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交售制

（一）义务交售制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方法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这种收购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种剥夺农民、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做法在工业化取得成就的同时加重农民负担，造成工农业比例失调等不良后果，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农民的不满。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开始实行的苏联农产品收购的主要形式是国家从农业取得资金和粮食的重要手段，1933年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的决议》，以义务交售制代替预购合同制。预购合同是指预先约定购买某种标的物并于将来才履行的协议，是购销合同的一种。预购合同为计划合同，主要用于农付产品的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农产品的品种和种植面积、预购数量和交售时间、预付款数额及交付时间、奖售物资的给付、违约的责任等。义务交售制起先仅限于谷物，1940年4月以后推广到油料作物、蔬菜和畜产品，同时把按计划播种面积计算交售额的方法改为按耕地面积计算交售额（包括畜产品）的方法。30年代上半期义务交售制约占农产品收购量的80%，到1936—1937年它的比重下降为40%，1953年又进一步下降为25.9%。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表明这种制度使集体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和他们所得到的物质利益严重脱节，到了50年代这种制度就愈来愈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集体农庄的产品传统上有4个流向：第一个流向是部分是向国家义务交售，这部分是自上而下以计划的数字下达的，是硬性的。一般情况下不以集体农庄收获的好坏而发生变化，这对国家来说叫收购，作为报偿时国家以极低的价格计算返给集体农庄以各种工业品和部分货币。然而国家的收购价格远不能补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尤其是在谷物、马铃薯和畜产品方面。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就指出这种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大额差距，当时许多集体农庄生产一公担马铃薯要花40卢布的费用，而国家的收购价格却是每公担只有3卢布，因此直到50年代初集体农庄的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的生产都是赔本的。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家的这种收购价格还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规定的，二十年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在50年代初集体农庄仍以这种过时的低价（如谷物每公斤4—8个戈比、马铃薯5个戈比、蔬菜20戈比、牛肉20戈比、猪肉70戈比、牛奶25戈比、蛋每4个2卢布左右）向国家交售；第二个流向是采购，所谓采购是国家获取集体农庄粮食的另一种渠道。国家以比收购价格较高的价格来购买集体农庄庄员手中剩余的粮食，即除去收购等流向后归自己支配的粮食。在1953年以前采购价格与收购价格的差距为：谷物为11倍、马铃薯为5倍、牛肉为13倍等等。

（三）从原则上讲采购对集体农庄庄员来说是自愿的，但往往它又是硬性的（有硬性的采购量，硬性的采购价格和硬性的采购期限），是以行政命令来完成的。在流通渠道上不存在商业关系，私人之间的买卖是被禁止的，集体农庄庄员不可能自愿地将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余粮售给任何人。由于集体农庄庄员不可能自由地转入城市居住，至于转到其他的集体农庄也是受严格控制，即使能转时其行政手续也十分复杂，因此采购成为集体农庄庄员出售余粮的唯一途径；第三个流向是向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支付耕作费、收获费、技术设备使用费及其他劳务费，直至50年代初集体农庄都要将收获量的三分之一支付给农业机器拖拉机站。1953年中央九月全会虽然决定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直至1958年无论是国家的采购价格还是集体农庄向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缴纳都抵偿不农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技术设备已经归属集体农庄，因此将这些技术设备的费用转入集体农庄的生产成本就是势在必行的事。在这三种流向之外集体农庄庄员还要向国家缴纳其他各种税收，因而在大多数地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集体农庄庄员只能依靠自留地上的粮食、瓜菜来维持生活，生活水平是低下的。多年来实行的这种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不仅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得不到改善，而且严重影响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九月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执行一种新的农业政策，随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不从实质上改变这种义务交售制已是不行的。

（四）1953年九月中央全会后开始陆续实行按每公顷耕地或土地面积计算交售农产品或畜产品的制度，最初实行这一制度的考虑是在原先的义务交售制的情况下先进的集体农庄和落后的集体农庄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是一样的，这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改革首先在畜产品和农产品的马铃薯与蔬菜方面执行，有关决议和法令规定必须严格执行按公顷计算义务交售数额的原则，不允许提高先进集体农庄的交售定额，并且在一个区内只实行一种交售定额标准，与此同时还免去集体农庄庄员户、工人户和职员户历年来（截止到1953年1月1日）的欠缴义务交售额。作为一种保证措施还提高义务交售的畜类和家禽（提高4.5倍以上）、奶类和肉类（提高2倍）、马铃薯（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的价格，规定肉类、牛奶、禽蛋和奶酪的平均采购价格（肉类平均提高30%——50%，奶类平均提高11%）。国家向集体农庄采购这些产品时采取预先订立合同的形式，还修定集体农庄因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以肉类和牛奶支付费用的新的定额标准比原来的降低10%。从1953年起完全取消义务交售定额的只有畜产品中的绵羊奶、干酪和绵羊肉，国家将以采购价格采购这些产品，并准予集体农庄以这些产品代替牛奶的义务交售额。

（五）1954年3月初中央全会又决定在谷物的征购中实行按每公顷耕地计算义务交售定额的制度，规定在相同条件的地区内这种定额不应有大的差距，在同一行政区内只实行一种义务交售定额。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级机关由于习惯于多年的义务交售制，而对采购工作不重视，结果采购计划完成得相当差。1954年6月中央全会决定从1954年收获后再次降低现行的集体农庄义务交售谷物和油料作物种子的定额，同时以提高的采购价格增加对这些作物的采购量，还决定从1954年起实行硬性的、各区不同的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的谷物和油料作物种子的实物报酬标准。中央要求把所有这些措施贯彻到各集体农庄，六月全会的决议还决定从1954年收获后开始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的生产单位以及渔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义务谷物交售，同时还免除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及其他个体缴粮者的义务交售和向拖拉机站交纳的实物报酬的全部积欠。总起来说这一时期义务交售制的变革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义务交售的计算标准，按每公顷耕地或土地面积计算；二是不断扩大减少义务交售的范围和降低义务交售的定额。其发展趋势是从降低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体缴纳者的义务交售定额到降低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定额。

（六）根据1957年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到1956年底改革义务交售制就对农业生产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集体农庄庄员的义务交售量大幅度下降。若与1952年相比时1957年集体农庄庄员等的个人义务交售量：肉类下降到只占全国收购和采购总量的10.2%，牛奶从31%下降到7.1%。与此同时国家的采购量却明显增加：谷物增加22%，小麦增加44%，油料作物种子增加34%，马铃薯增加28%，皮棉增加12%，甜菜增加36%，亚麻纤维增加约一倍，肉类增加51%，牛奶增加62%，禽蛋增加42%，羊毛增加41%。1957年7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等个人义务向国家交售一切农产品的制度，今后国家将通过国营和集体农庄合作社商业系统来购买集体农庄庄员等个人手中多余的农产品。决议要求集体农庄应全力帮助庄员出售农产品，组织产品收购站和集体农庄市场来从事这项工作。随着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作为集体农庄向机器拖拉机站交纳的实物报酬就不复存在了，集体农庄通过收购方式向国家上交的粮食也就必须由别的途径来加以解决。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就这一问题再次作出决议：从1958年起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和向机器拖拉机站、技术修理站和集体农庄中的专业站因所完成的工作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也是从这一年起国家对集体农庄农产品的收购形式统一为以采购方式来进行。

（七）为了确保新的农产品采购制度的顺利执行，六月全会决议还要求：要继续贯彻按公顷计算农产品，尤其是谷物、土豆、肉类、牛奶、羊毛和禽蛋的采购量原则；对各集体农庄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要根据专业化程度来分别确定；要正确制定采购价格，要在经济上有依据，要能补偿集体农庄的生产费用，即要从各地区的中等生产条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成本的降低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积累出发。一种在正常年景下没有变化，但在好坏年景略有差异的既稳定又灵活的价格政策将使国家和集体农庄双方受益；要注意节约采购费用，压缩采购环节。到此为止苏联的采购政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自有集体农庄以来采购政策就经历一个从义务交售、征购和采购并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合同定购和采购）的发展阶段到最终形成一个以市场为主要渠道的统一的采购政策，这就不能不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影响。农产品的采购实质上是涉及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工农经济联盟的关键问题，在集体农庄制度下更从十月革命后的农业发展起，农产品的收购政策就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重点，受到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密切关注。20年代列宁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以调整粮食的收购政策为出发点和主线的，他期望通过一种使农民和国家都获益的政策使农民的经济和国家的经济都获得发展，从而通过商业的结合、经济的结合。在新的条件下调整工农业间、城乡间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改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一种新的经济政策，这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也是国家收购农产品的政策。斯大林所期望的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排除市场关系的计划经济，以国家的力量来无所不包地解决农产品的供应和工业品的销售问题，从而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

