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与桨船 绪论＆1517年吉达港之围

   本文摘译自John Francis Guilmartin所著 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火药与桨船:十六世纪军备变革与地中海海上对抗） ，本文集其余文章同

  十五世纪末至于十七世纪初年，地中海世界历经了一场商贸与经济的革命，从一个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单元及欧洲商业与文化的中心，逐渐退为不断扩张的西欧经济圈中的次要环节。这种商贸与经济方面的变化性质早在1949年便由弗尔南多·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概述，而后其与其他学者进行了补充。然而涉及军事与技术层面的内容，布劳代尔仅做了些许暗示，直至Francisco Felipe Olesa Muñido所著《十六十七世纪地中海国家海军组织：以西班牙为例》（La Organizacion Naval de los Estados Mediterraneos y en Especial de Espaha Durante los Siglos XVI y XVI）的问世，才始朝此方向迈出。

  一千六百年以来，往返于母港的桨帆战舰统治着地中海的海洋，在当时，的海运以两种方式进行：稀有而贵重的货物、上好的面料与更加昂贵的香料、满载于全副武装而几乎为某些国家或个别组织所垄断的商船上进行长途海运。而大宗货物、廉价的布料、小麦与咸鱼干则载于私人小艇上进行短途运送、其命运决于稽查的武装船只。然而1600年前后，情况翻天地覆，大型桨船舰队与他们的母港一并衰退，古老而繁华的地中海贸易航线先为葡萄牙人所阻、后来荷兰人干脆另辟蹊径，越来越多的地中海大宗货物被装上了来自欧洲北部由少量船员操控、而全副武装的商船之上，那些侵略成性的galiot不止一次的为这些荷兰与英国的商船所痛打，而除了基本自卫外，许多商人更进一步，仰仗着他们军备上的优势、对那些火力贫弱的地中海商船进行劫掠；少部分贪婪成性的直接跻身海盗行列，自1580年代始肆虐北非。

  这种变化最具象的乃是经济，然而隐匿其后的乃是一场军事与技术的变革，其精妙绝伦之处丝毫不亚于布劳代尔所述的经济与商贸的革命，这两方面紧密相连；十六世纪的商贸与发生在海上的武装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尤其是在地中海海域，这种联系比后世的更为紧密。传统关注于海上对抗的史学对于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的叙述一直基于某些隐匿的假定之中，这些现代海事史学者几乎无意识的将十八世纪以来的商贸运作、海上力量以及其后的国家机器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石，因而本作将在相当程度上予清本正源。

  这些关系，与适用于十六世纪地中海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至于十八世纪，由精锐而强大的海军所垄断、短暂而激烈的战斗贯穿了海上冲突的全部，以保己方航线畅通无阻，而使敌商船难以通行；而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在于十八世纪的军舰足以长期离岸巡洋，这种远洋能力使得战舰在击败敌手后可封锁港口、以从根源上切断其海上贸易。日益重要的海上贸易、随处可见的干预商贸的军事机会、加之即产于又对贸易赖以生存的殖民帝国的扩张给予了海上舰队在经济上的无上地位，而这种景况在十六世纪的海事史中或许除了威尼斯的情形外，乃是全新而截然不同。

  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对此一系列联系的结果描绘并予了精妙绝伦的论述，而由于其所理论的这套联系继续适用于石油时代与空权时代，马汉的学说自那时起便主宰着海事史的研究。然而许多历史学者却忘记了马汉本人曾异常谨慎的限定了其理论对于地中海世界的适用之处，而至于其理论是否能用于桨船舰队之上，则遭到了更加小心的质疑；其本人之所以不对其学说作发散实属有据可依。

