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波兰

（一）1772年5月沙皇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国在彼得堡会谈，于8月5日签署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条约，据此波兰丧失35%的领土和33%的人口并成为俄、普、奥的保护国。1793年1月23日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定，经第二次瓜分后波兰成为仅剩领土20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的小国。波兰成为沙俄的傀儡国，波兰国王未经沙皇许可，不得与外国宣战与媾和。1795年1月3日俄、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定，10月24日普鲁士也在协定上签署，根据该协定时波兰领土被全部瓜分。至此存在800多年的波兰国家灭亡了。在三次瓜分波兰的过程中沙俄夺占的领土约占原波兰领土的62%，共46万平方公里；普鲁士夺占约20%，共14.11万平方公里；奥地利夺占约18%，共12.18万平方公里。经历这三次瓜分之后波兰亡国，从欧洲地图消失长达123多年之久。1809年拿破仑一世在波兰中部建立华沙公国，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列强签署《维也纳和约》，欧洲恢复拿破仑战争前的格局，短命的华沙公国被肢解。其西部土地成为波兹南公国，受普鲁士管辖，在克拉科夫成立中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也叫克拉科夫自由市）。在其主要地区成立波兰会议王国，由俄国沙皇兼领国王。1830年11月29日一批贵族青年在华沙举行起义，结果失败。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也遭失败，克拉科夫被并入奥地利。1848年波兰人民又一次掀起革命，迫使普奥当局废除农奴制度。1863年1月的起义遍及波兰，1864年3月2日沙皇政府不得不颁布解放农奴的法令。

（二）1864年后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19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产业革命。从1880年代起先后成立波兰国家民主党、波兰无产阶级党、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后改名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民主党投靠俄国，社会党右派投靠奥、德，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左派坚决反对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关键的1916年同盟国为拉拢波兰人，以扭转其两线作战的颓势，11月德国政府许诺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12月底德、奥成立“波兰临时国务会议”，并开始在波兰征兵，社会党人毕苏斯基被任命为临时国务会议的军政部长。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战争。1918年8月29日苏俄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废除沙俄与普、奥签订的关于瓜分波兰的一切条约，承认波兰人民享有独立和统一的权利。1918年10、11月一战接近尾声，奥匈帝国和德国趋于崩解，从而为波兰的复国形成有利的国际条件，波兰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10月23日华沙组成波兰政府，10月28日奥占区的波兰爱国者在克拉科夫成立“波兰清算委员会”。11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在卢布林成立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11月11日波兰政府由毕苏茨基领导，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清算委员会也宣布接受毕苏茨基领导。11月18日毕苏茨基在华沙组成联合政府，他成为波兰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这样自1795年波兰被瓜分灭亡以来历经123年，至1918年11月恢复独立，重建国家。

（三）1919年12月8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巴黎和会上通过决议，同意重建波兰国家，承认波兰共和国，并建议在俄波之间划一临时分界线，即沿着格罗德诺、布列斯特、赫鲁别舒夫、普热米代尔、直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然而波兰政府力图恢复1772年的俄波边界线，为此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就发动对也是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战争，史称苏波战争。1920年4月波军进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广大地区，苏俄红军进行反击，将参与干涉的波军赶出国境，并将战火烧到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最后在华沙战役中苏俄军队被波军击败。波兰军队虽然取得最后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自己也被不胜任的战争弄得民穷财尽，最后双方同意议和。7月1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代表协约国致电苏俄建议停火，停火线大体是巴黎和会决议中规定的分界线，故称“寇松线”。7月22日波兰要求停战，1921年3月18日波兰与苏俄在里加正式签订《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即《里加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不过在1922年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苏俄共同成立苏联），划定波兰东部边界（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地区划归波兰），这时波俄边界线约在寇松线以东约150英里处。根据该条约时波兰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苏俄在这场战争中损失大片领土，这也为二战时苏联和德国分割波兰埋下伏笔。

（三）由《里加条约》确定的波俄（苏）边界一直保持到1939年9月17日，另外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决议时波兰从德国获得东波莫瑞和波兹南地区，但泽（后波兰改为格但斯克）被辟为在国际联盟监督下的国际但泽自由市，西里西亚的大部分仍归德国。波兰领土面积共38.8万平方公里，成为一个地域辽阔、民族成分复杂的欧洲大国。1921年3月议会通过宪法，波兰成为议会制共和国，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在获得难得的独立并经过和苏联的战争后波兰开始国家的建设，尽管波兰在一战和苏波战争中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但是波兰依然使自己的经济建设逐步进入正轨。1924年波兰开始在全境推行自己的货币——兹罗提，并成为当时中欧最稳定的货币之一。波兰经济慢慢从战争的创伤中复苏，在二战爆发之前成为欧洲一个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波兰还在建国后不久就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参加苏波战争，波兰骑兵利用自身优势，在华沙城下战胜强大的苏俄，获得最后胜利。二战前波兰陆军在欧洲排名第五，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也存在致命的弱点，由于波兰的领土分别由德占区、奥占区和俄占区合并而成导致民族问题显得非常突出，东部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民族一直存在分离主意倾向。东部的经济水平也明显落后于西部，这就形成东西部的经济落差，使得东部民族对波兰政权更加不满。

（四）另外从1926年5月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并上台执政开始波兰境内实行独裁统治，逮捕议会中反对他的人，宣传法西斯主义。对外他奉行两面策略，在其两个强大邻居德国和苏联间取得平衡。1932年签订《波苏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签定《波德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党的主要领导人也被害。从1933年开始战争的阴云开始密布欧洲，德国的纳粹元首希特勒开始他咄咄逼人的攻势。波兰在大敌当前之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拒绝苏联提出的订立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决定依靠西方国家的帮助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波兰领导人还天真地认为波兰在受到德国攻击的时候西方国家一定会为自己而不惜和德国发动全面战争，事实证明这种对西方的过分依赖严重束缚波兰自己的国防建设，并最终葬送自己的国家。波兰第二共和国（与现代的波兰相区别时称为第二共和国）是一个曾经的中欧国家，西面与德国（魏玛共和国）接壤，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为邻，东北部和立陶宛接壤，东为苏联，北面濒临波罗的海。1918年11月7日波兰临时人民政府在卢布林宣告成立，它是由波兰社会党、农民党以及皮尔苏茨基的“波兰军事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右翼联合政府，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领袖伊-达申斯基任总理。波兰人民经历123年的亡国生活后又恢复独立，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斯洛伐克与苏联军队入侵波兰，共和国灭亡。

（五）波兰第二共和国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国家，其周边国家有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第二共和国的边境于1921年确立，面积约38.7万平方公里（欧洲第六大）。1931年第二共和国共有居民3136万，其中波兰人占68.9%、乌克兰人占13.9%、犹太人占8.7%、白俄罗斯人占3.1%、德意志人占2.3%，余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捷克人等。波兰在1795年被俄、普、奥俄三国瓜分而亡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国成为交战的敌方，都许诺让波兰独立。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废除前沙俄政府的一切条约和协定，承认波兰的独立权利。1918年11月德、奥战败投降，毕苏斯基统领的波兰军队把德、奥占领者赶出波兰王国和加里西亚。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斯洛伐克与苏联军队入侵波兰，共和国灭亡。1939年波兰的面积为38.7万平方公里（欧洲第六大），位于中欧东北部，北濒波罗的海（波兰走廊），西、北邻德国（分割东普鲁士），南界捷克斯洛伐克，东北和东南与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相连。海岸线长113公里，地势北低南高、中部下凹。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全国面积的72%。主要山脉有喀尔巴阡山脉和苏台德山脉。较大河流有维斯瓦河（长1047公里）和奥得河，最大的湖泊是希尼亚尔德维湖（面积109.7平方公里），全境属于由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

（六）二战爆发前分三级区划：省、市、县。第二共和国共设16个省，重要城市有华沙、卢布林、利沃夫、克拉科夫、罗兹、比亚韦斯托克等。波兰国家起源于西斯拉夫人中的波兰、维斯瓦、西里西亚、东波美尼亚、马佐维亚等部落的联盟，9、10世纪建立封建王朝，14、1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18世纪下半叶开始衰落，曾三次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瓜分。19世纪波兰人民多次举行争取独立的武装起义，1918年11月11日恢复独立，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占领波兰全部领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是纳粹德国于1940年设立的，区内犹太人最多时曾达到45万人，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1943年4月19日忍无可忍的犹太人在区内起义，后被纳粹德国残酷镇压，大批犹太人被杀，隔离区也被德军摧毁。1944年7月苏军与在苏组建的波军进入波兰国土，22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波兰新国家诞生，战后40多年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共产党）执政。1952年颁布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总统制，设立国务委员会。1980年发生团结工会大罢工，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实施战时状态。1989年4月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确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决定实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1989年12月29日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波兰第二共和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从1919年到1926年总统的权力有限。