（八）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商业结合实质上是使市场渠道在农产品的采购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最初的、也是有效的尝试，斯大林干扰和中止这种政策的执行，因而几十年来这种尝试在苏联的经济发展中历经种种曲折和斗争。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在以小农为主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地加以解决的：一是国家不可能一下就拥有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一切力量，农业的发展不仅要靠国家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力量，而尤其是要依靠解放农业生产力后农业经济（国营的和合作社营的）自身所迸发出的力量来加以解决；二是排除市场和商业关系的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既不可能从经济上也更不可能从政治上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赫鲁晓夫远没有列宁理论上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以及使坚定与灵活相统一的政策远见性，他也没有斯大林在实施一项新政策时总要提出一个他自己经过考虑的理论实用能力。但赫鲁晓夫在具体工作中却是很敏感的，往往善于抓住政策实施中的关键问题，从变革义务交售制到实施征购和采购并行的政策并最终实行统一的采购制，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赫鲁晓夫更多地是凭直觉来决定政策和采取哪些措施的，他实施和推进义务交售制的变革，但却未能从理论上来说明这种变革的意义。事实上赫鲁晓夫并未预见到义务交售制的废除会把市场和商业关系最终地引进到苏联农业发展的机制中来，但他的改革实践使人们对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因素，使人们开始想到实行几十年的传统的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方式并不是唯一正确的。

（九）赫鲁晓夫决策的直觉是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废除义务交售制）得以取得某些成功的基础，而他在理论上的贫弱却为他的改革措施埋下不能功成圆满的因素。不管怎么讲义务交售制的废除是把市场和商业关系引进苏联农业经济的发展中来，以后苏联的农业发展有起有落、多起多落，但这种关系却始终没有退出农村这一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发展农业的其他措施相比较时义务交售制的废除是立即使集体农庄庄员受到实惠的措施，因而得到广泛的支持，使得这一措施的实施过程也就顺利得多。在义务交售制变革的进程中国家不仅多次提高采购价格，而且逐步放宽对个人从事农付业生产的限制。从1953年9月起政府就作出新的规定：“每一个集体农庄的农户都有权经营规模不大的个人副业以满足消费需要，而这些需要目前都靠公有经济尚无法完全得到满足。”那种违反这一原则对宅旁园地经营的产品采购定额定得过高的做法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不但损害庄员的利益，而且歪曲集体农庄劳动组合形式的本质”。在以后的两年中还采取措施免除庄员等个人宅旁园地交售谷物的义务，同时免除历年的拖欠，但这一措施在1956年有所反复。在关于修订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的决议中认为个人副业的经营只能是辅助性的，主要满足庄员个人对新鲜蔬菜、水果和浆果的需要，因而提出“要力求缩小宅旁园地”对于集体农户私人使用的牲畜，决议认为“未必还需要保留过去规定的集体农户占有牲畜的数量”。1957年下半年后随着义务交售制的废除，集体农户的个人宅旁园地经济及其他副业又获得发展。

（十）到了1964年这种宅旁园地（包括集体农户、工人户和职员户）的总面积为七百万公顷，虽然这在耕地总面积中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当时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全国为四亿八千二百七十万公顷，国营农场为五亿七千一百一十万公顷），但其生产率却是很高的。同一时期私人所拥有的牲畜数量也占相当的比例：牛为全国总头数的百分之五十，猪为百分之二十八，羊为百分之二十一。这种比例表明个人副业在畜产品的供应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统一采购制的确立及其相应措施的贯彻大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明显增加。就全国而言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量和收购量均有大幅度增长，谷物：1960年的产量为八十一亿多普特，收购量为二十八亿五千多万普特（分别比1953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一和百分之五十）；肉类：1960年的产量为八百七十二万多吨，收购量为七百九十万吨（分别比1953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和一倍以上）；奶类：1960年的产量为六千一百五十三万多吨，收购量为一千零六十万吨（分别比1953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和一点五倍）。而以俄罗斯联邦为例，仅在1959年集体农庄向国家出售牛奶八百九十万吨（和1953年相比时增加两倍多）、肉二百三十万吨（增加一倍多）、蛋十二亿只（增长一倍多）。在这一年集体农庄庄员从参加集体农庄劳动和经营个人副业所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8%，其中来自经营个人副业的收入为30%，而在1953—1959年的6年中集体农庄庄员的货币收入从174亿卢布增加到620亿卢布。

玉米运动

（一）玉米运动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进行改革时发动的一场运动，据说赫鲁晓夫想学习美国而大面积种植玉米，不顾及苏联的地理气候因素，赫鲁晓夫决定全苏联种植玉米。但由于苏联地理条件（主要是气温和光照）实在太差，玉米几乎不结“棒子”，加上国家机构人员腐败，从国外购进大“棒子”愚弄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终究失败。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战后初期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执行“斯大林模式”并片面发展重工业，苏联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甚至低于帝俄时期。1949年赫鲁晓夫根据乌克兰农民传统玉米种植经验采用“方形穴播法”，让当地农民一次性扩种200万公顷玉米，结果大获丰收，这让赫鲁晓夫振奋不已，从此对玉米刮目相看。同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兼莫斯科第一书记，一上任他便打算推广种植玉米，为此他首先在自家菜园进行两次试验并都取得成功。1953年他在自家周边的农庄播种玉米，使该农庄一下由“过去搞得很糟”成为“全国最先进和最赢利的农庄之一”。这些成功经历冲昏赫鲁晓夫的头脑，使他萌发在苏联全国推广玉米种植的想法。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当月赫鲁晓夫就正式提出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以后只要逮到机会时赫鲁晓夫都为推广玉米种植鼓吹一番。

（二）在赫鲁晓夫看来摆脱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玉米的奇迹效应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良药。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美，在访问期间他特地参观以种植玉米而驰名于世的加斯特农场，目睹北美洲的辽阔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玉米丰收景象，赫鲁晓夫啧啧称赞。这次美国之行更加坚定赫鲁晓夫在苏联大力推广玉米种植的想法，为推广玉米种植的赫鲁晓夫经常下基层，亲自向基层农业领导人灌输“玉米思想”。苏联玉米种植面积仅350万公顷，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动下到1955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已达1800万公顷，但赫鲁晓夫仍对此仍感到不满意，他提出要在1960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在推广玉米种植过程中赫鲁晓夫忽略最基本的东西：玉米生长的自然环境。苏联地域辽阔，气候差异较大，适合在乌克兰种植的玉米难以在西伯利亚的冰原生长。赫鲁晓夫却从不考虑这些，一些地方的农业领导人为完成上面下达的不可能完成的种植玉米的硬性任务而不惜作假并掀起一股浮夸风。甚至一些国家机构人员从国外购进大“棒子”来谎报收成，愚弄上级领导，赫鲁晓夫对此也有所察觉。

（三）1958年1月他在莫斯科州举行的农业工作者会议上表示：“在莫斯科州中玉米的收成往往很低，而有时在报告材料上却能对付过去。莫斯科州人搞这一套是很有一手的，有时收成不怎么好，他们就找一些丰产田，根据丰产田求出平均数字。”然而他没有深入地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只是把浮夸风泛滥归罪于地方农业负责人的失职，因此继续不切实际地推行玉米种植运动。苏联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美国“玉米带”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此不少地方农民播种的玉米一无所获。这不仅无法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料，而且由于玉米的种植挤掉其他作物，连人的口粮都受到威胁，而以玉米秸秆作青贮饲料比苏联传统的青贮饲料三叶草、牧场草等成本高出两倍多。赫鲁晓夫的政策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玉米热”因此冷却下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玉米热成了赫鲁晓夫的笑柄，人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古古鲁沙”，俄文意为“玉米棒子”。1963年赫鲁晓夫改革后期苏联粮食出现严重危机，导致苏联第一次不得不进口西方的粮食，究其原因与赫鲁晓夫迷信“美国式道路”、大力推广玉米种植不无关系。

（四）1955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在《关于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报告中就极力鼓吹美国用扩大玉米种植来增加畜牧业的经验，这一年他派遣代表团去美国衣阿华州玉米带考察，被衣阿华的大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游说去参观他的大农场。结果是这个衣阿华玉米商后来成了赫鲁晓夫的座上宾，不仅多次访问苏联，还卖4500吨玉米种子给苏联。赫鲁晓夫1959年轰动世界的美国之行中去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见面之前，特别去衣阿华州加斯特的大农场做客并讨论玉米种植问题，加斯特和赫鲁晓夫手拿玉米棒子的电影镜头和照片一时间传遍美国。但是强力推行玉米种植的结果是：玉米并不适合在苏联推广，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而且扩大的玉米种植挤掉冬小麦种植的面积，影响谷物的增产，这导致他的畜牧业发展计划严重受挫。其标志性事件是梁赞州的党委书记为了迎合他的畜牧业要赶超美国的壮志而虚报指标，为此梁赞州所有的牲畜都送去屠宰，并且在全国采购肉来完成任务，还是远远完不成指标。欺诈败露后该党委书记自杀，这一事件成为著名的丑闻，开垦荒地运动与强制扩大玉米种植面积都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现代化“美国式”农业道路的体现。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一）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2014年5月25日）是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战时武装力量总司令，大将军衔。1923年7月6日生于扎莱姆布夫村（华沙东南约140公里）的传统的知识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庄园的农业工程师，他的中学年代是在华沙度过的。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苏军进入波兰东部地区，雅鲁泽尔斯基一家同许许多多处于苏军进占区的波兰人一样被送往西伯利亚，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体力劳动。1943年5月当波兰爱国者协会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他应召入伍，开始他的军旅生涯。他进入梁赞军官学校，是该校首届毕业生。之后编入顿布洛夫斯基步兵第二师，历任排长、骑兵侦察队队长。1944年夏他随军进入波兰，参加解放华沙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奥得河和易北河战役、攻克柏林战役。在战斗中屡立战功，两度荣获“勇士十字”勋章，三次荣获“战地功臣”银质勋章。人民波兰初期他也参加过剿匪斗争，当二战的硝烟散去之后雅鲁泽尔斯基在年青的军官群体中崭露头角，1947年他先后进入高等步兵学校和总参学院深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上级的青睐。他还曾前往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进修，他开始在波军军事院校任教，讲授参谋和战术课程，不久后出任波军战训总部副主任。

