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清末的山西矿业

第一节，帝国主义侵吞山西矿业

一，帝国主义和山西矿业

山西矿藏资源丰富，有“五色省”和煤铁之乡的美称（五色：红为铁，黑为煤，青为石灰石，黄为硫磺，白为石膏）矿业尤其是煤矿开采历史悠久。出现近现代矿业则是西方列强冲击的产物，这种冲击按杨大业《近代中国实业通志》载：“吾国往昔所谓矿业，不徒以贵金属为主，若煤若铁，在今日视为实业之根本，则反视为无足轻重。第铜与铅锌因系鼓铸货币之原料，则与金银同为政府所专有。惟煤与铁，则视为人民日常生计，不加干涉，然以交通不便，复多迷信，故其开发多不足道。迨清咸同之际，迭受外侮，国势日蹙，李鸿章、张之洞之辈，倡言启发富藏，以谋挽救。于是前倡后和，矿业稍兴，矿律略定，而成效未著。至甲午庚子两役以来，外人乘战胜余威，夺吾国之矿产，不下数十处。日俄战争后，收回利权之议，弥漫全国。就中有收回者，有外人自弃者，有借外债自办者，亦有未能赎回而仍为外人所占者……至吾国自办矿业，颇著成效者，则如山东峄县之中兴公司，河南之中原公司、六河公司，汉阳、大冶、萍乡之汉冶萍公司，山西平定之保晋公司，湖南长沙之华昌公司，江苏之贾汪公司，其卓著者也。”近代以前，山西矿业发展缓慢，等到咸丰光绪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洋务运动的兴起，近代矿业发展起来了，但是成效低微，等到甲午八国联军之后，外国加速了对山西地区矿业的掠夺，日俄战争后收回矿权的运动席卷全国。

首先来的是外国的矿业调查，最早来晋调查的是美国人奔卑（同治元年到同治四年即1862-1865年），而掀起瓜分山西矿业浪潮的调查则是来自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历任波恩、莱比锡、柏林等大学教授，柏林大学校长，国际地理联合会会长。60～70年代在上海西商会的指使下，先后几次旅华考察，调查中国的矿藏分布、黄土高原地质、海岸性质与构成线分布等情况。由于山西是中国煤铁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同治九年(1870年)李希霍芬两次深入山西内地，调查晋煤地质存储状况，并探得山西煤田大约在3万平方公里，优质煤层厚儿英尺到30英尺不等。进而又提出山西煤炭可供世界使用数千年的带有极大蛊惑煽动性的假说。据李希霍芬测算，山西煤田储量在6300亿吨，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山西矿产资源的前所未有的调查报告书。李希霍芬在他的报告书中写道，山西除了丰富的煤资源外，还有取之不尽的铁矿资源。对山西矿藏，列强早有所闻，但不知其储备数量及真正价值，看到李希霍芬的详细报告，经过李希霍芬的渲染和介绍，各国争先恐后进行活动，迅速派人到山西实地查勘，图谋掠取瓜分在山西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山西煤炭业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注意。光绪十八年(1892年),时任山西布政使的胡聘之建议，由政府出面开发山西煤炭资源。四年以后，清廷谕令山西本省开采铁矿，又过两年，清廷准予山西开办矿务。山西近代采矿业开始起步了，然而它的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是意大利，接着是英国侵略者，从山西地方政府手中攫取了开采山西煤炭的权利。本省最早兴办采矿业的人是刘笃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阳曲县开办了王封山磺矿公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闻喜县绅士杨深秀之子杨载田受巡抚恩寿委派，在绛县组建涑川铜矿公司，因生产方法落后，宣统三年(1911年)将资本赔尽后被迫停工。根据当时的条件，矿产业大多需要政府的投资与扶持。山西早期兴建的几个矿业公司，局限于当时的条件，均未能有大的发展。

刘笃敬(1848～1920年),山西太平(今襄汾县)人，字缉臣，号筱渠，清末举人，以兴办实业见长，是个有多重身份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晚清时，曾任过清朝刑部主事，后来又任山西商务局总办、保晋矿务公司总理等职，修建同蒲铁路太原至榆次段时出任总办。刘笃敬出生在太平县南高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有土地两万余亩。其家族还经营商店、当铺、盐业、矿山、工厂多所。刘笃敬也是个学问根底深厚的实业家，他长于书法，性喜古玩字画，著有《金石录》一书。近代以来，刘笃敬靠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把注意力转移到兴办实业方面，于是他成为山西电力工业的第一人，创办了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同时还积极兴办面粉、纺织、矿业、盐业、交通、教育等事业。这位爱国志士当年在刑部任主事时，与同乡杨深秀结交，并且过从甚密，从中接受了不少维新思想。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遇害后，刘笃敬亲自为其经理殡葬，由京城运灵柩至闻喜，颇受乡里人称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笃敬结识了巡抚胡聘之，很快得到胡聘之的赏识，因此得以去日本考察日本工商业的发展状况，从此走上了兴办近代实业、发展山西工业的道路，并且在山西收回路矿运动中成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二、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

保晋矿务公司是山西近代最大的民营采煤企业，它的出现是山西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山西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收回矿权的产物。

山西省因其地理位置距海洋遥远，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因而与沿海各省相比，同外国发生关系的时间较晚。但其地下埋藏的丰富矿产资源经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介绍后，引起了各国的密切关注。在山西获得经济特权最早的国家是英国。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清廷批准山西转让矿产权给英方，四月初二日(5月21日),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订立《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条约开始生效。英国福公司取得对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等全部地区的煤炭、铁矿开采权，以及在上述地区发现石油时拥有60年的石油开采权，并且获得了对山西商务局的优先贷款权。一时间全省上下群情激奋，频频抗议。在福公司签约前后，由当时的内阁中书渠本翘、常棣华，翰林院庶吉士蔡洞等人发起，创办了丰晋矿务公司，要求获得与福公司同等的采矿权，但未能获得批准。后值庚子义和团运动，丰晋公司被迫停办，福公司却加快了对山西矿产进行开采的前期准备。面对这种状况，丰晋公司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恢复职能，以保矿产争权利为己任，反对签约，力主自办。然而丰晋公司的力量是微弱的，活动影响也相当有限。真正对山西近代工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当属山西保晋矿务公司。

