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7年俄法和谈 一些后日谈
在得知了弗里德兰战败的消息后，沙皇就同意了本尼格森的休战请求，并派德米特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采夫公爵去和法国人展开休战谈判。沙皇在给洛巴诺夫的训令中告诉他：“自己不要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但若法国人首先表达了停战意愿，他就应当回复说亚历山大皇帝也渴求和平。”
就这个外交任命而言，洛巴诺夫公爵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外表和举止也不像远古外交家。与此相反，他是个相当粗鲁和急躁的人，且有些笨拙，根本不是一个会用奉承和礼貌来说话的人。然而公爵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他曾在1788年-1792年的俄土战争中受两次重伤（据说有一次还是在头上），这个事实能让他在法军将领中得到尊重（莫名想起丧失风云里的伤痕累累的特性）。公爵还有其他优势，他的师刚从国内赶来（第一期开头提到的从国内赶来增援的两个师中的一个），完全独立于本尼格森和他麾下派系林立的将领之外，而且他十分忠诚可靠，和其他高级将领最大的区别在于，沙皇可以放心的让他去执行信中的命令。
洛巴诺夫公爵迅速的发现，拿破仑不仅希望得到和平，还希望与俄国达成同盟关系。在俄国方面，和平条约和同盟条约的谈判事宜由洛巴诺夫公爵和亚历山大·库拉金公爵具体负责的（洛巴诺夫公爵和库拉金公爵是表兄弟，二者都来自古老的贵族世家。尽管库拉金的家族相当富裕（家里一堆高官），但洛巴诺夫公爵所在的洛巴诺夫-罗斯托斯基家族分支则相对贫穷许多）。在1807年6月，库拉金公爵是沙皇大本营里资历最老的外交家。在帕维尔一世在位期间，他曾执掌过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在谈判前，他准备出发去维也纳当新的驻奥外交大使。库拉金公爵痴迷于等级，地位和外表的细节，甚至有时显得很迂腐，却又十分的老于世故。在俄国精英眼里，有一部分人认为自1793年以来英法的全球争霸是破坏欧洲和平的关键因素，库尔金公爵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俄国应尽力在英法争霸中保持中立，并利用二者的竞争来获取本国利益。尽管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他已经将法国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安全威胁，但他依然相信俄国最好的办法是和拿破仑签订协议，将欧洲划分为法国和俄国的利益范围。
与俄国代表们谈判的法军将领则是塔列朗元帅（沙皇十分厌恶他）和贝尔蒂埃上将（工程师出身，时任法国陆军大臣，同年8月辞职专心为军队建设服务，最后升任元帅）。但很显然，这场谈判的真正谈判者是两位皇帝他们自己。这两位伟大的皇帝在1807年的6月2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面。这次如此高规格的会面实在涅曼河中央一条极具仪式性的木筏上进行的，长达两个多小时（俄罗斯口音和科西嘉口音 233333）。这条河是两军的分界线，俄军位于东岸，法军在西岸。
这两个皇帝都是奉承和迷惑的专家，都旨在获得对方的好感。当然，他们的聊天记录肯定不会被记录上来，更不会写入条约之中。
在和拿破仑进行一系列会晤之后，沙皇对俄罗斯和法兰西的利益，长短处有了极为冷静的现实主义分析和理解，而他对库拉金和洛巴诺夫的秘密训令便根植于此。
在提尔西特签署的和约中，可以说双方都拿到了想拿到的大部分。对于俄罗斯来说最为重要，最为重要的便是两国间达成了和平协议，却不用向法国支付战争赔款。除此之外，沙皇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保全普鲁士。这既是对普王夫妇的忠诚，也是希望未来法国向东扩张时普鲁士能成为俄罗斯的盟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沙皇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现在法军已经占领了普鲁士全境，而俄军也没有任何办法来夺回。拿破仑倾向于瓜分普鲁士，将他东部的领土，包括大部分波兰的领土送给沙皇，并让他的德意志仆从国瓜分剩下的部分。
无论是从1807年战局的角度还是1813年战局的角度来看，保全普鲁士都是俄罗斯的外交胜利。虽然普鲁士损失了她的一半领土和人口。她的波兰省份成了一个崭新的小国--华沙大公国。华沙大公国的统治者将是萨克斯国王，此人的祖先曾在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波兰国王。新的大公国完全听从于拿破仑，这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来说是极为危险的。它既是未来拿破仑继续入侵俄罗斯的前进基地，也是所有梦想着恢复旧日波兰王国版图的希望之源。刚刚被吊打，被迫削弱军队，还要割地赔款的普鲁士太过于虚弱，无法作为俄罗斯的防御缓冲地带，这在1811年-1812年的局势中尤其明显。但在1813年，沙皇对于保全普鲁士的坚持和牺牲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而普鲁士在那时也确实扮演了关键角色。
