毕竟是太密集和太笨重，可取的办法是将部队分为若干集群并作梯次配置，但这种思想对当时1914年的人来说还是陌生的。电报、电话、汽车和飞机等现代化的通信、侦察手段也不能抵消这一弊端，其困难在于要随时掌握阿尔萨斯和比利时之间的战事进程，要时刻注意可能危及各部队机动协调一致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是总参谋长能随一个作战梯队，一个机动的野战大本营随北翼部队跟进，然而这一措施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最高统帅即皇帝的赞同，因为按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统时皇帝要亲赴前线与士兵在一起。可是他不仅不能实施指挥，也不可能保证各项措施的协调运转。作战指挥者冯·毛奇大将必须呆在按1866年和1870年模式组建的体制臃肿的大本营里，而名义上皇帝一直是最高统帅。小毛奇认为最高指挥者利用指示就足以使其伟大计划正常实施，他指出在各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长都十分明了的总方案框架内，必须给集团军指挥官以放手行动的自主权，而上级下达过于严格和直接的命令时其结果是弊多利少。

（二十） 然而对施利芬－毛奇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在集团军中只有一个，即过去的军需长冯·库尔将军，他当时在由亚历山大·亨利希·鲁道夫·克鲁克大将指挥的右翼下属的第1集团军任参谋长。大本营按照普鲁士的习惯在国君领导下动作迟缓地随各集团军由柏林出发，经科布伦茨直抵卢森堡，除皇帝外大本营还有大本营司令官、皇帝侍官长冯·普勒森大将、总参谋长、普鲁士战争部长和军事内阁、海军内阁、民事内阁各首脑以及一批宫廷显要。正在西线对法比作战的百万大军好比一部运转良好但无统一操作的机器，最高统帅仿佛是自己主动放弃领导，他将陆上军事行动的领导权全部交给总参谋长。总参谋长集总长和总司令于一身，然而作为总司令他又没有固定和明确的指挥权。原计划闪电式的作战行动只能分为一系列先后实施的大小不同的作战行动进行，作战指挥的任务在于使在各个不同地域展开的军队在事先规定的最后决战地点形成兵力优势，这一任务无论毛奇还是作战处长塔彭中校都难以胜任。鲁登道夫作为第2处处长受命担负奇袭比利时由大量装甲炮台构成的列日要塞，战争初期他在卡尔·冯·比洛大将指挥的第2集团军手下担任负责补给事务的军需长，命运又让他作为担任奇袭行动的步兵旅的联络官随同部队一起行动。战斗中步兵旅司令官牺牲，鲁登道夫便亲自指挥该旅第一个冲进这个攻无不克的要塞，毛奇迅速夺取列日的希望如愿以偿。

（二十一）随着列日要塞的失守后比利时的整个拦阻阵地崩溃，德军像潮水一般开进比利时。截至1914年8月20日德军右翼的行动大体按计划进行，在洛林中事情却走样。计划规定当法军发起进攻后第6集团军和在其领导下的第7集团军起初应坚守，甚至可以后撤。第6集团军司令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玛利亚·柳特波德·斐迪南及其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却扬言，当普鲁士人开进并向法军最坚固的要塞冲击时指望巴伐利亚士兵坐等或撤退是不可能的，这有损于他们的威望。这句话说明按普鲁士人要求建立起来的联邦国家看似严格和强大，但面对各邦国王位继承人时普鲁士总参谋长的指挥棒还显得有些无力，而能够发挥协调作用的皇帝恰恰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关系不好，皇帝只好消极等待，毛奇因此也无法行动。一些嘲讽者后来说西线的大会战不是败在马恩河，而是早在洛林时就已失掉了。从比利时接连传来胜利报告德军已迅速突进到布鲁塞尔地域，1914年8月20日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将军决定采取一项措施，也就是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曾说的这是敌人给他的最大的帮忙，霞飞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军预先设置在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包围地域。1914年8月21日和24日战争的命运掌握在德军第1、2、3集团军司令部手里，他们拥有100个营和1044门火炮，在人员和装备上均优于敌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团军集中由冯·比洛大将（第2集团军司令）指挥，比洛曾做过施利芬的军需总监，是普鲁士军队中杰出的战术家。

（二十二）他的参谋长冯·劳恩施泰因少将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但他的身体像毛奇一样欠佳。1914年8月25日作战处长塔彭中校指出6周后整个事情就将完结，然而会战在瑞士与比利时之间地域艰难推进，冯·毛奇考虑的要比塔彭实际一些。在由科布伦茨向卢森堡的开进途中他于8月末在皇家专列上，对海军内阁首脑冯·米勒海军上将说法国人可以被击退，但还不会被击败，打败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他只下达少量命令，对战事进程实施概略性指挥，对此野战铁路官格勒纳中校认为大本营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间俄国对东普鲁士的进攻给德国造成威胁，毛奇准备从西线分出6个军到东线。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转大门似的德军大部队已突击到法国北部塞纳河流域的深远地域，还有10个行军日便可到达巴黎，毛奇决定只抽调两个军到东线。由于部队强烈的进攻欲望以及对作战缺乏协调，致使进攻行动变得支离破碎。计划在右翼外延构成进攻重点的企图没有达到预期程度，当右翼已变更部署之后由阿尔萨斯向此调动部队的命令才下达。8月27日毛奇就下一步作战向各集团军下达5页纸的指令，起初人们希望性情直爽的塔彭能对毛奇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塔彭却喜欢简单地看问题，他说剩下的就只有等着回家了。