保晋矿务公司的全称是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总局设在太原。可以说这个公司是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接收赎回的矿权而成立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山西绅商学界为了抵制英国福公司吞占山西矿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收回矿权斗争。

第二年，绅商刘懋赏、冯济川、渠本翘等动议组建保晋矿务公司，他们通过山西籍京官赵国良等，奏准农工商部立案，并通过京城这些有一定影响的人，呼吁朝廷支持山西赎矿斗争。时任军机章京的赵国良在奏折中大谈山西矿务的重要性和自办矿务的必要性，他说：“晋省创设保晋矿务总公司，并公举乡望崇高之绅士任总协理，以保利权而裕民生。惟晋省矿产之富为世所艳称，尤以煤铁两项足供世界二千年需要。然风气未开，弃之于地，识者夙惜之。职等再三再四研究，访之舆论，舍集股自办而外，别无良策。万众一词，并无异说，且群情勃勃，时来集股并不甚难。刘笃敬等请愿山西巡抚，创设全省矿务总公司，并举二品衔分省补用道渠本翘为总理。嗣奉命令同京员具呈钧部(指农工商部)。职等伏查事机危迫，不容再缓，拟速具章程若干条，呈请钧示。此事规模广大，事务亦繁，故非公正绅士，为乡人所悦服者，不能总揽全局，出于应变之途。兹案渠本翘有学识，有才干，可举以总理；又，山东试用道王用霖温厚笃实，不辞烦劳，可举以协理。若蒙许可，则任该员以责，使之尽心竭力，以尽地利，维持全局。”在朝野上下的一致努力推动下，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宣告成立。

保晋公司从成立之日起，便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章程以保证公司进行较为合理的运作。《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章程》全文分为16节，主要有公司宗旨、纲要、股份、职守、赋税、账簿、薪俸、付息、权限、查账、恤赏、惩罚、保护、销场等方面内容。开篇《定名》一节中规定：本公司全系绅商组织，名日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其在各处者，皆名曰某处保晋矿务公司分公司，保晋矿务公司在省内的分支机构有平定分公司、大同分公司、寿阳分公司、晋城分公司等四大分公司，在省外则有北京、保定、天津、上海、石家庄等几家卖炭分公司。隶属保晋分公司的矿区遍布全省南北各府州县，晋中在平定、榆次、寿阳、孝义等地开设几十家煤矿，晋北的大同、代州、五台有数十家矿区，晋南的安邑县、闻喜县、平陆县、赵城县、吉州有数十处矿区。保晋公司以开采煤铁矿藏为主，开采花岗岩、石英石、云母、滑石、铅、金、银、矾、铜、硫磺、砂石、石膏等多种矿产为辅，从南到北，大大小小几十个机构。公司的宗旨以开拓本省利源为目的，采取各种矿物，以兴地利而裕民生。在公司章程的《纲要》一节指出：山西省矿产密布，往往掘地数尺即见矿藏，故比他省采掘容易，且工资亦廉。现由土法采掘，俟逐渐购进汲水、起重、钻石等器械，发展矿务，陆续扩大采掘区域。对人员的安排、分工、职守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从总公司总理的人选以及公司勤杂人员和矿区的工长、工头，都有具体的编制名额和约束规定，公司聘用矿山技师不论华籍还是外籍，均须定有契约，声明系公司所聘人员，必须服从公司利益。对股东的权益也作出限制，规定千股(每股为5两银)以上的股东有改革公司办事之权利，但应获得多数人的赞成。总理、协理统辖总公司各项事务，拥有用人办事的最大权力，任何人不得擅自强求公司雇用员工，也不得以个人私怨强令公司辞退所用员工。

然而保晋公司在收回矿权之后的经营状况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资金的严重短缺，阻碍了山西矿业的发展。当年绅商筹集的几百万资金，大多用于偿还英国福公司，等矿权赎回自办时，资金短缺的矛盾便完全显露出来。起初仅以亩捐银5万两作为开办资金，后来又向官方领取亩捐银15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公司发行股票，直到民国2～3年时集资才达到193万两的规模。不过保晋矿务公司还是开创了山西机器采矿的先河，也提高了山西煤炭生产的总体水平。保晋公司成立的当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省煤产量为2215吨，第二年增至5572吨，第三年产煤26810吨，第四年55223吨，第五年即宣统三年(1911年)的产煤量又上一个台阶，高达133261吨，产量呈逐年上升态势，短短5年间山西的出煤量增加了五六十倍。与保晋公司同期进行机器采煤的还有几家公司，如平陆矿务公司、泽州晋益煤矿公司、平定的建昌公司和中孚公司等。采用近代机器生产，标志着采煤业中新的生产方式在山西的诞生。

 

第二节，山西路矿运动

一、全国路矿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前的10年间，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日趋活跃，全国范围内的收回路矿权斗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国内资本主义阵营的壮大发展而日趋激烈，同时，争取路矿权运动吸引了国内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成为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路矿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清政府出卖主权行径的又一场近代爱国运动，围绕着收回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而展开。

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省绅商就要求自设公司，修建粤汉铁路，并得到清政府的许可。然而在兴办铁路的过程中，因为资金不足，被迫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后又订立借款续约，借款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完成包括支路在内的全部工程。几年过去了，粤汉铁路没有取得丝毫进展，三省绅商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举动极为不满，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三省绅商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废约争路”运动。由于三省绅商收回粤汉铁路的呼声很高，同时又有实力派官僚张之洞等人的积极配合与支持，经过与合兴公司一年多的反复交涉和斗争，清政府终于以675万美元的高昂代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季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并由三省绅商筹款修路。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国范围内收回路矿权运动打出的第一面旗帜。随后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有路矿权问题的大江南北各个省份。