  直至十六世纪，由于实用的重型火炮的稀缺及风帆舰艇设计上的幼稚，唯一能充当战舰的船型仍是桨船及其较小的同类。这些桨船由于受到其本身机动性与续航能力的限制，无法如同后世的风帆舰艇一样垄断海上的冲突，这些桨船只是独揽了主动进攻之能，此乃重要限制。然而，即使是那些身形硕大而搭载了大量船员的风帆舰艇只是消极的抵御，要将其占领也往往超过了桨船本身所能；尽管这类商船对于人力与船员操船之能有很高的的门槛，然而在面对那些乘桨船而来的私掠者时却能相对安全的跨海贸易，因而桨船舰队实质上并无法做到马汉理论中控制海洋之能；而更重要的是桨船舰队并没有保持密切而不间断的封锁的战术能力。而由于这种能力上的欠缺，马汉理论的核心之处、敌对国家之间为争夺制海权而爆发的舰队决战，则往往与十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毫无关联。而仅此一瞥，便足以看出以马汉理论为基石的、对于十六世纪海上对抗的论述将会多么失实。

  因而，须先摒弃源于海军力量与商贸得失之间关系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代战舰与商船并无有泾渭分明的区分之别；而甚至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和平时期与战争期间的分别，在十六世纪也不曾存在。而更进一步，还需抛弃脑海中固有的、所笃定的海上力量在战时发挥的作用，而应当转而去关注那些存在于自十六世纪初始、藏于桨船舰队本身及地中海商贸与冲突“体系”背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的制约因素。

  如此的重要好处是为问题的剖析提供了相对确定的起始，而若无确定的基准来衡量这类变化，将难以对其量化。地中海海上对抗的作战的运作与桨帆战舰本身密不可分，二者一荣俱荣，然随着桨船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与有限，地中海国家随之与其俱损。尽管二者的关联因果并不显而易见，然而桨船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与将其视作政治工具的国家在商贸上的要害二者的高度相关足以证明需对其进一步剖析。而在开始剖析之前，需强调桨船的如此地位并非仅仅只是战术或技术上的度量，地中海世界精妙的官僚、行政与财政系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其军事力量的舰队的战术需求、作战能力与其本身的局限，这种舰队特有的性质与其对于背后国家机器的后勤与社会运作的需求最终明晰了地中海国家在海上战略上的分界。

  显而易见，任何将地中海世界的衰落与军事技术变革联系起来的尝试都无不需要重视桨船本身所扮演的角色。下文接下来的论述将转而为以桨船作为重心，在对基础有所系统认知后，将首先分析划桨战舰本身的特质——某些绝非易于理解的特质——以及对于背后国家机器的军事、社会与经济上的影响；而对技术变革的影响之了解，方能究地中海战争模式变化之实质。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主题——火药及其对于地中海战争的影响——同样举足轻重。若说有什么简单直白的技术革命造成了地中海世界的衰退并最终导致欧洲北方国度在商贸上的主宰地位，毋庸置疑，那便是重型火炮及其普及与发展；然而反直觉的是，在1510年到1580年相当长的时间里，地中海的海洋却是被装载重型舰炮的桨船所统治着，而这两个看似相悖的事实正式接下来将探究。火炮对于发现时代与北大西洋商贸圈的扩张的重要之处早已人尽皆知，然而尽管卡洛·奇波拉 (Carlo M. Cipolla)所著《火药、航海与帝国》（Guns, Sails and Empires）早已对其做了精妙绝伦的论述，但是其中所涉及的、尤其是对于地中海世界的战术与技术机理却从未得到深入的探研；而甚至对于欧洲北方国家进行商贸上的渗透之前、火炮对于地中海世界的影响的探究几乎是一纸空白，因而，以下的探究的核心之处便是究火炮与桨船二者发展的因果。

  然而，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对军事技术对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衰退的影响追根溯源显然荒诞不经，因而本作仅仅着眼于此过程的萌芽阶段——自重型火炮在划桨战舰上普及始而至于塞浦路斯战争而终。而这种取舍的好处显而易见，其一是排除了自十六世纪80年代始荷兰及英格兰的武装商船对于地中海世界之于商贸、装备技术与军事上的巨大影响，其二则是这段萌芽几乎完全涵盖了地中海海上对抗的成熟阶段；这种这种自决的限定使得能对“未受干扰”的地中海世界的军事技术作更深入的调查，而这又反过来迫使我们对于十六世纪火炮之于地中海战争运作的影响加以剖析。

