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增长的恶性循环

总体支出与再分配

        消费社会的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个人支出的快速增长，也伴随着第三方机构(尤其是政府)对个人收益的支出而增加，这一部分支出是为了减少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总体支出中满足个人需求的比重在总消费额中的占比从1959年的13%上升到1965年的17%。

1965年，第三方机构提供需求满足的百分比为:

-食物和衣服占1%(“生活必须支出”)；

-住房开支、交通和通信网络占13%(“生活环境”)；

-教育、文化、体育和卫生领域占67%(“个体保障与个体发展”)。

         因此，总体支出显然更多地分配于个体保障与个体发展的方面，而不是供人使用的商铺和材料设备。类似的，公共支出在好似是增长最快的预算项目中处于最高水平。但有趣的是，莱尔（E. Lisle）注意到，这项由社区（community）承担了大头，数额上大量增加的支出，最终导致1968年5月的经济危机爆发。

        在法国，“国家的社会预算”会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进行再分配(国家教育系统单独地消耗了全部的个人所得税)。加尔布雷斯所抨击的个人消费和总体支出之间的巨大差距似乎更更像是美国的特征而非欧洲。但这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国家性支出是否有助于社会机会的客观均等。现在看来很明显，这种“再分配”在社会各个等级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1956年和1965年进行的两次家庭预算研究来比较得以体现，其中家庭预算的差距并没有缩小。众所周知，教育领域存在无法缩小，不断承袭的差异性，在这样的领域中其他一些比经济机制更不易察觉的机制发挥着作用，仅仅采用经济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强化了惰性的文化机制。17岁青年的全日制受教育比例为52%，其中高管、技术人才和教师的子女占90%，农民和工人子弟比例不到40%。在更高的教育领域，第一类中男孩的入学机会超过33%，而后者则只有1%或2%。

        医疗卫生领域中再分配的影响尚不明显：活跃人口中缺乏再分配，每个社会阶层似乎都只是打算拿回自己所缴纳的费用。

        关于税收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可以参照一下莱尔（E. Lisle）的观点。不断增长的公共消费依靠增加税收和其他缴款提供财务上的支撑:仅就社会保险一项，其缴款占工资总成本的比例从1959年的23.9%上升到1967年的25.9%。社会保险让雇佣工人的工资减少了四分之一。因为所谓的"雇主缴款"是从工人的收入中扣除的，就像那5%的雇主固定比率缴款一样。这些扣除的金额远高于个人所得税中扣除的金额。后者（个人所得税）是累积税，但雇主缴费和定额缴款是递减税，因此净税收和其他支出项是递减的。如果承认以增值税为主要形式的间接税与消费成正比，我们可以推论得出：直接税、间接税以及每个家庭所缴纳的款项若大部分用于全民消费，在总体上将起不到减少不平等的作用，也不对再分配产生作用。

        在公共设施的有效性方面，现有的研究表明权威机构的意图频繁地“偏离”。当这些设施是为最贫困的人设计时，我们会逐发现他们的“客户”变得更多样，这种多样化导致了一种情绪性的排斥，这种排斥更多的出于心理原因而非经济原因。但当这些设施打算向所有人开放时，却在一开始就将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剔除出去了。为实现上升通道开放（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通道）所做出的努力通常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分崩离析而告终。这似乎表明，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旨在确保机会平等的形式化政治行动往往却加剧了不平等的程度。（Commission du plan，Consommation et mode de vie）

        死亡率不平等的现象依旧严峻。

        原始的数据没有任何意义；有效资源的增加为繁盛开了绿灯----这是需要根据其现实的社会逻辑来理解的。社会再分配，尤其是政府行动的有效性必须受到质疑。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种“畸形”表现认为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部分？即本应消除不平等的机制却恢复了不平等，就如同是由于社会结构惯性导致的暂时异常？或者，我们应该设想一个更激进的假说，这样的再分配机制，在维护特权方面如此成功的再分配机制，实际上是权力体系的一个固有部分，是一个战略步骤；并且在这方面与教育和选举制度密切相关？这样一来，对社会政策的重复失败进行谴责就没有意义了。也许，我们不得不得出它正在完美地发挥其真正的功能的结论。