（七） 经议会选举后他可以任命总理以及政府与众议院（议会下院）的批准，但他只能经过参议院的同意解散众议院，此外他通过法令要有总理和其他部长来验证他的法令与他们的签名。主要政党有国家民主党和其他右翼团体（例如农民缔约党、基督教民主党、波兰社会党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团）。经常改变政府（ 1919年和1922年的波兰立法会选举 ）和其他负面宣传的政治家（如腐败或1919年波兰未遂政变的指控）使他们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个时候主要政治家和农民活动家有Wincenty Witos（总理三次）和右翼的Dmowski 。波兰主要矿产有煤、硫磺、铜、锌、铅、铝、银等，恢复独立后波兰正面临重大经济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俄罗斯的占领在波兰经济剥削。军队的战斗造成的破坏，新的共和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区域经济统一的任务，其中有不同国家的一部分。共和国的边界内残存的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有五种不同的货币（德国马克、俄罗斯卢布、奥地利克朗、波兰马尔卡和Ostrubel） ，很少或没有直接基建链接，缺乏直接相邻的工业中心以及主要城市的铁路链接，直到1934年在华沙和克拉科夫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铁路连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苏战争留下大规模的破坏 导致东部（俗称波兰B）和西部（称为波兰A）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原本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地区）有巨大的经济差距。

（八）1924年波兰共同的货币兹罗提出现，波兰的经济大萧条后的逐步复苏的基础是群众性经济发展计划，监督三个关键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是建立在格丁尼亚港口，这使得波兰完全绕过格但斯克 （这是德国的压力下重抵制波兰煤炭出口）。二是建设500公里长的铁路之间的连接上西里西亚和格丁尼亚来作为波兰煤炭干线，担当货运火车煤。第三是建立一个中央工业区，名为COP（中央工业区）。但是二战爆发后波兰被瓜分，经济被掠夺。1919年波兰政府实施义务教育，普遍对所有7岁至14岁的儿童进行，以限制文盲，但是在波兰东部经过多年的俄罗斯统治后这个过程是缓慢的。1939年90%的儿童就读学校，1921年三分之一的波兰公民是文盲（38%在农村），1931年文盲水平下降到23%（27%在农村），1937年下降到18%。1932年的宗教与教育雅努什斯坦部长进行改革，引入以下的教育水平：共同的学校，具有三个层次——4级、 2级和1级；中学，有两个层面——4级的全面的初中和2级指定的高中（古典、人文、自然和数学）； 一个初中毕业的一个小matura 和高中毕业的一个大matura，使他们能够寻求大学水平的教育。波兰大学有雅盖隆大学、华沙大学、利沃夫大学、卢布林天主教大学和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民粹主义

（一）民粹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希腊内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粹主义萌芽于19世纪40—50年代的俄国，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北美和东欧同时兴起。19世纪末美国西南部农民试图控制当地政府的激进主义行为，俄国知识分子和东欧农民对平均地权的强烈要求被认为是第一代民粹主义。当时沙皇俄国已经腐朽不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西欧资本主义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内在矛盾。民粹派的思想先驱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寻找俄国的出路，提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们肯定平民大众的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又把俄国存在的村社制度和农民理想化，遭到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批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民粹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强弩之末。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再度在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东欧和北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从而形成民粹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二）民粹主义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可以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时合法性即在人民的意志之中，因此它体现激进的民主理想。这种民粹主义对应于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统治的策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时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若从这个角度出发时民粹主义就只能被理解成一种社会和政治动员，它意味着一种政治行动和政治讨论的趋势。

（三）不能把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权类型，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可以应用于各种意识形态的政治风格。这种政治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而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于是民粹主义又成为“操纵群众的一种特殊的具体方式，是表达其利益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统治集团组织权力的方式。这是在工业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新兴的群众的主要政治表达方式，还是统治集团进行统治的机制，同时也是威胁这种统治的一种潜在危险。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概念：民粹主义是一种思想意识；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的主体是某一社会群体依据自己的偏爱而形成的中心地区；民粹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反对代议制政治；民粹主义的特征包括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以及具有易变性。平民化便成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性质。有人把它定义为：唯一地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所有运动和学说。根据这一定义时凡是平民大众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带有自发性的运动）都可纳入民粹主义的范畴。

（四）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时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而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改革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复兴，这些政治运动是“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支持的政治运动，但缺乏组织化的权力和独立自主，它得到其他不满现状的人们的支持。主要特点：回避代议制政治的复杂性，主张直接民主；把所偏爱的群体进行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视自身的依据；缺乏核心价值观；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既可能从民众中产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导。既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潮，又可能形成运动，甚至具有长期的政治后果。民粹主义像雾像雨又像风：有时是进步势力的工具，有时是保守势力的工具；有时是左翼力量的工具，有时是右翼力量的工具，总让人琢磨不透。当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它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它们是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二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由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

（五）如果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的言行主要表现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不仅无可非议，还会赢得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赞赏。但是民族主义一旦沾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把珍爱自己民族的情感异化成憎恨别的民族，就不仅具有排他性，有的还具有灭他性。对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时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在一些西方国家中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坐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剧是主要因素。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4年发达国家65%以上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最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仅占全民总收入的3.1%，而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占到51.4%。随着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些美国人开始痛恨现有经济体制，认为它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出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倾向，有人担忧外国移民抢走自己的工作，有人甚至主张以强硬手段和暴力对付外来移民等等。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德国右翼分子制造的暴力案件不断增加，德国司法部称其互联网上种族主义和排外的煽动性言论泛滥成灾。部分中东欧国家由于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为特征的极右思潮在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

（六）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招牌，打着“爱国家、爱人民”的旗号，很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同，反对者往往顾忌被扣上卖国的大帽子而不得不保持沉默。政府在管控民粹主义者非理性行为时也更加谨慎，甚至不敢作为。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极具传染性，容易在全世界扩散开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时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得到10点结论：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中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议安抚民心；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八）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在经济危机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后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九）重视民粹主义倾向对国家和社会的消极影响，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民粹主义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现的那样，只是面对国际争端时的极端现象和过激行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会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不仅有助于消解民粹情绪，而且有助于提高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人们经常单纯地把民粹主义看成一种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实上即使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对立的，前者的内涵也要比后者贫乏得多。真正的民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充足的社会资本等基础之上，而民粹主义幻境中的民主是一种只可能存在于理想化世界里的纯朴而美好的绝对平等状态，带有浓厚的反精英、去政治化色彩。因此避免公众民粹化，尽量降低民粹化现象带来的危害。有两股思潮特别需要注意：一股是民族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泛滥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都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非常危险，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民族主义劫持。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些观点和做法不对，但为了博得公众的支持，他们也会那么干。

波乌战争

（一）波乌战争是1918年到1919年波兰第二共和国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之间为控制东加利西亚而发生的一次冲突，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在1918年末至1919年初短暂出现在加利西亚东部的共和国，领土范围覆盖布科维纳和喀尔巴阡-鲁塞尼亚（今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部分地区及利沃夫、普热梅希尔、科洛梅亚、斯坦尼斯瓦沃夫（即现时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等城市。纹章以蓝色作背景，中间为一头朝左的黄色狮子，国旗的颜色是蓝、黄。根据奥匈帝国1910年人口普查称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有540万，其中乌克兰人占60%、波兰人占25%、犹太人占12%，其余包括德国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亚美尼亚人等。波兰人和犹太人大多聚居在城市和市镇，而乌克兰人则住在乡郊。境内最大城市利沃夫的居民主要是波兰人，被视为波兰最主要的城市之一，波兰与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冲突因此无可避免。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在1918年11月1日宣布立国，脱离奥匈帝国，其后触发利维夫的波兰居民武装反抗，反叛者在数周后得到波兰援助。1919年1月22日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象征性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合并，实际上政府架构和辖下的乌克兰加利西亚军维持不变。1919年7月大部分领土在波乌战争后落入波兰手中，部分落败士兵逃至捷克斯洛伐克，而其他五万名士兵进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继续争取乌克兰独立。

（二）1920年波兰和乌克兰同意以兹布鲁奇河作为两国接壤边境，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前后存在八个月，大部分时间有约400万人受其管治。乌克兰人控制的地区在11月22至25日举行选举，选出150人组成立法机关乌克兰国会，其中三分之一议席预留给少数族裔（波兰人、犹太人、斯洛伐克人等）。波兰人杯葛选举，犹太人得到约10%议席，而国会主席自动成为共和国总统。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维持战前奥地利的行政制度，录用乌克兰和波兰的专家。县市和社区的边界和法院与被奥匈帝国统治时无异，沿用奥地利的法律和征税制度，大部分政府收入来自油和盐的出口。1919年2月15日法定语言定为乌克兰文，少数族裔仍可用其他语言跟政府沟通。新法例没收地主大量土地，分配给没有耕地的农民。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划分为12个军区，指挥官负责从所属地区征兵，1919年春天征召10万名士兵，但军需补给缺乏，只有4万人可以作战。大致上国家政府施政井然有序，与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出现的乌克兰人政权的混乱情况截然不同。在东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处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但他们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较高水平的民族文化，19、20世纪初许多反对沙俄统治、争取独立自治的出版物都在这里出版，他们始终认为这里是乌克兰人民独立的基地。所以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1918年11月1日那里迅即正式成立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彼特鲁雪维奇政权），并于1919年1月宣布与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当时德国操纵下的统领制傀儡政府已被推翻，彼得留拉的“执行内阁”又当权）联合。