  接下来的两个重点，便是剖析地中海战争的运作与探寻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战例中的胜败兴衰，前者作为本作的重头，而后者则将作为对地中海舰队在战术与战略层面进行分析的例证；此尤其对于习惯于传统英美海军历史的学者来说如同隔靴搔痒，英美两国的海事基础概念及传统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大相径庭，而英语世界的海航术语也对理解地中海与桨船作战增添了障碍，甚至是前面的内容中有意的避开了“海战”（naval warfare）一词，足以见此概念理解上的困难是多么基础。

  上述所见，如此探究的手法似乎完全忽视了地中海世界衰落在文化、思想、社会发展的因素，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接下来的探研用一个普遍适用的史学观点加以概述，那便是技术因素无法孤立于其社会、文化与背景而进行分析，而这种观念将在整个探究过程中加以贯彻。

  最后的探究，则可以视为对于航船、挥剑与拉弓的人类肉体之能与人造化学推进能力——火药之间不断相互平衡的分析，而随着对着这一军备变革的探究，军事史上的许多关键转折越来越多的显露出来更多取决于内在的文化、经济与社会的潜在影响，而非孤立而狭隘的技术因素；尽管不断变革的技术最终导致了地中海海上作战法式的败退，更是地中海世界最终衰退的重要因，然而显而易见，这些技术因素的发展与剖析并无法排除于上述影响之外。

  

    1517年吉达港之围

  

  在西方海军历史学者之中，桨帆战舰自打侧舷火力风帆舰艇一经问世便旋即被后者超越这一信条几乎广为笃定，此结论乃是根据简单的逻辑推论而出，即了排桨战船最终为风帆舰艇所取代，因而后者在军备上的运用体系定一直有其卓越之处；而由于战舰主要用途是与其他战舰交战———如某些西方海军史学家所假定的那样——风帆舰艇必定在单舰的技术性能比对上碾压前者。然而此类推论有其潜在荒谬之处，桨船与风帆舰艇的比拼并非基于与孤立的一对一单舰比对之上，二者实质是作为其背后各自成熟的海上作战体系的构成而竞争，然由于二者在各自的作战法式中所扮演的角色迥异，因而直作技术上的比对乃是极具误导。

  而除了上述概念上的谬误，这种推论还有一样基本的事实错误——即假定在两者的作战中风帆舰艇总是取胜；然而事实上，当这两类战舰与其所代表的的作战法式在十六世纪首次发生冲突之时，却是桨船作为防守者取得了胜利；然而由于得胜方所代表的是地中海作战体系最终被淘汰，因而这场战斗几乎无人知晓；而由于北海的海上对抗模式最终是最终赢家，因而我们更倾向于循欧洲北国的传统视角来看待一切；也是正因如此，西方史学家对于1517年春天发生在红海东岸、麦加以西约40英里北纬21又1/2度的吉达港外奥斯曼守军与葡萄牙舰队之间的决战几乎是完全忽视。

  A. C. Hess曾从奥斯曼土耳其的视角分析了十六世纪初早土耳其与葡萄牙之间的冲突，将1517年的吉达港攻防战至于整体史观之中，而为进一步探究地中海世界与北海之间关于海上作战法式与商贸的抗衡奠定了宝贵的基础。然而尽管如此，基本的军备技术与战术层面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为何葡萄牙舰队及其后继者手中的风帆舰艇没能在战斗的一开始便横扫敌军？而那些想必业已淘汰的桨船在战斗中是如何幸存下来？这些问题的部分解答将在接下来对吉达战役的剖析中得以窥见。

  当葡萄牙十五世纪末一跃成为横跨大洋的强国之时，其厉兵秣马；而在军备技术与对于战略目标的了解上，也做了万全准备；然而对于当代葡萄牙人来说，其所付诸的武力手法却存在着某种局限，起初他们不可避免的对其完全无知，而唯有在接下来的历史教训中才能知悉这类局限之处；然而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却使得现代人对其失败视而不见。