二、山西路矿问题始末

在这场颇具规模的全国范围的斗争中，山西人民的收回矿权运动地位十分重要。虽然从时间上看山西路矿权的丧失稍晚于粤汉铁路，也比粤汉铁路权的收复要晚一些，然而它的历史影响与作用不容低估和忽视。

山西地下资源丰富，煤炭储量居世界前列，然而多少年来，人们对煤炭的商品价值认识不足，煤炭开采业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随着欧洲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煤炭用途日渐增多，煤炭矿藏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在中国取得诸多特权，西方人得以深入中国内地考察勘探矿山矿脉，中国的矿藏资源成为列强掠取的又一大经济战略目标。同治九年(1870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就两次来到山西，调查煤田地质状况，并就山西地质地层与矿产资源情况写下了让世人瞩目的调查报告，引起许多国家对山西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封建官僚中的一些人也注意到开发煤炭资源的重要性，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就向清朝政府建议，开发山西煤炭资源，振兴全国工业。不过，胡聘之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朝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致山西在路矿权的问题上走了弯路。

山西矿权的丢失与一位叫刘鹗的人关系最为直接。刘鹗(1857～1909年),江苏丹徒人，字铁云。清末小说家，精通数学、医术、水利等。曾做官至候补知府，旋又弃官经商，这是一位既有官场经验又有商场阅历的人物，同时还因其写了小说《老残游记》而闻名一时。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对山西人民却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责。刘鹗起初以自己的声望鼓动巡抚胡聘之，将山西矿产典与洋人，并四处游说：“货恶弃于地，不必藏于已。”意大利商人罗沙第就恰恰利用了刘鹗这样的人物为他们窃夺山西矿权服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底，胡聘之在刘鹗等人的唆使鼓动下，批准刘鹗以晋丰公司的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与意商共同开发盂县、平定、潞安、泽州等属地矿产。于是刘鹗、方孝杰同意大利商人罗沙第主持的英国福公司正式签订《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5条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20条，通过这两个章程，山西矿权实质上就完全出卖给了英国福公司。英国福公司的总裁是英王孙女的丈夫劳尔纳侯爵，因为巨额借款之缘故，两方共同开发山西煤铁资源实际上是将其开采权全部典予了福公司，《请办晋省矿务章程》中规定：各处矿厂应用华洋董事各一人，洋董事管工程，华董事理交涉，账目皆用洋式，银钱出入由洋董事经理。还规定赢余分配办法为：清政府25%,商务局15%,晋丰公司10%,福公司50%,合同期限为60年。由此可见在两个合同的限制下，山西本省所得利益甚微，利权之争无法避免。为了防止境内人民的反抗和不满，政府还特别委派政府人员料理和帮助福公司开展工作。一个英国侵略分子就明目张胆地计算过掠夺山西矿藏的利润：“中国国家准英公司在山西与河南造路开矿等事，今据英人格兰司查报，谓该两省矿产甚饶，即以山西之东而言，已有白煤矿一万三千五百见方英里，其西烟煤矿更有二万见方英里……中国之煤有数处，每吨之价不过英银五六枚，此外有已开至二百二十至三百英尺深者，每吨价值亦不过一先令半，与两先令四便士，可大销于上海……上海上等英国威尔斯煤，每吨价值恒在三十九至四十先令……中国产煤之地，恒毗连出铁之区，铁之多亦不可以胜计。今山西炉家所用之铁条极贱之价，据云每吨英银五十九先令，苟日后用之者益多，价为之涨，英公司可将此等铁条每吨以六十四先令出售。以每年余利计之，如销煤二百五十万吨，得利英金七十五万镑，售铁二十二万五千吨，得利五十万镑……”利润如此可观，列强各国对中国矿产的贪欲不断增大。福公司根据它同山西商务局签订的合约取得山西主要地区的采矿权以后，俄国也以俄华银行的名义取得了汾河流域的采矿权。于是其他国家纷纷插手，要求利益均沾。一时山西各大矿山几乎全部沦于外国人之手。通过一系列特权在中国境内谋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是列强各国的共同目标，军事侵略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捞取政治上的特权，掠夺经济上的利益，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出卖山西矿产的章程不断出台，山西地方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立即联合起来，纷纷上书政府，坚决要求取消这种出卖主权的合同条约。此时，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意开办山西实业，只是为了蒙骗舆论界，先来个顺水推舟，下令将刘鹗革职，取消刘鹗他们签订的合同，并将山西路矿的对外交涉权收归政府总理衙门，实质上是将山西的部分矿产开发权利暂时收归政府所有。然而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898年5月21日),清政府授意山西商务局代表曹中裕，与福公司代表罗沙第在总理衙门订立《山西开矿制铁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以下简称《章程》)19条，由商务局转请福公司开采山西矿产，规定“凡调度矿务与开采工程，用人、理财各事，由福公司总董经理”,将对外国商人的特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在《章程》中规定给福公司提供最大的方便，如外国设备入口“完纳海关正半税项，内地厘捐概不重征”,福公司取得修路、造桥、开浚河港、添造分支铁路至干路或河口等一系列的特权。下面将这一《章程》的要点，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1)福公司的开采范围为山西境内的盂县、平定州、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等地。(2)开采期限为60年。在此限期内，全权委托英国福公司经营，期满后开采及运输使用的所有财产连同矿山全归清朝政府所有，但是，中国人拥有的股份达到总股份的3/4时，在上述期限内亦可由中国股东接收开采。(3)采矿资本由山西商务局向英国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充作资本，不敷应用时可以追加。(4)权益分配方案规定，抽5分作税款上缴国库，6分作为本金利息，一成作为偿还资本的准备金。余额为纯利，除向清朝政府上缴二成半外，其余部分完全归英国福公司。(5)开采矿产种类为铁、煤、石油及其他矿产。(6)铺设铁路权，准许英国福公司以自己的资本修筑为转运矿产所必需的干线及分支铁路。该《章程》规定福公司除了拥有对原定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四个矿区的采矿权外，又增加了平阳府的煤、铁、石油开采权，这就表明，清朝政府比胡聘之、刘鄂走得更远，出卖矿权的范围更大，项目更多。此际福公司已经易主，由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取代了罗沙第，福公司就成为英国侵华的一个重要经济机构。条约签订了，福公司却没有对《章程》中规定的矿藏资源进行实质性开采，福公司的目的似乎是先霸占山西的矿藏，然后再作长期打算。