         尽管已经有了一些确切的发现，但对于转移（transfer）效用的评估必须与再分配和消费定位一样，谨慎处理。从长远来看，若转移的总额使净收入的数额减半，那么净收入分配的相对稳定只能以大幅增加再分配的总额才能实现。

环境公害

         繁盛的好处——即拥有更多的商品和更多的个人及社会全体福利设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公害”,这一方面是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消费结构。

         首先，经济活动已经导致了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恶化:噪音、空气和水污染、环境破坏、新设施(机场、高速公路等)的发展对居住区域的影响。交通堵塞也在技术、心理和人方面了产生了巨大的“赤字”。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必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过剩、额外的汽油花销、事故受害者的治疗费用等都可以统计为消费额；这些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和统计数据的掩盖之下，都将成为增速和财富的标志！蓬勃发展的矿泉水产业是真的增加了我们“繁盛”的程度，还是仅仅只缓解了城市的用水的质量低下？我们不需要罗列出那些在系统之内互相消耗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但是，一旦这些生产和消费活动超过了阈值，额外的生产力几乎会被这种以增长换增长的顺势疗法消耗殆尽。

         合理化的技术以及文化效应和大规模生产所造成的“文化滋扰”，严格说来自然是无法估算的。此外，价值判断也阻碍了普遍标准的制定。也许像曝光水污染的难度一样，客观描述一片糟糕居民区或一部烂片(‘Z feature’ movie)的“滋扰效应”是不可能的。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上，只有一位行政督察员和"清洁空气部门"（clean air ministry）一起提议设立"侵犯身心健康罪"（crime of offending the intelligence）来保护人民免受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这种讨厌的滋扰与繁盛的成长同步。

         产品和机器固有的报废模式（the built-in obsolescence），使得报废掉某些仍满足某些需求的部分，和那些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好但是却越来越多的“发明”，都被纳入资产负债表中。

         比产品和机器的降级性处置更严重的，也许是E.莱尔所指出的事实：财富生产高速增长的代价是劳动力的流动化，这将会导致就业的不稳定。工人的流动和再培训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性支出；重要的是，这产生了普遍的不安感。社会地位变化和各个层面(收入、声望、文化等)的竞争导致的心理和社会压力给人带了更重的负担。日常通勤，人口过剩，持续性的压力和侵入...面对各种心理焦虑和日常的消耗，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状态。简而言之，消费社会产生的主要代价即是安全感的缺失。

         这将导致了系统吞噬自己:

         这种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相当一部分的人口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的脚步，这些人会被“留在垃圾堆里”。而那些适应了通货膨胀并将其推崇为典范的生活方式的人，在付诸努力的同时也付出着贬损自身财富的代价。而结果是，社会不得不通过将越来越多的国内生产总值重新分配到社会性投资(教育、研究、卫生)中来缓解增长带来的压力。但首先，社会性投资首先是为增长服务的。(E·莱尔)

目前，这些私人或集体的补偿性支出都是为了应对机能失调，而不是对加强满意度。在所有的补偿性支出的账目中，都添有一部分用于生活水平提高的款项。更不用说毒品、酒的消费和所有其他炫耀性的或代偿性的支出，还包括军事预算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增长，因此也是繁盛。

越来越多的个体“依赖于社会”，尽管这并不令人讨厌(对抗疾病和死亡率的下降是“繁盛”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消费需求)，但也给增长过程本身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布尔乔亚-皮卡特（J. Bourgeois-Pichat）就指出，“可以想象，竭力维持国民健康的人比实际参与生产的人还要多。”