（三）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恢复独立，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马上在东加利西亚爆发波乌战争，这是波兰和乌克兰几个世纪以来争夺领正统治权斗争的继续。这场战争打到1919年7月，西乌克兰军队把东加利西亚的土地输给资产阶级波兰，被迫退到乌克兰中部。西方某些学者认为：“如果1919年早春两个共和国能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联合（即西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全部投到中部和东部乌克兰），也就是说全力对抗红军，必能改变乌克兰对苏俄战争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如能打垮布尔什维克，乌克兰的统一和解放即有可能实现。”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不得不坚守在东加里西亚的故土上抵御着波兰的占领，而这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中东部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则正在忙于同不断强大起来的红军（继之同邓尼金白军）作战，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超出乌克兰的能力。除了军事上没有联合之外双方在各自的战争中还由于某些分歧而使得关系更加微妙：西乌克兰政府视波兰为其主要敌人，为了制止和击退波兰的进攻，它选中邓尼金白军做它的盟友，甚至准备同邓尼金签订协约，要求邓尼金协助它赶走波兰侵略者；而这时乌克兰彼特留拉政府正仰仗协约国的物资援助在与红军（继之也与邓尼金）作战，它宁可与波兰鉴订和约也不肯同红军或邓尼金妥协。这样的分歧更进一步使双方的联合成了一纸空文，最后的结局是乌克兰人在两个战场上的失败。

（四）波兰在占领西乌克兰的土地之后得寸进尺，进一步提出它对土地的要求，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必须联合乌克兰的彼特留拉势力与苏俄红军作战。为了联合起来攻击布尔什维克政权，波乌于1920年4月签订华沙条约。当时许多乌克兰人已意识到他们的祖国将被一分为三：加利西亚、沃伦州属波兰，第聂伯河以东土地仍属苏俄，只有第聂伯河右岸一小块残存的土地归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管辖，但也随时有落入别国的危险。首先是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坚决一致地反对华沙条约，认为条约是对自己祖国的出卖。当时在维也纳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流亡政府也持反对意见，连逃亡在维也纳的前中央拉达某些著名领导人（如格鲁雪夫斯基、维也钦柯等）也都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这些都无补于事，战争打了起来，打得很残酷。六个月后（10月）双方便同意停战，并于1921年3月18日正式签订里加停战条约。乌克兰并没有一分为三，而是由苏波分割；苏联消灭残存于乌克兰中部的小小乌克兰国家，结束乌克兰的独立。区别只在于这次苏波战争之后苏俄的边界更向西推移了，波兰只得到东加里西亚和沃伦；在其余大部分乌克兰土地上成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22年12月30日以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加入苏联。

约瑟夫·毕苏斯基

（一）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是波兰革命者、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波兰国家领导者（1918年－1922年）和波兰“萨纳奇”政权的军事独裁者（1926年－1935年），第一元帅。1867年12月5日约瑟夫·毕苏斯基生于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扎拉瓦斯的家族庄园，今属什文乔尼斯自治区，在波兰立陶宛联邦时代此地属于联邦两大主体之一的立陶宛大公国。贫困潦倒的贵族家族毕苏斯基家族拥有波兰爱国传统，这个家族可能是波兰人家族也可能是波兰化立陶宛人家族。约瑟夫是家里的次子，学生时代的毕苏斯基在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体校念书，约瑟夫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讽刺的是体校的年轻学生有一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者、毕苏斯基的主要政敌捷尔任斯基。约瑟夫与他的兄弟亚当、布罗尼斯瓦夫和扬一起，在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内·比莱维奇的教导下学习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而这正是俄罗斯当局所不允的。约瑟夫的父亲参与反抗俄罗斯对波兰的统治的1863年1月起义， 他的家族对俄罗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满。年轻的约瑟夫非常不愿意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任职，并带着一份不仅仅对沙皇也对他很了解的文化的不满而离开学校。1885年毕苏斯基在哈尔科夫大学学习医学，在那里他与人民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机构，人民意志组织产生关系。1886年他被禁止参加学生游行运动，他被多尔帕特大学（位于今爱沙尼亚塔尔图）拒绝录取，在那里当局了解他的政治关系。

（二）1887年3月22日毕苏斯基以与维尔纽斯社会主义者密谋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莫须有罪行被俄罗斯当局逮捕，事实上他与该事的主要关系是他的哥哥布罗尼斯瓦夫参与暗杀沙皇的计划。布罗尼斯瓦夫被处以在西伯利亚强迫劳役的处罚，毕苏斯基的待遇稍好一点：在西伯利亚流放五年，先流放于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后流放于屯卡，再被转移至西伯利亚囚犯护送队时毕苏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所监狱里滞留几周。在那里他参与被当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在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卫并拒绝道歉时他和其他政治犯因他们的违抗，遭到守卫的殴打。毕苏斯基被打掉两颗牙，并参与随后的绝食抗议，直到当局恢复政治犯在那次骚乱后被剥夺的权利。由于他参与这次骚乱，所以在1881年被判处六个月监禁的处罚。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情况下度过他六个月监禁的第一夜，寒冷给他带来几乎要将他杀死的病症和伴随他一生的健康问题。在他流放至西伯利亚期间他遇到很多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波兰人，其中包括几乎成为1863年1月起义领袖的布罗尼斯瓦夫·什瓦尔采。 他允许自己选择工作，并依靠教授儿童数学和外语维持生计（他除能讲法语、德语、立陶宛语、俄语外还有他的母语波兰语，他后来学了英语）。地方政府认定作为波兰贵族，他没有从其他流放者拿取10卢布的权力。

（三）1892年毕苏斯基刑满释放，1893年他加入波兰社会党（PPS）并参与组建它的立陶宛支部的工作，最开始他站在社会党更激进的一方，但尽管社会主义通常是以国际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他心底还是波兰民族主义者。1894年他开始出版地下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并成为这份报纸的总编辑，他也是它的总作者，最初他还是这份报纸的排字工。1895年毕苏斯基成为社会党领导人，他将学说的问题摆在次要位置上，并将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联合起来，这次联合给波兰的重新独立带来最大的机会。1899年7月15日毕苏斯基与他的女同行玛利亚·尤什凯维乔娃·内·科普莱夫斯卡结婚，他俩的感情在几年后毕苏斯基开始与一位年轻的女社会主义者亚历桑德拉·什切尔宾斯卡发生关系后开始恶化。玛利亚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毕苏斯基与亚历桑德拉结婚，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小女孩——婉达和雅德维加。1900年2月在俄方当局发现位于罗兹的《工人报》的地下印刷机后毕苏斯基囚禁于华沙城堡，但在1901年5月装患精神病保外就医后他在波兰医生瓦迪斯瓦夫·马祖尔凯维奇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逃到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同时当俄属波兰和立陶宛所有党派与俄罗斯帝国关系缓和，将目标定在与帝国展开关于提高波兰自治权的谈判后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成为了以为波兰独立而与帝国战斗为目标，并以武力达成这个目的的主要政治力量。

（四）1904年夏日俄战争爆发后毕苏斯基来到日本东京，在那里他尝试让这个国家援助波兰革命，但这个目标未能达成。他愿意提供给日本情报，以支持它与俄罗斯的战争，并提议成立波兰军团，征召被日军俘虏的俄军中的波兰人。他也提出以让俄罗斯民族分裂为目标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在后来他也继续推行这个计划。另一位有名的波兰人罗曼·德莫夫斯基也来到波兰，他不赞成毕苏斯基的计划，在那里他要阻止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支持这个德莫夫斯基觉得必定要失败的波兰革命，德莫夫斯基这个波兰爱国主义者注定要当毕苏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敌。最后日本提供给毕苏斯基的要远远低于他想要的，他从日本得到的是它为波兰社会党和其军队购买的枪支弹药，日本回绝他组建军团的建议。在1904年的失败过后毕苏斯基建立一用做正规军的军队（波兰社会党战斗团），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发起一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武装起义。社会党主要在华沙举行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1904年10月28日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镇压一次游行示威事件，作为报复时在11月13日的游行中毕苏斯基的军队向俄警察和军队开火。最开始这支军队主要动用间谍，到了1905年3月他们便开始用炸弹暗杀俄罗斯警官。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毕苏斯基在波兰王国作为各个运动的领导人，1905年初他命令波兰社会党在那里发动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有四十万工人参与并持续至少两个月，直到俄罗斯当局镇压这次罢工。

