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前的汉衣冠运动，灰烬之中孕育着重生的希望

汉服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百年前，先贤们就发起过一次汉服复兴运动，只不过当时因缺乏民众的理解和政府的支持而昙花一现，如今,回首这段历史，我们更能体会汉服复兴的艰辛。

衣冠作为民族的重要符号，不仅仅起到蔽体御寒的作用，也是华夏文明、华夏礼仪的代称,更是华夏族人外在形象、仪容的标志。任何外族对汉衣冠的破坏，无不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颠覆与对汉民族的凌辱。清末的革命志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后,1912 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 “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 

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汉服第一人。据章太炎追述，他们一家二三百年来都是“遗命以深衣殓”，而这个家族传统的现实意义到太炎的父亲这一辈才又复活过来。

深衣是古代中国士以上的常服，也是庶民的礼服，但它后来逐渐脱离了日用。明末清初出现了不少讨论深衣的著作，当有人平时要穿它，或要穿它下葬时，其行为本身就可能含藏有重要意义。不过，何以穿深衣即有此象征意义呢？因为穿深衣就可以不必穿清代的章服入殓了。不少明遗民要求在下葬时以各种方式的对新朝说“不”。总之，以深衣殓是一种拒绝当朝的意思。章太炎一家便历代相嘱以深衣殓。

章太炎的后人在注释《章太炎遗嘱》时，提及太炎始终牢记其父章濬《家训》中所嘱“吾先辈皆以深衣殓”，并记章濬曾对太炎说：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为清时章服。这段话是说章家在清代共有七八世，且都不穿清朝衣帽或官服入殓。这件事本身意味着章氏家族暗中有不忘却汉族之本源或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传统。

除了深衣之外，决定反清后的章太炎也面临日常衣着的问题。他写《解辫发》一文时，想到自己年已而立，“而犹被戎狄之服”，非常可耻，足见他急切想要去除这一身衣服，回复到原先断绝两三百年的汉族传统服制，但是明代的“荐绅束发”之制一时不易裁制，所以他决定改穿西装，甚至后来穿日本和服——另外两种“戎狄之服”。

章太炎在日本时，曾经请人缝制交领衣一件，上绣两个“汉”字。此衣是章太炎一生钟爱的衣服，1914年反袁时，章太炎着衣感慨，曾写道：“今寄故衣以为记志，观之亦如对我耳。斯衣制于日本……日本衣皆有员规标章，遂标汉字。……念其与我同更患难，常藏之箧笥，以为纪念。吾虽陨毙，魂魄当在斯衣也。”这件让章太炎甘寄魂魄的衣裳，一直珍藏在杭州章太炎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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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钱玄同，也是民初汉服复兴的大力推动者。他在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时，曾穿上自制的“深衣”、“玄冠”，腰系“大带”前去上班，尽管回馈他的是嘲笑而非敬佩，但钱玄同这次大胆尝试和2004年王乐天身着自制汉服上街一样，是敢为人先、无比勇敢的举动。1913年，钱玄同任浙江教育司长时，再次穿深衣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社会推广。

1914年北洋政府颁定礼制七种，其中《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了民国的祭祀服制和礼制。1914年冬至，袁世凯尊此礼制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他身着中华民国祭祀官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祭天典礼。

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改元洪宪是在1915年12月，洪宪“中华帝国”从未举行过祭天大典。长期以来，中华民国在1914年冬至的祭天大典，被误认为“袁世凯称帝祭天”，将“祭天”和“称帝”相关联，使得“祭天”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

国画大师张大千也曾穿汉服周游欧洲列国，除此之外，能使我们感受到百年前那场小规模汉服运动的痕迹还有“孔教总会”创始人陈焕章的深衣照、1930年燕京大学毕业生身着汉服参加典礼，1947年辅仁大学集体汉服毕业照等。

直到21世纪之初，那颗曾经的种子再次破土而出，这次的复兴运动真正将汉服从历史、从网络中带入了市井凡尘。

百年前的这场汉衣冠运动，由于国力孱弱、社会混乱，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仅仅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沉浮片刻，便暂时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意义和辛亥革命一样重大，它是汉民族匍匐几百年后走上复兴之路的重要一站，它预示着“汉官威仪”的复现就在不就的将来。

文案：乐之

编辑：芽芽

美工：英特纳雄耐尔

审阅：汉服世代

平中交右  宽褖合缨

古衣今裳  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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