简而言之，到处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增长的活力和繁盛正形成一个闭环，自行轮转；而逐渐的，系统将在自身的再生产中耗尽自身。这个自转而不前进的阈值会成为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生产率的全部增长都用来维持系统的生存。因此，唯一的客观结果是数据和资产负债表的恶性增长。然而在本质上看来，严格地说，我们正在回到史前的状态，一种绝对的贫困，像动物或原始部落那样，人们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活着。就像道马尔（Daumal）所说的那样，“种植土豆为了能够吃上土豆，以便能够再次种植土豆”。当一种制度的成本等于或高于其产出时，它就是低效的。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但是，通过揭示这些滋扰以及对这些滋扰进行的社会性和技术性矫正，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内部功能趋于稳定的整体趋势正在显现出来。因为私人和集体的“功能失调性”消费比“功能性”消费增长得更快，这一体系基本上属于是寄生于自身上面了。

增长的账目或者GNP的奥秘

         这里的奥秘是指现代社会中最不寻常的集体性骗局——给个体施加一种“白魔法”来掩盖现实中具有群体迷惑性的黑魔法。我们在这里说的黑魔法即是统计错觉与国家性核算的荒谬戏法。除了根据经济理性标准可见以及可测量的因素外，统计中没有计入任何的其它数据。这也确实是这种魔法的核心原则——调研、文化和家庭主妇们的劳动都基于此原则上被排除在外；但一些无关的东西仅因为它们可测量而出现在了这些数据中。此外，如同美梦一样，统计和核算都没有任何呈现消极的认知。它们把一切产生困扰和积极的部分都混杂在一起，毫无逻辑(从任何方面来说都绝不是无辜的)。

         经济学家把所有产品的价值和所有种类的服务放在一起，而对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进行区分对。对其的滋扰和权宜之计在账目中与生产客观有用的商品的基础相同。“电影、电视，汽车和其机动性所带来广泛机遇，以及毒品、漫画书和色情片等不那么具有魅力的商品，都包纳入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

         损耗和报废所产生的赤字并不计入统计之中，或者说，即使面对这样的数据，也只对其进行积极性的分析！例如，日常的通勤支出竟被纳入消费支出！这就是为了揭示了生产本身的神奇目标而数据化了的逻辑结果：每一件生产出来的物品都因其被生产的事实而被神圣化。每一个物品的生产都是积极的，每种可度量的事物都是积极的。巴黎空气的流明在过去50年内下降了30%，这被认为是外部的，不会被统计纳入。但是如果它导致电力、灯泡和等方面的更大的开支，那么它就存在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更严重！对生产和增长这一神圣原则的任何限定和选择性的侵犯都会抗议为是亵渎（例如“我们不会碰飞机的一颗螺丝！”）。对统计数据的群体自信使得生产力也开始具备了神话般的社会功能。（为了使这个神话更生动有趣）任何事物都可以纳入这个神话——甚至可以把反驳它的现实转化为证实它的数据。

         但在财政神话般的代数之中或许记载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关于增长型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的真相。对我们来说，正面和负面的数据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似乎是矛盾的。但这也许很符合逻辑。因为真相或许就是，“负面”商品是对滋扰的补偿；内部运营支出是对“功能失调”的内部调节所付出的社会支出；看似无用多余的附属部门却在这种格局中发挥着经济引擎的动态作用。在数据隐藏之下这个体系的潜在真相，即是这让人惊讶的正面支出和负面支出(例如酒品买卖和修建医院等)循环神奇的加法。这就解释了哪怕已经在各个层面上尽了所有的努力，却不可能根除这些消极的方面：因为系统依靠它们存在并且无法令自己摆脱出来。当谈及贫困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次遇到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将贫困视为一种“在背后拖着的”平衡性的反作用力，并利用这种缺陷来加强社会的均衡性发展。但事实上，这是最严重的“滋扰”之一。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假设：所有这些滋扰在某个方面可以视为积极因素，视为持续增长的因素以及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助推器。18世纪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提出了一种理论（当时被认为是亵渎和放纵），即社会平衡不是通过个人的美德而是通过其罪恶来实现；社会和平和进步以及人类幸福的实现是凭借个人本能性不断违反规则的不道德行为来获得的。当然他谈论的是道德范畴，而我们可以从社会和经济的方面来理解。确切地说，是它隐藏的缺陷，它的平衡力量，它的滋扰，以及那些与理性相映之下的恶行使现实制度繁荣，曼德维尔被指责为玩世不恭，但事实上玩世不恭的是社会秩序、生产秩序。

