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拉康理论如何解释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研究的局限？《（我无...

（我无法）享乐：拉康的理论和民族主义分析

(I Can't Get No) Enjoyment: Lacanian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Nationalism

作者：雅尼斯.斯达维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尼克斯.尼奇西雅尼斯（Nikos Chrysoloras）

时间：2006年发布

试译：克雷伯格

导论

今天，同一性构成了社会和政治研究中的一个主要的研究热点。那么针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便是不出所料的。但是，在通常的民族主义研究之领域内，民族的吸引力和显著性并没有被充分的检验。这种情况部分地是因为现代主义和建构论在相关文献中的霸权地位。因此，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的产生，而不是它自己的“再生产”以及不同历史和社会环境中人们民族认同的连续性。上述的范式要么倾向于过度强调经济上和结构上民族出现的必然性，要么是受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后现代转向”（the postmodern turn）影响，主要关注民族特性的建构、历史性以及偶然性。然而，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能够解释其持久性或者持续的霸权般的吸引力，换句话说，民族认同的力量。针对这些前沿问题，精神分析似乎可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并且我们也因此会意在说明民族主义现象的精神分析视角，特别强调民族认同的深度和相对持久性这一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

然而，普遍性的陈述，需要一些限定条件。显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有许多精神分析的资源是可以使用的。我们的文章将会采纳拉康的视角。这种选择并不是暗示着我们贬低其他精神分析传统。拉康之所以是我们的优先选择，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看起来十分适合用于政治分析——在过去的15年不断地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一系列拉康的范畴和概念之逻辑——包括幻想、资本化、隐喻和转喻——根据社会和政治研究的关注点进行了实质上的改进和调整。在他的框架之内——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原因——拉康的核心的享乐概念看起来提供了在民族主义分析的领域发现更具探索性成果的可能，这也是一个可以容纳弗洛伊德之洞见，并且以精炼的方式说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和显著性的角度。即使这个研究方向已经部分被一些受拉康启发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家所探索——包括齐泽克——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拉康的观点介入这些辩论、和其他论点相互作用以及引导具体案例分析经验的特定方式进行系统的阐述。这种——诚然是不完备的——系统化是本文所希望的。

民族同一性的悖论以及建构论的局限

和民族主义神话所再生产出来的庸见相反，现在关于民族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族同一性的被建构的特点：民族主要被理解成一种现代社会和政治的建构。如果今天我们今天能够将民族作为同一性的建构进行分析，那这主要是因为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引入了针对所有同一性其偶然的以及社会生成之特征的持续注意。一些人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持续的注意，针对同一性其社会和政治建构本质的注意，导致了流动性和多样性所掌管的世界这样的描述：“我们的世界正在被重塑，流动性，多样性，差异化，移动性，交流化，去中心化和国际化正处于优势地位。在我们自己的同一性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意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正在被转变。”在这一框架之内，有时人们认为“现实或多或少是人们创造出来的”，同一性纯粹是文化的和表演性的。无疑，现代性——特别是晚期现代性——已经标志出了人们在建构和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同一性层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但是任何对同一性的观念是一贯流动的、多样建构的认同，必然会受到某种认同仍然存在的阻挠。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存在，这种使其焕发生机并且再生产某种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并在国际和民族的政治中产生矛盾影响的存在？更进一步，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困境——甚至是一种不可能性——在转变或者取代特定的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时的困境？

这个明显的矛盾对于民族特性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根据大多数人的想法，民族自身是现代的发明。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在现代性的宇宙之外并不存在民族；民族特性是社会联系在现代性中取得的形式之一，实际上也是主要的形式。无可质疑，或者这样说，民族是历史的发明，这个历史事实上是与我们相关的晚近的历史。同时，在整个现代性中，民族作为人类群体一种相关的不可动摇、统一的原则。它经常被当作理所当然。人们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方式相信着它并且将之当作永恒的本质去热爱，授予其存在以意义。他们愿意为之牺牲或者杀戮。这些便是我们所面对的悖论：即使社会和政治决定着，民族联系作为不可动摇的认同来发挥作用，抵抗着“流动性的规律”（laws of fludity）。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考虑到民族特性建构的特征，我们如何解释过去两个世纪它对于各种“重构”（reconstruct）或者“解构”（deconstruct）民族特性的尝试所表现出的显著的抵抗力？这个悖论该如何进行解释？

安东尼.史密斯已经成功地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提出了这一悖论。在他的《民族的族群起源》（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中，他指出那些持着“民族主义的偶然性和民族的现代性”的信念的现代主义者一定是对的。尽管，现代主义者没有考虑一些东西。他们不能够解释民族认同的持久性、显著性以及其深度和长寿：“因此需要一种能够揭示出现代民族单位和以往时代的情感和集体文化单位（我称之为族群）之间的异同的分析”史密斯的纲领所需要的是一种“处于‘永恒主义’（perennialism）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点位（能够去捕捉）现代民族和古老族群之间的关系。”确实，人们会同意史密斯的观点，即现代民族是由源自早先存在的族群和文化认同与习俗的物质材料构建而成的。

然而这一富有价值的洞见仅仅只是置换了一下我们面临的悖论之措辞。这些族群的和文化的元素也确乎是社会和历史的建构——一种在先前的世纪就发生了的建构并且一直处在十分成功的沉淀或者再生的（re-activation）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需要更多东西来去理解人们对于其民族和族群结构的依恋。这些所需的东西和人们与民族之间联系的本质有关——这种联系看起来表现出精神投注（psychic investment）的特性——并且和民族认同的内容与起源关系不大。也就是，这意味着出了需要研究民族认同所采取的形式（支配着民族的社会建构的符号“法则”和其他“法则”），我们也需要考虑赋予民族作为理想地、往往是不可抗拒的、不可动摇的认同对象之力量的特殊投注类型。这里正是精神分析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正如恩内斯托.拉克劳（Erensto Laclau）最近提出的一样，为了达到对于政治现象的深刻理解，两种角度（形式和力量）都是必要的，并且精神分析完全有资格去协助探索第二个层面：

因为修辞学（rhetoric）所能解释的是超定（overdetermination）采取的投注形式，而不是解释投注本身以及其持久性的力量。这里还需要其他东西。任何超定需要的不仅仅是隐喻的凝结还有精力集中的投注。也就是说属于情感秩序的事在话语建构社会的层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弗洛伊德很早就知道了：社会关系是爱欲关系（libidinal link）。那么如果我将修辞学在解释社会霸权建构的内在形式和操作的层面看作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那么我认为精神分析就是解释这种建构背后的驱力的唯一有效的途径——事实上我认为它是理解现实的唯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