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上博简·荣成氏》01
前段时间偶然翻阅一下上博简的《荣成氏》，发现《荣成氏》的简书内容简直就是一本战国时期的“上古史简史”，它的主要篇幅是在讲述“夏（唐）朝”从上古的“华（赫）胥氏”到尧，舜，禹这一段“不授其子而授贤”的“禅让制度”，而“夏后”、商朝和周初的内容，则仅挑选了每个朝代开头和结尾得帝王，也就是“夏启、夏桀”和“商汤、商纣”以及“周文王、武王”。这种跳跃的记录方式，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从该简书中获取夏商两朝各个帝王的详细信息。
好了，这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是——仔细钻研一下“《荣成氏》”的简书里到底讲了什么。别再因为没读懂这些文字而留下更大的遗憾了！
简书中，缺简001的最后一个“华”字和简1的第一个字——“胥”，破解起来稍微有一点难度，而更困难、更重要的，却不是“华胥”，而是“伏曦”。在上博简的译文中伏曦的字形被翻译做“茖疋”，这个叫做“茖疋”的人，其实就是“伏曦”。
在毛诗（今通行版本《诗经》）中，“疋”被“楚”字替代。作为“楚”字下半部分结构的“疋”字，在上博简的《孔子诗论》、安大简的《定之方中》和《关雎》中均有出现，经过综合分析，我认为“疋”这个字，可以用兼具‘’雅、正"以及时间概念的“曦”字来解读。（关于“疋”字更详尽的解读，可能要拖后到安大简的《诗经》系列了）
我们先不管“伏曦、茖疋、骆明”这三种翻译到底哪种更合适，而是先来介绍一下“华（赫）胥氏”是谁？
传说中“华胥氏是中国上古时期华胥国的女首领，她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誉称为“人祖”，她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和母体。”如果用西方汉学家的方法来“演绎”一下，华胥氏可能就是“地母盖亚”这个级别的大神了。不过，中国的历史是传说，也是史实，唯独不是胡编乱造的神话。
《列子》、《庄子》中都提到过华胥氏。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史料，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上古史的华胥氏。
我们再来看一下伏曦。
如果按照简书中“不受亓子而受贤”的内容来分析，伏曦极有可能并不像传说中一样，是华胥氏的直系子女。说不定这伏曦也像舜一样，是“女婿”上位，或者是华胥氏孙子一辈的后代。以此来理解，也就与简书的记载相符合了。
再者，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在简书的译文中添加了①-⑧的数字标识，为什么要添加这些数字标识，因为我数了一下，简书中从“华胥”到“垆运”，刚好是八个人（或氏族），而八这个数字，与“三皇+五帝”传说的人数上是相等的。
“1华胥、2伏羲、3乔结（神农）+❶仓颉、❷轩辕（黄帝）、❸慎戎（祝戎）、❹枱乙（泰壹、少昊）、❺垆运（颛顼、顼颛）”的这八个“上古帝王”，虽然在名称上与我们已知的各版本“三皇五帝”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多读几遍《荣成氏》的简书你就会发现，简书中的部分“汉字”书写使用方面“并不规范”，尤其在人名、地名的书写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同音字”代替“正确字”的情况。如果把这种“代替”说的高大尚一些，可以叫做汉字的“转注、假借”，或者叫通假字，而说的直白一点——《荣成氏》的作者使用了不少“同音”的错别字。 而正是这些“同音字”的使用，让我们对“《荣成氏》”的理解产生了部分偏差。
#43简之所以要提到前面来解读，是因为原上博简排序的简书中#42简和#44简的内容所讲述的是商纣王的事迹，而关于商纣王的记载，跟“贤”字完全是不搭边。从“《荣成氏》”整篇简文来看，讲述“贤”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夏（唐）”这个阶段，所以，在反复的调整后，感觉#43简暂且放置在此处较为合适。
#4简书中的“喾（耇）”这个字，很容易被误解，因为“喾（耇）”的字形和“乎”字非常接近，所以它被很多译者当成了“语气助词”——“乎”来翻译。喾（耇）这个字是#4简中的“主语”，他的重要性，不亚于前文中的“疋”字，在古文系统中，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词语，它叫“黄耇之言”，也就是“黄老之言”，“喾”是不是“耇”？喾是不是“老童”？喾是不是“老子”？这是个极有趣的“哥德巴赫猜想”！
我们先不管喾（耇）是不是老子，仅从简书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尧之前的这位“天子”非常的勤政，博学，也很长寿（近百岁），他执掌天文历法19年后，又当了67年的天子，在挑选接班人方面也是非常用心——他对“尧”倾囊以授，以“贤”的标准来要求“尧”，考验尧。
#7简中的“普”字是一个比较难破解的字形，在之后的内容中(大禹部分)“普”这个字还会出现，它有着“广和大”的字面含义。但在此处，“普（蒲）板”只是一个地名，一个极为普通却意义深远的地理标识，如果你不知道普（蒲）板在哪？我可以告诉你，它离另一个很有名的地点并不遥远，那个地方叫陶寺遗址。
陶寺和蒲板都位于汾河平原的南部，陶寺在今临汾市襄汾县，蒲板在今运城市永济县，蒲板的蒲州古城里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建筑——叫做鹳雀楼。
“ 夏都”究竟在哪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还是继续来阅读“《荣成氏》”的简书内容。