浪费

         我们都知道，富裕社会的繁盛多少是与浪费有关的，大家都讨论着“一次性社会”，有些人甚至设想了一种“垃圾桶社会学”：“告诉我你扔掉了什么，而我会告诉你你是谁！”但是废品和垃圾箱的统计数据自身并不有趣：它们只是商品过剩的数量和程度所提供的冗余标志。如果我们只看到那些被消费的部分而没有看到其残余部分的话，不管是浪费本身，还是它的作用，我们都无法理解。又一次，我们在这里对消费有了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基于商品强制性功能的道德定义。所有的道德家们一致反对财富的浪费——个体不再尊重物品自身的道德法则，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对于对商品的时间跨度的漠视(例如，以丢弃或换新来追求当时的名誉或时尚)。人类在普遍的经济行为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中对财富进行浪费，这种浪费的范围不限于本国和跨境，甚至延伸到全球。简而言之，浪费始终被视作是一种疯狂，一种精神错乱，一种本能性的机能失常，这导致人类通过非理性的实践来燃烧着自己的储备，损耗着自身的生存条件。

         这样的认知揭露了一个事实——我们没有处在一个真正繁盛的时代，当今的每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甚至物种本身，都顶着稀缺的标签。现在那些坚守财富将必然降临这一神话的人，与将浪费与稀缺的威胁联系起来的人，通常是同一类。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从社会学分析的角度来审视这种把浪费视为机能障碍的整个道德观，这样才会揭示出其真正的功能。

         所有社会都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而挥霍着超出必要的东西，这个理由很简单，在消费冗余的东西之时，个人及社会不仅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而且感觉他们正鲜活的活着。这种消费大概率会发展为“消耗”，一种承担了特定社会功能的，纯粹且简单的破坏。例如，冬节（Potlatch）就以对珍贵物品的竞争性破坏来巩固社会组织。夸扣特尔人（Kwakiutl）破坏了毯子，独木舟，刻有花纹的“铜制品”，将其燃烧或丢到海里“以保持他们的族群”，维护群体的价值。同样，贵族阶层也通过浪费性的支出来确定自身的优越。效用这个概念来源于理性主义和经济学，它需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逻辑进行修正，在这种社会逻辑中，浪费远不只是非理性的残渣，它承担着积极的功能，在更高级的社会功能中接管了理性留下的位置，代替其发挥效用——在这种社会逻辑中，浪费甚至成为主要功能——额外的、“无缘无故支出”的无用仪式，成为了在个体和社会层面的价值生产、差异和意义产生的基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消耗的定义如同对消费的定义(生产性浪费)一般开始显现。这一观点与基于必要性、积累和计算的“经济性”相左。相对的，多余优先于必要，支出在价值上优先于积累和占有(尽管在时间上看并不领先)。

         “ 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他不值钱的身外之物;”莎士比亚在《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中写道，“人生除了天然的需要以外,要是没有其他的享受,那和畜类的生活有什么分别。”换句话说，消费带来了一个基本问题:人类将自身组织起来是为了生存这一目的，还是以此为自己生活赋予的个人或集体的意义？如今，这种“存在”的价值，这种结构性的价值可能涉及到经济价值的牺牲。这并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这是消费的核心，我尝试这样表述:繁盛是否只有在浪费时才有意义？

         我们是否应该像瓦雷里那样，用远见的言语和粮食的储备来定义繁盛的程度？

         当一个人凝视成堆耐放的食物时，他不是在看手头的时间和备用活计吗？一盒饼干就是整整一个月的闲散生活。装满种子和坚果的蜜饯罐和尼龙筐是储存平静的仓库；整个冬天的宁静都藏在它们的芳香里……鲁滨逊·克鲁索在他贮藏室的保险箱和柜子里嗅到了未来的展现。懒惰的滋味从他的窖藏里散发出来。从中散发出一种时间的感觉，就像某些金属散发出绝对的热一样……人类只有在能持续的基础上找到立足之地，自身才能缓慢成长。远见的言语和粮食的储备，把我们逐渐从动物必需品的严格要求以及我们追求的“逐字逐句”中解放了出来……大自然是这样暗示的：它事事安排妥善，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抵抗自然无常的手段；我们四肢的脂肪，我们灵魂深处的记忆，都是我们的工业所模仿的储备模型。”

