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 （恩格斯）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三） 暴力论（续）
三 暴力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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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
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
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兜圈子，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中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没有起多大作用。（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向德国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
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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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不仅如此。
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
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300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
（火枪从出现到现在，它的基本原理始终未变。一只“枪管”，枪管的底部放火药和子弹。点燃火药在狭小的枪管底部产生爆炸，爆炸的气浪推动子弹从枪口射出。
与之相关的有两点。一个是点燃枪管底部火药的方式，另一种是装填子弹的方法。
最初，直接在枪管底部放置火药的地方开一个小孔，将烧红的炭条或者细铁棒插入孔中点火，这种点火方式发射子弹的火枪就叫做“火门枪”。火门枪需要用一只手拿着火条对准火门点火，既浪费时间，又不容易瞄准。
能不能不用一只手拿着，用机械点火呢？为此设计了火枪“扳机”。“扳机”与一个“枪机”相连，枪机上放置“火绳”。只要手指勾动“扳机”，“扳机”就带着“枪机”运动，“枪机”上的火绳落入火门，点火发射子弹。这种点火方式的火枪叫做“火绳枪”。
火绳枪实现了“手指一勾，子弹发射”这一最简洁的射击姿态。但火绳仍然是“明火”，它需要在使用之前先把火绳点燃，再把火绳装到枪机上。黑火药的改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黑火药只需一个火星就能点火。仍然用“扳机”连接“枪机”，“枪机”上设计一个“带燧石的击锤”。在火门旁再安置一个“击砧”。手指勾动“扳机”，击锤撞击击砧发出火花，火花落入火门，点火发射。这种点火方式的火枪就是“燧发枪”。燧发枪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战斗方法。
子弹打出去了，当然还要再放进去才可以再次发射。装填子弹也不是容易的事。最初采用的方法叫做“前装枪”，就是从枪口把子弹放进去。在放子弹之前，需要把枪口朝上，先放一个小火药包，再放子弹。放进去之后，还要用一根“通条”从枪口塞进去，把子弹压实。
改进的办法分两步。第一步，把小火药包和子弹装成一体，这样只要一个步骤就可以放进子弹了。第二步，在在枪管底部增加一个“枪膛”。子弹直接放进枪膛，不再需要用“通条”压实。因为子弹是放进枪管底部的枪膛，所以这种方法就叫做“后装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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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18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
（燧发枪能够远距离射击，并且威力很大，可以轻易穿透护甲。一百步的距离，步兵冲锋大约需要一分钟。燧发枪一分钟能够射击三次，排成两排轮流射击，一分钟可以发射6轮齐发。在这样的密集火力面前，以往的长矛步兵等于白白送死。）
这些士兵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
（无论是火绳枪还是燧发枪，都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命中率不高”。为了大量生产并且装备普通士兵，火枪的精度大大下降。提高火枪效率的最佳方案就是“集合兵力，密集发射”。“线式作战”，就是士兵横着排成一个长排。这种方式在战场中最容易指挥，并且效率最高。）
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在开阔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士兵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如果对战双方都采用“线式作战”，就会出现今天看来很尴尬的场面，双方士兵排着长队互射，又被戏称为“排队枪毙”。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是决胜的关键。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军在这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大陆军多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兵”。这就是说，在正面战场上的常规战斗方式下，大陆军不可能获胜。）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
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投入众多兵力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众多兵力，这种形式就是纵队。
（“纵深队形能够给敌军士兵带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敌人会出于本能害怕正在朝他们推进且拥有优势兵力的部队，而且位于纵队最前方几列的人员通常都是精选出来的士兵，纵队冲击的胜利基本都依赖于他们的勇气。”
“然而，革命战争初期的法军训练情况并不算好，因此并不能遵循全套线式战术原则作战。即便对训练有素的步兵而言，让由几个营组成的横队以完整的队形、齐整的队列和一定的间隔行进较长一段距离仍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如果是在起伏地形上冒着敌军火力行进，那就尤为困难，对于缺乏经验、训练不足的革命军士兵而言，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拿破仑战争中的俄军战术》作者：【俄罗斯】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日莫季科夫 【俄罗斯】尤里 ·列昂尼多维奇·日莫季科夫
）
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100步或100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式队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
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士兵成分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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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
在1830年和1860年之间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战争。在恩格斯和其他观察家、评论家看来，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处境是十分不利的。恩格斯写道：“如果第一仗以普鲁士人的大败而结束，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奥地利人向柏林挺进。如果普鲁士获胜，它却没有力量渡过多瑙河，尤其是通过佩斯向维也纳进攻。”因为当时奥地利的人口比普鲁士多78%，国防预算多54%，整体国力明显强于普鲁士，何况后面还有法国人虎视眈眈。
6月17日，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奥战争正式爆发。从1866年6月20日到7月6日，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上连续发表了5篇《德国战争短评》，评论如火如荼的普奥战争。
在恩格斯看来，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相比几乎一无是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性格懦弱却又十分顽固，根本不是统领大军之才。普鲁士战争部、总参谋部和国王的军事枢密室互相争权，简直是“确保军队打败仗的做法中最有效的了”。普鲁士征召士兵组成的军队也显然不是长期服役的奥地利老兵的对手，而且他们的密集进攻队形也落后于时代。普鲁士的骑兵历史上就打不过奥地利骑兵，何况其规模也只有对手的三分之二。
恩格斯认为，普军的优势只有两点：第一，他们的后勤系统比贪腐横行的奥地利要强；第二，普军步兵的德莱赛后装针发枪使得他们拥有武器优势。但无论如何，除非普鲁士人能够爆发出“不大可能有的英勇精神”，否则他们在第一次大会战中就会被击败。
7月6日，普鲁士大胜。面对着与自己当初预想完全相反的战场结果，恩格斯发表了最后一篇《德国战争短评》。在这篇评论中，尽管恩格斯仍然无法理解一代宿将贝奈德克为何没有对分散进军的普军各个击破，但他还是对普鲁士军队表现出的战斗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们应当承认，被50年的和平生活锈蚀了的军队和指挥机构在行军和接敌时的行动竟然那样有秩序和准确，这几乎是谁都不能意料到的。最后，全世界对这支没有经验的军队在每一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猛精神，都一定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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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法战争中，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
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 114名士兵），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
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做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
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对野战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
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
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
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做到使劳动群众具有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而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做到。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随之炸毁一切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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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
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
只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之所以曾经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的战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众多兵力方面也大有进展。
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率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军士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
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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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
克里木战争时，军舰只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辅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50公担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95公担的六十八磅炮。（1公担＝50公斤）
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
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公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 700直到2 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
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8 000—9 000吨的排水量，有6 000—8 0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
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
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
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伍利奇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
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
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没有下水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感到恼火的是：掌握“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掌握“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
而我们却不然，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看到下述情况时感到恼怒：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竞赛中，军舰建造得极为精良，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这种竞赛同时也在海战领域里揭示出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走向灭亡。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各种装甲舰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