俄罗斯为保全普鲁士最主要的代价是加入到拿破仑的对英战争。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中，将英国的船只和货物驱逐出境。根据《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俄罗斯也一定要将大陆封锁政策强加到瑞典的头上，甚至可以为此开战。1807年6月时沙皇对英国人未能全力支援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而十分愤怒，但他并不希望和伦敦发生激烈冲突，并明白这将给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带来怎样的伤害。然而，沙皇十分理智地明白此刻英法之间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唯一的办法便是服从于拿破仑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即对英的大陆封锁。在沙皇看来，加入对英的贸易封锁，而拿破仑的条件也不过分，那么伦敦方面很可能是接受法俄和平的。一场相互妥协的和平将让英国的海外扩张和法国的向东扩张暂时停下来，这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而且事实上，《提尔西特和约》并没有规定俄罗斯一定要向英国宣战，而对瑞典战争的胜利也许能够让俄罗斯侵吞芬兰，从而让圣彼得堡在未来面对瑞典的进攻时显得更为安全，沙皇可以从中得到更为现实主义的慰藉。
沙皇对拿破仑做出了不必要让步的领域是俄罗斯与奥斯曼的关系。奥斯曼帝国在法国的怂恿下与1806年其即对俄国开战，希望借俄军主力在德意志对抗拿破仑之际收复她在此前30年损失的那些领土。在和约中，拿破仑许诺自己将在俄罗斯和奥斯曼之间调停，而且如果奥斯曼人被证明是顽固不化的话，法国将前来支援她这位新盟友。沙皇希望拿破仑能接受俄罗斯在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支配地位，以此来平衡法国对西欧和中欧的主宰。事实上，不管拿破仑关于法俄在东方的合作和奥斯曼进行了多少浮夸的谈话，他的根本方针都是阻止俄罗斯继续扩张。给拿破仑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他罢了。
出于方便谈判的考虑，沙皇和他的顾问们前往位于涅曼河西岸的提尔西特，拿破仑将他的总部设在了那里。两位皇帝在那里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一起谈笑风生，其范围已经远超和平谈判本身，甚至还对法军进行了检阅。半个提尔西特被交给了俄军，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第一营前来保护他们的沙皇。然而，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法军身上。尤其是对于像亚历山大一世这样热爱军事的君主而言，观察征服欧洲的士兵，聆听世界最伟大将领之一的君主谈论胜利的秘诀，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机会。无论如何，这都符合沙皇扮演谦恭弟子的角色以讨好拿破仑的目的。
这里up主打算着重介绍这只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她是俄军精锐中的精锐，参加过无数辉煌的会战。甚至还有该团的团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进行曲》，在俄罗斯很多次阅兵中都有演奏，包括2015年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俄军的典型代表，甚至可以说，是俄军各团应达标准的完美化身。她的军官和经验丰富的军士们自然都十分忠诚于他们所属的声名远扬的团。像所有俄军团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在诸多方面都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士兵们兼职裁缝，鞋匠，建筑工。除此之外，每个俄军团中还有全职的军械师，铁匠，细木工，木工，修车工，铁蹄匠和其他工匠。军医在相当晚的时候才被补充进去，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有四位军医。教士和其他神职人员则普遍且传统得多，每个团都能找到。周日和主要节日都会举行全套的东正教弥撒。教士们会向士兵发表演讲，宣传士兵有责任为东正教信仰和社会的保护着----沙皇服从的义务。恰当对待敌军战俘和平民则是另一常见的主题。一些教士也会在战斗中上前线参与战斗，不过大多他们都会跟医生呆在一起安抚伤员，以及履行一个很重要的职责：为死者准备合适的葬礼。
但与整个军队相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的军官是最不具代表性的。尽管绝大部分的俄军军官都是贵族，但其中有6%是劳工，农民或士兵的儿子。无论如何，大部分俄国贵族只能依靠少量收入过活，大部分军官也是如此。1812年时大约1/4的军官拥有庄园，或者是庄园的继承人，而且这些庄园一般都不大。常规团里很少有军官家中拥有超过100个“灵魂”（即男性农奴）。在亚历山大一世治下的俄罗斯，几乎找不到有效的免费教育。炮兵军官通常在军官武备学校（少年军校）接受教育，大部分人都对数学和外语有基础性的了解。然而绝大部分步兵军官甚至常规骑兵军官都是用俄语读写的，他们对数学一知半解，但不会有其他的有效的教育成果。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的军官与之相比就非常不同了。尽管个人档案明显低估了军官们的财富，但就连这些档案都显示，团里2/3的军官来自拥有100个或者更多的“灵魂”的家庭。超过1/4的军官家庭拥有1000个以上的“灵魂”，第一营营长米哈依尔·沃龙佐夫伯爵更是24000个“灵魂”的继承人。财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绝大多数军官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几乎一半人能说三种以上。近卫军军官的回忆录和日记里谈论着文学，历史和哲学。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成为一名全面的绅士和有趣的健谈者，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职业军官。他们是法国文学和罗马历史哺育初的俄国与欧洲贵族精英阶层的成员。