（二）1956年7月晋升为少将，成为波军最年轻的将军之一，1957年任第十二机械化师师长。1960年后他在波军中的职务扶摇直上，在党内的地位也随之增强。始则出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继而出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年）、总参谋长（1965年）、国防部部长（1968年），并在1968年春秋连升两级，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由中将晋升为上将。他成为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斯彼哈尔斯基（原国防部长、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元帅）颇为器重的人。1964年6月波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党中央委员。1970年12月波兰沿海地区动荡不安，终因群众抗议提高物价爆发一场流血事件。对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时哥穆尔卡断定是敌对分子在“挑衅”，决定使用武力镇压。据《1970年12月14日以来党领导层关于沿海地区事件会议记录》的记载雅鲁泽尔斯基出席由哥穆尔卡主持的决策会议，但他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说法不一。当时的小道消息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平息事件时由于态度暧昧而“被软禁起来”。后来“团结工会”却指控他向军队“下达开枪的命令”。十二月流血事件激化波党领导层的内部矛盾，坚持使用武力的哥穆尔卡被迫离开政治舞台，中央政治局发生重大的人事变动。新任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摈弃哥穆尔卡的做法，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与工人群众的矛盾。此时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继续上升，开始进入波党政治局。盖莱克提升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政治局委员（1975年）。同时在1973年雅鲁泽尔斯基又晋升为波军中唯一的一位大将，他在波兰军队中的权势和地位在盖莱克执政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三）70年代后半期盖莱克推行的“建设第二个波兰”的内外政策受挫，有限度的向西方开放、增加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波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的愿望落空，社会上出现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保卫工人委员会，党内也逐渐出现反对盖莱克的呼声和派别。1980年夏团结工会在群众大罢工的浪潮中应运而生，党内派系斗争随之加剧，盖莱克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雅鲁泽尔斯基的支持下卡尼亚取代盖莱克出任波党第一书记，此后不久雅鲁泽尔斯基于1981年2月11日又兼任总理，肩负起领导政府的重任，形成卡尼亚-雅鲁泽尔斯基联手执政的局面。但为时不久卡尼亚迫于内外压力，1981年10月18日将波党第一书记职务让位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开始集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团结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向波党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不断地动摇波兰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用政治手段还是用武力来解决团结工会制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始终是波兰领导层反复斟酌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波苏矛盾的症结。1981年7月波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为代表的党内温和派的主张占了上风，确定“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对此党内强硬派不满，苏联更为怀疑并向波兰施加强大的压力，一再要求波兰实行军管。苏联领导人直接插手波兰党内派系斗争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波党“九大”前夕的1981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波党中央，点名批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在敌人面前缺乏原则性，指责他们口头说斗争，实际无行动。这封信是苏共对卡尼亚投下的一张不信任票，在它的鼓舞下波党内亲苏的强硬派在波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卡尼亚的攻击。

（四）1981年7月初苏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莅临华沙，同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会谈，要求波党保持马列主义领导核心，要求必须把格拉布斯基（强硬派代表人物）保留在领导层内。针对葛罗米柯的谈话时卡尼亚诉说“格拉布斯基电话事件”：在十一中全会休息期间波党政治局开会，格拉布斯基离开会议室去打电话，返回后声言：“是啊，斯塔尼斯拉夫同志（卡尼亚），你已失去盟国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在波兰进行统治！”葛罗米柯表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反问一句：“真是这样说了吗？”雅鲁泽尔斯基回答说：“整个政治局都听到了”。波党内强硬派有恃无恐的气焰由此可见一斑，只是在雅鲁泽尔斯基和军队的坚决支持下卡尼亚才勉强在“九大”继续当选为第一书记。在苏波两党内部会谈时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对波党内部事务横加干涉。波党“九大”后的1981年8月卡尼亚第一书记和雅鲁泽尔斯基总理应邀前往避暑胜地克里米亚举行苏波两党会谈，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直言不讳地把波党分成左、中、右三派，说波党“九大”是右派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给亲苏的强硬派戴上“左派”、“好同志”和“诚实的共产党人”的桂冠，要求中派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保护”左派、疏远右派、修改“九大”路线。勃列日涅夫的逻辑是：“和解吗？好啊，可是同什么人和解？同敌人能和解吗？让步已经够了， 革命必须善于同反革命进行斗争。”参加这样的会谈时雅鲁泽尔斯基是硬着头皮去的，其自我感觉并不良好，他曾对朋友说：“去听训斥。”

（五）1981年9月18日在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公开干预波兰事务。声明断言：“在波兰不断加剧的反苏主义已达到危险的边缘，波兰领导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因此苏方要求波党必须“立即采取坚决和果断的措施，制止恶毒的反苏宣传和敌视苏联的行径。”实际上波兰党政领导早已处在苏联的严密监控之下。苏联党政军要人不断访波并反客为主，君临波兰党政领导之上。苏联驻波大使阿里斯托夫几乎天天都会见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成为“典型的总督”，他力图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塑造卡尼亚。同时他在波党内部支持所谓的“左派”，是“左派”策划政变的幕后组织者。对阿里斯托夫的频繁约见时雅鲁泽尔斯基实在难于忍受，他叫苦连天地对拉科夫斯基说：“我已经受不了啦。”苏联元帅、华沙条约总司令库利科夫每隔一段时间就率领众多参谋莅临华沙会见雅鲁泽尔斯基，在库利科夫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处境相当尴尬。就国家关系而言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最高领导，库利科夫是访波的客人，有主客之别。就华约而言库利科夫是华约联军的总司令，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客人是主人的顶头上司。1981年库利科夫会见雅鲁泽尔斯基竟多达22次，雅鲁泽尔斯基不无感慨地回忆说：“那一年我同库利科夫在一起的时间超过我同妻子和女儿家庭团聚的时间。”有关库利科夫在波兰的言行时雅鲁泽尔斯基曾多次向拉科夫斯基通报。5月库利科夫的不满升级了，语气强硬地说：“妥协，如果有效果，还好；如果没效果，就是灾难。如果苏军受到威胁，我们的回答是：手不会发抖，我们不会让波兰受苦受难。”

（六）6月库利科夫坐镇波兰二十余天，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俄国人已经进入入侵的准备阶段，现在正在寻找借口。8月库利科夫通报说：“苏军准备在波兰东部边界和波罗的海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2月初（也就是波兰宣布实行军管的前一周）库利科夫再来波兰，带来整个参谋部，呆下来不走了。整个1981年苏联向波兰施加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是全面的、多渠道的、持续不断的、逐步升级的。在波兰当局、团结工会、苏联三者之间团结工会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可波兰当局则不然，它既怕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夺权攻势，又怕苏联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雅鲁泽尔斯基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他一方面要坚持举着同团结工会实行“和解”的旗帜，一方面又要兑现向苏联许下的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诺言。到底是实行和解还是“动外科手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决。随着时间的推移，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的恐惧更甚于对团结工会的恐惧。雅鲁泽尔斯基说过两句足以表明其心态的大实话：“我的历史使命是防止苏联的干涉，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蒙上眼睛押往莫斯科。”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在波兰实施“战时状态”（即军管），这是雅鲁泽尔斯基在权力巅峰上做出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抉择，也是他思想和行动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自己说：“为了拯救国家免于崩溃，走了最后的一条道路。”雅鲁泽尔斯基为人稳健，他走到这一步绝非心血来潮的鲁莽，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的。