相信不少人在看到#8简中喾（耇）对尧的这些——“天地人”、“道”、“乐”、“礼”的言论，都会觉得，尧之前的这位天子，是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受过了良好的“儒、道”教育之后，穿越回夏朝的？这些战国竹简上所记录的夏朝历史，明显是夹带了儒道两家的私货，是在为古人脸上“贴金”。
有这种必要吗？
其实通过《史记》、《尚书》中对尧的相关记载，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尧统治时期，历法（颛顼历、夏历），行政区划（十二州），行政管理（四岳、群牧、七政）都已经具备了规模化运转的能力，这样的顶层设计和管理能力，没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是无法形成稳定局面的。
不需要高深的逻辑推理，我们也能想明白——尧之前的几代帝王，绝对都是“高能选手”！
#15简和下文的缺失简002部分，描述的应该是尧对舜的“考验”——将自己的女婿舜，“草帽蓑衣”放于“山林川泽”，无装备独面风雨、野兽，打野升级（或许此时娥皇女英还没嫁给舜吧，这要是无法考验，像奥德修斯一样，在“大森林”里迷了路，打了十年野，娥皇女英岂不得改嫁？）——标准的《荒野求生》之上古虞舜版。
#23简“舜听正三年......”（按《今本竹书记年》来分析），此时应为尧75年。在尧73年春正月，尧将帝位授终（天文杆的准绳）与文命（舜），到尧75年，刚好也就是舜登“天子”位的第三个年头。
从简书中我们发现，这一年可能发生了不小的地震，“山塌方后形成堰塞湖”，《竹书记年》中野记载了“（尧）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荣成氏》中的“大禹治水”的时间和《竹书记年》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下文简书中“禹治水”的内容给众多的翻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困惑——他们觉得“《荣成氏》”里所记载的大禹治水过程中出现的“九州”，与其它历史典籍里的九州，名称并不一样，因此无法形成一 一对应的关系，就严重低估了“《荣成氏》”这一部分内容的“历史价值”。
这种浮躁的思想，恰恰是最令人伤心的。
九州的名称为什么不一样？
1、从夏朝到战国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里，因为自然或者人为的因素，河流改道、区域重新划分，地名、河流名称的产生了变化，无法形成统一的命名规范。
2、文字的变化和对文字认知的全面程度。
文中大禹治水的过程，遵循了一个“先沿海后内陆”、“从北往南，从东往西”的规则。
面对任何洪涝灾害，只要不是大傻子，都能想明白一个道理——只有下游通畅了、河道挖深、拓宽了，堤坝筑牢了，才能进一步解决上游的堰塞湖问题，否则上游一决口，下游就只能眼瞅着滚滚洪流“汪洋兴叹”。
古人的生产技术是不先进，但是古人也是有脑子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州——不管它在简书中被写成了“夹州”还是“亦州”，我们都能从文中读出，这个州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而且是在北方。想明白这个问题后，再对着简书的字形来看“夹、亦、翼、冀”这几个字，也就基本能明白原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内容了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州，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想明白。其一是古代黄河入海的两种方式（夺济而流、夺淮而流），当黄河携带的泥沙在兰考、菏泽（雷泽）这个区域不断淤积，河道又无人进行常年的、大规模疏通时，“黄泛区”和“黄河改道”就产生了。
在黄河“夺淮而流”“从今江苏黄海区域入海”的那段时间，北方从太行山区济源向东流入海的“济水”流经“兖州”（今山东区域），于是“济南”“济宁”这样的地名就产生了，如果你仔细查询一下“兖州”的“兖”字，加上三点水旁，去对比一下古代四渎之一“济水”的资料。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历史，就写在那些城市的名字里面。就像后面的临沂、沂水，甚至沂蒙山一样，就在那里等着你，去解读他。
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这四个州，破解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但是#26简中的瓜州和益州却有不小的难度。让我没想到的是，用“瓜州”这个称呼来表示“扬州”，竟然出现在战国时期。而益州就更过分了，简书中的原字竟然是个“陽”字，这就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了一个大难题——“#26简中竟然出现了扬(瓜)州和陽州两个相近的地名”，这该如何分辨？
在将夏商的“篆书”和战国的这些“简书”放到一起分析了半天之后，我才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其实汉字的“隶变”过程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原作者使用的这个“陽”字，在本文中只能用“形声字”的办法来解读，取“易”字的发音，来对应今时今日我们对古代“益州”这个地名的认定。
综合起来看，瓜（扬）州，荆州、易（益）州，豫州，雍州再加上前面四个州,这些对“大禹治水”的描述与其它历史典籍里的古代九州并没有地理上的误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