（二十三）每一场大的会战都充满危机的时刻，当胜利的迹象尚未清晰可见时总参谋部就错误地以为胜券已经在握，那么此时危机也就到来了。马不停蹄的开进和不间断的作战行动需要补充大量部队，因此由冯·豪森大将指挥的第3集团军违反计划规定自主决定休整一天。毛奇认为让大胆向深远前方突进的第1集团军向第2集团军靠近更为合适，随后冯·比洛大将便接到总参谋部的命令，命令指出将在塞纳河地域的敌军由巴黎向东南方向挤压，暂不考虑占领巴黎。第1集团军右翼成梯次配置，随第2集团军司令部后跟进，大本营现已前移至卢森堡。毛奇认为亲自介入右翼的作战是没有必要的，当法军总司令霞飞认识到有被德军超越的危险后决定主动后撤，并准备当德军的机动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队，后发制人再向德军发起进攻。当人们获悉德军重骑兵已接近巴黎时巴黎城内一片惊慌，为谨慎起见法国将政府迁至波尔多，但是毛奇已查明并没有迹象表明敌军已全面崩溃。1914年8月29日，奇从科布伦茨写信给他的夫人说在大本营内还没有人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毛奇对这种声音恨之入骨。1914年9月4日国务秘书黑尔弗里希听他说过：“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我们是取得战果，但还没有取得胜利。所谓胜利是说消灭敌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敌人有百万大军，那么胜利者就会有战俘，我们的战俘在哪里？”

（二十四）1914年9月5日毛奇派情报处长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察看战情，毛奇担心的是英军在佛兰德登陆以及在里尔地域集结的法国本土陆军的介入。由于冯·克卢科大将指挥的第1集团军过于靠右，而第2集团军向前突击的方向又太左，致使两军之间出现一个缺口。要填补这一缺口只有使用强大的统帅部骑兵预备队，但在使用中又出现失误。与塔彭那种毫无顾忌的乐观主义相反，亨奇倾向于认真对待每一个困难，毛奇还是更喜欢严肃谦恭的人。亨奇发现第1、2集团军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重要的是需要总参谋长以其魄力亲自介入右翼的战事。正当霞飞实施他的主动撤退行动时巴黎军事政府的约瑟夫·加利埃尼将军自作主张，将其步兵搭载汽车投入前线（这是战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战例），并组织已受严重损失的第5集团军向德军第1集团军翼侧和背后发起突击。这一行动开始付诸实施，突击德军缺口的任务只有由英国骑兵来担负。亨奇中校的悲观主义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样缺乏合理性，他说部队也不得不奋战到底。1914年9月8日毛奇在与其各处处长早晨会商时决定再一次向各集团军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尽管政治处推荐精力充沛的冯·多梅斯上校，但毛奇还是选择亨奇，因为亨奇已经熟悉情况。

（二十五）亨奇只得到一个口头指示，其主要内容是只要能进攻就进攻。亨奇首先从第5集团军开始按部就班地对各集团军司令部进行巡视，8日夜至次日晨他到了第2集团军。比洛和劳恩施泰因认为如果敌人充分利用暂时出现的棘手态势，德军是不可能坚守的，亨奇眼前顿时一片黑暗。1914年9月9日他最后到了最右翼的克卢科和库尔处，他们两位则信心十足，亨奇与第2集团军商定，如果敌人楔入缺口时部队就应撤退。冯·克卢科大将及其参谋长所获悉的第2集团军情况报告并不乐观，与此同时其友邻冯·比洛大将已经开始撤退。有关指示已向克卢科下达，克卢科和库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拒绝放弃进攻，最后亨奇中校不得不做出让步。亨奇中校曾在第3处（法国处）服役，是一个杰出、勤奋和认真的参谋军官，其父是一名要塞官员，因此亨奇在军官团中属于新兴资产阶级范畴。这样的形势需要一名像格奈瑟瑙那样具有高度责任感，能按自己的正确观点行事并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无论克卢科和库尔还是亨奇都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威廉时代不是创造精神自主性格的时代，根据亨奇关于灾难已经来临的叙述克卢科和库尔也违心地开始撤退，更为糟糕的是总参谋长在会战的危机时刻将最后决定权加在一个处长身上。

（二十六）后来法国人说到“马恩河奇迹”，而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奇迹是德军中止会战，它决定历史的命运。9月9日毛奇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情况不妙，在巴黎东部的战斗变得对我们不利，我必须对所发生的事负责，我们不得不在对东方和西方的战斗中疲于奔命。”塔彭中校认为这一天并没有完全错，他说谁能坚持到底，谁就是胜利者。然而9月10日亨奇报告第1集团军已撤到埃纳河后，下午他自己乘车回到卢森堡，根据他的描述第1集团军在他的介入下开始按统帅部指示的方向撤退。总参谋部闻名于世的指挥方法未能发挥作用，因为没有再涌现一位伟人巨匠来驾驭这个精妙绝伦的艺术品。 9月11日毛奇亲自来到部队，但为时已晚。毛奇正一步一步地走上“民众法庭” （ 古希腊时由每个公民将他认为有害于国家的人的名字写在贝壳或陶片上进行投票，过半数者则被放逐国外5年或10年）。1914年9月14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克尔侯爵大将告诉他，说皇帝陛下认为他继续指挥作战对他来说将是一件过于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将是战争部长冯·法尔肯海因中将，上述两位人物在毛奇眼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毛奇要进行自我防卫，他与法尔肯海因一起晋见皇帝并向皇帝进言，在经过一次失败后便更换总参谋长，这将给世人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说那就让法尔肯海因行使军需总监的职责吧。性格粗暴的法尔肯海因当即提出异议，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动自主权时才能指挥作战，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这一周他的胆病再次发作，后来毛奇将这一周称为“殉难周”。1916年6月18日一战尚未结束，这位陆军大将抑郁而死。