（五）1905年6月毕苏斯基要求社会党援助罗兹的一次起义，在“六月事件”因罗兹起义而变得知名的时候毕苏斯基的军队和忠于德莫夫斯基的枪手以及他的国家民主党发生冲突。1905年12月22日毕苏斯基要求所有的波兰工人起义，然而这个要求却大半未见回应。和国家民主党不一样的是毕苏斯基要求波兰社会党拒绝参加第一杜马的选举，这个决定和他要通过武力让波兰独立的决心让波兰社会党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并在1906年11月脱离毕苏斯基的领导。他的派系开始被称为“旧派”（或称“革命派”），而他的反对派则称为“新派”（或称“现代派”或“左翼”）。“新派”同情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相信他们的重心应放在与俄罗斯革命者合作，一起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上，并相信这样做会减轻独立协商的困难。 毕苏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继续策划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相信这会让波兰独立。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为波兰社会党的多数派，毕苏斯基继续成为波兰社会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一战爆发。毕苏斯基预测到一场欧洲大战将要爆发，预知组织未来波兰军队核心的必要性，这个核心将会让波兰从在十七世纪末时三个瓜分它，让它消失的大帝国的手中，重新赢得独立。

（六）1906年毕苏斯基在奥地利当局的默许下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军校，用以训练准军事性质的军队。就在1906年800名强悍的士兵在波兰议会王国五人一小组，杀死336名俄方官员。在后来的几年他们的人员伤亡情况减少，而军队规模在1908年增长到2000多人。这支军队也抢劫俄罗斯要运出波兰领土的钱款，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夜里他们劫持俄罗斯用以从华沙运输到圣彼得堡的，运送税款的邮政列车。就是通过如此的“征收钱款”的方式来为他的秘密军队提供资金，通过劫掠得带的财富（20,0812卢布）在那时算得上一笔巨款，足足能抵上军队前两年的全部收入。1908年毕苏斯基将他的军队更名为“战斗协会”（简称ZWC），由他的亲信瓦迪斯瓦夫·斯科尔斯基、马里安·库凯尔和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领导，战斗协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未来的波兰军队训练军官与士官。1910年两个合法的军队组织在奥属波兰成立（一个建于利沃夫，一个建于克拉科夫），以训练军事学。在奥方当局的许可下毕苏斯基成立一系列“体育俱乐部”（即是后来的步兵协会），这个协会为训练波兰军队提供地方。1912年毕苏斯基化名“梅奇斯瓦夫”，成为步兵协会的总司令，这个协会到了1914年已经增长到1.2万人。

（七）在1914年于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毕苏斯基提出他的预见，不久一场战争就要爆发，波兰就会重新独立，而俄罗斯帝国必将被中央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击败，而后者也将会被法国、英国和美国打败。相比而言毕苏斯基的对手罗曼·德莫夫斯基则认为让波兰统一、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在一战爆发后的8月3日毕苏斯基在克拉科夫组建一支小精锐部队（即第一精锐连），其成员来自于步兵协会和波兰步兵小队。同天瓦迪斯瓦夫·贝利纳-普拉日莫夫斯基领导的一支骑兵队被送往俄罗斯边界侦查，这甚至发生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8月6日宣战之前。毕苏斯基的战略是将他的军队往北送往俄属波兰，到达俄军的撤离区，他抱有在华沙突围来发动一次民族起义的希望。通过他有限的兵力，在开始的几天他通过批准成立虚构的“华沙国家政府”来支持他的计划，并将奥地利的规章制度用到极致。他的军队拿到主动权后继续前进，并在解放的城镇制定波兰式制度，而奥地利人认为他的军队仅仅是帮忙侦查并支持奥地利主力部队而已。1914年8月12日毕苏斯基占领凯尔采省的凯尔采，但是毕苏斯基发现他得到的支持要比他预料的要低。不久他正式组建波兰军团，并亲自担当第一旅的总司令，并成功地带领第一旅打了几场胜仗。他也在1914年秋秘密地告诉英国政府称他的军团不会攻打法国或英国，只会与俄国作战。 毕苏斯基命令要称军团人员为“公民”，这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称呼，而他则称为“指挥官”。

（八）毕苏斯基享受他手下的人员们对他的过度的关心与忠诚，这会持续后来的好几年的，波兰军团直到1917年都站在同盟国阵营内与俄罗斯作战。在军团成立后不久同样在1914年毕苏斯基组建另一个组织——波兰军队组织，这是波兰情报局的前身，用于执行谍报活动和破坏任务。1916年在科斯蒂乌赫努夫卡战役过后波兰军团推迟这次造成至少2000人伤亡，对俄国的入侵时毕苏斯基要求同盟国保证波兰的独立，他用他自己和军团很多军官的辞职书为这一要求担保。1916年11月5日同盟国声明波兰是“独立”的，希望以此来增加派往东方战线的波兰军队人数，这样的话也就能为德军在西方战线上提供足够支持。毕苏斯基同意到同盟国扶植的波兰王国任职，作为波兰摄政政府的战争部长。依毕苏斯基的身份，他应是波兰王国军队的负责人。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同盟国形势的不断恶化，毕苏斯基日益坚定地宣称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国殖民军”，而且这支部队只用于攻打俄国。他预感到同盟国将要战败，也并不希望与输家站在一起。1917年7月因毕苏斯基禁止波兰士兵对同盟国宣誓效忠而造成的“誓言危机”事件发生后他被逮捕并囚禁于马格德堡，波军被解散，它的士兵并入奥匈帝国军队中， 而波兰军队机构开始进攻德国目标。毕苏斯基的逮捕让他在波兰人之中名声大噪，很多波兰人开始将他看做是最坚定的波兰领导人，认为他将会战胜所有的在18世纪将波兰瓜分的三个帝国。

（九）1918年11月8日毕苏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国人从马格德堡释放，不久像他们之前的列宁一样被放置在驶往他们国家首都的私人火车上，因为日益铤而走险的德国人相信毕苏斯基会让对他们友好的军队集合。1918年11月11日毕苏斯基被摄政委员会任命为波军总司令，并委以为新独立国家建立国家政府的重任。在那非常的日子（后来这一天被政府定为波兰独立日）他宣布波兰独立，同样在这一周里毕苏斯基又开始针对德国卫兵从华沙，其他德军部队从“东线全德军司令部”撤军的问题进行协商。至少5.5万名德军会和平地离开波兰，将他们的武器留给波兰人，在下个月总共有至少50万人离开波兰。1918年11月14日毕苏斯基被要求暂时管理国家的运作，11月22日他从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里得到新生波兰的临时国家元首的职位，各个波兰军事组织和临时政府（华沙摄政委员会、伊格纳奇·达申斯基的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兰清算委员会）都听从毕苏斯基，而他开始建立新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社会主义者占多数，并由波兰社会党展开多项改革。这些改革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必要的，譬如说八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和女性选举权。这对于避免重大暴乱事件来说必不可少，但是毕苏斯基相信一国首脑必须要超越党派。

（十）在他抵达华沙后他遇到地下岁月中的老同事，这些老同志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称他为“同志”，并要他支持他们的革命政策。但遭到他的拒绝并说：“同志们，我与你们一同搭乘社会主义的红色电车，在一个称作‘独立’的站点下车。而你们也许会继续坐在车上，直到电车抵达你们希望的那个终点站。”他减少对任何一党的支持，并不成立任何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团体。相反他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也开始组建不包括在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军队服役的波兰老兵的波兰军队。在一战后不久的日子里毕苏斯基试图在这么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上建立一个政府，俄属波兰大部分地区都在战争中被毁，而德意志人定期的掠夺又让这个地区的财富减少了10%。另外这个国家前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领地拥有迥异的法律系统、经济和政府，而这些同样也需要统一。这个地方有九种法律体系、五种货币、66种铁路系统以及165种火车头型号，这些也都必须加快整合。瓦迪斯瓦夫·延杰耶维奇在《毕苏斯基：一生为波兰》一书中称毕苏斯基在作出决策时非常谨慎，在作出决定前他总要收集所有有关、可用的信息，再花时间来考虑。毕苏斯基驱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地工作，他坚持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吃饭时也仅仅是在廉价餐馆里单独吃一顿简朴的餐食。

（十一）虽然毕苏斯基在波兰大众中非常受欢迎，但他不合群（长时间地下工作的后果）和多疑的性格让他与其他波兰政治家关系紧张。毕苏斯基和波兰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因为毕苏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这一段时间内与同盟国合作，也因为达申斯基和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会主义者为主，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担任新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后才得到西方的认可。依然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政府自称为波兰的合法政府，即毕苏斯基的华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为了确保波兰只有一个政府并避免内战，帕德雷夫斯基会见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劝他们联合起来。在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兰出席巴黎和会时毕苏斯基担当起临时的国家元首和总司令，签署于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条约第87至93条和小凡尔赛条约正式地在国际领域中将波兰确立为独立主权国。毕苏斯基经常与德莫夫斯基惹矛盾，前者不同意后者波兰人是新生波兰的统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从德国但泽（今格但斯克）调兵到波兰也使他苦恼。1919年1月5日一些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马里安·亚努沙伊提斯-热格塔和埃乌斯塔黑·萨佩哈）尝试发动针对毕苏斯基和总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变，但并未成功。1919年2月20日毕苏斯基宣布他会将他的大权交还给新选举的波兰国会（瑟姆），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宪法中让他官复原职。“临时”的字眼从他的头衔中取消了，毕苏斯基将会任职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时候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将会被选为第一任波兰总统。