（七）1981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就任总理伊始就把对内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坚持与苏联同盟视为己任，他一方面支持和协助卡尼亚贯彻波党“九大”制定的“协商、和解和社会主义革新”路线，一方面对团结工会采取先礼后兵的姿态，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一再表明其耐心和诚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1981年9月团结工会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世界观和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的纲领性的口号，使团结工会同当局的矛盾演变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苏联的不安和不满，苏联借口团结工会反苏，公然向波党施加压力。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讲话中表态是左右周旋，他提出七个问题，期待团结工会领导的答复，并作为同团结工会谅解的基础。这七个问题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团结工会：摆脱极端行为和倾向，放弃无政府化的破坏法制秩序的口号和行动；停止并在实践中放弃接管政权的打算，承认并尊重政府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力；愿意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新、民主和协商的思想；承认与苏联的同盟，断绝与颠覆中心的暧昧联系。他指出波兰出现新的尖锐的政治形势，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想把这个工会引入歧途，把它当做通向政权之路的云梯。他强烈要求团结工会悬崖勒马，放弃其“一大”制定的路线。他再次警告说：“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政府已做好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话时我行我素的团结工会不予置理。1981年10月18日在波党九届四中全会上雅鲁泽尔斯基出任第一书记，开始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此时的波兰国家正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八）雅鲁泽尔斯基分析国内形势是波党“九大”路线的贯彻遇到越来越困难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们正在进行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并把它带到各个领域，制造一系列的危险。波兰党和政府“从来不寻求对抗，更准确地说一向都在避免对抗，今天也不致力于对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是即退却的可能性已经用尽。即使这样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倡议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为避免采取非常手段而再次作出努力。11月4日雅鲁泽尔斯基同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首席大主教格伦姆普举行三方会见，商讨成立国民和解委员会的可能性，以寻求摆脱危机的办法。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雅鲁泽尔斯基的努力再一次碰壁了，雅鲁泽尔斯基不无痛苦地说：“我伸出和解的手，对方的回应是紧握的拳头。”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自任军事救国委员会主席，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实施军管。在广播电视讲话中雅鲁泽尔斯基充分阐明军管的背景、目的、方法、性质和前途，他强调：“我们的祖国已处于深渊的边缘，必须依靠自已的力量摆脱危机，用自已的双手消除威胁，在冒险分子把祖国推向兄弟残杀的深渊之前必须捆住他们的手脚。”他声称：“救国军事委员会不想搞军事政变，不想搞军事独裁，不取代政权的宪法结构。让军队出面援助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应急的，军队不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机制。”他总结波兰的历史经验，试图唤起波兰人的责任感。他说：“在这个饱经灾难和忧患的国家中不能再让波兰人流一滴血了，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制止内战的魔影，在需要架桥的地方不要设置街垒。波兰的历史也有其阴暗的一面——自由否决权、自私自利和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导致衰败和灾难，应该打破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我们经受不起历史的重演”。

（九）雅鲁泽尔斯基认为他已肩负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但反对者们则把“战时状态”说成是“执政者对人民的宣战”。当雅鲁泽尔斯基下定决心实施军管的时候他也为波兰形势的发展绘制一个蓝图，他设想通过军管在两三年内取得牢固的立足点，然后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波兰建设成为安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有条不紊的、保证不再发生危机的国家。他希望通过“战时状态”针对两种人，筑起两道堤坝：第一是要清除无政府主义，针对那些“想以民族和国家为代价，倒拨历史时针和推翻社会主义的人”，筑起反对社会主义敌人的堤坝；第二是要清除官僚主义，针对那些“利用工人对事业的忠诚，变得狂妄自大的掌权者”，筑起反对那些玷污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的堤坝。雅鲁泽尔斯基要严厉地教训这两种人，并设想在大乱之后取得大治。雅鲁泽尔斯基的主观愿望自然是美好的，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朝野两大势力的斗争中“战时状态”虽然达到预期的策略目标，中断团结工会夺权的攻势，防止流血冲突和外来的“兄弟援助”，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使当局由退守转入进攻并控制局势、掌握主动权，但“战时状态”却未能从根本上根除团结工会藉以产生的土壤和彻底肃清团结工会的思想和影响。雅鲁泽尔斯基摆脱旧的困境后又陷入新的困境，国内的威胁表现出新的形式和内容，这就是社会的四分五裂、民心的不顺和党心的涣散均在加深。团结工会的活动转入地下，当局在国内的处境孤立。

（十）更有甚者是国际环境的恶化，是西方的制裁，波兰的国际处境也陷入空前的孤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手段向波兰提出难于接受的政治要价，要求波兰取消军管，恢复团结工会。西方的制裁为团结工会撑起一把保护伞，并使本已陷入危机的波兰经济雪上加霜。从实施“战时状态”的第一天开始人们就提出什么时候取消“战时状态”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但愿尽快取消。”但何时能取消取决于现实条件，即能否保证持久、安全、正常生活的进程和经济的正常运转。雅鲁泽尔斯基的真实想法是“战时状态”不应维持太久，实际上从1981年12月13日至1983年7月21日“战时状态”持续19个月，在这并不短暂的时间里雅鲁泽尔斯基不能不绞尽脑汁为取消“战时状态”创造条件，但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加入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缔团结工会？是保留还是解散业已陷入困境和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令雅鲁泽尔斯基伤透脑筋、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团结工会，解散所有的工会，规定组织新工会的条件，根据《工会法》时直至1984年才成立支持当局的波兰工会全国协议会（简称全波工协）。对上千万的团结工会会员时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分政策，孤立和惩处其中的极端分子，对“不是存心干坏事而上当受骗的”群众既往不咎，坚决摒弃报复和清算。雅鲁泽尔斯基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十一）党怎么办？有人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或者像工会那样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新党。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名称，应以新的面貌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党要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要严厉谴责和摒弃对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原则的背离，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 “恶劣的执政方法”。他坚持党的领导作用，竭力避免给人以军管代替党的领导、枪指挥党的印象。他提出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又不是原来那样的党。“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 “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明确的、坚定的，他要利用“战时状态”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社会支持，他采取各种措施，创立各种机制。针对党政高官和政府部门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时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的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宣布他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准备辞去总理的职务。他认为“战时状态”已完成使命，为复兴创造条件。但雅鲁泽尔斯基十分清楚波兰仍然面临一个“复杂的时期”，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起就带来奇迹。经济危机依旧，“战时状态”未能导致完全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当时的基本目标首先是制止危险趋势，然后才能扭转局势。

（十二）实施“战时状态”以来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赢得7年的相对的社会稳定，他千方百计做到想办而又能办的事。拥护当局的全波工协在1984年成立了，九届议会大选在1985年顺利过关了，波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86年成功召开了，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发展扩大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削弱了。雅鲁泽尔斯基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的相对稳定推到顶点，但雅鲁泽尔斯基始料所不及的是1988年波党推行的笫二阶段经济改革一出台就遭到反对，在全民公决中未获通过。团结工会乘机东山再起，掀起春秋两次工潮。波兰朝野两大势力的攻守态势重新易位，波党被迫采取退守的姿态，团结工会乘势进攻、频频得手。恰恰是在此期间国际大环境也发生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出台会对波兰等东欧国家实行“松绑”。雅鲁泽尔斯基从戈尔巴乔夫那里找到前进的动力，他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而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波兰同西方国家关系逐步走向缓和，但西方国家利用波兰困难，公然支持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要求波党恢复团结工会，得到西方支持的团结工会更因苏联对东欧“松绑”而有恃无恐。

（十三）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新的动荡兴起时雅鲁泽尔斯基排除再次实行军管的可能性，并进一步采纳党内自由派的主张，划定活动界限和范围，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一要大胆求新、二要决不复旧。雅鲁泽尔斯基决心采用“非常规的手段”，打破陈规旧律，打破限制和障碍。他在批判团结工会提出的“政治和社会多元化”的口号时，却于1986年12月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进而在1987年7月著文阐述“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实质是在保持和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从根本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年12月波党六中全会把“政治多元化”一词第一次写入党的正式文件，波党政治局认为政治多元化就是：尊重各种观点和世界观产生的动机，承认它是各种不同利益的反映，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要把它置于对话的范畴，使它变成发展和谅解的动力。“政治多元化”的提出无疑是波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先声。1988年6月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向波党七中全会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他强调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以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地”。这里所说的 “集团”是团结工会的代名词，雅鲁泽尔斯基的结论是：解决波兰最棘手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相互争斗的兄弟理应并肩站在一起。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只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雅鲁泽尔斯基的这段话标志着波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十四）雅鲁泽尔斯基竭力打破常规、推动“和解”，终于在1989年2月走到“圆桌会议”这一站。他认为他放弃的只是过时的陈规旧律，他争取到的则是“民族和解的大好的机会。他取得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接受波兰教会的斡旋和称赞，也迎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是来之不易的，但他在理论上始终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在实践过程中却变成为另一个样子。1989年2月“圆桌会议”召开，波党决策层大胆追求的“历史性的大妥协”走向高潮。随后而来的则是：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取得合法地位，波党在议会大选中败北，政权落入团结工会手中。雅鲁泽尔斯基虽然勉强出任总统，但大权旁落，成为强弩之末。雅鲁泽尔斯基主张的社会主义多元化竟然突破他划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一切的一切均事与愿违，他看到他不想看到和不愿看到的后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历史走向终结，人民波兰的历史走向终结。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清楚地知道舆论更多地把我同‘战时状态’联系在一起，而很少把我同改革路线、同十中全会如此重要的决策联系在一起。”他的主要助手、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党的最后一任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叹息地说：“改革者自觉地为新秩序开辟道路，却很快地成了多余的人”。