  回朔历史，葡萄牙人曾在强敌之手夺取了印度西海岸的一座海上基地，也曾绕过阿非利加并随之封锁了途径红海与波斯湾的商贸老航线，其作为小国所取得的成功着实令人称奇；然而由于其成功是如此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对其最初的目的关注之处产生了偏差。对于现代人无法捉摸的是，势单力薄、地狭人稀而贫瘠的葡萄牙却试图袭击穆斯林世界的重心以使整个东地中海贸易至于停顿，如此宏伟雄大的动机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似乎难以理解，然而当代的葡萄牙人却着实有一股当年十字军的风骨；尽管在军备技术上占了上风，然而在那个时代宗教信念依然作为他们强烈的动机；而这或许也是葡萄牙无视其自身国土弱小贫乏的短处与其海军跨洋作战的困难而悍然远征的部分原因，然而却也有难以其他的解释，他们实质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尽管早在1507年，阿尔布克尔克的阿方索（Afonso de Albuquerque）对忽里模子（Ormuz）的征服便一度使得由波斯湾至于巴士拉 (Basrah)与阿勒颇 (Aleppo)的古老香料航线陷入瘫痪；然而事实证明，对途径红海南部的航线的封锁要困难许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红海入口处并无可难以建立足以严加封锁的基地——阿拉伯半岛端处的索科特拉岛 (Socotra)被证实干旱而不宜生存，亚丁湾的穆斯林港口则曾成功两次抵御了入侵者的进攻。由于无法在附近实行封锁，葡萄牙人转而对整个阿拉伯海中穆斯林的商船加以阻截，而这种在较远基地封锁的成效由十六世纪头几十年通过开罗的香料贸易航线的衰退得到证实。在葡萄牙看来，完全的成功近在咫尺，所需的只是在红海入口附近，或者说是干脆就在红海内的一座海上基地。

  因而，当印度总督兼远征军的统帅阿尔伯加里亚的洛波·苏雷斯（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奉国王之命领着十三艘船组成的舰队于1515年春离开里斯本时，其或许是带着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毫无疑问，其远征的原因之一便是得知穆斯林再次在东地中海蓄势汹汹的筹谋反攻。据早已获悉的军情，马穆鲁克埃及的舰队如1508年及其次年侯赛因帕夏（Hussein，此处指吉达都督Amir Husain Al-Kurdi）那场失利的远征时的那样再度南下驶入红海，而这支穆斯林舰队的会师之处便是麦加附近的吉达港。

  洛波·苏雷斯对早些年头穆斯林的反击无疑了然于心，其在威尼斯人与拉古萨力援之下最后在于查尔港（Chaul，印度西海岸的一座港口）人以一场皮洛士式的惨胜而告终；然而尽管马穆鲁克舰队一度来势汹汹，然而随后一开始便被当地的驻防所抵御，第二年更是折戟在了第乌（Diu，也是印度西海岸的一座港口）的近海。因而对敌手发起进攻而占据一个足以切断红海贸易的港口看起来似乎唾手可得，而倘若攻下吉达港，不仅足以实现这一宏图，更是足以在穆斯林舰队发起反击之前将其扼杀；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吉达港距穆斯林的宗教圣地麦加仅有数十里格，而这将使得葡萄牙的军队直接与一种与其迥然不同的军事力量——奥斯曼土耳其的陆军直接的冲突。