（二十七）埃里希·冯·法尔肯海恩（1861.9.11-1922.4.8）是德国步兵上将，1861年9月11日生于贝尔豪堡（今波兰托伦市附近）。1890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1896-1899年在中国清朝军队中任教官，1900年在德国远征军参谋部任职，参与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13年起任德国陆军大臣，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参与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9月兼任德军总参谋长，先后指挥第一次佛兰德战役和第一次伊普尔战役，未能突破英法联军防线，西线战事进入阵地战阶段。1915年将德军主力调往东线，5月发起戈尔利采战役，突破俄军西南方面军防线，收复加利西亚。随后指挥德奥联军对俄属波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实施大规模进攻，占领大片土地，但未能实现迫使俄国退出战争的企图。同年秋命令德奥保联军进攻塞尔维亚，侵占塞尔维亚全境，打开德国通往土耳其的道路。1916年将德军主攻方向转向西线，集中优势兵力兵器重点进攻法国凡尔登要塞，企图以此牵制和消耗法军主力，迫使法国退出战争。在凡尔登战役中德军经6个多月损失惨重的进攻，未能突破法军防线。同年8月法尔肯海恩被解职，改任第9集团军司令。1917年1月率部进攻罗马尼亚，占领布加勒斯特。后任驻土耳其德军司令，协助土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作战。1918年3月任第10集团军司令，率部入侵立陶宛，参与对苏俄的武装干涉。1919年6月退役，1922年4月8日卒于波茨坦附近的林德施泰特堡，著有《1914-1916年总参谋部及其重大决定》。

保罗·冯·兴登堡

（一）保罗·冯·兴登堡（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全名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和冯·兴登堡，是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魏玛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1847年10月2日兴登堡出生于波森省（今波兹南）一个贵族家庭里，父亲是少尉军官，母亲是军医的女儿。兴登堡从小就受到普鲁士黩武精神的熏陶，立志当个军人。他童年时代体弱多病，经常旷课，学习成绩不佳。到了12岁那一年他秉承父亲的意志改上军事学校，该校生活艰苦刻板，整日操练，灌输给学生一套忠君报国的思想。这段时期的生活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当时为了培养忠于普鲁士王室的感情，军事学校的学生有时去王宫实习。1863年兴登堡曾担任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遗孀伊丽沙白太后的禁卫，王太后赠他怀表一块，兴登堡对此没齿难忘，每次打仗都要把此表带在身上。19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国战火连绵不断，在欧洲当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进行战争时战火一度燃烧到普鲁士国境的附近，兴登堡像军事学校的其他学生一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他们暂时还没有大显身手的机会，只能在课堂上沙盘旁演习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几次重大战役。担任讲课的都是经验丰富的教师，兴登堡因此学到不少军事知识。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这位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少尉军官率领一个排跟随部队开往波西米亚，参加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3个月后他随军胜利归来，第一次通过柏林凯旋门。

（二）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第三步兵近卫团移防汉诺威，兴登堡在汉诺威度过3年，当他在40多年后退役时选择这座城市作为永久居住地。1870年8月普法战争爆发，兴登堡作为第三步兵近卫团一营营长的副官参战，不久该团团长在战斗中负伤。一营营长代理团长之职，兴登堡也跟着晋升一级。“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德国，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兴登堡作为部队的一名代表参加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典礼，这是他毕生引以为荣的一件大事。同年6月他再次通过柏林凯旋门，这时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第三次得胜归来，但这一心愿他至死也未能实现。1872年他由中尉擢升为上尉，翌年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陆军参谋总部工作，他的上司毛奇和史里芬对他十分赏识，以后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1903年当上第四军军长，1908年的陆军大演习中他由于一时好胜，击败德皇指挥且与其对阵的军队，由此深感升迁已无指望。1911年他64岁那一年退伍，退伍后兴登堡在汉诺威市过着悠闲而刻板单调的生活，偶尔出门旅行或打猎，难得读一些书。他感兴趣的作品主要是一些帝王将相的传记和军事论文，其中也特别推崇史里芬的《坎尼之战》一书，认为他发展两千多年前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杰出军事思想。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争提供借口，7月底至8月初欧洲列强先后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三）战争爆发时兴登堡正在波美拉尼亚中他女婿的田庄做客，他立即返回汉诺威，途经柏林时曾到总参谋部要求任命他统率第五军（他过去所属的第三步兵近卫团就在这个军里），但当时第五军军长一职已由皇太子担任，因此未能立即决定他的任命。8月上旬德国西线捷报频传，最初的军事行动都是按照施里芬计划进行的，大部队避开法国筑垒地带，经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向沿海地区推进，然后再南下包抄巴黎。这些日子里兴登堡在汉诺威坐立不安，8月12日上书参谋部再次请求任用，10天后总参谋部通知他8月23日凌晨到汉诺威火车站等候前来接送他的专车。这段时间德国报纸上刊登来自西线的胜利消息，关于东线的报道却少得可怜，原因是战事在那里进行得不很顺利。在东普鲁士统率第8集团军的普里特维茨将军的任务是保卫德国东部地区，等待西线战胜法国后主力部队前来增援。俄国方面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日林斯基将军统率的两个集团军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德军，但装备很差且士气不高，彼此配合很差，行进的速度很慢。双方稍有接触后普里特维茨就慌慌张张地下令后撤，并向最高统师部告急，声称维斯瓦河以西地区也难以守住。于是总参谋长小毛奇决定从西线抽调兵力，并撤换普里特维茨和他的参谋长瓦德西。

