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一度觉得景德镇话是天底下最优美的语言？

文 | 黄文政

本文2023年6月12日发表

【 正 文 】

今天遇见一个令我非常生气的事情。为了解释我为何如此生气，我发现我先得谈到我的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涉及的问题是，我们为何会觉得某个人、动物或物件比其同类更好看呢？认知科学对此应该有所研究，但我个人的猜测是，对美丑的判定取决于我们感知系统，对同类对象按刺激程度进行的加权平均，也就是可以归为下述训练过程。

一，給观察对象归类：先确定观察对象的类别。美丑一般是针对同类而非跨类而言的。我们会说这个猫比那个猫好看，但一般不会说这个猫比那个狗好看。当然，分类也可以有层级的，如人类 > 女人> 东方女人，就是一系列逐层包含的类别

二，确定对象刺激强度：给定观察对象所属类别之后，再确定对象在同类中的相对刺激强度。如果对象是猫，那么越有活力越健康的猫，对我们的正面刺激强度也越大。对人类来说，观察者越心目中越羡慕的人給观察者正面刺激也越大。

三，在信号空间里加权平均：以正面刺激强度为权重，根据所有观察对象的图景计算加权平均图景并将此平均图景作为为美的目标。对任何一个新的对象的美丑判定，取决于其在信号空间里与目标图景的距离。这里的信号可以是视觉、听觉或其他感知系统获得的信息图景。

上述算法是否能够模拟我们审美观是形成需要更多行为实验是证据，但它至少与下述现象是吻合的：

例1.  在几乎所有文化里，在单一特征上太偏都是不美的。比如太胖或太廋、太高或太矮、脸太长或太短、额头太宽或太窄都不会认为很好看。当然，这只适合于可测量的单一特征，而不是适合通过认知加工后的如“身体强健”这类综合特征。

例2. 有人对不同群体的人的面部图像计算出各个群体的“平均脸”。我相信在网上看过这些平均脸的人大都会觉得这些平均脸都很好看。我不是很确定研究者是如何计算得出这些平均脸的，但我猜测按社会地位加权得出的平均脸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例3.  虽然公众审美的基底是针对对象取平均，但会向社会上层漂移。比如，古代社会里上层可以吃饱穿暖也不用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较胖，因而社会倾向于以肥为美，而现在在西方社会则是底层肥胖，以至于人们对减肥趋之若鹜。

例4. 在各种文化中，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社会上层在平均意义上会更好看一些。如果不同阶层的口音有差异，一般也会认为上层群体的口音更好听。这一现象也可以从审美倾向按社会地位高低进行漂移得到解释。

例5.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人们戴着口罩往往会比摘下口罩更好看。这个现象如果属实，那也很容易从前述猜想得到解释，就是我们看到戴口罩的人，很自然会条件平均去填补被遮挡的部分，而平均图景是最好看的。

此外，我相信上述训练过程是在潜意识中实现，并而非我们有意为之。这会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审美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对于这点，很多生活环境不变的人很难意识到，但我自己经历过生活环境乃至审美观的变化，因而对此有一定的认识。

比如，我很小的时候觉得西方人特别不好看，甚至在小人书中看到欧洲人都有马上翻页

的冲动。但这种意识在后来就慢慢改变了。虽然我依然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是最好看的，但至少不再像小时候觉得西方人那样丑了。我相信这种变化与改革开放对西方的认知，以及各种影视作品特别是我后来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潜在影响不无关系。

又如，我小时候一度觉得我的家乡景德镇的方言是天底下最优美的语言。每次听到几乎都会有种如痴如醉的感觉。这种感受很可能与我相对“边缘人”的经历有关。

我记事时就随父母下放到远离景德镇市区的一个偏远的浮梁乡村，那里说的是一种与景德镇话截然不同的吴方言。等到小学三年级时我随父母上调到景德镇的一个城乡结合部。那里混合着城里的景德镇话、当地乡村的浮梁话，还有三线厂的南京话和东北话。

在这种混杂的环境里，我自我认定是景德镇人。每次住在市中心的两个表兄来我家玩时，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并学着他们把景德镇话说得标准，那也是我觉得景德镇话最为优美的年代。

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我在江西念完大学，甚至在上海念完研究生。直到我后来在中科大工作，有次回到老家在大街上听到有人用景德镇话大声吆喝，让我突然觉得景德镇话怎么一点都不好听了呢？

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听到家乡话还是感到亲切，也依然能从中感受到年少时体味到的那种优雅，但我肯定不会像小时候那样坚信景德镇话是天底下最优美的语言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

那么，景德镇话到底好听还是不好听？在我看来，这肯定不是一个物理或者生理上可以判定的问题，我们对语言的审美归根结底应该是社会状态在我们个人心理上的投射。也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各种信号以及与这些信号关联的价值取向，在潜意识中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审美倾向，并进一步影响到我们的身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