（十五）2008年9月12日身体虚弱但腰板笔直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大步走进波兰的一个法庭接受审判，法庭对他的指控是在1981年冬天镇压团结工会革命时使用坦克和刺刀。 这名85岁的老人是共产主义镇压的象征，由于曾领导一个犯罪机构，可能会被判入狱10年。“犯罪机构”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军事管制的军事委员会，这场奇怪的审判似乎是惩罚这名将军和其他7名共产党高官的唯一方法，这些人全都在80岁以上。 对波兰而言这是对冷战时期最具分歧，也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的最后清算。其中有一个问题只能在法庭上得到部分答案：雅鲁泽尔斯基究竟是波兰爱国者，还是苏联傀儡？ 虽然华沙法庭中的旁听者要努力辨认才能认出其他被告，但认出雅鲁泽尔斯基一点也不难。同1981年12月13日早上7点发表电视讲话时一样，他戴着同样的深色眼镜。当年这位将军用机器人般的语气对观众说：“波兰的自由试验已经结束，夜间实行宵禁，禁止罢工，中止人民结社的权利。禁止向私家车出售汽油，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原因是波兰正处于“深渊”的边缘，“深渊”是苏联入侵的代名词。 雅鲁泽尔斯基当时担任波兰总统兼国防部长，从发表上述宣言时起他还任命自己为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雅鲁泽尔斯基被解除总统职务，团结工会掌权，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国号为波兰共和国。2014年5月25日雅鲁泽尔斯基去世，享年90岁。

四月提纲

（一）《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又称《四月提纲》，是列宁在1917年4月1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的报告。《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被彻底推翻，成立了以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为主的各党派联盟俄国临时政府。同时彼得格勒也成立一个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占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和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

（二）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这种现像被列宁称之为“双重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布尔什维克与俄国其他政治力量一样都面临历史性的抉择，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依据建党初期的革命理论准备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框架内的合法反对派之路。当时中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有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中央俄罗斯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它们在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和仍在进行的战争问题上持不同立场。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俄罗斯局所持观点较左，在其3月17日的声明中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应该说，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脱离的。中央俄罗斯局对于在革命中建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苏维埃也认识不足，在中央俄罗斯局3月13日发表的宣言中，甚至只字未提苏维埃。在首都工人中影响较大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态度更现实一些，它赞成苏维埃做出有关支持临时政府的决议。

（三）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18日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民群众利益的条件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量。”彼得堡委员会这个立场与主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立场基本一致，中央俄罗斯局曾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遭到拒绝。彼得堡委员会在3月25日的中央局会上发表声明称它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符合目前的利益，它的决议比较具体。彼得堡委员会认为中央局的指示必须先交给彼得堡委员会讨论研究，然后再贯彻执行。中央局应当重视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因为彼得堡委员会依靠群众。中央局在宣言中讲了一系列错话，中央局的这些做法有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信。在有关战争的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3月20日宣布在推翻沙皇制度后自己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将坚决地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为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彼得堡委员会决定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呼吁各交战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反对自己的压迫者，并在前线联欢。中央局3月2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众工党中央局宣布革命民主派的基本任务仍是把目前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压迫者—统治阶级的战争。”决议号召与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联合起来，在前线举行联欢，实现军队的民主化。这两个布尔什维克组织总体上都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但彼得堡委员会没有像中央局那样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四）这样虽然在战争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护国主义”保持着距离，但是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共同点削弱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呼吁反对战争的实际影响力。3月下旬开始随着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返回彼得格勒，情况发生很大变化。3月25日加米涅夫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图鲁汗斯克边疆区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和第四节国家杜马代表穆拉诺夫一起回到彼得格勒，这时二月风暴已经过去，临时政府得到几乎是充分的支持：具有保守情绪的阶层都把它视作能够抵抗革命无政府主义，并能组织它进一步发展的唯一中心；劳动群众的很大部分（其中包括很多工人）也把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与临时政府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很激进的维堡区工人通过把政权转交苏维埃的决议，但这种情况只是个别的，完全不能影响彼得格勒和全俄罗斯的情绪。3月下旬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中央俄罗斯局的影响力加强，而且实际上控制《真理报》。他们连续发表文章，主张只要临时政府不直接危及群众利益就给予支持，要求放弃无条件反对战争的立场而改行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并迫使其开始和谈的策略，这个新方针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大多数布尔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想到现在就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3月31日在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有代表性的：“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他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

（五）现在国内布尔什维克党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分歧，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彼得格勒会发生革命，当他得知俄国发生革命和临时政府成立后感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急剧的转变。3月16日他写信给在挪威的柯伦泰：“刚才我收到第二批关于彼得格勒3月1日（俄历，公历3月14日）革命的政府电报，工人们血战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和克伦斯基却掌握政权，完全符合欧洲的‘旧’模式，不过这没什么。这个‘第一次革命（由战争引起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既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也不会仅仅是俄国的革命，而且看人民自由党怎样给人民自由、面包、和平。等着瞧吧，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允许合法的工人政党存在，如果我们的人要去同齐赫泽之流‘团结一致’，那就是莫大的不幸。” 在这封信中列宁已经明确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础，这将是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推行的路线。这时候国内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就政治立场的表述以及如何制定对临时政府的策略进行争论，但列宁已经把原则确定了。在瑞士社会党人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和其他侨居国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于4月9日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俄国的敌国德国，再经瑞典、芬兰，于4月16日回到彼得格勒。

（六）列宁一到彼得格勒就批评前去迎接的加米涅夫：“《真理报》上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几个星期，狠狠地骂了你们。”第二天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会议和出席全俄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与孟什维克代表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战争和革命问题的名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报告，这个报告提纲后来以《四月提纲》而著名。主要内容：指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基本完成，应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抗议其故意拖延立宪会议选举；提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应是苏维埃共和国，由全国的工人、雇工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而不是议会制共和国；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进行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当时不能采取一般的暴力方式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苏维埃支持它，这样做会同苏维埃对立，会脱离群众。他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然后通过苏维埃内部的斗争使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预计到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因为当时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同时列宁也提醒人民要警惕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革命；在经济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银行国有化，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四月提纲制定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

（七）《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核心内容：解决政权问题，即以工兵代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以苏维埃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列宁在报告中实际上否定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种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发展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创造这个政党的各种因素。”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列宁的回国最终改变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普遍反对。列宁演说时在场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产生雷击般作用的演说，它不仅使我这个偶然参加会议的持不同见解者目瞪口呆，可以肯定没有谁层料到会有这样的讲话。”

（八）波格丹诺夫向列宁大声叫道：“这是个昏热病人的胡话！”斯科别列夫把列宁称为：“一个置身于运动之外，完全不可救药的人。”参加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同样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德拉勃金回忆说：“他的话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因为没有人曾预料到这一点。相反人们倒希望列宁的归来会说服中央俄罗斯局（特别是对临时政府持不调和立场的莫洛托夫同志）遵守秩序。”有的党员把列宁的提纲成为“乌托邦式的”，认为这表明他已“长期脱离俄国生活”。布哈林后来也曾说过：“当时党的一部分组织把列宁的提纲看作是对于被普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列宁发表演说的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他的只有柯伦泰，但她的发言引起的只是讽刺、嘲笑和喧闹，有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因此而产生不满情绪而转入孟什维克的队伍。4月19日中央俄罗斯局举行会议讨论列宁的提纲，加米涅夫发言说：“列宁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因为他把目前的形式估计得和1871年（巴黎公社）一样，然而我们这里还没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1848年革命）完成的东西。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斯大林也认为列宁的提纲只是略图，其中没有事实，因此不能令人满意。

（九）4月20日列宁的提纲以他个人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但加米涅夫第二天就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不能接受列宁的纲领，因为其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并试图把这场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还表示在中央委员会做出新的决议之前仍将继续执行和捍卫党的三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和战争问题的决议。在彼得堡委员会4月21日的会议上列宁的提纲被交付表决，结果以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被否决。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们开会、商谈，坚持不懈的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最后大家同意把分歧拿出来公开讨论。4月21日开始在党组织中就列宁的提纲进行辩论，列宁的提纲首先得到普通工人党员的支持，他们比较容易地接受关于实现革命的转变、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委这一层反对列宁的提纲，但多数区级组织和所有基层组织都拥护。4月下旬开始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方党组织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通过支持《四月提纲》的决议，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中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

（十）在5月上旬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列宁关于政权和战争的决议案以多数票通过时有一些人离开布尔什维克党，而在革命转变问题上列宁遇到更为激烈的反对，李可夫的发言表达反对者的看法：“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根据现有条件，根据居民生活水平，开始社会主义变革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和客观条件来做到这一点，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来完成这项任务。”加米涅夫也重申：“我认为列宁同志是不对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已经结束，我认为它还没结束，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已丧失实行民主的一切可能性还为时过早。”在表决有关这一问题时118票中有47票反对或弃权，而且这还是在列宁反复做了工作后。但无论如何四月（俄历）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四月提纲》的通过确立布尔什维克党以夺取政权为革命最终目的，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后来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成立起着巨大的作用，乃至影响到今天世界的格局。很难想象如果列宁没有发表《四月提纲》，或是《四月提纲》没有得到通过，十月革命是否还会发生，苏联是否会成立，世界是否会变为今天这个样子。