（四）鲁登道夫由于他在列日一战中的突出表现而被选择接替瓦德西任第8集团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是个野心勃勃、锋芒逼人的人，需要挑选一个善于同他相处的人担任主将，以便他放手去干，这样便选中秉性随和而善于处事的兴登堡。1914年8月23日凌晨被吹捧为珠联璧合的一对统帅第一次在汉诺威车站相见，8月25日下午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到达第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马林堡，在这之前第8集团军的参谋马克斯·霍夫曼中校就已拟订好围歼俄军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的计划细节，只等新的司令官批准，兴登堡没有做丝毫改动就同意这一作战计划，8月28日部队已经出发，负责具体实施的参谋长鲁登道夫突然为巨大的压力所压倒，跑到兴登堡驻地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但兴登堡冷静而坚定的命令照原计划执行，就继续去睡觉去了。第2天萨姆索诺夫身陷重围，8月31日全军覆没，史称“坦能堡战役”。后来当鲁登道夫和兴登堡闹翻以后为了突出自己，鲁登道夫忘记他在执行计划时的反复，厚颜无耻的自吹自己是坦能堡的实际计划者和决策者，当然这与德军传统上司令官下决心和参谋长执行的分工不符。这也不是实情，他忘了还有一个霍夫曼在，霍夫曼也和鲁登道夫闹翻了，他写了一本《坦能堡战役的真相》说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样在和他见面之前都丝毫不知这个计划。

（五）坦能堡之战两周后德军又在东线取得马祖里湖战役的胜利，俄军被逐出东普鲁士并丧失战略上的主动。然而德军在西线并不顺利，由于德军在马恩河之战中败北，毛奇被免职。为了抵消它的影响，报纸在毛奇被免职的1914年9月14日晚上都以整版的篇幅宣传坦能堡的胜利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夜之间成为赫赫有名的英明统帅。全国掀起兴登堡热，柏林率先修建兴登堡纪念埤，许多街道广场以兴登堡命名，许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市场上出现种种以兴登堡命名的商品。在以后四年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难分难解，兴登堡后来把他们的关系说成像一对夫妻一样恩爱。鲁登道夫在霍夫曼和其他人的协助下制定出各种作战计划，然后把这些计划呈交给他的司令，按鲁登道夫的话说总司令总是欣然接受。兴登堡的沉着使他能够克制住容易冲动的鲁登道夫，一位传记作家说：“从来没看见兴登堡发过脾气，也从来没见鲁登道夫笑过。”毫无疑问他们两人的合作的很好，在战争进行时他们变成德国的实际统治者。兴登堡不能够继续在东普鲁士大捷的基础上越过那累夫河下游向前推进，因为奥匈部队已经在加利西亚战役惨败，德军不得不被调去增援。

（六）以后波兰南部的德军向维斯瓦河推进，奥地利人向桑河推进，俄军从华沙发动反攻，此后便展开一场大混战。在作战中兴登堡重新调配力量，把军队布置到从波兹南到托恩的阵地上，然后向罗兹进逼，1914年12月6日他的军队占领罗兹城，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歼灭俄军，俄军撤到布族蜡河和劳卡河以东。这时兴登堡已经被提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东线所有德军的总司令。由于西线德军出师无功，而阵地战实际已经开始进行，所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大声疾呼要求大量增援，以便和援军一起乘胜追击俄军。但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这时已经接替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他拒绝增援东线，因为他认定必须在西线取得胜利。兴登堡转而利用私人关系向德皇威廉二世呼吁，德皇不得不在他的总参谋长和他最有名、最成功的将军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妥协的结果是最高统帅部同意在东线发起进攻，但只限于原有的军队。奥匈军队从南线进击，希望通过大包抄方式包围俄军。兴登堡于1915年2月7日在马祖里湖地区发动进攻，但他不能渡过那累夫河到达比亚威斯托克。法金汉的东线战役开始于1915年5月2日的对戈尔利采的突破，但从维斯瓦河上游伸展到库尔兰的兴登堡的部队却只能按兵不动，只有少数局部的进攻。俄军逐步后撤，但他们的实力却未受损伤。兴登堡认为德奥两国的胜利取决于消灭俄国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一个超坦能堡计划，也就是通过侧翼迂回的包围向科夫诺河维尔纳进攻，在华沙以东切断俄军退路。

（七）法金汉认为只要进行一场目的有限的战役不让俄军接近，从而使他丧失进攻能力就够，也要为西线负责的总参谋长不肯从法国抽出实现兴登堡计划所必须的部队。在德皇支持下法金汉批驳沿那累夫河下游全面推进，和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以及奥军的南线进攻相配合的巨大战略，所以法金汉和兴登堡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冷淡。起初法金汉的计划似乎执行的颇为顺利，因为俄军先后在1915年8月5日从华沙，1915年8月17日从科夫诺，1915年8月18日从诺沃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撤军。然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爵指挥下的俄军逃脱被歼灭的命运，所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再次为他们的作战方案力争，他们提议在普里佩特沼泽地区包围俄军中心，但遭到法金汉再次拒绝。9月法金汉勉强同意他们的计划，但并没有给兴登堡必要的兵力，于是维尔纳的进攻逐渐停止。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兴登堡庆祝他参见普鲁士军队50周年纪念，从1915年秋季起法金汉把俄国战场看成只是次要的。1916年2月在凡尔登发起巨大的进攻，希望一举消灭法国。兴登堡尽管提出尖锐抗议，仍然不得不让东线的大批部队抽调到西线，而他所做的只能是1916年3月在维尔纳击退俄军北方面军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发动的进攻而已。

（八）6月和7月俄军在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指挥下发动夏季攻势，突破奥匈军的阵线，使同盟国遭到严重打击。兴登堡不得不担任从里加到加利西亚全部东线的指挥任务，把总司令设在布列斯特，他尽力稳固新战线，恢复秩序。同时法金汉对凡尔登的进攻显然已经失败，英法联军正在向索姆河挺进。8月27日罗马尼亚又向同盟国宣战，最后这一事件决定法金汉的命运 ，1916年8月兴登堡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由于兴登堡的声誉过人，他的任命暂时恢复德军的士气，这时最高统帅部中兴登堡以德皇的名义指挥全军，他的副手鲁登道夫在他的放纵下越来越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代表军队与政府和议会交涉，坚持1916年11月成立波兰王国，坚持1917年1月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鲁登道夫制定“兴登堡计划”，控制全国的经济活动，剥夺工人在战前争取到的某些权利，加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镇压和剥削。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干预政治，由于德皇和国会放弃权利与责任，他们俩实际上变成德国命运至高无上的支配者。兴登堡视察西线后第一次感到从军事观点看来这一战线的危险，所以向凡尔登的进攻停止了。1917年3月德军的战线稍稍向东撤退，从阿蜡斯通过圣康斯坦到安纳河畔的谷地重建防线，这一战线的正式名称叫西格弗里特防线，但在历史上统称兴登堡防线。