几年后矿权风波再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勘测矿产，与此同时，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与福公司续订《山西熔化厂并合办山西铁路合同》4条，将过去出卖矿产权扩大到修筑铁路权和开采矿权两个方面，山西人民的斗争因此由单纯的保矿运动扩展为争取路矿权的斗争。同年盛宣怀与哲美森还在北京签订了《道清铁路借款合同》21条及其附件，答应福公司由河南道口镇经清化镇至山西泽州修筑铁路，将来路成之后，管理权皆归福公司。如此便由英国独占了山西的煤铁开采权和部分铁路修筑管理经营权。

三、山西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

山西矿权一再被列强窃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极大愤慨，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爆发了山西人民收回矿权的反帝爱国保晋运动。这场斗争固然有外省争权运动的推动和鼓舞，但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反抗力量不断聚集、不断增长的结果。这股反对力量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山西籍在京的封建官僚，他们的态度取舍可以直接影响朝廷的决策；二是省内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路矿斗争中最有经济实力的中坚力量；三是全省青年学生和矿区人民群众，他们是路矿斗争取得胜利的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山西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分为两个时期：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首先是山西大学堂和省城的中等学堂学生的罢课抗议，继之各州县学堂的学生和山西在国外的留学生，积极响应省城学生的号召，掀起学生运动的高潮，此

为第一个时期；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山西绅商积极参加了收回矿权斗争，将收回矿权从舆论宣传抗议转变为筹资赎矿的实际行动，并最终演化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山西人民的爱国爱矿运动，此为第二个时期。

当胡聘之与意商罗沙第秘密商订出卖矿产权的丑闻传开之后，一些山西籍京官便纷纷议参主政的胡聘之。在山西商务局任职的候补道台贾景仁的叔父贾筱云，因其侄子为胡聘之出卖矿权奔走而愤慨不已，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要求大义灭亲。京官何润为此呈上专折，奏参胡聘之的失职行为。山西商务局的曹中裕，奉总理衙门之命，赴京与洋人签署合同，京城的山西同乡闭门不纳，以示抵制。京城各部对山西地方当局出卖矿权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和谴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1898年4月3日)都察院公文称：“山西京官条陈，山西商务局办理借款章程，利归外国，贻害朝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山西铁路矿务，就抚臣胡聘之所订合同章程，按之山西京官及徐树铭、何乃莹陈奏，参酌条复原订借款章程，利息既重，国家应得余利暨地租课税，均尚无著，自应酌量增改。山西京官原呈，谓将潞安等属，典与洋人。徐树铭奏，谓将铁轨开矿，包与洋人，均属过甚。且或误会，无以折服洋人。”然而，朝中各部对山西路矿权的归属问题态度并不一致，在山西各界人士都议论指责胡聘之等出卖山西矿权的时候，清政府的态度发生变化，“兹据山西京官呈称，该抚竟将潞安、泽州、沁州、平定二府二州典与洋人等语，览奏深堪诧异。疆吏身膺重寄，兴办大举，总当计虑周详，而慎之于始。若但顾目前之微利，而不思后日之隐忧，孟浪从事，而后患至不可思议，朝廷亦安用此疆吏耶?”在内失人心、外丧主权的境况中，清朝廷此时将其应承担之责任推了个干净，对胡聘之及其属员如道台贾景仁、知府刘鹗等均予以革职重处。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908年2月12日)的上谕，给胡聘之作了结论：“开缺山西巡抚胡聘之，前在巡抚任内，昏谬妄为，贻误地方，著即行革职。其随同办事之江苏候补道贾景仁、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贾景仁著革职，永不叙用。刘鹗著一并永不叙用，以示薄惩。”三天以后，外务部奏称："山西矿务，本省商务局与福公司订定赎回合同十二条，并前案一律议结。”同时，因争回矿权有功，晋绅渠本翘以三品京堂、刘笃敬以五品京堂候补。像渠、刘这些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代表人物，他们在前期创办了一些近代工业，继而又积极参加了收回山西路矿权的斗争，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收回矿权运动首先在山西知识界爆发，而山西学生运动则是收回矿权夺取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帝国主义逼迫山西交出开矿许可凭单的消息传开后，即引发了一轮新的斗争高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留日学生景定成以垒仇为笔名，在《民报》第4期发表《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大胆揭露了盛宣怀、梁敦彦出卖国家矿权的丑恶行径。其时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集会，坚决抗议侵略者强占各省矿权的罪恶勾当。山西大学堂以及中等学堂的学生们，听到英国公使要求封闭中国人所开各矿的消息后，纷纷罢课抗议，集会发表宣言，坚决要求收回矿权，自办矿务。山西大学堂并且责成专人到阳泉进行实地调查。这时福公司仍然派两个英国代表到太原，和商务局洽谈开采办法以及如何对付群众的反抗。正当商务局总办刘笃敬在海子边公园设宴招待两位代表的时候，省城大学堂、中学堂的学生以及一些市民便整队前往海子边示威，致使两个洋人迅即返回国内。这时山西大学堂西斋的总教习是英国人敦崇礼，他是李提摩太的女婿，曾试图阻止学生参加争矿运动，但未能达到目的，这一年的初夏时节因气致病亡故。争矿运动“在太原掀起来后，迅速传播到全省各界，许多县的学校、商会罢课罢会表示反对，《晋阳公报》则载全省运动的消息，刊登了各界的抗议宣言，并得到各省人民的声援”。这是省内学生的斗争情形。

