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概论》11.4 对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2）

  从19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危机周期爆发的事实，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危机的存在，但对于爆发危机的真正原因，他们却始终不敢正视，而是用各种办法来加以曲解。他们总是把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成与资本主义制度毫不相干的各种偶然因素，说什么只要去掉这些偶然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可以消除危机；而每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时，他们却又大肆宣扬那种所谓资本主义“永久繁荣”的神话。

  例如，英国庸俗经济学家约翰·穆勒[1]就企图把危机说成是由人们的心理状态变化引起的。他说：“商业恐慌的病根，并非钱袋问题，乃是心境问题。”[2]据他说，在复苏阶段，资本家的心情普遍乐观，于是引起了过分的投机，而“投机过分”必然遭到失败，这就引起了普遍悲观，因而爆发了危机。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科学态度，变成了奇谈怪论的制造者。

  即使我们考虑到危机前夕或危机到来时，资本主义世界人们心情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深危机，但从根本说这只不过是当时市场混乱和利润低落的反映，是危机所造成的派生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把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当作危机的原因，恰好是倒果为因了。

  另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杰芬斯[3]，还企图用自然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太阳黑点的出现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了农作物的收成，从而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动荡。而太阳黑点的增多一般是以十年为周期的，因而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经济危机。

  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谁都知道，太阳黑点的变化，不管地球上有无资本主义始终都在进行着，但是，在资本主义以前和以后的社会里，并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发生了这种空前绝后的现象。所以，危机的发生和太阳黑点的变化是毫不相干的，而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不可分离的伴侣。从资产阶级的这种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现象不是从社会本身去寻找原因，而是到自然界去发现“论据”。这不仅不会对他们有丝毫帮助，恰恰相反，倒是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已经多么穷极无聊。

  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企图用流通领域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经济危机的原因。

  例如，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费雪[4]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信用紧缩引起的。按照他的说法，在周期的高涨阶段，由于市场情况良好，商品价格上涨，利息率较低，因而增大了资本家投资的兴趣。但是，随着资本家投资的增加，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于是引起了信用的紧缩和利息率的提高。这时，资本家就不愿意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了，于是就爆发了经济危机。

  不难看出，费雪分明是把属于危机本身的一些现象，当成了危机的原因。其实，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投资规模的主要调节者。如果利润率很高，市场情况良好，即使利息率提高，只要资本家有利可图，仍不会使投资减少；反之，在利息率很低、商品销售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利息率降低，也不会使投资增加。所以，影响投资规模的，主要是利润率的高低和市场情况的好坏，而不是利息率的高低。

  至于在危机前夕发生的支付手段的极端缺乏和利息率的迅速提高，则完全是由商品生产过剩，找不到销路所引起的。资本主义信用的紧缩，只是生产过剩危机的信号和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马克思说：“信用的伸张和收缩，不过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化的症状。政治经济学[5]会把这种症状看为是产业循环周期变动的原因，不说别的，单有这点，已经显示出它是如何浅薄了。”[6]

  上述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各种“理论”，当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以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刻化。1929—1933年期间所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一切谬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理论”，它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失业和危机的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提供一套方案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依然宣布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终于产生了，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注：

[1] 1806—1873年。

[2] 约翰·穆勒：《信用循环与商业恐慌之来源》。

[3] 1835—1882年。

[4] 1867—1947年。

[5] 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