亚历山大一世和他手下近卫军军官们之间的关系具备奇怪的双重属性。沙皇一方面对他的近卫军感到极其的自豪，在身处有文化的贵族军官中时倍感亲切。但是另一方面贵族化的近卫团里的军官们却以稀奇的方式在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的核心中形成了某种共和国。一名军官回忆说，“在军事上存在严格的服从，但是除此之外，所有军官都是平等的”。如果说这一点确实有所夸张的话，那么年龄与军阶相去甚远的军官们之间不拘礼节的程度则令人惊讶，且千真万确。非常多的军官家庭都有亲戚联系，甚至是世交，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不拘礼节。对君主而言，近卫军军官们的共和国很可能是其烦恼的根源。当主管近卫军的外来人试图收紧纪律或者对待军官粗鲁时，他们就很可能要面对类似罢工的事件了。而且，在所有沙皇的心中一定埋藏着近卫军在18世纪发起多次的兵变，其中此前最后一次的兵变就发生在提尔西特和谈的6年前。而据史书记载，近卫军军官们最后一次尝试大规模兵变是在亚历山大一世死后不久的1825年，其目的在于以君主立宪制甚至共和国代替绝对君主制。
《提尔西特和约》签署后的7月9日，两位皇帝在法国和俄国近卫军的阅兵式上接受敬礼。阅兵结束后，拿破仑以能恰如其分的戏剧性姿态，请求亚历山大一世允许他将荣誉军团勋章赏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最英勇的士兵。该团团长米哈依尔·科兹洛夫斯基在后来的日记中谈到：他完全被拿破仑的平民主义所惊呆了。拿破仑径直招来了站在第一营最右边的掷弹兵阿列克谢·拉扎列夫。作为一名士兵的儿子，拉扎耶夫突然发现自己被拿破仑拥抱，成了荣誉军团的军官，还得到了1200法郎的年金。
到此为止，和谈结束了。在条约得到批准，阅兵也结束后，沙皇返回了圣彼得堡。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最近这些事件的内心想法。他此时对自己和法国的新关系有多少希望和信心，我们无从得知。关于沙皇此时内心的想法，也许最为准确的线索是他在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面前对拿破仑的评论：“他会折断自己的脖子。不管我怎样表演，外在行为如何，我都是你们的朋友，希望能够以我的行动向你们证明这一点。”
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沙皇让人难以理解。他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演员，在迷人和奉承的掩饰下进行着表演。对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观察家而言，沙皇的表现像一大堆矛盾的综合体：他一方面是启蒙和开明原则的坚定捍卫者（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投降后，关于成立新政府问题，沙皇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共和国，从这点看，他极为冷静的现实主义思维真的令人可怕），另一方面他却对于改良自己所继承的权威主义政府或者说农奴制无所作为。在谈论自由主义改革时，他听上去像他的祖母公交车女皇，而在痴迷地关注士兵们训练和在阅兵场上外表的细节这一方面，又极像他的父亲帕维尔一世。在外交方面，他提出了高尚的国际和平和秩序方针，同时又奉行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
在那个年代里的圣彼得堡，最精明的观察家或许是约瑟夫·德·麦斯特，他是大陆领土已经被拿破仑吞并德撒丁王国的使节。他说：“亚历山大的个性与他统治体系的天然性质让高官们仅仅在自己有限的圈子里活动。他对同时适用两位死敌并且不让其中任何一个吞并另一个的做法并不排斥，而且能从中得到乐趣。”通过这些手段，发生阴谋的概率极低。除此之外，沙皇还有可能了解到，他的大臣们在恭维和服从的表象下实际在做什么。
当沙皇越过圣彼得堡的人际关系网络向外观察时，他看到的是庞大的俄罗斯被令人悲哀的无能官僚政府统治着。在他90%以上臣民生活的农村，公共秩序，税收和征兵完全依赖地主和农奴主的配合。沙皇并不喜欢农奴制，但他无法摧毁他整个行政体系所依靠的根基，至少在需要动员全国资源来对抗拿破仑时不能这么做。无论如何，以当时俄罗斯的发展水平，削弱农奴主的权利只会极具社会的混乱而非进步。他让自愿释放农奴更为容易，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彻底地与先人们将成千上万国有农民“赠给”私人农奴主的政策分道扬镳。
尽管在以后的评论中，人们可以提出这些对亚历山大一世有利的论点，但这在当时被普遍的认为虽然好心却女子气的柔弱人物。这一看法在1812年影响极大。当我们著名的梅特涅伯爵在法军于1812年攻入俄罗斯并占领莫斯科时，写下了：“我无法指望亚历山大皇帝具有一点点的坚定。”而这也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外交使节和俄罗斯精英的想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拿破仑在1812年时选择了气势恢宏地平A上去的进攻战略，而不是像他在意大利，埃及和德意志时的冒险和运到战略。但事实证明，沙皇的勇气并没有随着1812年的结束而消散。这是当时击败拿破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使俄罗斯克服了极为艰难的困难，并最终率领联军攻入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