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多年来，我们都误读了达尔文

不管是在多年前的电影《猩球崛起》，还是新近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里，猩猩都是那个与人类产生重要联结的物种。

人类对它们的亲近感可能要归功于达尔文的那本《物种起源》，以及之后无数博物学家、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

在《哥斯拉大战金刚》中，两只巨兽像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打到擂台最后一局，争霸擂主的选手。这样的叙事基础也正是“适者生存”和“物竞天择”。

在当下，我们似乎更能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在刘擎教授看来，人们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有一种“迷思”。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达尔文当时的语境，以及进化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流变？

✎作者 | 刘擎

在近代科学历史上，查尔斯·达尔文的贡献几乎无可匹敌。进化论具有世界性的、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是关于整个生物界生存演化的自然科学，而且对社会科学、宗教和文化领域以及公众的世界观，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启示。

适者生存的迷思

进化论，这个一百六十年前的革命性“异端思想”，如今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进化论的传播史也是一部受争议、被误解的历史。特别是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对达尔文思想的普及运用，也一直交织着危险甚至灾难性的误用和滥用。许多学者仍然致力于澄清对进化论的误解。

科学史学者迈克尔·谢尔默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对于“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这两个流行短语，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误解，成为“公众的迷思”。

首先，“自然选择”（“天择”）常被理解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类一般）的选择意向，使“进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开。

但实际上，进化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推动这一过程的力量，也没有谁在“选择”适合生存的生物——无论是温和的（如养鸽人的优选品种）还是残暴的（像纳粹在集中营挑选牺牲品）。自然选择没有既定方向，也无法预期怎样的变化会对未来的生存有益。

其次，更危险的滥用是“适者生存”的口号，它常常被解释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竞争优势所决定”。实际上，所谓“适者”并非指由力量大小来界定的“强者”。

流行的“迷思”以为“更高大强壮、更敏捷迅速、更能残酷竞争的有机体才会更成功地繁衍后代”。或许如此，但同样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会合作的有机体同样也能成功地繁衍”。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发表的《互助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问大自然‘谁是最适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断彼此争斗厮杀的，还是那些互相支持帮助的？’，我们马上就明白，那些习得了互助习性的动物无疑是最适合的生存者。”

因此，谢尔默认为，进化论的正确理解应当同时包括两个论题：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合作。

如果把握这种双重性，我们甚至会在达尔文的洞见中发现对理解当下经济危机的启示。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撰文指出，亚当·斯密著名的理论“看不见的手”与进化论中的竞争论题相兼容，但这只是整个进化论学说的一种特例。

亚当·斯密认为，出于自私动机的竞争常常会提升群体的利益，但在达尔文看来，这种竞争依照个体成功的原则展开，未必能提高物种或群体层面上的生存适应性，有时对群体甚至是有害的。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会发现竞争增进整体利益的例子（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会有利于整个消费群体），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

比如，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纷纷购买好学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

但是，当众多家庭都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就会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数人能进入优质的学校，而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类似的，运动员为争夺奖牌而服用兴奋剂，或者国家之间展开军备竞赛，都属于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

对于这类个案，达尔文（关于性别选择）的学说比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如果竞争是导向奖赏个体的相对表现优势，那么往往会与群体利益相冲突。

弗兰克指出：“通过关注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达尔文已经为现代社会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规则确定了基本原理，这些规则包括在体育比赛中禁用类固醇，在工作场所制定安全和工时规范、产品的安全标准，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诸多限制。”

今天的经济学家通常会将亚当·斯密看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但弗兰克预言，在一百年之后这个位置会被达尔文取代。

被滥用的“自私”与“竞争”

片面强调“自私”与“竞争”是对进化论的误解与滥用，但这种迷思不应归咎于大众的蒙昧无知。
进化论的一些著名捍卫者都倾向于将“适者生存”解读为“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其中 包括达尔文的亲戚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

甚至达尔文本人的另一部著作——1871 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也存在多种解读 的可能。

在历史上，从令人忧虑的“优生学”、粗俗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纳粹德国骇人听闻的“种族净化论”，以及当今世界盛行的极端自利、无情竞争的“生存铁律”迷思，这一切都意味着，进化论在社会和道德意义上的影响是毁誉参半的。

因此，我们仍然有必要继续研究和全面理解达尔文的思想，特别是他对道德生活与意义世界的洞见。

本文节选自《2000年以来的西方》，原文标题《达尔文进化论：在争议与误解中传播普及》；一頁丨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作者刘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第七季《奇葩说》导师、得到Ap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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