（九）协约国由尼维尔组织的进攻未能奏效，在1917年的剩余时间内德军一直没有受到严重挫折，因为在帕斯兴德尔的挺进中英军的损失比德军还大。兴登堡防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西线指挥官兴登堡为防御协约国军队而构建的防御工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到1917年后协约国占据领先优势，这时在西线战线上法国的尼韦勒将军取代一向谨小慎微的霞飞将军，他决定用闪电战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德国方面用东线取得胜利的兴登堡取代法金汉，他鉴于在前一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的失败决定在西线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德国人希望通过这种策略迫使英国人因饥饿而投降，同时将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于是他们将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特点是防御性的武器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种冲锋在深壕沟、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没有多大效果。兴登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当尼韦勒将军的军队跃出壕沟发动攻击时遭受巨大的失败。这条防线使得协约国蒙受四十万人的伤亡，而德国人只有25万人。1918年9月29日协约国多国联军组织军队在西线发起大规模进攻，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兴登堡防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已成定局。

（十）由于感到地位的稳固性，1917年7月兴登堡以辞职相威胁，使得皇帝免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首相职务。在他看来这位首相几乎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想让伯恩哈德·冯·比洛侯爵或海军司令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当首相，而皇帝则对这两人不感兴趣，提拔原战时给养局局长、副国务秘书格奥尔格·米夏埃尔博士为帝国宰相，以试图满足最高统帅部军官们寻找强人的渴望。新首相很快拒绝德国国会在7月19日通过的一项和平决议，国会要求在双方斗没有附带条件或损失赔偿的情况下议和。自此以后最高统治部便独断专行，它拒绝发布有关恢复比利时独立的宣言，拒绝教皇本笃十五世关于和谈的建议，它一意孤行的实行他对待俄军局势的政策。俄国二月革命后鲁登道夫瞒着兴登堡设法让住在瑞士布尔什维克鼓动家列宁通过德国，列宁在4月份回到彼得格勒立即发起和平运动，俄军的士气迅速瓦解。虽然陆军部长克伦斯基设法恢复士气，还能在7月份发动克伦斯基攻势，但俄军的战斗精神肯定已经崩溃，俄国十月革命后便立即提出休战，协约国接受这一提议。在和谈过程中兴登堡主张在普鲁士前线建立一条保护地带，马克斯·霍夫曼（这时他已经升为东线参谋长）虽然一贯完全同意他的上级的决定，这次却反对把更多的波兰人划进德国境内。兴登堡向德皇控告霍夫曼越权，德皇终于决定向兴登堡靠拢，兴登堡提出苛刻的条件并以重新开战迫使苏俄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

（十一）从俄国获得30.1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600万人口，随后又迫使罗马尼亚签订一项苛刻的补充条约。然而还有一项最艰巨的任务有待兴登堡去完成，那就是在美军插手前击败英法，主攻方向指向英国，指向英国的联络线。1918年在兴登堡的支持下鲁登道夫先后发动索姆河攻势（3月）、利斯河攻势（4月）、埃纳河攻势（5月）、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6月）、香槟-马恩河攻势（7月），这些攻势往往都获得初期的成功，但是由于后劲不足最后都遭到遏制。当年7月协约国军开始反攻，在马恩河和亚眠中大败德军，9月28日协约国突破兴登堡防线，德国最高统帅部终于不得不要求进行停战谈判。鲁登道夫哀叹：“部队精神萎靡，被俘人数之高。说明我方战线已极单薄，后备减少了，部队都过度疲乏，这场战争已不能胜利了。”并要求立即进行停战。兴登堡转而主张采取防御战争，开始苦心经营著名的齐格飞防线。10月德军的军事形势比人民所预料的要好一些，24日他通电谴责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件，命令全军做最后的决战。这个通电引起新任帝国宰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强烈抗议，事情处理的结果出人意料，发出通电的兴登堡因为巨大威望什么事没有，早已丧失斗志的鲁登道夫却被解除一切职务，代之以兴登堡推荐的威廉·格勒纳将军。这些努力无法挽回德国的失败，德意志帝国已经风雨飘摇。

（十二）此时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1918年11月3日基尔港爆发水兵起义，到1918年11月8日革命红旗飘扬在许多城市的上空。军队内部也有不少士兵倾向革命，德皇突然离开柏林迁到巴斯的总司令部，首相劝德皇退位传给他的孙子。但德皇不肯，希望亲自统帅军队镇压革命，兴登堡通过参谋长直告德皇，说部队不会服从他。威廉二世于是提出不当皇帝，但仍然当普鲁士国王，仍无人做答。民族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说，出于面子上的考虑保留兴登堡比挽救威廉二世更为重要。1918年11月9日柏林爆发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被推举为总理。在这种形势下兴登堡不得不劝说威廉二世退位前往荷兰，并且加上一句：“陛下，要不是这种局势该多好。”威廉二世因为自己的流亡而永远怀恨兴登堡。兴登堡虽被协约国列为第二号战犯，却一直没离开德国，也没离开军队。他对他的部队说：“弟兄们，我能替你们和协约国把条件讲到什么地步，诚然毫无把握，但是我总要尽到我的心力，替你们弄到我所能弄到的最好条件。”1918年11月10日他的副手威廉·格勒纳与政府签订协议，对抗布尔什维克和拥护政府，兴登堡留任总参谋长。当军队从莱茵河返回之际但见军情飘扬、部署严明，和国内造反的军队迥然不同。