然而影响更大的是境外山西留学生的斗争。留日学生在东京的神田、江户亭大规模集会，发表《留东学界通告内地废约自办公启》,提出"合起全体之争”和“离开合同之争”,不承认商务局前订章程，要求“废约自办”,并派代表回国力争。山西留日学生的行动得到全国万余留日学生的响应和支持。这里特别要为争矿权而蹈海殉难的爱国学生的举动写上一笔。在山西争矿权斗争日趋尖锐激烈的时候，正在东京政法大学留学的山西阳高县人李培仁，得知晋矿丧权的消息，“涕泣终夜，尝恨山西无人”,当他送别留学生代表回国之后，就在日本投海自杀，以示其悲愤绝望之心情，唤醒故乡人民的自主意识。李培仁在绝命书中指出：“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租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李培仁投海之后，晋、豫、秦、陇四省留日学生分别在九月十一日(10月28日)、九月十八日(11月4日)两个星期天里召开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达千余人，自发形成了一个争矿权争主权的学生大集会。追悼会后，留日学生派梁善济、景定成、王用宾等人护送李培仁遗体回国，十月二十三日(12月8日)在省城太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各界参加人数逾3000人。李培仁的绝命书“意在激发国人，坚前途争矿之志”。李培仁用年轻的生命，唤起了省民的觉醒。

《晋报》倾全力对此事予以关注和报道，用大量篇幅真实感人地记录了争矿运动的全过程。“呜呼!山西煤铁甲于全球，将来为我国经济界上绝大利源，今外人必欲攫取，而政府必欲赠与之也，是不独山西生命财产千钧一发，凡我十八省同胞，均有利害关系。倘蒙同学诸君拔冗研究此问题，以教我山西人，则幸甚。至李君以身殉命异域，惨痛已极，谅诸君必为表同情也。”辞情哀婉，感人至深，此后收回主权的呼声更加高昂。就连当时的山西巡抚张人骏、恩寿之流，也先后对学生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在平定一带，当时就有省城学生“分班下乡，演说不卖地之所以”,提出“除宁死不卖地外别无良策，若政府硬给凭单，用大力保护洋人，有野蛮举动而已”。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由留日学生李庆芳发起组织成立“潞安矿产公会”,订立章程11条，总会设在潞安府，同时在荫城(路安主要产铁区)成立支会，订立分会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劝说晋人以矿地入股，加入矿产公会，防止矿地卖给外国，并准备自行开采。同时成立“泽郡学社”,发刊《白话报》,宣传废约自办的主张。山西各界也向北京外务部交涉，强烈要求收回矿权，由本省自筹款项办理。争矿运动自此发展到了高潮。

再看上层各界在山西争矿运动中的表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山西各界推派主事李廷箫、举人刘懋赏为代表，向外务部交涉。这时以商务局总办刘笃敬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士，他们着眼于收回矿权后的自办问题，既害怕运动发展下去会引起一些国际交涉，又害怕群众力量兴起重蹈往日“野蛮排外”之覆辙，认为只要能收回矿权自办，即使付出“赔偿”也在所不惜，对于废约问题则放在次要位置。也就是说，山西实业家们的行动目标此时也发生了变化，由初期的废约争矿转而变为赎矿自办。废约争矿与赎矿自办，二者存在质的区别。然而就是这种退一大步的条件，福公司开始也不答应，他们在拖延谈判的同时，通过英国公使逼迫清中央外务部行使权利，催令山西巡抚发给福公司开矿凭单，英使还屡次恫吓外务部，甚至不乏如此声明：“一礼拜内若无发给凭单准信，当报知政府办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准备再次让步，外务部给山西巡抚的咨文中竟说：“福公司勘办晋矿已成铁案，断非妨碍地方民情等词，所肯一概屏绝。现惟有设法将地段缩小，以示限制。若并此亦不与议，相持过久，彼必以受亏之故，要求利益，因小失大更难收拾。"山西巡抚恩寿迫于境内舆论压力，不敢贸然答应。九月中旬外务部督催：“查晋矿由福公司承办，迭经奏准便成铁案。晋省绅商于订立合同数年后，始议拒绝，徒以不准开办为阻止之计，断难有济。”又说：“若不划定矿地，发给凭单，势将绝裂。希即查明该公司所指地矿，或可先给凭单。”尽管外务部一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的嘴脸，但恩寿还是不敢或不愿应允。这年冬季，原来热衷于投资商业的山西实业家刘懋赏、冯济川等人，又开始酝酿组织“保晋矿务公司”,并与省府大员们商定，一方面由各县钱粮亩捐加成作为股金，一方面由一些票号商人及各界人士认股，筹集资金，且推举渠本翘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着手收回矿权自办的准备工作。