（十一）毕苏斯基这时的外交政策是提议在波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组建联邦（海间联邦，即波兰语中的“大海之间”，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邦），这样波兰的版图就跟瓜分波兰之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差不多。毕苏斯基的这个计划遭致诸多预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不愿交出来之不易的独立）和同盟国的反对，对他们来说这对现存的权力平衡实属是鲁莽的冲撞。根据历史学家乔治·桑福德的说法称1920年毕苏斯基准备要试验他这种“海间联邦”的可能性，在同盟国与东欧联盟的战争过后东欧又爆发一系列边境冲突，其中包括波乌战争（1918年-1919年）、波立战争（1920年在热利戈夫斯基兵变时达到颠峰）、波捷战争（开始于1918年）和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在一战后波兰的所有边界都不平静，毕苏斯基针对波兰未来的边界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西方所有能得到的所有土地都要依靠协约国，要达到能够挤压德国的程度。而在东方有几道或关或闭的门，而其与打开的人、与打开到什么程度有关。” 1918年波兰东部中波军在波乌战争与乌克兰交战，而毕苏斯基作为波军总司令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发自1918年11月12日，内容是要支援波军对利沃夫的进攻。但是当乌克兰人成为第一明确的敌人时这体现出乌克兰的各类派别并非这个地区的实权，未来会体现出布尔什维克才是事实上、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它不但是新生波兰的敌人，也是乌克兰的敌人。

（十一）毕苏斯基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独立的波兰的盟友，他们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他将布尔什维克的西进看做是主要问题，但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波兰而言危险程度不及他们的敌人——白军。这些“白俄”们（旧俄罗斯帝国的代表）只愿给波兰有限的独立，他们可能认为波兰的边界跟过去的波兰议会王国相同，而且很明显地他们反对波兰占领乌克兰，这是毕苏斯基“海间联邦”计划中的关键。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至少宣布瓜分波兰的协议是无效的，因此毕苏斯基推测波兰和布尔什维克毗邻而疏远西方，情况比与复辟的俄罗斯帝国毗邻要好一点。不顾英法协约并加入列宁挣扎中的苏联作战的毕苏斯基可能拯救布尔什维克，让它不置于在1919年灭亡。1920年3月毕苏斯基晋升为“波兰第一元帅”，因波兰东进导致的俄罗斯1918年-1919年西进死灰复燃，一系列持续升级的战役重新打响。1920年4月21日毕苏斯基元帅（他1920年3月得到的军衔）与乌克兰领导人西蒙·彼得留拉签署一项军事协议，带领两国共同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战。波乌条约的目标是建立与波兰联盟的、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报答时彼得留拉放弃乌克兰对东加利西亚的主权，因此他遭到东加利西亚乌克兰领导人的指责。波乌联军在毕苏斯基领导下发动针对驻乌俄军的一次成功进攻，1920年5月7日伴随着微乎其微的冲突，他们占领基辅。波苏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将波兰的行为看做是叛乱事件，几千名官员和逃兵参军以及成百上千的平民自愿在后方参与战争的生产工作。

（十二）苏俄从白俄罗斯发起反攻，在乌克兰发起反击，从通往德国的道路上向波兰进军，这样做也能够支持德国共产党的夺权斗争。苏俄信心倍增并发表他们入侵西欧的计划；苏俄共产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在《真理报》中称希望得到将战争从华沙“延伸至伦敦和巴黎”的物资。苏俄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指挥中称：“向西去吧，让白色波兰的尸体躺在地上，让革命蔓延到全世界，进军维尔纽斯、明斯克、华沙。” 并称：“要在波兰的遗体上进军柏林。”1920年7月1日由于苏俄的快速反击，波兰国会“瑟姆”成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毕苏斯基领导，用于快速作出决策，临时取代难以达成共识的瑟姆。但是国家民主党声称布尔什维克的接连胜利是毕苏斯基造成的，并要求他下台，有的甚至指责他叛国。7月19日委员会的不信任决议案的失败让罗曼·德莫夫斯基收回该议案，8月12日毕苏斯基提出将他的职位交给总理文岑蒂·维托斯，主动承担全军覆没的责任，但是维托斯拒绝接受他的请辞。协约国强迫波兰向布尔什维克投降并进行协商，但是毕苏斯基坚持主张继续战争。诺曼·戴维斯在那时提到：“尤其是在国外，毕苏斯基那时还没有他后来的威信。作为战前的革命派，他让他的党派分道扬镳，争吵不断；作为一战时的将军，他让他的军团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为波军元帅，他让波军失去基辅和维尔纽斯。他背叛他的波兰社会党和他的同盟国，拒绝与协约国同盟。

（十三）在法国和英国中他是让波兰走向灭亡和背叛的盟友，在俄罗斯中他被认为是消灭帝国主义同盟中的虚伪的仆人，从列宁到劳合·乔治、从《真理报》到《晨星报》都认为他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者。”1920年8月所有在他悲惨一生中所签署的协议将伴随着华沙的陷落而完成它们的使命，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波兰在华沙战役中冒险，非常规的战略让苏俄的攻势停了下来。波军的计划是由毕苏斯基和其他人（包括塔德乌什·罗兹瓦多夫斯基）设计出来的，后来一些毕苏斯基的支持者要将他说成是波军战略的创造者，而反对者则极力忽视他的作用。在西方中很长时间都存在一个传言，坚持称是法国驻波军事使节团的马克西姆·魏刚拯救波兰，但是21世纪的学者认为魏刚即使有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毕苏斯基的计划是要波军撤回维斯瓦河，保卫华沙在维斯瓦河和维普日河的桥头堡，再将25%的可用师集中于南部，以作战略上反击的准备。下面的计划就需要将军约瑟夫·哈勒尔麾下的两支军队，他在面对苏军从东部的正面攻势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他们的战壕阵地，同时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靡下的军队袭击华沙北部，切断企图从该地包围波兰首都的苏军。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相对较小的、2万人的、新集结的“后备军”（也称为攻击兵团），这支军团包括意志最坚定、战斗力强的士兵，由毕苏斯基亲自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带头从华沙城南的维斯瓦河-维普日河三角洲穿越从情报称的苏军西部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的缺口，向北发起闪电般的攻势。

（十四）这次攻势会从它的保护区撕裂西部方面军，打乱它的活动。最后西科尔斯基的军队和“攻击军团”在东普鲁士边境会合，将被包围的苏军消灭。那时毕苏斯基的计划广受批评，只因波军的危急形势才让其他指挥官遵其道行之。虽然基于可靠情报还解密苏联的电报，但这个计划被一指点破毕苏斯基的缺乏常规军事训练的、高级的军官认为是“业余的”。当该计划的复制品落入苏军手中时苏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个诡计而不理会它，几天后苏军因此在华沙战役中损失惨重，自负的红军受到它所受的最大打击之一。一位国家社会党瑟姆议员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创造个短语——“维斯瓦河奇迹”，以表达他对毕苏斯基“乌克兰冒险”的反对。斯特隆斯基的这个短语被一些爱国或虔诚的波兰人用作对毕苏斯基的赞美，他们并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的讽喻，法国军事使节团的一位年轻成员夏尔·戴高乐后来会用到从波苏战争和毕苏斯基学来的一些经验。1921年2月毕苏斯基访问巴黎，在那里他与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谈判，确定会在此年后正式成立的法波同盟的组建一事。象征波苏战争结束的《里加条约》在同年签署，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俄罗斯和波兰所瓜分，毕苏斯基称这份条约是“懦弱条约”。 这一条约以及毕苏斯基准许将军卢茨扬·热利戈夫斯基从立陶宛人手中占领维尔纽斯标志着毕苏斯基“海间联邦”计划的终结，1921年9月25日毕苏斯基因第一届东方商品交易会的开张访问利沃夫时他差点被代表譬如乌克兰军事组织之类的乌克兰独立组织的斯捷潘·菲达克暗杀。

（十五）在波兰1921年3月宪法多次严格地限制总统的权力（故意阻止从战场上回来的毕苏斯基当选总统）后毕苏斯基便不再竞选这一职位，1922年12月9日波兰国民大会推选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的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他的当选遭致右翼政党的反对，成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波兰国民大会是波兰的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国民大会为两院制，分为波兰共和国下议院与波兰共和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460名，参议院议员100名，均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国民大会每届任期4年。12月14日在贝尔韦德尔宫中毕苏斯基正式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移交给纳鲁托维奇，而“国家元首”的称呼被总统代替。在两天后的1922年12月16日纳鲁托维奇被右翼画家和艺术批评家埃利吉乌什·涅维亚多姆斯基枪杀，后者原本是想暗杀毕苏斯基的，但在受国家民主党的反纳鲁托维奇宣传后改变目标。对毕苏斯基而言这是次很大的打击，是一件将他波兰依民主制运作的信仰打断的事情， 这也让他更崇尚铁腕政治。他成为总参谋长，与军事部长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一道设法通过暂时的戒严状态稳定局势来制止动乱。毕苏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当选为新总统，同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维托斯当选为总理，但是新政府（依照兰茨克罗纳协议是温和派的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和右翼的国家民粹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中包括毕苏斯基的右翼敌人（是在他心里让纳鲁托维奇死去的和发现不可能与他合作的那类人）。