自由法国运动（上篇）

（一）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伦敦发表著名的抗纳粹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号召国土遭沦陷的法国人民团结起来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也标志着法国抵抗纳粹组织——“自由法国”运动（或称法国抵抗组织、法国抵抗运动）的诞生。1940年6月17日下午和晚间戴高乐同在英国的某些法国427知名人士（如法国驻伦敦供应代表团团长让·莫内和大使科尔贝）等商讨在国外建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方法，除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利文外戴高乐从他的同胞那里没有获得多少支持。然而6月18日晚他取得英国政府的许可，对法国人民作了一次广播。虽然自由法国运动就以此时作为正式诞生的日期，但是戴高乐所作这第一次广播，其内容仅限于表示他本人对法国的前途和德国最终必败的信心。这篇演说尽管督促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到英国来同他取得联系，却并没有宣布成立任何以他为首的协调的运动，也没有说出几天以后出现在英国各地的招募人员招贴上的这句名言：“法国输掉一个战役，但是法国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虽然作为一种反对失败主义的呼吁，但这篇演说确是洋洋洒洒，振奋人心的。直到6月23日英国政府在接到戴高乐的一封信后才同意他提出的在英国成立一个法国“抵抗中心”的要求，不过在承认这一中心以前将保留仔细审查的权利，以避免出现任何看来像是法国流亡政府、法国“民族委员会”甚至是“解放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虽然如此，但在后来的一次广播中戴高乐便让人知道他已经成立一个获得英国政府承认的临时性的“法国民族委员会”。

（二）这次广播引起波尔多方面提出激烈的抗议，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公开否认这项声明，相反戴高乐得到同法国各殖民地和附属地的驻军司令官进行联系的一切便利。在这些将领中叙利亚的米特尔奥塞和北非的诺盖都已拒绝接受停战协定，前者还发表公开的宣言。尽管这样，但戴高乐从陆军的高级同僚中既没有得到支持，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些人后来都改变了口气，效忠维希法国。6月28日戴高乐再次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暂时尚不能承认任何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或者甚至是一个“抵抗委员会”，这意味着如果有足够数目的代表法国政治生活的知名人物往后决定同戴高乐一起，或者反过来是邀请他去同他们一起，那么形势可能是会改变的。英国政府在拒绝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法国民族委员会的同时的确也同意把戴高乐看作是“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并于6月28日晚间广播一项表达这种意思的正式声明。与此同时戴高乐授权设法争取法国海陆空三军人员和商船船员以及可能对军事工业有用的民间技术人员。有十万以上的法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来，不过其中许多人都已经回法国去了。从挪威撤出的贝杜阿尔将军率领的法国远征军当时正在英国，人数大约有一万，还有九千名的法国海军人员驻扎在阿因特里（主要是在英国港口避难），这些法国人大多愿意返回法国。

（三）作为个人或军事单位愿意集结到戴高乐周围来的起初只有马格兰·韦内雷上校指挥的外籍军团的一个营（上校本人像许多军阶较高、情愿继续作战的军官那样改名换姓，从此便被叫做蒙特克拉）、阿尔卑斯猎兵师的一个完整的营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这些部队加上几百名其他人员就是戴高乐可以支配的全部兵力。实际上到1940年6月底在英国的自由法国部队总数只有三千人多一点，包括四百五十名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三百五十名空军人员，他们实际上都是手无寸铁的。6月30日海军中将埃米尔·亨利·米塞利埃从直布罗陀飞抵英国，他一向在地中海负责法国禁运品的管制工作，总部设在马赛。这个海军将领一知道停战协定已经达成、不可更改时便立即把他在码头上所能找到的最有价值的货物装上几条商船，由两三艘法国小军舰保护着，起碇驶往直布罗陀，以便把他的小舰队、货物以及他本人交给英国海军调遣。在他到达英国之前他并不认识戴高乐，也不知道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作为一个三星海军中将的他在法国的等级制度中严格来说要比戴高乐的地位高得多，但是他在了解情况后同戴高乐作出一项安排，虽然他本人没有签署任何文件答应效忠戴高乐，因为他觉得有权在必要时代表法国海军，而戴高乐则代表陆军。尽管如此，但直到他们之间后来产生严重的政治分歧时为止米塞利埃一直表现得仿佛他把戴高乐当作自己的上级似的，虽然同时也要求把对自由法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和管辖权保持在自己手里。

（四）7月3日英国对米尔斯克比尔法国舰队的攻击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戴高乐只是在这件事发生前才得到通知，他对这个消息采取恰当的态度，因此显著地提高他本人在英国当局眼中的地位。他并不隐瞒自己心头的深切悲痛，这个行动从最好方面讲也会妨碍他自己的行动，而从最坏方面讲如果波尔多当局利用这个机会对英国宣战，戴高乐和他的所有追随者的处境就会是不堪设想的。他宁愿不去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需要讲明英国事先并没有同他磋商过，因此他同这次行动丝毫无夫，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这件事对于自由法国运动的发展好歹有什么直接影响。英国人在朴次茅斯扣留的法国军舰上大约有一千名水兵参加米塞利埃将军的队伍，到7月底自由法国的舰队已有二十八艘军舰，除了一艘补给成舰外其余的都是小船，不过完全由自由法国船员操纵着。空军人员慢慢地也集合起来，组成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陆军部队则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旅，拥有全部武器及辅助部队。连同总部、行政管理部门和在英国接受训练的新兵在内，自由法国兵力的总数到1940年8月1日大约已有六千人。到7月底对戴高乐来说短期内的形势已经变得相当明朗，他必须重申一下自由法国运动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于是丘吉尔以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身分向戴高乐致送了一份备忘录。

（五）另附一封日期为1940年8月7日的信件说明倘使戴高乐接受这份备忘录，它即具有一项协议的效力，此项协议将被认为自7月1日起业已生效。戴高乐在同一天用书面作出答复，以不论在何处集结到他周围来捍卫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的领袖资格来接受这份备忘录。这份此后被称为1940年8月7日协议的文件非常重要，它是1941年9月法国民族委员会成立以前指导双方关系的基本文件。甚至在1941年9月以后它的各项条款也并未作废，而是继续生效，直到新的形势使其自然而然地作废为止。这项协议适用于协调同英国政府和当时在英国避难并统辖武装部队的其他盟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英国政府根据这项协议注意到戴高乐正在招募陆海空军和科技工作的志愿人员，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些部队将尽可能完全具有法国特性，尤其在语言、纪律、人员升迁和一般行政管理问题上。他们将有权优先处理一切从法国方面缴获的或以其他方式得到的法国型号的武器装备，不足之数由英国予以补充，这些部队将不用于对法国作战。它们将置于戴高乐的指挥下，而戴高乐则同意接受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全面指挥，并在英国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下遇有必要时把其中某些部队交由英国的战地指挥官调遣，只要不要求他们去打法国人。8月7日的协议还规定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的工资和恤金问题，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费一律由英国负担，英国有权审查和稽核支出。英国政府还答应乐于考虑自由法国志愿人员申请取得英国国籍的问题，这项规定的目的在某些事件上表现得很明显，除了在几件遇到特殊困难的例子外一般没有援引这项规定。

（六）最后协议还为自由法国的海军和商船规定某些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海军部同意同戴高乐而不是同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商定这项安排。米塞利埃接受这项规定，似乎表明他认为戴高乐既是自由法国陆军，也是自由法国海军的最高统帅。如果象后来果真发生的那样，他还想维护他最初所要求的独立，那么这种作法是会削弱他的地位的。海军提议的要点是法国船只无论是军舰或是商船，凡是可以由自由法国配备船员的就是自由法国船舶的一部分，多余的法国船只可以由英国人直接配备船员并加以使用。由于自由法国运动还没有被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在公海上从中立国家船只方面或者在中立国家港口内享受相应的特权，所以后来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困难，不过通过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以及特别小心地制定悬挂自由法国旗帜的船只的航线还是克服这种困难。在戴高乐接受这项协议的同时他还获悉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在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法国海外领地保卫委员会的计划，英国政府将同该委员会商讨有关同英帝国合作的经济和防御问题。这件事当时是保密的，后来才透露出来。然而当时双方都明白：在具有适当的委员人选以前并且大概只有在同英国人进一步商讨以前，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不会成立的。双方还商定若干附属的局部性协议来使8月7日的主要胁议生效，这里就不必一一提到它们。不过值得记载下来的是如果说这项主要协议有任何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使英国政府负有明确的义务，却并没有同样明确地规定戴高乐所应承担的相应义务，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戴高乐在他自己的组织内部和在全世界的心目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七）他可以根据法德停战时有效的法国军法和民法惩办他手下的人员，可以在任何时候从运动中开除任何人而无须提出理由。只要他仍然是自由法国的领袖，这项协议就是同他个人达成的。一开头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便一致承认：倘有可能取得一些自由法国运动可以树起它的解放旗帜的法国殖民领土是很重要的。针对北非的宏伟战略时如果没有一场从内部发动的政变，即使英国当时能够提供有限的支援，这还是戴高乐那支小部队所解决不了的一个难题。从阿尔及尔到比塞大沿海一线部署有相当于十个师左右的法国兵力，还有估计为一百架飞机的空军驻守在第一线。几艘法国战舰在米尔斯克比尔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击坏，或者彼隔绝在遥远的海域里，不过法国舰队的主力当时都集中在土伦。情况已经摆明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是不会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其中阿尔及尔最为重要，因为根据法国宪法时它是法国本上的一个组成部分。1940年6月底英国政府派出达夫·库珀和戈特勋爵到拉巴特去，希望通过一些显然有资格代表英国政府讲话的人同地方当局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相信英国将继续进行战斗，还远没有战败。如果摩洛哥或北非愿意脱离波尔多政府的话他们还受权可以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诺盖将军拒绝接见他们。米特尔奥塞将军显然已经决心为贝当守住叙利亚，他的参谋长德拉米纳上校逃往巴勒斯坦，加入自由法国，但是驻叙利亚的法军大部分宁愿支持那位将军走相反的道路。