         在尼采（以及巴塔耶）的视野之中，这是对那些首要追求是“消耗生命力量”的人来说有关生命设想的经济性原则：

         生理学家应该再三考虑是否要将“储存的本能”视作有机生物活动的主要驱动力。生物首先想要的是释放其力量，“储存只是一个结果”。当心剩余的目的论原则！这整个“储存本能”的概念就是其中之一……‘为生存而斗争’——则指一种特殊情况；规则更倾向于实现追逐“更多”、“更好”、“更快”和“更经常”的权力之争的野心。(尼采，《权力意志》)

         这种价值主张的“更多的东西”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一象征价值的法则表明基本要素的范围通常超出必需品，并在支出和损失款项中突出地体现了出来，同时也在专用款项中得到验证；这只需要后者提供了作为额外之物以及“更多的东西”的不同功能便可成立。来看看苏联的例子:工人、干部、工程师和党员有一套不属于他们的公寓:不论是用于出租或自住这都只与其工作相关，与工人和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的居民的社会身份相关，而与私人身份无关。这种商品是一种社会服务，它不是财产，更不是一种“消耗品”。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第二居所——乡间的大别墅，是属于他们私人的。它不具备所有权，无法被政府收回，其产权可以在所有人去世之后依然有效，并代代世袭。“个人主义”的迷恋依附与其之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得那栋别墅(对于汽车的需求，也是因为汽车在西方扮演着同样的“第二个家”的角色)。别墅具有威望和象征的价值：这就是那“多了一点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繁盛也是如此:为了变得有价值，“充足”是不够的，它需要“过剩”。一种显著的差异不得不在必要的和多余之间保持和显现着，这就是不同程度上的浪费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削减它或者是完全免除它是幻想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设定整个系统。的确，如同那些小玩意儿一样(有用性在何处消失，无用性又从何处产生？)，它无法定义也无法区隔。所有超出严格生存的需要的生产和支出都可以被定义为浪费(不仅仅是时尚服装和垃圾食品，还有超级军事装备、那些“炸弹”、那些多余的美式农业设备，以及实业家们每两年便更新而不是将其用至报废的机器：这说明不仅是消费领域，生产领域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政策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遵从对浪费过程的炫耀而被制定)。利润导向的投资和禁止奢华的投资在任何地方都是彼此紧密相联的。一位在广告上投入了1000美元的企业家说：“我知道一半的钱被浪费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这就是在复杂经济中的情况:你无法分离出有用的东西，也无法尝试去除多余的东西。此外，从长远和更仔细地看，“浪费”（从经济角度）的那一半也许并不是价值最低的部分，即使是在“失去”的行为中。

         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解释我们繁盛社会的巨大浪费。正是这种浪费挑战了稀缺性，但矛盾的是，浪费意味着富足。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功能，而是浪费为繁盛社会奠定了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原则。

        玻璃外包装被当作垃圾丢掉，这不正是黄金时代的标志吗？

         正如里斯曼和莫林分析的，大众文化的重大主题之一就是阐述这种史诗般的语境：即“消费英雄”的主题。至少在西方，激情四溢的生产性英雄传记如今已经让位于消费性英雄传记。继耶稣和历史人物之后，那些记录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先驱、探险家和殖民者的伟大范例性人生，如今已经让位于电影、体育和竞技明星，几位镶金的王子以及环球旅行中的大亨们的生活——简而言之，这就是大号花花公子的生活(尽管相比之下，急迫展现出来的却是他们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及购物活动等等)。杂志和电视节目中到处都是这些伟大的过时形象，展示着他们生活的娇纵无度，以及被夸张了的潜在开支能力。他们超人类的消费价值如同北美印第安人的冬节一般，通过这种方式，它履行了一种非常精确的社会功能：奢侈的、无用的、过度的消费。他们就像过去的国王、英雄、牧师或伟大的贵族一样，代表整个社会履行这一职能。的确，他们只是用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地位买单，而不曾如同像詹姆斯·迪恩那样真正地伟大。