  侯赛因帕夏折戟第乌的数年后，马穆鲁克埃及便落入奥斯曼的刚毅者塞利姆之手。然而，将侯赛因调往东方以抵御葡萄牙进攻的经济动机依然存在，甚至在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一统穆斯林世界的欲望之下，这种动机比以往更加强烈。事实上，有着充足的证据表明，吉达港的将官萨尔曼提督（既Salman Re'is，Re'is为提督之意）原本就在奥斯曼土耳其的麾下，在埃及苏丹与奥斯曼公开冲突期间，其被奥斯曼的苏丹借到马穆鲁克手中以在东地中海率军抵御葡萄牙入侵者；而尽管埃及马穆鲁克政权最终在1516年与次年为奥斯曼所征服，其作为红海穆斯林军队统帅的地位却巍然不动；甚至在吞并埃及之前，奥斯曼便严重依赖于地中海的贸易，而地中海贸易的命运正决于为葡萄牙所威胁的红海航线是否畅通无阻。

  正因如此，葡萄牙与其穆斯林敌手在红海、波斯湾、印度东南海岸（原文Coromandel Coast，通用译名“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冲突绝不能视作简单的贸易战争，其实乃地中海世界与北大西洋海上力量日后旷日持久相互抗衡的初战。在这场对抗这种，一方高度发展而成熟，另一方新生而原始、尚未对其潜力有所认知而刚开始发展其军备技术，因而，吉达港发生的这场攻防战的有着超乎其自身的重要性。

  回顾历史，这场攻防战的战局似乎在开战前早已明晰，这座港口离奥斯曼的中心太近而离兵少物稀的葡萄牙太远；然而对于曾经以勇气蔑视六百倍于己之敌、而后以正正之师出击并得胜的葡萄牙军队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如同1507年阿尔布克尔克的阿方索征服忽里模子时那样；况且他们也从未在本土附近遇地中海的作战之道。

  阿尔伯加里亚的洛波·苏雷斯远征吉达的兵力尚未可知，根据当代的阿拉伯文献，其舰队“拥三十战船之众，桨帆船兼有”，然而肯定的是葡萄牙的舰队早已为接下来的远征做了充分的准备，当年阿尔布克尔克在印度建造的巨舰正是“红海里最好的船”；另一方面萨尔曼所率的穆斯林部队的规模也不得而知，当代的葡萄牙资料称其有“大小桨船共帆船二十六，携兵三千余”，其中两艘桨船全副武装。以上可能没有偏离事实太远，显而易见，萨尔曼的兵力对葡萄牙舰队并无任何优势；然而不要忽略如此一样事实：穆斯林的部队以守御者的身份参战。

  据参战的葡萄牙人所述，在萨尔曼的火炮中，有着三到四门可以发射周长三十个手掌炮弹的蛇怪炮（Basilisks），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若将手掌的长度取作3吋，那么这门火炮发射的石弹足足有一千磅许；而据对十六世纪火炮及随后战例的认知，这些重炮必定有最精锐的炮手所操控。可以肯定的是，萨尔曼最好的重炮与炮兵都来自奥斯曼土耳其之手，而甚至在1517年1月份征服埃及之前其便被调往红海。与埃及的马穆鲁克不同，奥斯曼土耳其以其火器而闻名于世。

  显然这是葡萄牙军队遭遇的头一遭，此前在东方从未见过如此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炮兵部队；当然，这些并非都是船上的舰炮，不过在这里作个小插曲。早在阿尔伯加里亚的洛波·苏雷斯的远征队入寇之前，吉达港的城防便是为了支援侯赛因帕夏的远征而建造，之后为提督萨尔曼所加强。关于这座城市的设防信息并没有保存下来，不过从随后的战斗可以明显的看出穆斯林围绕城市修了一道外墙，其坚固足以使步兵正面强攻的代价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若要强攻港口的唯一海上入口——一道崎岖而蜿蜒的水路，更会遭到布置于要地炮阵的劈头猛击。

  对于阿尔伯加里亚的洛波·苏雷斯来说此实乃举步维艰。通往吉达港的海路曲折而狭隘，在穆斯林炮火面前任何动用帆船强攻无异于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若出动装备重炮的桨船清扫地面的炮兵，势必会在侧翼遭到上游蓄势以待的奥斯曼舰队的合力夹击。尽管穆斯林的舰队在开阔的海域无法于葡萄牙远征军所匹敌，然而他们完美的弥补了地面炮兵部队的不足。在地面炮火的掩护下，萨尔曼全副武装的桨船舰队足以在远距离以其船艏重炮袭击葡萄牙的舰队。萨尔曼的战术，如一份当代的阿拉伯文献所描述的那样，法兰克人（当代穆斯林世界西欧人的泛称）始终无法在吉达的岸旁站稳脚跟，而当萨尔曼埃米尔从一两艘grab（一种阿拉伯桨船）上觅得他们的踪影后，在其进入射程之时给予痛击。