（八）索马里的颇得民心的前任总督勒让蒂约姆与德拉米纳上校意见一致，认为自己至少可以把吉布提团结起来继续抵抗，可是新任总督热尔曼太顽强，他对付不了，于是勒让蒂约姆便单独投到戴高乐方面来。马达加斯加、法属圭亚那、安的列斯群岛以及圣皮埃尔岛都没有参加这一新运动的任何明显要求，并且无论如何这些法国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印度的属地和在太平洋的岛屿都离开战场太远，在作战努力中还不会首先考虑到它们。剩下的就是法国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其他两处大属地，这两处成为策划和宣传的第一个目标。采取行动的地点选定达喀尔，虽然宣布支持自由法国的第一处法国殖民地实际上是新赫布里底群岛（这是一个英法共管地），它的法国总督索托于1940年8月9日作出抉择，实际上得到整个殖民地的支持。1940年8月29―30日夜间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的部队从英格兰出发，然而在这以前法国在赤道非洲乍得省的驻军司令勒克莱尔上校和该省的总督法籍非洲人埃布埃已决定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布瓦松不很得人心，他起先采取骑墙的态度，但是维希当局及时提出的任命他为驻达喀尔的法属西非总督这个较高职位的提议使他决心倒向一边。他在7月15日乘飞机离开布拉柴维尔，把他在赤道非洲的职权移交给于松将军。这项任命很糟糕，因为于松显然比布瓦松更加不得人心。这个机会没有被错过，德拉米纳来到布拉柴维尔后开始奔走游说来争取支持，他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障碍，结果是埃布埃根据同自由法国和英国当局达成的协议，于8月26日公开宣布乍得省接受戴高乐的命令。

（九）两天后德拉米纳被拥戴为中刚果的临时总督，与此同时乌班吉沙里也宣布依附自由法国。几乎在此同时喀麦隆通过一场大胆而又不流血的政变也被争取过来，该地的总督布律诺直接对法国负责，他很早便表现出具有同埃布埃一样的精神，受到维希的警告说将派安内来接替他，勒克莱尔获悉只要在杜阿拉显示一下武力就能解决问题。这时普利文也从伦敦赶来同他会合，以便代表戴高乐在西非进行一场政治运动。勒克菜尔和普利文另外带领大约三十个法国人乘独木舟悄悄地离开尼日利亚，在黎明前到达杜阿拉。等到该地居民一觉醒来后他们发现四面八方都贴满告示，宣布归附自由法国，有人叫喊几声，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反抗。这队人从杜阿拉又向首府雅温得进发，这一次由欣然倒戈的当地武装部队陪同着。布律诺在雅温得还一无所闻，雅温得不久便完全顺从形势，而英国发表的一项声明承认对喀麦隆的委任统治权仍旧保留在法国的名义下也起了不小的作用。9月3日在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群岛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以5564票对贝当政府18票的多数获得这两处属地对他的运动的支持。9月9日印度法国属地的总督路易·邦万加入自由法国，9月19日在当地很重要的新喀里多尼亚岛被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法国总督索托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争取过来，除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是1941年12月在特殊情况下争取过来的以外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参加自由法国的最后一处殖民地。

（十）为了完成争取法属赤道非洲的工作，自由法国军队在勒让蒂约姆的率领下于1940年11月从喀麦隆攻入加蓬。11月5日他们取得利伯维尔，11月12日又取得让蒂尔港，两处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争取到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对盟国的战争努力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贡献，这两处地方不仅拥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盛产木材、植物油、棉花、咖啡、可可和其他殖民地产品，而且还提供一条通过盟国领土直接横越非洲由空中和陆路经由苏丹同开罗和中东交通的途径。它们的依附自由法国运动可以使盟国一方面对尼日利亚的安全，另一方面对比属刚果的安全都大为放心（比属刚果当时已经决定不顾比利时本土的溃败，仍继续进行战斗）。戴高乐最初知道法兰西帝国有一部分已露出可能即将加入他的事业的迹象是在他刚要率领部队前往达喀尔或者是在他航行在公海上的时候，这必然给他很大的鼓舞，在他于9月23―25日进攻达喀尔被击退并且遭到损失以后他正需要这样的鼓舞。在远征达喀尔失败以后参与这一战役的部队都撤退到弗里敦，戴高乐没有立即返回英国，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巡视法兰西非洲帝国中投到他的事业这边来的那些省，他在非洲逗留两个月左右。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宣布成立一个“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由他本人、贾德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勒内·卡森总督、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以及从1941年1月起参加在内的达让利厄稗父组成。其中贾德鲁将军在法国沦陷时是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可是因为他不赞成停战协定，维希政府便撤换他。

（十一）他和他的妻子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了出来，乘船到英国去，他到达伦敦时戴高乐已经出发远征达喀尔去了。自由法国运动内部当时有一种为难的感觉，因为他在法国陆军中官阶很高，远在戴高乐之上，而且他以前对戴高乐也一无所知，在从印度支那赴英国所必经的长途海程中所能听到的也极为有限。但是当贾德鲁在乍得省第一次会见戴高乐时这种疑虑顿时便消失了，因为他当时从态度和行动上都表示他已把戴高乐看作是这项事业中自己的上级。卡森教授在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便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他是法国退伍军人联合会的主席，又是个法学博士，他曾作为一个专家参加日内瓦国际劳工局的工作，1940年6月从法国逃出来并参加自由法国。西塞将军当时是法属赤道非洲医疗大队的长官，达让利厄神父早年是一个法国海军军官，曾建立过出色的功勋，后来在1920年成为加尔默罗会的一个白衣修士，1939年当选为大主教。战争爆发后他在上级主教的同意下应召返回海军，后来在瑟堡被俘，但是他逃出来后就去英国。他最初以随军神父身分参加戴高乐的部队，后来又重返海军并在达喀尔负伤。戴高乐在下令成立该委员会的同时还发表一项宣言，其中并没有放过维希政府，也不曾放过它的元首贝当，不过对后者只是含蓄地提到。宣言开始时声称：“千百万法国人目前正期待着一些不曾患过‘不可饶恕的恐惧症’的名副其实的领导人，那种恐惧症已使他们目前的所谓政府同德国缔结停战协定。”宣言断言：“真正的法国政府已不再存在：在维希成立的妄自僭称为政府的机构是违反宪法的，并受侵略者控制的。在受人奴役的情况下这一机构只不过是法国的敌人用来损害法国的荣誉和利益的一个工具，因此必须有一个新政权来承担指挥法国继续战斗的任务。”

（十一）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那项法令的文本是用法国政府法令的惯常措辞写就的，比较无懈可击。它宣布：“从敌人控制下获得自由的帝国各地将根据1940年6月23日以前（即同德国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制订的法国法律加以治理，直至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敌人支配并具有正常性质的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的代议机构时为止。”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还规定：“由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必要时同防务委员会磋商后作出决定。”当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于8月7日签订那项正式协议时他们曾讨论过是否可能成立一个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问题，英国政府暂时同意这一建议，条件是需要有适当的人选来组成，并且应当在其他方面都有利时成立。然而戴高乐10月27日在布拉柴维尔发表那项声明事先并没有通知英国政府，因此引起相当惊讶，而同时发表的宣言则引起一些令人为难的政治反应。在一段时期以来日益明显的是戴高乐想使他的运动获得较大程度的承认与权力的这种并非不合情理的愿望超过英国政府愿意给予的那种程度，当宪法专家们就一些细致的要点展开辩论时维希政府的合法性可能仍然是含糊不明的，但是大多数法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无疑都在行动上仿佛接受到它的管辖权。人们无论怎样想入非非，也不会把戴高乐当作是法国政府。此外土伦的法国舰队也是一个经常存在的危险，万一维希政府向英国宣战，那支舰队一定会不顾海军上将达尔朗在签订停战协定时所作的含糊的保证，而会服从该政府的命令的。