（十六）1923年5月30日毕苏斯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在斯坦尼斯瓦夫·谢普蒂茨基提议军队应受民政当局更紧密的监督后毕苏斯基将其批为试图让军队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辞去最后的政治职务，同天瑟姆左翼议员签署一项决议，感谢他以前的工作。毕苏斯基在他华沙外的苏莱尤韦克的乡村庄园“米卢欣庄园”退休，这也是他的战友介绍给他的。他在那里定居下来，通过写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回忆录来维持生计，其中包括《1920年》。在毕苏斯基宣布退休前后波兰经济处在混乱中，恶性通货膨胀加剧社会动荡，政府不能找到解决失业率攀升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毕苏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坛，他开始组织集中于前波兰军团和波兰军队机构成员，还有左翼及知识阶层的、新的权力基础。1925年在几任政府迅速更替和政治形势日趋混乱的情况下毕苏斯基对政府越发不满，最后发出要求维托斯内阁下台的声明。 在毕苏斯基强力批评的赫耶诺-皮雅斯特联盟组建新政府的时候在1926年5月12日至14日毕苏斯基在一场得到社会党、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农民党甚至共产党支持的政变（五月政变）下重返权力中心，毕苏斯基希望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冲突，但政府拒绝退让，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杀，至少900人受伤。 5月31日瑟姆将毕苏斯基推选为波兰总统，但是毕苏斯基知道总统只有很有限的权力而拒绝该职位，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当选总统来替代他。

（十七）毕苏斯基的正式职务（除了在1926年至1928年和1930年曾两次当选总理外）大半时间内都局限于国防部长和军队总检阅官，他也充当军事部长和战争委员会委员长。毕苏斯基没有推行任何较大改革，他很快疏远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激进派，宣布他的政变是“没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标是令国家安定、排除他认为腐败又无能的政党的影响力并加强军队，在内政方面毕苏斯基的政变需要为他的萨纳齐亚政体（1926年-1939年）扫除议会政府的限制，他有时运用专制制度来让“人民生活恢复健康”。自1928年起萨纳齐亚当局被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称为现实主义政治的代表，民众的支持和有效的宣传机构让毕苏斯基得以维持他的专政，让它不会被总统推翻。而总统也是毕苏斯基认定的，而不是瑟姆。瑟姆的权力被在政变后的1926年8月2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缩小，1926年到1930年毕苏斯基主要信赖削弱反对派领导人影响力的宣传，他专制而高于法律的权力在1930年随着在1930年波兰立法选举前对某些异见者的监禁和审判和1934年贝雷扎-卡尔图斯卡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位于今比亚罗扎）的竣工（那里的囚犯遭遇残酷的虐待）而达到颠峰。在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于1930年获胜后毕苏斯基将国内事务推给他的“上校”们，而自己则专心于军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的处理广泛地遭致政敌的批评，而他们在1930年的监禁和审判受到国际的谴责，让波兰的名誉受损。

（十八）毕苏斯基对波兰的民主制越发失望，他将90名武装士官放入瑟姆大楼，以对即将开始的不信任投票作出回应， 这件事在当代与现代的目击者看来是独裁者对政治质疑回应的范例。毕苏斯基主要目标之一是将议会制转为总统制，但是他反对引入极权主义。1935年4月得到毕苏斯基支持者的调整，以符合他的要求（制造出一个强力的总统的宪法对他而言来的太晚，让他未能在此职位中任职）。但是四月宪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为波兰所采用，也会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到战争结束及其后。但是毕苏斯基的统治相比法律而言更依靠他的魅力，他的追随者没有人声称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在他死后萨纳齐亚政体将会很快破裂，将波兰带回前毕苏斯基时代的议会政治竞争中。毕苏斯基的政体是国家稳定时期和占第二共和国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形势好转的开始，毕苏斯基将国家民主党的“民族同化”政策转为“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公民不以他们的种族衡量，而是以他们对国家的忠心衡量。他让“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同样适用于波兰犹太人的行为，广泛受到国家民主党反犹政策的反对。1926年至1935年很多波兰犹太人对毕苏斯基关系亲切，这些人因此政策情况转好，特别在毕苏斯基任命的总理卡齐米日·巴尔泰尔执政期间。很多犹太人将毕苏斯基视为他们在波兰抑制反犹主义趋势，保持社会治安的希望。他是稳定的保证者和犹太人之友，这些犹太人投票支持他，活跃于他的政治集团中。

（十九）毕苏斯基在1935年的逝世让波兰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恶化，1930年代因大萧条造成的恶性循环，发展组合起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恐怖分子的进攻和政府的谈判，造成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恶化。少数民族的动乱也与外交政策有关，随着镇压乌克兰人人口众多的东加利西亚的动乱与近1800人的被捕后麻烦接踵而至。政府也开始与德意志人关系不合，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政府还没有到推行反犹的地步，但是犹太人（占波兰人口的8.6%）因大萧条造成的经济颓势开始不满，总之到毕苏斯基的去世时他的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越来越成问题。军事方面将自己展示为造就“维斯瓦河奇迹”的睿智军事战略家的毕苏斯基却因专心于人事管理、忽视军事战略和装备而遭致一些人的批评，他在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的经验也许让他高估骑兵的价值，疏忽对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他人称特别从1920年代末开始他支持哪些军队分支的发展，这个时代波兰军队现代化的限制可能出自财政因素，而不是毕苏斯基的思想有问题。1935年还不为人所知的是毕苏斯基的健康状况在几年内恶化，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华沙贝尔韦德尔宫逝世。有关他一生的纪念仪式在他逝世的情况被宣布后的半小时后自然地开始了，这次纪念仪式由军队人员举办（过去的军团士兵、波兰军队机构成员、波苏战争老兵和他作为国家元首以及后来的总理和总检阅官时的政治伙伴），波兰共产党当即指责毕苏斯基为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拥戴者。

（二十）但是其他萨纳齐亚政体的反对者更加温和，社会主义者（例如伊格纳奇·达申斯基和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和基民党（以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来吊唁他。人民党对此事分成两方（文岑蒂·维托斯发表对毕苏斯基的批评，但是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苏古特支持他），而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对他表示温和一点的批评。吊唁仪式按照波兰天主教的仪式进行，由波兰大主教奥古斯特·赫隆德以及自称为元帅“私人朋友”的庇护十一世主持。对毕苏斯基值得注意的赏识可以从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体现出来，东正教、希腊东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机构都举行对他的吊唁仪式，称赞他的宗教宽容政策。他的逝世对犹太人是一次打击，他们甚至在几年后都将他惦记为“保护犹太人”的“老好人”。 少数民族的主流机构都支持他种族宽容的政策，虽然他遭致除波兰共产党人外的犹太人工会联盟、乌克兰人、德意志人和立陶宛人中的极端主义者批评。国际上庇护十一世在5月18日于圣座举行特别仪式，日内瓦国联为此举办特别仪式，很多来自于各国首脑的吊唁信涌入波兰，其中包括德国总理希特勒、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和其首相墨索里尼、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和总理皮埃尔·埃蒂安纳-弗兰迪、奥地利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向他发来唁电。

（二十一）纪念仪式、弥撒和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都已完毕，一列葬礼火车环行波兰，在克拉科夫瓦维尔主教座堂圣列奥纳德地下室陈列两年后毕苏斯基的遗体（除了放置在斯蒂芬·巴托里大学以供教学的大脑和与他母亲在维尔纽斯拉索斯公墓同葬的心脏）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银钟下。毕苏斯基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后乃与1908年创立秘密军事行动同盟，后获得奥匈帝国同意改组为合法的来复枪兵同盟，成为培训波兰军官的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3个旅的波兰兵团对俄国作战且战功累累，1916年德奥为使波兰提供更多的兵力，宣布波兰独立。毕苏斯基任新成立的波兰国务会议军事部长，1917年因拒绝宣誓效忠德奥而被囚于德国马格德堡监狱。德奥战败和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建立后他作为民族英雄回到华沙，被推举为国家元首（1918～1922）和陆军总参谋长。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在内的由波兰领导的联邦国家，于是趁苏俄内战之际出兵乌克兰和立陶宛。1920年他攻占乌克兰首府基辅，但很快就被苏俄红军逐走。苏俄红军乘胜进军，打算直接灭掉波兰。毕苏斯基指挥波兰军队利用苏军弱点以少胜多，在华沙战役中大破苏军，赫赫有名的苏军名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他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名震欧洲的风云人物。1922年波兰大选中他把总统让给新当选的总统，自己担任总参谋长，1923年右翼的国家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而下野退出政界。