         本质的区别即，我们当前的体系中这种景观式的浪费不再具有原始盛宴和冬节中的重要象征性和集体意义。这种享有盛誉的消费也已经“个性化”和大众传媒化。其功能是为大众消费提供经济刺激，这是被与它相关的劳动亚文化所定义的。讽刺漫画里，明星仅穿一个晚上的华丽礼服被视为“一次性内裤”——成份是80%的粘胶和20%的无纺丙烯酸纤维，早上穿了晚上即扔掉，无需清洗。最重要的是，大众传媒所强调的这种崇高、奢侈的浪费，只是在文化层面上复制了一种更基本、更系统的浪费，这种浪费直接融入了经济过程，是伴随着生产系统在生产物质商品时附带产生的功能性、官僚化的浪费。这种浪费是内在的，因此，强制性消费便成为消费对象的一种品质和维度:脆弱性、内在的过时性、以及对时效的谴责。如今的商品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或它可能的耐用性去生产，而是着眼于其报废；这个报废速度的增加只能与其价格上涨的速度相媲美。单单这一点就足以向经济学中关于效用、需求等“理性主义”假设发问了。现在我们知道，生产秩序只有通过对大量物品施行永恒的有计划的“自杀”才得以存在。这样的操作通常是基于技术性“破坏”，或在时尚的掩护下让物品有计划地过时掉。广告完成了一项惊人壮举:消耗大量资金。其唯一的目的不是增加而是减去物的使用价值——通过将物品置于时尚的价值判断和更早的替代品之下，来诋毁其时间价值。我们可以将在军事预算和其他州及官僚机构的在名声方面投入的巨额社会财富放到一边：这种挥霍不具有冬节的任何象征性意味；对于一个陷入困境的经济-政治系统来说这是一种绝望但关键的解决办法。这种最高层次的“消费”与个人对物的极度渴望一样，是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两者都确保了生产秩序的再生产。我们必须将个人或集体的浪费同社会中令人失望的官僚主义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象征性的支出行为，一种节日仪式，一种崇高的社会化形式；如今浪费性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义务，这是一种如同间接税般被迫的，无意识的制度，是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惰性参与。

         “撞坏你的车，其余的事情归保险公司！”确实，汽车毫无疑问是包括私人浪费和集体浪费的日常浪费和长期浪费的主要焦点之一。这不仅是因为汽车的使用价值系统地减少，附加于其上的名望和时尚系数系统地增加，以及花费在这上面的巨量投资；而且——毫无疑问比这更深一步的——是事故中金属零件、机械和人命壮观的集体牺牲。事故，即巨大的“发生”，是消费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东西，通过它，社会在物质和生活的破坏仪式中证明了自身的过度繁盛(这是一个反方向的证明，但在想象的深度上，这比累积的直接证明更有效)。

         消费社会依靠它的对象存在。更准确地说，消费社会需要摧毁它们。物品的使用只会导致它们自身逐渐消失。价值的创造在暴力损失中更加热烈。这就是为什么破坏一直是生产的基本选择：消费仅仅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消费中有一种深刻的自我超越倾向，即在毁灭中改变自身。正是在毁灭中，它获得了自身意义。在今天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维持着一种从属关系——在生产力的秩序中作为被管理着的消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时候，物通过缺席而在场，也是为什么富足自相矛盾地指向着贫穷。股票是匮乏的过度表现，是焦虑的标志。只有在毁灭中，物品才会过剩，只有在它们消失时，才能证明财富。无论如何，破坏，无论是以暴力和象征的形式（正在发生的、东节、破坏性表演，在个人以及集体层面上），还是以系统性和煽动性的破坏形式，明显地都会注定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功能之一。

淳平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