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高涨等一些因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经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保晋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太原海子边。又在大同、寿阳、晋城、石家庄、保定、北京等处设立分公司或分销处，统一开采经营全省的煤炭，并集中力量与列强入侵势力进行斗争。保晋公司的成立，对英国侵华势力是一个重大打击。保晋公司最初的开办费用由山西全省亩捐银中拨出5万两，后又续拨215万两，不足部分计划在全省筹集股金300万两，分60万股，拟在商业资本比较雄厚的平遥、太谷、榆次等地募集。然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实际募集股银162万余两。保晋公司就这样靠自筹的资金开办了山西的近代机器采煤业。公司所属矿区在平定设有6处，寿阳有2处，大同有7处，晋城有1处。保晋矿务总公司的成长是非常艰难的，就是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时候，公司的管理者也没有忘记爱国为本的道德信念，以公司概不吸纳洋款作为对列强图谋瓜分中国矿产权的回击，总公司简章第五条就明确规定：“本公司惟收华股，不收洋股。附股者如私将股票售与外人，经本公司查知，或经他人转告，立将所入之股，注销不认。”这条规定充分表明了保晋公司反帝爱国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表明了公司与出卖民族利益之辈们决不妥协的鲜明态度。保晋公司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然而这是山西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山西各界人民，在争回路矿权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保晋公司成立前后，中英双方函电频繁，交涉不断，人员往返，多次谈判。福公司看到山西人民对他们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又鉴于全中国范围内掀起的收回矿权运动日益高涨，如果继续坚持强行开采的态度，前途不容乐观。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1908年1月21日),外务部与福公司重开交涉，在北京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12条。福公司同意将赎矿银减为275万两，交出了对山西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相关合同略）

这个合同的中心部分是由山西商民集资275万两银把福公司在山西的矿权“赎”回来。争矿运动中的最大获利者还是英国的福公司，他们凭空得到几百万的巨额赔偿金。赎矿条约规定，此项“赎款”在条约签订一个月后的第一天先行交付一半，余款分作三期交清。这些条款都是很苛刻的，巨额的赎款对于刚刚起步的山西地方近代工业是一次大的盘剥。山西丧失十年之久的矿权在历尽艰难以后总算收了回来，从政治意义上说，这是山西各阶层人民多年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一大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山西方面的损失很大，因为这笔赎款由山西亩捐项下拨付，实际上负担还是由老百姓承受。山西争矿运动是全国范围内争矿运动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第二部分，辛亥革命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辛亥革命后二十年，由于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顾及中国，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迎来短暂的春天，称之为“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山西的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走过了辛亥前的初始阶段，开始向多门类、多行业发展，逐步形成以采煤业、纺织业、冶炼制造业为主，向诸如火柴业、电力业、面粉业以及其他轻工业辐射的格局。”（摘自山西通史）而在这阶段，采煤业则是山西工业的“龙头”。

山西工业的龙头老大：采煤业

如前文所述，保晋公司早在辛亥革命前即领风气之先，“开山西机器采煤之先例”。辛亥以来，山西地下煤层遍布的客观优势，加上优厚回报的诱惑，一些具有经营头脑的人士(士绅、军政人员等)纷纷把目光投向采煤业，开矿、挖窑，争当煤炭资本家。早在1914年，刘公衡、冯庆甫、刘照文、史北兰等就合资筹办了汾阳煤炭公司等企业，但为数不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就大不一样。1919年，韩文仁集资2万元，开办了西山"天成煤窑"。阎锡山军队的旅长黄国梁和营长胡莲村等也合伙办了神底窑。在煤炭开采取得高额利润后，胡莲村又独树一帜开办了莲村窑。阎锡山的炮兵司令荣立黑的本家“荣瞎子”在晋祠柳子沟附近与当地地主贾绪合伙，开办了晋丰公司。同期，亦有不少地主、官吏、资本家开办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煤厂。比如，壶关县韩之铭在潞城西沟创办了机器煤窑，沁源县姚允中在高平县马村兴办了机器煤窑，河南工人王某在晋城创办了四义煤矿等等。在持续多年的开矿热潮中，一些颇具规模的煤矿相继出现。1923年春，王弼臣、王家驹等投资1万元，开办长治峙峪煤矿。当年秋正式投产。因采取机器开采，产量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日产量可达50～60吨。同年秋，潞城县天主教徒陈某筹建潞城石圪节煤矿。渡过初创时期的困难后，日出煤量由10吨增至50吨。1928年夏，王家驹、秦绍观等参与石圪节煤矿的改造，将其易名为兴华煤矿公司，注入新的资金，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煤炭产量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日产原煤突破百吨。

尽管有短暂的“黄金时代”，我们需要注意到军阀混战对山西带来巨大的打击，中原大战后反蒋派彻底失败，阎锡山出走后，山西的经济在争权夺利下衰败。

九一八事变后，反蒋派再次蠢蠢欲动，蒋介石被迫下野，趁此机会，阎锡山再次执掌山西军政大权，实行了一系列强力手段试图挽救经济，创立西北实业公司终究弊大于利，山西经济确确实实衰落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入山西对山西进行了残酷的经济掠夺，对工矿企业的经济掠夺首当其冲。

第三部分，抗战时期

日军侵入山西后，即迅速对山西的工矿企业实行军事占领。到1938年8月，日军在山西管理的工矿企业已达44个。这些企业分布于煤炭、钢铁、铁路、机械、纺织、化学、面粉、火柴、盐业等各个行业。其中，在煤炭行业，1937年10月，日军抢占了大同煤矿和轩岗煤矿，11月抢占了阳泉煤矿，12月抢占了西山煤矿和富家滩煤矿。到1938年初，沦陷区官办和私营煤矿全部落入敌手。8年中，日军共抢占山西大煤矿达11座。在纺织行业，1937年11月3日，山西最大的纺织厂晋华纺织有限公司陷于敌手。11月9日，日军抢占太原晋生织染厂。随后，日军指定军阀财阀代表共同负责经营各个厂矿，并商定了掠夺山西财富的方案：(1)凡军事管制的工矿企业之固定资产、库存原材料等全部没收，无偿交付财阀使用；(2)承包经营所属企业的财阀，负责流通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3)负责承包经营工矿企业的财阀，享受日本军阀同等待遇；(4)军阀支持财阀在所属工矿企业成立厂警队、矿警队；(5)产品优先保证军需；(6)所得利润由军部和经营财阀分享。