（十二）最后尽管维希和联合工国已经断绝外交关系，但维希和美国之间甚至维希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关系却毫无改变。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留在维希，这对英国政府来说显然具有很大的军事价值，同时华盛顿的国务院感到有必要对自由法国运动采取的总的态度又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尽管出现这些困难，但戴高乐在1940年12月24日还是正式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准备就一切有关同接受戴高乐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合作的问题，同他在10月间宣布成立的防务委员会进行会商。这既包括自由法国部队与英国部队在反对共同敌人作战中相互联系的事宜，也包括同这些法国领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宜，同时英国政府还向戴高乐表明不能把这看作是他们对戴高乐的任何宣言或讲话所引起的各种宪法与法律问题表示任何意见。英国政府曾一再公开作出保证说任何集合到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戴高乐麾下来支持盟国事业的法国领土，根据英国作战努力的需要时都将获得经济援助，其规模将与类似情况下英国政府对英帝国的殖民地所提供的相同。英国完全履行这项保证，他们立即同所有有关的法国殖民地和省区进行具体细节的谈判，并于达成协议后马上签字。早在具体文件签字之前对自由法兰西帝国的实际援助便已全面展开，英国方面通过委派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通过扩大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总代表团去办理必要的工作。

（十三）总代表团由爱德华·斯皮尔斯将军（后为爵士）率领，于1940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伦敦，1940年底在布拉柴维尔、杜阿拉和拉密堡都设立分部，还在开罗设一个很大的中心。法国方面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官员和专家而遇到一些可以理解的困难，戴高乐巡视自由法国非洲领土后（在这期间他抽空飞往开罗去同韦维尔举行会谈，并派贾德鲁在那里作为他的代表来负责处理全部中东事务）于1940年11月底返回伦敦，这时他觉得必须花些时间改组他的总部。同时他催促英国政府作出安排，把其他一些法国属地争取到他的事业方面来，尤其是吉布提、圣皮埃尔、安的列斯群岛和法属圭亚那。他声称所有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他的，但是英国政府迫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种种考虑而暂时不得不把对这些领土的行动只限于海军力量所能实现的有效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韦维尔在利比亚对意大利人顺利发动的攻势也使英国和自由法国的事务暂时显得不重要了。尽管如此，但一支自由法国部队却在非洲战役中以寡敌众，建立显赫的功勋，因此英王在给韦维尔的一封祝贺信中也特别提到“我们的自由法国盟友”的英勇行动。为了配合韦维尔在非洲进一步作战的战略计划，一支自由法国人的分遣队包括骆驼队和机械化部队，在科洛纳·德奥纳诺中校率领下攻打费赞绿洲中的一个沙漠前哨基地木祖克。这次战役以及随后于1941年3月攻占南部沙漠中库弗腊的战役完全是由自由法国部队进行的，两次行动给计划和实现它们的自由法国官兵带来极大的荣誉。

（十四）第一次出征从乍得境内的拉密堡出发直捣木祖克，当时必须在走过九百多英里的杂树丛和沙漠地带后立即突击一支全副武装、深沟高垒、粮草弹药十分充沛经得起长期包围的守军，自由法国这支特遣部队取得全面的成功，虽然它的指挥官身先士卒，在英勇绝伦的作战中阵亡。由于摧毁木祖克的意大利飞机和机场，夺取意军防地，从而清除韦维尔左翼的潜在威胁。接下去向库弗腊推进中自由法国这支纵队必须在极难通行的地区行军六百多英里，由于意大利人严阵以待，拂晓时的一次突袭不能取胜。自由法国部队把库弗腊围困一个多月，尽管以极大的管理技巧节省给养，但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几乎失败，只得考虑撤退。在最后一刹那他们取得一个战术上的有利条件，突破敌军的防卫，于是在一场正面攻击中占领库弗腊，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通线被切断了。在埃塞俄比亚中也有一小股自由法国部队在英国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作战，外籍军团中的分队、殖民地部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炮兵以及一队法国轰炸机在厄立特里亚同英国人一起攻打克仑，后来又在马萨瓦作战，戴高乐还亲临马萨瓦前线。在取得胜利以后戴高乐致电英国首相，再次宣布：“自由法国部队将参加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战斗，直到取得全面胜利为止。”丘吉尔在复电中对自由法国的支援，代表英国政府表示感谢，电文说：你们在为共同事业尽力中从不畏缩、从不示弱，获得国玉陛下政府的最大信任，你们体现千百万对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前途毫不灰心的法国男女同胞的希望。”

（十五）自由法国部队的这些军事胜利对于稳定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节拍多少有点不大正常的关系起了不小的作用，不幸的是韦维尔从班加西的撤退和希腊的沦陷产生不可避免的心理反应。自由法国的军官失望之余不谨慎地批评英国将领的指挥才能，甚至还批评英国人的勇气。英国当局在部署叙利亚战役时曾与戴高乐商定，以前在利比亚作战的自由法国一个旅应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据报道法国高级专员当茨将军对德国人彻底屈从的做法已在他自己的部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的部队不管怎样下定决心追随贝当和确保自己的切身安全，却越来越不以为然地看着德国人对法国当局日益加强控制。1941年5月底科莱上校率领他所指挥的五百名招募来的彻尔克斯族士兵越过国境，投到贾德鲁的麾下，贾德鲁当时是戴高乐在中东的公认的副手和代表。自由法国的那师人从埃及开入巴勒斯坦，6月8日盟国部队进入叙利亚。3月起戴高乐本人呆在西非的时间居多，他完全知道在叙利亚使用自由法国部队的意图，但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英国人无法同他天天商讨战场上相互配合的详细计划，因此详细计划便由盟军在叙利亚的总司令威尔逊将军就地同贾德鲁将军和德拉米纳将军共同制订。贾德鲁于1941年6月8日盟军开进叙狼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发表一项声明，这项声明是由贾德鲁和地位相当的英国官员详细拟订并经英国政府批准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中声称：“自由法国正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解放这些领土，结束委任统治制度，并给予它们以要求已久的独立。”

（十六）声明答应将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规定它们同法国的关系，这项声明由当时英国驻开罗的大使迈尔斯·兰普森爵士在同一天代表英国政府另外发表的一项声明予以保证，后来这项声明以及英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引起严重的纠纷。当时的直接意图是鼓励当地居民以及从他们中招募来的部队摆脱当茨的束缚以支持盟国，同自由法国情报部门的报告和期望相反，它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所有当地招募的士兵在抗击自由法国军队时至少和他们同英国人作战时一样斗志旺盛。平民们的态度也大致相似，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支持自由法国，一般居民们对英国人又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热情，可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治家们则想要自治。有些黎巴嫩政治家热烈欢迎英国对贾德鲁声明的保证，这一来倒勾起法国人从前的全部猜疑和嫉妒，他们以为英国正在耍阴谋，想在近东挤掉法国的地位。甚至在1941年8月7日利特尔顿致函戴高乐以后这种猜疑还是没有消散，利特尔顿大臣在信中说：“我很荣幸向您再次保证，英国在叙利亚或黎巴嫩，除了打赢战争以外别无其他利害关系。我们决不想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英国双方都保证使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当这一必要步骤不受损害地实现以后我们欣然承认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应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更优越的地位。”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1年春英国从班加西首次撤退以后的日子里近东的政治领袖们曾转向德国人，因为他们最希望使自己摆脱法国的保护，根据他们对形势的看法时他们认为德国人是他们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可能的救星。

（十七）后来伊拉克叛变的失败，英国人的进入叙利亚，再加上英国对自由法国答应给予叙利亚独立所作的保证，近东有许多人的希望又转而向着英国。另有几个政治领袖则认为英国和法国不管是什么商标和货色，都是中东人民的顽固不化的剥削者，这些人宁愿先观望一番，再决定何去何从。自由法国的外籍军团明白表示不愿向法国的白人军队开火，尤其不愿向军团中支持维希的那些部队开火，这引起进一步的困难。他们的反对是有其实质的。要法国人对法国人开火，这是件很难堪的事。这个可怕的念头从运动成立之初当然就曾使戴高乐烦扰不安，虽然面临他所受到的挑衅，他却准备命令他的部队，如果遭到法国人攻击便开枪，并且对1940年8月7日协议中的有关条款作出任意的解释，但是他也表明他热切希望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军团的成员曾宣誓效忠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们获准参加这个著名的部队时曾经保证要遵守一些条件，因此他们的处境更其微妙。有一度自由法国这一旅人不得不从前线撤回，如果冷眼旁观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正反两面，但是在一场相当重大的战役中间一支重要的部队突然不知去向，这对负责指挥的将领来说的确是很窘的。像这种麻烦事件以及因为语言不通和习惯作法不同而引起的其他麻烦事件很可能助长在场的自由法国人员和英国人之间的恶感，而同7月14日叙利亚停战有关的一些在其他情况下无法解释的事情多半也是由于这些事件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