（十三）1919年6月总理艾伯特询问抵制凡尔赛条约的可能，兴登堡顾左右而言它，不表示意见。格勒纳将军硬着头皮说抵制无效，不得不签订和约。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国最高统帅部被迫解散，这位72岁的老人解甲归田，再次回到他在汉诺威的庄园，受敬仰的程度并不因为下野而稍减。这位过去一直标榜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职业军人却一反常态，越来越多地在一些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支持右派的活动。当时凡尔赛和约谴责威廉二世悍然违反国际道德和神圣的条约，要追究他的责任时兴登堡向同盟国提出愿意代替皇帝出现在法庭上，听由他们处置，但并未得到答复。以后他在手写的《生平片段》中宣布德军实际上并没有战败，而是被革命出卖，因而创造背后一刀的神话。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们的背叛，十一月革命的关键问题——苏维埃政权还是国民议会，是以有利于德国资产阶级的结局获得解决的。1919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次选举显示出旧势力的复辟。2月11日艾伯特当选为总统，魏玛共和国建立。1925年2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病死，原定于该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举行。在3月29日的第一次选举中7个候选人没有一人获得绝对多数，因此提尔皮茨亲自到汉诺威兴登堡的隐居地劝他出来竞选总统，在4月26日的第二次选举中兴登堡以1460多万选票（占全部选民人数37%）当选为总统。

（十四）兴登堡的当选表明德国最高的军政大权落到右翼手中，但他的政策令原先的支持者大感失望。他依照惯例推举推举前任总理威廉·马克思，并支持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和法国和解的政策，依照宪法就任总司令以控制军队，解除独立的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的职务，不顾民族主义分子的苛责签署有关德国赔偿的杨格计划。他虽是一个君主派但并没有使得霍亨索伦王朝复辟 ，虽然在1926年德国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的抗议，决定把威廉二世和被废的德国贵族们的财产全部归还他们，并赔偿他们因革命而遭到的损失。5月5日兴登堡发布总统令，指示各驻外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1927年80大寿之际获得德国政府赠送的位于东普鲁士纽迪克因经济能力一直无法赎回的祖产，从此过着东普鲁士地主生活，并与当地贵族往来。兴登堡得到庄园后转赠给他儿子奥斯卡，以便节省一笔遗产税。后来希特勒当了总理，普鲁士政府又加赠给兴登堡5千英亩土地。1929年秋德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成千上万农户破产。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德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0年3月上台的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标志着由议会制过渡到独裁制，布吕宁十分尊敬兴登堡总统，而对国会愈加轻视。

（十五）他利用紧急法令绕开国会来处理国家事务，如果国会拒绝政府提出的法案，他便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让兴登堡签字生效。这种紧急法令1930年颁发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这使得兴登堡的权利超过皇帝成为独裁者。兴登堡在任职期间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公开支持保皇组织，还曾任军国主义组织钢盔队的名誉会长。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抬头，在国会的席位急剧增加。1931年11月初兴登堡会见希特勒。兴登堡对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没有任何好感，事后对亲信说：“他最多只能当个邮政部长。” 由于当时议会内所有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中央党的民主党派为了防止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一起支持兴登堡，因此兴登堡得以在1932年再次委任布吕宁为总理。1932年春天兴登堡7年任期届满，老总统本愿退休，但由于纳粹党徒们的嘲弄与讽刺，已经年届八旬的兴登堡决定再次出山，他再度被提名为候选人。纳粹党提名希特勒为候选人，共产党的候选人是台尔曼，在第一轮选举中兴登堡有49.6%的选票，希特勒有30%的选票，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兴登堡以53%压过希特勒的36.8%当选，然而数周后老战友格勒纳为施莱谢尔阴谋所陷害，被迫辞去部长职务。

（十六）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希特勒深知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逊于兴登堡，便提出“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的口号，企图借兴登堡之势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结果希特勒落选，但却给兴登堡留下良好的印象。兴登堡连任总统后置广大民众反对于不顾，准备起用希特勒，并对劝其警惕希特勒的人说：“我应该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1932年兴登堡已臻85岁，由于他年迈力衰、心身不济越来越依靠他自己的一小批右翼的朋友和战友的顾问，这些人中包括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他的庄园的邻居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中将和弗朗茨·冯·帕彭，这些人劝他解雇布吕宁而提名帕彭为总理，因为他们希望帕彭的政策更偏右。这个计划失败后这些人考虑过通过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施莱谢尔拒绝提供军队进行政变，因此这个计划也被放弃了。后提议由弗兰茨·冯·巴本组织贵族内阁，而巴本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履行其驯服纳粹党的奇迹，企图延请纳粹党员入阁。老总统完全被巴本的魅力折服，故特别尊重其职权，但巴本并未能驯服纳粹党。狂妄的希特勒根本不买兴登堡的帐，希特勒在大选中看到他的法西斯组织有一定实力，故而断然拒绝兴登堡要他与巴本共同组阁的要求，明目张胆地说：“作为德国最大的政党领导，我要负责的是包括一切方面在内的整个权力。” 