（二十二）1926年5月毕苏斯基在同激进党派的报刊、新闻记者的几次会见中曾指控维托斯政府如何腐败，其中包括受贿以及滥用政府资金。维托斯命令将刊登这些内容的报纸全部没收，因而激怒激进派。当武装警察袭击毕苏斯基住宅时忠于毕苏斯基的部队举行暴动并进逼华沙，维托斯于5月14日被迫辞职。1926年6月13日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独揽波兰大权，他拒绝就任总统，只担任军队总监。新总统与内阁同意他为军队的终身司令官，地位不受政府变动的影响，不受内阁和议会限制，他成为实际的军事独裁者（1926～1935）。他打着“整顿社会政治制度”的旗号在政府和军队中清洗异己、修改宪法、破坏议会制度。1930年夏中左派密谋推翻政府，他一举逮捕18个党派的代表，让反对派在刺刀下和他达成和解，旋又释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派秘使去了巴黎，要求订立军事同盟未果。1934年与希特勒签订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派人去苏联，要求延长苏波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期至1945年12月31日。德国多次提议建议德波军事同盟对付苏联，他一概谢绝并拒绝与希特勒会晤。他于1935年逝世前感到波兰危机，号召备战，他死后4年波兰被德国占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他成为波兰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和欧洲政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让波兰在123年（是为瓜分波兰时期）后于1918年重返自由的功臣，但是毕苏斯基未能将其家乡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与新生的波兰合并。

（二十三）他是波兰历史上一位能力超凡、手腕灵活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他重创苏军的业绩使一贯备受俄国欺压的波兰恢复自尊和自信，波兰华沙有一座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在毕苏斯基的统治下波兰与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拉脱维亚维持良好关系，但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紧张，与立陶宛的关系也依旧不好。而与魏玛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则多变，但在毕苏斯基的统治时期大部分时候都能够称为是中立的。毕苏斯基计划削弱俄罗斯帝国和他的后继者苏联，得到绝大多数以上两国的非俄罗斯民族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支持的普罗米修斯计划，从1927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前都是由军事情报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凯维奇运作的，在战间期普罗米修斯运动没有多少实际的成果。波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个月后的华沙毕苏斯基希望在国际上保持他国家的独立性，在他的被保护者、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的协助下他通过与西方势力（譬如法国和英国，还有势力虽然不大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并带着善意结盟为波兰寻求帮助。作为法波联盟和波罗联盟（小协约国的一环）的支持者，毕苏斯基因法国和英国在洛迦诺条约中显而易见的绥靖政策失望了。 

（二十四）因此毕苏斯基也以与苏联和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为目标，并毕苏斯基与上述两大强邻签署不侵犯条约：1932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两条约意在加强波兰在其心目中的盟友与邻国之间的地位，毕苏斯基明白这些条约徒为一纸空文并论到：“拥有这些条约后我们就要跨坐两板凳，这不会持续的太长。我们要知道我们因哪条板凳而摔倒，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摔倒。”对上述两张不侵犯条约的批评谴责毕苏斯基低估希特勒的野心，给了时间让德国重整军备。让斯大林可以排除异己（特别是在乌克兰），得到毕苏斯基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支持。在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月步入权力中心后毕苏斯基传闻建议法国发起对德的预防性战争，它表明毕苏斯基也许在论及共同对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扩充军备的德国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时试探过法国的意见，法国的冷漠也许成为波兰在1934年1月签署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但是没有在法国或波兰的外交文献中表明这样的预备性战争的建议在事实上永远是超前的。希特勒多次提议建立对抗苏联的德波联盟，但遭毕苏斯基拒绝，他以珍惜宝贵的时间为对德，或对苏的潜在战争作准备。钦佩毕苏斯基的领导和其成功的政变的希特勒， 也保持着与毕苏斯基进行私人会面的希望，但再次遭到冷落。就在他逝世前毕苏斯基告诉约瑟夫·贝克称波兰的政策必须是与德国保持中立，保持波兰与法国的联盟，改善与英国的关系。

凯恩斯革命

（一）凯恩斯革命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为时代背景，创建以需求管理为中心思想的政府干预收入、分析宏观经济的一次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它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对经济学的发展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百年以前经济学界还很少有人谈及经济学应有宏观、微观之分，而今天经济学家谈论起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时却显得那么自然，好像这个问题如同一天有白昼和黑夜之分那样无须争辩，但是任何事物、任何提法若要被世人公认总是有一个过程的。1936年经济学界发生一件大事，那就是凯恩斯发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在刚撰写通论的时候就开始造舆论，他给戏剧家萧伯纳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并颇为自负地说此书也许会对世界上关于经济问题的思考方法发生革命引得世人拭目以待。果然该书一出的确轰动一时，经济学界公认经济学发生一场“革命”。重大突破：否定传统经济学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明确承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及严重破坏性；摒弃传统经济学的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机理，不相信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协调性，认为经济危机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而恢复均衡。坚决主张采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紧急抢救；否定传统经济学在经济危机病因探索方面的“外因论”，转而寻找不稳定的内在结构，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从考察生产就业和收入的决定因素入手，创立有效需求原理及三大心理定律；.开创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原因，以区别于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家庭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摈弃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主张膨胀性财政政策，主张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和举债支出。

（二）不可否认凯恩斯的经济政策的实施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促进经济增长，使西方世界经历长达25年之久的“繁荣”。但是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膨胀性经济政策的后果带来70年代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不得不退出“官方经济学”宝座，让位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即使如此在各国实施的经济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凯恩斯（1883～1946年）的出生与马克思的逝世刚好同年，凯恩斯不能算一个单纯的经济理论家，有人责怪他一生花费在经济研究上的时间显得太少。凯恩斯交友广泛、兴趣多样，当他还在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是如此。凯恩斯曾在政府的印度事务部任过职，成绩卓著。他搞过实务，在皇家学院当过教员，还当过财务主管。这些职务也是显示他的才能的好机会，这个机构在1920年濒于破产，可是到了凯恩斯逝世的那年就拥有净资产两百万英镑。凯恩斯对戏剧、文学、音乐和芭蕾舞艺术均有兴趣，他的夫人就是一名俄国芭蕾舞演员。凯恩斯对数学也有研究，大学尚未毕业时他就写过一本概率论的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曾任皇家印度财政大臣顾问团的顾问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战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主要代表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但不久便辞职，原因是他对凡尔赛条约的内容深感不快，不主张要求德国赔偿。1944年凯恩斯作为英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方面都作过重大的贡献。

（三）除《通论》外凯恩斯一生还写过许多著作，如《货币改革论》、《通向繁荣之路》、《怎样筹措战费？》等，但凯恩斯最主要贡献还是他的主要著作—反映他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的《通论》。宏观经济学是研究大的经济问题的，也就是以研究社会整体的经济变量为己任的，凯恩斯的主要贡献也就在于此。但不能简单地说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只是从凯恩斯开始的，事实上在凯恩斯之前历代的经济学家（诸如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和以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学派）都研究过宏观经济问题，后人把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的经济学说基本上归属于微观经济学。这虽说有几分理，但总显得牵强，倘若他们活着时未必会同意这样判断的。公正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从未奠定过宏观经济学的基石。重商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宏观经济问题，他们的兴趣所在是要了解决定整个经济生产能力的主要力量是什么？能否达到潜在的生产能力？因此他们强调经济增长的本原和原因。他们崇尚政府，认为如果不靠政府的干预，整个经济也许不能充分利用其潜力。他们极力主张政府应当支配国内和国际的贸易，并强有力地控制货币的供应。重农学派讨论的问题也是宏观多于微观，重农学派以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为代表，也寻求经济增长的本原和原因，但不赞成对国内外贸易实行管制。他们的兴趣不在于货币，而在于引起经济增长的真正力量是什么？

（四）依他们看来物质财富不是通过交换过程创造的，而是来源于农业或者自然界。著名的魁奈经济表把整个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农民、土地和非农业部门。这种分析方法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像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分析和列昂节夫的投入—产业表的经济计量分析都受到魁奈经济表的启发和影响。亚当·斯密竭力反对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在整个经济中不存在一种会阻碍达到最高生产能力的内在力量。当时就有些重商主义者认为消费水平过低、储蓄过多会引起萧条，但亚当·斯密认为储蓄会引起经济增长，因为储蓄与资本积累属同步，一部分人的储蓄意味着这部分钱让与他人投资之用，因此储蓄不会引起萧条。他反对国家干预贸易，主张自由放任和竞争，并认为竞争会使资源达至最大限度利用的程度，显然他研究的是宏观问题。但他认为整个社会由于竞争而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起着政府干预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宏观经济上似乎没有严重的任务。在当时亚当·斯密力主政府要“廉洁”和减少干预，由于受他的思想影响，后人大多把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注意力从宏观转到微观。经济学家继承亚当·斯密的观点，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方面。他们始终认为宏观经济决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此论点以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供应自身创造需求最为著名，几乎他们都信奉“萨伊法则”。