  由于风帆舰艇缺乏在近岸水域的机动性，葡萄牙的战舰始终无法与穆斯林的桨船接敌；另一方面，葡萄牙的桨船若识图协助帆船作战，穆斯林的桨船舰队却可在地面炮火的掩护下安全撤离。随后，一系列在葡萄牙人看来不可预料的战场状况接踵而至，尽管一场意外发生的大火使得穆斯林装备最精良的一艘桨船的船艏失去了战斗力，然而他们的风帆船却始终无法仗其重炮突破海道抵达吉达港的城墙；陷入僵局的葡萄牙远征队绝望的考虑在夜间登陆对地面的炮阵发动一场突袭，然而再三考虑后只得草草撤兵；而在撤离海道的途中，葡萄牙舰队被穆斯林的桨船穷追不舍，早先的在劳希特亚（即Lauhitya或Lohitya，印度一古国，此泛指其地域）掠夺来的战利品也为穆斯林所夺取。

  尽管阿尔伯加里亚的洛波·苏雷斯率军撤退的行为为人所诟病，然而就此无法做的更好也无法预知导致其计划破灭的地中海桨船与岸防堡垒的组合联合防御作战；而考虑到十六世纪精锐火炮部队火炮与炮兵的结合，除非有着同样强大的兵力，否则要想从地面强攻无异异想天开。不过回顾历史，葡萄牙舰队在吉达港的水道所遭遇的无疑可称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然而，这种以桨船和岸防火力构成的防线的根据又是什么？除了1517年的吉达港之围外，1507年的忽里模子攻防战、1508年与1509年的查尔之战与第乌海战已经将揭示了部分的答案。尽管洛波·苏雷斯对吉达港进攻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不及阿尔布克尔克的阿方索来的冒进莽撞，然而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阿方索征服忽里模子之时其敌手并没有大陆强国以为支持，其火炮稀缺而亦无法发挥重要作用，通往忽里模子港城的海路也能轻而易举的闯入；而更重要的是这座港城比近便是葡萄牙海军的驻地而远离马穆鲁克埃及的奥斯曼，因而一旦攻打便能轻而易举的将其征服。吉达港的情况与之截然相反，葡萄牙无论是在战略还是战术上都无法将其攻占；而即使是洛波·苏雷斯的部下以着惊人的勇气将其占领，也无法守御太久。这座城市距离奥斯曼的中心地带过于接近，穆斯林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其夺回。

  广而言之，就葡萄牙远征队在吉达港之所遭遇的海上防御体系来说，桨船舰队在近岸而比近港口的水域能轻而易举的占有上风，而这对于十六世纪大部分时间来说，这些优势在如地中海、黑海、红海及绝大部分加勒比地带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见地图1）。

  而早在十六世纪的第七个年头，马穆鲁克便在远离港口的印度洋做了如此尝试，惨遭失败；然而十年之后葡萄牙舰队在深入桨船赖以生存的近岸水域也同样折戟。从起以后一种初步的平衡被构建起来，由此两个相互竞争的海上对抗体系之间地理边界逐渐明晰，而这种边界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而尽管在1517年之后这一边界发生了变化，然而也只是随着军备技术的发展缓慢的向风帆舰艇的一方倾斜。

   综上所述，吉达港的攻守之战直白的展现了地中海海上作战模式在守御上的得要之处，其战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在一个世纪内都不会被推翻。而如本章所述，地中海的海上运作模式在遭到外来的威胁时仍能保持其活力，因而在接下来，将着重于其内部之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