日军对山西沦陷区工矿企业实施占领后，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残酷的掠夺与破坏。在煤炭工业方面，1938年至1945年，日军在大同煤矿共掠夺、开采原煤1416.73万吨，在西山煤矿开采原煤164.71万吨，在阳泉煤矿开采原煤351.55万吨。为了实现将开采原煤的65%运回日本的掠夺计划，日军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即用广开坑口、扩大矿区、乱采乱挖、掠夺劳动力等方式，对山西各煤矿实行了疯狂野蛮的开采。在军火工业方面，抗战前，阎锡山的以制造军火产品为主的西北制造厂共辖18个分厂，拥有资金700万元(银元),厂房6100余间，职工8088人，机器4300余部，形成了完整的军火工业体系。太原沦陷后，日军将西北制造厂较好的设备全部拆卸装箱，盗运回日本或运往东北、北平、天津等地。据统计，到1939年初，日军共运走金属切割机床、化工设备、冶炼设备、动力设备等计4000余部，致使西北制造厂的大部分厂遭到破坏。在钢铁工业方面，日军将原西北炼钢厂编为“军管理第六厂”,1940年后，又成立了太原铁厂。为了加强掠夺，日军在晋城、阳城、高平等产铁地区指派生产“铁砖”,辗转长治、邯郸，集中后盗运日本。据统计，1940年至1945年，日军在晋城县掠夺生铁达5000万公斤。在纺织工业方面，日军侵占榆次晋华纺织厂后，将其主要生产棉毯改为专门生产军毯、军被服。据统计，8年间，该厂共生产军毯3.5万余条。在太原晋生织染厂，除每年供应军需一半产品不计价外，日军在8年间尚获利40余万元。在轻工业方面，随着日军的人侵，山西多种轻工企业破产倒闭，所剩皆被日军侵占，进行掠夺性生产。

第四部分，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积极侵吞抗战胜利果实，收编敌产，借着收编敌产之名侵吞民产，横征暴敛。其中就有不少厂矿难逃阎的魔爪。

解放战争下的山西经济萎缩，解放战争结束后，即着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工矿业的恢复也提上了日程。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指示，尤其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关于“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镇移到了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即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只有城市的生产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了，消费的城市变成了生产的城市，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把恢复工业生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紧紧抓住不放。为此，在继续加强老解放区工业生产的同时，在新解放的城市，主要是依靠工人阶级，在对阎锡山官僚资本工矿企业没收的同时，对解放区现有的一些分散的、小型的企业进行合并与适当集中，并对这些国有公营企业从领导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上加以调整、改进；再就是坚决贯彻党的工商业政策，对民族资本工矿企业予以大力扶持，使之尽快恢复生产。

阎锡山的官僚资本工矿企业，是旧中国山西工业的主体，一般都具有相当规模，且都集中于太原、大同等大中城市。因此，这些官僚资本工矿企业被没收后，如何使其很快恢复并加大生产，就成了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的关键一环。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党和人民政府紧紧依靠工人阶级，通过对广大工人生活上的关怀和失业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上的热情教育，使广大工人的情绪得到安定，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不但积极搜集、揭发围城期间原工厂负责人伪造账目、隐蔽分散物资、贪污自肥的罪行，并把自己当时为反抗反动当局、破坏工厂生产而拿走的公物，自觉地拿出来交回工厂，而且把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化为恢复发展生产的巨大动力。如西北炼钢厂的工人，在太原解放后的第3天即修好高车铁轨和地下水管，开始恢复生产。复兴汽车厂在解放的当天，就将毁于炮火的断垣残壁和损失了的物资整理完毕，4月28日便开始接受修理汽车的任务。机车厂的职工经过积极抢修，在解放后的第4天也正式开工。电业外线工88人在解放后的两天内突击20个小时，修好长达6公里的第一联络线路，使靠近市郊的工厂通电复明；紧接着又以两天的时间，完成了往西山送电的任务，使2000多名煤矿工人迅速复工。这样，太原各厂矿在5月中旬就大部分开工生产。这些厂矿开工后虽因设备陈旧、电力不足而限制了生产能力的发挥，但是，由于解放了的工人群众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焕发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同时，各厂矿对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进行了改组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劳动组织，开展了劳动竞赛，因而，他们能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改善生产条件，使生产蒸蒸日上。炼钢厂在解放以前只有1个平炉生产，到8月份第二号平炉也开始出钢。原来的兵工厂机械各厂，根据缩减军火生产，发展民用生产的方针，也很快地转入和平生产轨道。轻工业各厂也由军需生产转为民用生产。这样就使全市工业得到较快恢复发展。如晋生纺织厂的工人由300人增加到800人，到8月份6000枚纱锭已经全部运转。晋华卷烟厂5月份日产卷烟20至30箱，到8月份增加到2370箱。火柴公司5月份生产火柴700箱，到8月份增加到2370箱。太原面粉厂7月份生产“七五”牌通粉超过原定计划405袋，全月平均每小时生产75袋，超过战前(1933年)最高产量的15%。

与此同时，为扩大生产，以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需要，并为人民新政权成立后的工业建设创造条件，党和政府还对一些分散的、小型的企业进行合并与适当集中。如军工企业，1948年10月就将原晋冀鲁豫工业厅和晋察冀工业厅合并，在华北人民政府下设立了公营企业部，统一领导这两区的军火工业。1949年1月以后，又把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区所属之18个兵工厂归并为7个大厂；把晋察冀原来的40多个兵工分厂，合并为三十三兵工厂、十五兵工厂和化学研究所3个单位，并将其在山西境内的厂子分别集中于长治、阳泉周围一带；晋绥区也将由河西搬迁到河东的10个兵工厂，以及毛织、纺织、火柴、皮革、农具、石油等民用工厂，集中于兴县一带，从而形成了工厂布局相对集中，生产基本连成一片，原料采掘、能源供应和加工制造相互联系配套的工业体系。其他民用工业在接管旧有的工矿企业后，由于对这些企业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因此，也很快发展起来，并初具规模。如太行区在接管了潞安煤矿、阳泉煤矿、阳泉铁厂后，又陆续建成了华丰铁厂、平定铁厂和具有比较现代化的高炉设备的故县铁厂(现在的长治钢铁厂),以及为满足炼钢需要的炼焦炉、耐火材料厂等。