（十七） 希特勒不仅蔑视巴本，同时还对12月继承巴本的施莱谢尔持敌对态度，坚持他自己组阁，而兴登堡则嫌希特勒跋扈而不同意。他见希特勒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禁恼怒，立即转变180°并公开声明：“出于对祖国的义务和良心，我无权把整个政府的权力只交给一心想独揽大权的纳粹运动。”1932年11月一批工业家和银行家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在1932年12月2日兴登堡罢免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巴本总理，让施莱谢尔组阁，这一手直接威胁到希特勒的全面夺权的计划。因为当时法西斯势力毕竟羽翼未丰，而且施莱谢尔有一个分裂纳粹党的计划。于是希特勒一方面找巴本赔罪，另一方面请出德国垄断财团的头面人物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为其从中通融。本来就是右翼代表的兴登堡见希特勒已回心转意，愿与自己合作，遂又萌生利用这个守林人的念头。巴本则与希特勒达成组阁协议，1933年1月30日当施莱谢尔因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垮台时兴登堡随即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恐怖专政。1933年2月1日在希特勒政府授意之下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重新举行选举。2月27日纳粹分子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然后嫁祸于共产党人。2月28日根据希特勒政府的建议的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魏玛宪法中有关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

（十八）这时兴登堡的健康和智力已经很差了，因此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时他毫无恢复和保证国家法制的能力，但对希特勒做出警告，使他结束血腥屠杀。当希特勒到他的庄园上去看望他时躺在病床上的兴登堡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皇帝，称之为“陛下”。按其遗愿兴登堡应该简单的葬在他的庄园上，但希特勒将他葬在他过去战胜俄罗斯的战场上，并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在东普鲁士的诺伊代克去世，著有《兴登堡回忆录》，兴登堡死后对希特勒来说最后一个他成为独裁者的障碍被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为了防止他和他夫人的棺材被苏联军队破坏，德国陆军将它们转移到马尔堡，它们至今放在那里的伊丽莎白教堂北钟楼的祈祷阁中，经教会首领决定它们今天不再被用灯光照亮。保罗·冯·兴登堡是柏林、代特莫尔特、路德维希堡、明斯特、法兰克福、汉堡、卡塞尔、卡尔斯鲁厄、科布伦茨、吕贝克、纽伦堡、波茨坦、哥塔和茨维考的名誉公民。兴登堡在军事生涯初期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他最为著名的成就在于一战中和鲁登道夫所形成的完美组合，但是他晚年黯淡的精神力量、陈旧的思想和狭隘的观察力使其后期的政治生涯受到损害，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举动也成为日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因素之一。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一）埃里希·冯·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是德国陆军将领，毕业于士官学校。1908年任陆军总参谋部处长，在总参谋长小毛奇的领导下对修改施里芬计划曾起到重要作用。该计划的核心是不惜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侧翼包抄法国并一举击溃之。1913年调任步兵团团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调往东线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从此成为兴登堡将军的得力副手。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年4月9日出生在波森（现波兰波兹南）附近的一个小镇克鲁谢维亚，其父是没落的普鲁士地主。12岁时他就进入了陆军幼年学校，1881年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并在翌年入伍，被授予少尉军衔。1883年鲁登道夫在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服役，1890年他凭借耿直的个性、出色的才智和胜任艰苦工作的能力进入柏林陆军军事学院。1893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评价：“头脑清楚，思维严密，生活习惯良好，各科成绩都很优秀，战史和战术成绩尤为出色，适应任何工作。”鲁登道夫逐渐成为一个精力旺盛、权力欲望极强而又神经过敏的军人，他对一切的兴趣都从属于军事。德国一战前的首相冯·贝德曼评价说：“你不了解鲁登道夫，他只是在成功时才了不起，如果事情变糟了他就会沮丧起来。”1894年鲁登道夫进入总参谋部工作，颇受施利芬赏识参与施利芬计划的历次修订。从1904年开始鲁登道夫在负责训练和动员的第二处任职，并在1908年升任该处处长。

（二）他根据多年任职得来的经验向上级递交一份阐述军事、政治形式的报告，德皇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均对他明晰的洞察力和周密的设计赞赏不已，1912年提出扩充常备军30万的方案受到德皇重视。在与陆军大臣黑林根发生争吵后于1913年调任第三十九明火枪团指挥官，年末任驻斯特拉斯堡的第85步兵旅旅长。1914年晋升为少将，任冯·贝洛的第二集团军的副参谋长。大战爆发后在围攻比利时列日要塞的战斗中他在武索将军阵亡后接管第14步兵旅的指挥权，在详细地分析列日的情况之后鲁登道夫率领他的部队在晚上经由弗莱龙和埃夫涅的缺口悄悄地进入列日，为最后反败为胜夺取要塞起到关键作用。为了表彰鲁登道夫在列日战役的行动，德国皇帝任命鲁登道夫接替瓦尔德泽为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鲁登道夫迅速乘专列在汉诺威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兴登堡会合并赶往东线，德皇本意是指派鲁登道夫成为东线战场的实际负责人，但由于鲁登道夫的中下等阶级出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这时他还不是贵族）使他不能被任命为指挥官。但是这种安排却形成兴登堡-鲁登道夫这一对绝妙的搭配，这一搭配将对德国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在接下来辉煌的坦能堡之战中真正的工作是由马克斯·霍夫曼上校完成的，但作为和兴登堡组成的这一著名搭档中的智囊，他们之后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多数是由他所策划的。

（三）德军取得马祖里湖区之战（9月10日-9月13日）和波兰中部战役（9月17日-12月初）胜利的作战计划是由他制订的。德军在1914年11月21日开始的罗斯之战中更是达到胜利的顶点。鲁登道夫计划并取得了第二次马祖里湖会战（1915年1月31日-2月21日）的胜利，虽然其大部分成果被随后3月份奥军在加利西亚损失惨重的攻势所抵消。他随后计划1915年5月开始的戈尔利采-塔尔诺夫夏季攻势，攻占波兰大部，但是由于法尔肯海因的短视没能充分消灭俄军。经过一年多的激战后德军获得巨大胜利。俄军被从东普鲁士驱逐出去，而且还被迫放弃波兰、立陶宛、里加以西的土地和沃伦地区，人员损失超过170万人。由于这一连串的辉煌胜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成为德国民众心中的偶像人物。1916年间展开的凡尔登会战导致各方面对法尔肯海因的尖锐批评，威廉二世撤消法尔肯海因的职务，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也成为第一军需总监—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参谋长，同年晋升步兵上将。鲁登道夫甚至比兴登堡更受到普遍欢迎，在二重唱中发挥主要作用。他们在1916年9月迫使奥匈军队接受德国的统一指挥，并进一步提出要改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结构，以加强德国对奥地利政治事务的影响。要求改变政府无能为力的状态，加强政府部门军事化，并且迫使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终于在1917年1月8日同意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