（五）在他们看来自由竞争的经济是最能有益于社会的，但是理论是要受实践检验的。“看不见的手”和“萨伊法则”并没有给经济的繁荣提供任何保证，事实教训着死抱着旧的教条的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世界及发生空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一片混乱、百业萧条、物价猛跌、工厂倒闭、人心恐慌、局势动荡，至今西方的人们谈论起那次危机还心有余悸。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一半，总产量下降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的空前水平。”在这种存亡危急的时刻经济学家对现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反省和批判，并企求新的理论来解释严峻的危机现实，以得出挽救经济的可行办法。于是时势造英雄，凯恩斯没有错过机会，他的理论伴随的宏观经济学说就应运而生。凯恩斯针对经济危机期间所出现的严重失业状况提出“充分就业”的概念，所谓充分就业就是在一个具体工资水平上人人有事做。凯恩斯将失业的情况分为三种：一是由于某种专门劳动市场供过于求造成的，叫“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现有的工作不喜欢而情愿呆在家中，叫“自愿失业”；还有一种是由于在现行工资水平上，人们愿意工作而得不到工作，叫做“非自愿失业”。磨擦失业可以通过对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和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迅速解决，自愿失业则是劳动队伍自身的选择，所以这两类失业不算真正的“失业”，因此只要解决“非自愿失业”的问题就可说得上充分就业了。

（六）要想做到充分就业就要求一种达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水平，凯恩斯肯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取决于总的有效需求水平。在他看来以前的理论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假定供应会自行创造需求。当有人对萨伊法则提出疑问并认为过度的储蓄或者过度的消费也许会导致萧条时古典理论总是这样解释：储蓄的决策总会导致投资的决策，而利率的变动又会使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平衡。凯恩斯对此则提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化而不是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既认为国民收入水平取决于总需求水平，又认为总的有效需求取决于对消费商品和投资商品的需求。就个人消费来说“量入为出”，消费水平依赖于收入水平，消费额总是占收入额的一定比例，这种比例称为“消费倾向”。一般地说这种比例或倾向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开支会增加得比比收入速度慢。当总的实际国民收入增加时总的消费水平也增加，但不会象国民收入增加得那么快，这包含的意思就是边际消费倾向（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所增加的消费金额）小于1。消费的速度不及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多余的钱当然是用于储蓄。于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储蓄绝对额也增加，很明显总需求量与实际消费量之间出现—个裂缝。如果储蓄不及时转化为投资，那么生产出来的东西就会发生过剩，有效需求就会出现不足的现象。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减少国民收入水平。

（七）国民收入的均衡不一定就是充分就业的均衡，只要需求不足就会使社会资源利用不足，结果使在工人失业和资源闲置的条件达到国民收入的“均衡”。因此在凯恩斯看来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行调节，那么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而通常的情况则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那么储蓄会不会及时转化为投资呢？按照传统的理论时只要利率恰当，储蓄必然全部转化为投资。凯恩斯对此又大唱反调，他认为投资的数量不完全取决于利率，而主要依赖于预期的利润串。随着投资助增加，资本的预期收益会发生递减，这就叫做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利润和投资数量关系时常显得不稳定，因为投资决策是根据对将来的成本和销售收入的估计做出来的，所以利润期望值会对投资决策起相当大的作用，不肯定性、风险、期望、投资者的态度和信心都会对投资决策发生影响。因此储蓄金额多了，利率再下降，不一定就会直接引起投资的增加。凯恩斯认为一味依靠利息率降低来刺激投资并未能始终奏效，有时投资可不受利率的影响，如果预期利润前景不妙，即使利息串再跌，只会造成储蓄多、投资少的现象。因为储蓄大于投资，所以导致国民收入水平下降。对于利率机制的解释时凯恩斯的见解与以往不同，以往的理论认为利率是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两个函数的相互作用，在现行的利率水平上储蓄大于投资，利率就会下降；反之投资大于储蓄，利率就会上升。货币供应数量的变化既不影响长期的利率，也不影响实际的国民收入水平，货币供应所能影响的只是价格水平。

（八）凯恩斯的解释是：利率取决于个人和企业持有货币的愿望和数量，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数量影响利率。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上人们对持有货币的不同需求，凯恩斯称之为“灵活偏好函数”，它由三个动机组成：出于交易的目的（个人购物，企业购买投入）；出于预防的目的（准备一笔钱以应付意外开支）；出于投机的目的（哪里收益高，钱往哪里投）。出于前两种目的而持有的货币对利率变化的反映是不敏感的，叫做完全缺乏利成弹性；出于第三种目的而持有的货币对利率变化的反映是非常敏感的，具有利率弹性。利率下降得越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出于第三种目的而持有的货币变得对利率的变化完全富于弹性。这种情况是在萧条时出现的，即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不必再使利率下降。换言之利率在低水平上维持不变，货币数量依然大量增加。人们手中持有货币增多是出于第三种目的，因为利率如此之低。把钱存入银行或放在手中得失相差无几，不如握在手中为好，这种情况凯恩斯称之为“流动性陷饼”。他以此批评传统经济学只看到交易性的货币需求（—前两种目的），而忽视投机性的货币需求（第三种目的）。以往的理论认为货币有价值贮藏的作用，但不是很强调。凯恩斯特别强调此点，他认为利率的高低受货币供应数量的支配。他最重要的、与古典学派关于利率问题的区别就是关于货币投机需求的理论，即增加货币供应会导致利率下降，增加投资会增加国民收入，在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应全部会被投机需求所吸收。

（九）概而言之凯恩斯的理论基本上涉及到四个概念：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函数；货币供应数量。凯恩斯的理论特色就是对经济波动的分析，他强调投资的作用，即投资的某种变化会导致收入的变化，而且是以当初投资的某种乘数（倍数）来变化的。这种乘数效应起初是由俄国经济学家杜根一巴拉诺斯基等提出来的，但从未从理论上正式阐明过。1931年卡恩这位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具体地发展这种分析，凯恩斯后来在《通论》中充分采用这种乘数理论，尔后广为人所知晓。基于这些理论时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他主张政府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总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并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凯恩斯在许多方面取得成功。他认为平衡预算的概念对决定政策不起作用，呼吁财政政策要从旧式的预算平衡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于是古典经济学的预算平衡的原则从此被打破，许多国家的政府从不得已的预算赤字，逐步走向主动的、无所顾虑的赤字预算。赤字预算的确刺激有效需求，但却又产生通货膨胀等新问题，引起后来的经济学家为此而争论不休。

（十）凯恩斯反对一味节俭，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社会道德规范认为储蓄、节俭是美德，极少宣传消费是善举、是刺激经济的良策。他引用过孟德维尔的寓言：蜜蜂社会由于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而繁荣；又由于节俭而衰落。以此说明节俭往往对社会不利。为刺激经济发展，凯恩斯主张物价上涨。因为通过物价上涨使实际工资下降的办法要比传统的主张降低名义工资的办法更为聪明、可取，降低名义工资也许会刺激企业的经济活动来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就个别企业来说也许行得通。但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做法并非良策，因为降低名义工资容易引起工人的反抗，而且降低工资水平会相应地减少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导致市场和生产的进一步紧缩。凯恩斯也主张“济贫”，他认为向富人征税再救济给穷人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富人的钱越多，储蓄的钱会越多。而征税后储蓄会减少，再救济结穷人，使之用于消费。把大部分的国民收入转用于消费，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刺激生产、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还不止这些，从上述可以看出他的政策主张与他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他的许多主张被西方国家当政者所采纳，尽管有的没有兑现，但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经济学说史上无论是赞成他的人也好，反对他的人也好，都不能不提到他和他的理论，历史不会使他湮没无闻。

（十一）由此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是凯恩斯，凯恩斯的思想一方面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受先辈经济学家的启发。关于有效需求刺激国民收入的问题并不是由凯恩斯首先提出来的，马尔萨斯的思想对凯恩斯的影向至深，而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钦佩之情则常常溢于言表。但经济学界并不认为在经济学上曾发生过“马尔萨斯革命”，而只承认凯恩斯革命。因为是凯恩斯而不是马尔萨斯对有效需求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马尔萨斯在许多方面是含糊不清的。除个人原因外还应当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凯恩斯和马尔萨斯都遇到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严重失业和萧条，但凯恩斯碰到的问题比马尔萨斯所遭遇的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凯恩斯的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也有人反对此说。不管如何凯恩斯是通过对严重的萧条进行思考而产生出这些理论的，可见宏观经济学是与以往的经济学说的总体分析相对立而产生的。以往的理论其实并不能胜任总体分析，不能解释经济产生萧条与失业的现实。于是作为凯恩斯革命的一种结果，宏观经济学承担这一任务。而以往的理论、规程则更多地用于解释“微观”——个别企业相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如此分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可以各司其职、和谐共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