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为使工厂管理向企业化发展，以提高其经济效益，还对一些已经不能适应新企业发展需要的管理机制、经营机制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和转变。如1948年8月，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在全区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就指出：解决经营管理、工资制度、工人福利等方面的问题，是公营企业提高生产的关键。因此，今后在公营企业中，要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等现象，加强生产的计划性、组织性；要克服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按技术和贡献规定工资待遇；要建立定期的考工制度，不埋没工人的一点技术和贡献。为此，在公营厂矿企业中，首先逐步建立了经营性的生产管理制度，组建工厂管理委员会，并选举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实现工厂的民主管理。工厂生产与经营管理上的一切重大问题，均由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管委会集体做出决议，交由厂长组织实施。在管委会下设立厂务、经营、会计等若干业务科室，直接受厂长指挥。其次，加强了生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并与此相配套，建立健全工务记工、收发、器材的管理使用、生产统计与成本核算等规章制度。再次，就是为配合企业化的推行，激励职工的生产热情，对与职工生活待遇有着密切关系的工资制度，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在1946年开始实行的实物工资制基础上，对以往所实行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从1949年1月起，实行了全面的工资制。根据“按劳计值，同工同酬，多劳多得，合理待遇”的原则，在工资上，对于军工、重工与轻工，熟练工与非熟练工，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责任轻与重，效果大与小，进行了区别。此外，对于劳动保护与职工福利，以及有关奖励事项也制定了相应的规定。

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地位和作用，极大地调动起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忱，挖掘了企业的潜力，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都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但军火生产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民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迅速提高。晋绥区的军工企业，1948年7月至12月的月平均产量与前8个月每月平均产量相比，中型迫击炮弹的产量增长近1倍，手榴弹产量增长77%,爆破药增长33%,步枪子弹增长2倍。晋绥第三兵工厂附设的酒厂日产白酒150公斤，提取酒精除保证制造炸药外，还有1/3供应市场。

对于民族资本工矿业的恢复发展，党和政府也予以了高度重视，不但在方针、政策上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采取了具体措施给以大力扶植。太行区党委在1948年8月召开

的全区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上，就强调工商业资本家只要是于社会有利的经营，就应使之得到发展并得到保护。之后，太行区在发展私营工矿企业的过程中，为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根据各厂具体情况，在劳资关系上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办法。如有的厂实行劳资合营、全面分红的办法，有的厂采取了固定工资加奖金的办法，有的厂则实行按件计酬办法等。对于一些已经倒闭或生产上确有困难的私营企业，党和政府则予以积极扶植，使其尽快恢复并扩大生产。如临汾市的泰记铁工厂，原来只是个有10多名工人的小作坊，经过政府贷款扶助，帮助修理厂房，整顿工厂，很快开业生产，到1948年11月，已发展成为拥有38名工人，能生产弹花机的小型工厂。广胜泰铁工厂在政府的扶植下，也由刚解放时的6个工人，发展到了33人，产品由过去只能生产木货，发展到可生产水车、弹花机、织布机和犁铧等。太原市解放时，私营工业只剩下295户，从业人员730人，经过宣传贯彻党对私营工商“利用、限制、改造”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及通过采取协助棉织业、铁工业签订劳资集体合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并将被阎锡山吞并的同丰、源丰、天利、金盛、永泰、晋兴、瑞兴、义兴、义隆等9家私营铁工厂发还原主等措施，很快打消与克服了许多私营企业主不相信政府政策、“怕没收”的顾虑和拖延复工的态度，刺激了私营工业恢复生产的积极性，纷纷从5月份陆续开工生产。在此基础上，政府又为缺少资金的企业发放贷款，并且在税收上实行了工轻于商、生产资料轻于生活资料、生活必需品轻于奢侈迷信品的征税

政策，还免征了5、6月份应征的所得税和战勤米，同时对私营工业降低电费1/4。政府为繁荣经济，还对私营工业进行限制、改造、利用，并通过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来扩大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如在1949年的5～7月3个月之中，贸易公司曾先后与48户私营织布厂及36户巾带业订立了以纱换货的合同，供给棉纱7463捆；与24家电磨业订立合同，供给粮食470923.5公斤；供给油业、造胰业油料147870公斤；供给铁工厂元钢、元铁10吨，生铁100吨，以及足够的煤炭。因此，私营工业不但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其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也大大扩张。到1949年底，全市私营工业已发展到462户，从业人员达到5077人，资

本额增至179.6万元。其中棉织业不论户数还是开机数都接近了阎伪统治时代的最高水平，黑白铁业由12户增加到97户，机器铁工业由8户增加到34户，其他行业大部分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广大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矿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给予大力扶持帮助下，有了明显的发展。如静乐县1948年12月后，煤窑由42座发展到64座，其中第五区的较大的12座煤窑，冬季3个月产煤达715万公斤，相当于1946年全年的产量。乡宁县的煤窑到1948年冬也由原来的52座，发展到了121座。解县盐厂到1948年底已恢复37家，原计划1948年生产盐200铭，但到10月初就提前完成全年任务。1949年又新增盐厂11家，年产量达到1000铭。一些新解放的县城在各自县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工矿业不但恢复很快，而且有了较大发展。如以棉纺织业著称的新绛县，解放后县政府通过稳定金融、稳定市场，实行免征营业税，并两次发放主要用于棉织业的贷款3.02亿元，使全县棉织业到1948年10月发展到了310家，比解放时的82家增加了近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