（四）这一搭档的实力日益增强，最后迫使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9日去职，这样兴登堡-鲁登道夫组合获得实际上是军事独裁者的地位。以鲁登道夫为首的军方在国内实行军事专政，严格限制集会，他们动用武器镇压罢工，认为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避免社会革命的发生。在比利时召开的军政首脑会议上鲁登道夫坚持要求占领比利时、洛林和摩塞尔河谷铁矿区，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占有非洲广大殖民地。德军虽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巨大胜利，但在西线马恩地区却遭到失败，从而表明他参与修订的施里芬计划的破产。1916年凡尔登之役后德皇为了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进攻，委任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他们追求所谓光荣的和平，企图孤注一掷，动员大后方全部力量实施总体战。1917年他批准对英国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结果导致美国参战。1917年9月鲁登道夫还策划成立祖国党，该党的政治纲领是反对任何的和平决议和任何改革，支持对外兼并政策。祖国党得到兴登堡、钢铁协会和其它垄断组织的支持，它的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到1918年9月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1917年10月鲁登道夫指挥奥德联军发动卡波雷托攻势。奥-德军以十六个师对卡多纳指挥的55个师，造成意军30万以上的直接人员损失，几乎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同年他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中发挥关键作用，该条约让俄国人付出高昂代价。

（五）由于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让他被封为贵族，成为埃里希·冯·鲁登道夫。随着1918年的到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决心在美国作好战争准备之前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他采用包括风暴部队渗透战术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战术接连发动三次攻势——3月21日开始的索姆河攻势、4月9日开始的利斯河攻势、5月27日开始的埃纳河攻势。这些攻势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都没能达成摧毁英军的目的。他继续发动第四次和第五次攻势——6月9日-6月13日间的努瓦永-蒙迪迪埃攻势和7月15日-7月17日的香槟-马恩河攻势，这两次攻势都迅即被协约国军所遏止，这些攻势消耗德军的力量，使其难以抵挡协约国军在7月10日-10月28日间实施的反攻。鲁登道夫对于这一反攻的规模和能力极为震惊，惊呼7月18日是德军的黑日，就在这个黑日中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发生公开争吵，虽然破裂的关系得到修复但两人逐渐离心。1918年在西线发动总攻遭到失败，他力主顽抗到底，但政府人士掣肘，乃愤而辞职。德国十一月革命时避居瑞典，1919年2月返回德国，曾先后参与1920年卡普暴动和1923年希特勒的未遂政变。1918年8月8日开始的亚眠战役让鲁登道夫再次遭遇暗淡的日子，9月26日当协约国发动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时候保加利亚退出大战，这对鲁登道夫是一个双重的打击。鲁登道夫的精神很快地垮下来，开始变得焦躁不安。1918年9月28日总参谋部召开例行会议，鲁登道夫为德国的处境，责备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着长篇激烈的议论。

（六）他的部下很难为情地坐着，最后鲁登道夫竟因为激动而虚脱倒在地板上。会议结束后鲁登道夫依然意犹未尽，他以模糊的仅能被人听懂的语言，劝告兴登堡从所有占领的西方领土撤退，并根据看来是他曲解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建议中所表示的条件求和。1918年9月29日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正式发表声明必须签订停战协定，成立一个协约国可以接受的政府，但是鲁登道夫拒绝接受美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笨拙的企图干涉巴登和麦克斯亲王的和平谈判后鲁登道夫在10月26日被迫辞职。1918年11月停战后他旅居瑞典，撰写文章和回忆录，包括于1919年出版的《鲁登道夫的个人故事》与1920年出版的《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回忆》和《总参谋部及其问题》，他宣称在战场不败的德国军队是被左翼政客从背后插了一刀。1919年春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拥护极右翼的政策，信奉异乎寻常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宗教，并极端敌视现有政权。他参加所谓的民族俱乐部，计划消灭魏玛共和国和建立军事独裁，为此参与组织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不久后他和纳粹建立密切联系并参与1923年11月9日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在随后的审判中鲁登道夫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攻击魏玛共和国，最后他被无罪释放。1924年5月他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中的纳粹成员，1924年～1928年为国家社会党的国会议员，1925年为纳粹党总统候选人。

（七）1925年4月鲁登道夫代表右翼的民族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出马竞选，结果仅获得1.1%的选票。随着纳粹党势力的上升，鲁登道夫愈来愈轻视希特勒和纳粹党徒，认为他们是没有勇气的蠢货。20世纪20年代之后他基本上退出政坛，致力于撰写关于战略和总体战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这本书系统阐述总体战理论，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要求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主张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是极端残暴的手段进行战争。虽然他晚年极力主张恢复德国军事实力，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但鲁登道夫没有等到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希特勒德国失败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0日他死于巴伐利亚的图青，希特勒等纳粹党中坚分子参加他的葬礼。鲁登道夫创立总体战理论，并于1935年著《总体战》传世。他反对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论点，认为政治从属于战争，一个国家要动员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来进行战争，和平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总的来说这一理论建立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要求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平时经济战时化，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集中全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打一场速决战。虽然这一理论基于一个错误的出发点，但是鲁登道夫是根据新的时代背景集中论述总体战的精神理论家，对很多问题的探讨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