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1931年的抗日武装，怎样打鬼子？（1）狙击篇

看到标题大家想必又会发现这是我挖坑的操作。

这个坑能填多少取决于我的耐心。

但是这个坑不会非常乏味。

1931年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总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存在。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对当年的真实斗争情况知之甚少。尽管在短短的三个多月中爆发了数场相当规模的战斗，但日军还是仅有不到300人被击毙，另外数百人负伤。

这个数字当然不算大，伤亡比例大约是1931年东北日军的10%左右（算上当年来的所有增援略低一点），而日本人这会也不缺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补充兵。因此虽然抗日斗争让日军不断吃苦头，但因为实在有限，他们的总战斗能力还没有到能被削弱的地步。

然而，这300多人看似不多，但每一个死鬼子都是抗日武装艰辛斗争的结果。中日双方在军事素质上的差异不能单单被纸面上的问题掩盖。战争不是简单的数学题，日军强悍的战斗能力让所有抗日武装都打的很艰辛，也必须付出巨大代价。而由于既往的材料侧重点不同，我们对于1931年的抗日武装到底是怎样打鬼子的，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本人摘选了各种战例，尽可能以较为朴实的语言，为大家呈现战斗的真相。

说到狙击，大家不能不想到历来抗日剧里的神枪手。夸张与否，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神枪手的案例，这里暂且不提。

1931年的中国，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是否也活跃着这样一群神枪手？

可惜几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抬手一枪倒一个”实在是不好见到。与其说“神枪手”不如说“冷枪手”。这种感觉更像是“刺杀行动”。

然而能拔脓就是好膏药。当年的抗日武装在和日军守备队正面交火的时候鲜少有胜绩，代价也太大，而日军的损失往往连一个死亡者都凑不出来。与之相对的，能够通过刺杀的方式迅速解决单个敌人，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而提到刺杀，一般我们想到的都是在城内搞，人多眼杂，又四处是掩护，最好下手。这就不得不提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地沈阳了。在一夜的激烈战斗后，沈阳城驻军除了阵亡人员外，要么撤离，要么被缴械，要么化装偷偷跑到锦州去了。然而各路武装部队从未放弃对沈阳的反攻。仅在1931年的三个多月中，由东北军游击单位和民间义勇部队发起的规模接近营连的突袭就有数次，其目标一般放在北大营或者东北兵工厂。然而这些突袭基本无一成功，日军也很少需要付出什么损失。于是，一些抗日武装也动起了便衣队的脑筋，派人潜入城内做刺杀的工作。北大营附近的无线电台就曾经被便衣队袭击过，其他军事设施也屡遭光顾。虽然经常无功而返，但是日本人确实经常需要在城内四处搜捕。

在1931年9月25日，数百名抗日武装袭击了奉天兵工厂，在那里的1名日军步哨被当场击毙。沈阳城内的局面仍然严峻，日军也不敢松懈。于是在9月28日，步兵第七十七联队的浦田元夫一等兵继续执行着他的步哨任务。他负责挨家挨户的搜查便衣人员和所谓的“败残兵”。变故虽然少，但是不出意外是要出点意外的。在他搜索的过程中，忽然就遭到了刺杀，当场身中数弹，被拖到奉天卫戍医院抢救后咽了气。

沈阳城很大，日军的宪兵不多，军队来来往往，也搜不干净经常跑进来的便衣人员。10月24日，又是第七十七联队的日高龙之助曹长在第一监狱附近、交通银行西侧被乱枪击中，右手和腹部被打穿，在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迅速开膛抢救，当然也没能救回来。日本人有切腹的习惯，他没轮上自己拿把刀切，最后被手术刀切了一回。

相比于一等兵，曹长已经是小队副官级别的人物，不算很小了。

当然，光说打死的不够意思，在沈阳城周边，除去九一八当晚的战斗，仅9-10月，日军就有6死7伤，其中有好几个都是被狙击的。站在当时的日军总体上确实不疼不痒，但如果真要让人在沈阳城放放哨，一想到偶尔会被打死打伤的同僚，鬼子不打打哆嗦是不可能的。

当然，论战术不能拘泥于一种，带着枪潜入城内多少是要点胆子的，能不能在荒郊野地或者小居民点刺杀呢？也是可以的。

这件事就不得不提到9月22日被击毙的小林健治了。历来经常有说法，表示小林健治是北大营的第三名战死者。这我就不能不纠正一下了。小林健治的部队驻地在铁岭，如果真是在北大营负伤的，那就是人从铁岭跑到了沈阳，结果被打伤了放着沈阳和铁岭的卫戍医院不去，跑到吉林城的医院去世。这对于重伤员有点不合常理。

当天的实际情况是，小林健治和部队在松花江右岸龙台山高地附近准备架设浮桥的侦察的时候，遭到了黄山咀子方向的射击，当场身中数弹，胸部被贯穿，送到吉林东洋病院后不治身亡。

有的步哨很鲁莽。10月3日，骑兵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坪武夫一等兵负责步哨工作，在四平街（今四平）变电所警戒。在夜间，黑暗里忽然放出来一枪将他打伤。他决定追上去消灭偷袭的人，于是他遭到早就伏击在附近的义勇军的齐射，一阵噼啪乱响之后，天照大神的面前就又多了个莽撞人。

大家可能会问：没有狙击军官的案例吗？有，不过很可惜不是打死。10月12日，独立步兵第三大队第二中队长伊藤大尉和1名士兵在营口巡察的过程中遭到刺杀，伊藤大尉右大腿因此镶进去一颗花生米。虽然没死，但是连中队长也逃不过挨一枪的命运，当年袭击的强度可想而知。当年张学良曾经派出便衣队专门搞刺杀，并发出悬赏，击毙将官赏一万大洋，击毙军官赏三千大洋，击毙下士官和士兵赏一千大洋。1931年虽然没有干掉什么军官，但是频繁出动的便衣队对当时的日军来说还是颇为头痛的。

最后就要提一个比较正式的狙击案例了，这也是1931年很少有的得手。11月6日，日军攻占了大兴车站，江桥抗战第一阶段的战斗落下帷幕。随后日军开始派遣增援部队，准备继续筹备攻击。11月8日，步兵第四联队大部已经抵达江桥。然而就在日本人忙着过河和转运补给的时候，随着一声枪响，佐藤幸一计手（隶属于第四联队的会计部）被放倒，据说直接掉进了嫩江。冬天的江水能冻掉日本人的老寒腿，对于负伤且掉进去的人来说，能被捞尸已经是好运了，因此佐藤幸一也就死掉了，成为江桥抗战间战期间少有的死亡者。

参考资料来源：（来自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亚洲史资料中心（JACAR））

《官报》、《上海満洲事变殉国将士顯彰录》、《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至昭和六年十月三十日 満洲事变作戦指導関系綴 其一》等

（下一篇：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谈谈铁道上做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