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第五章 新的人物与结局 1、2、3

第五章 新的人物与结局
1

波洛卓娃在给她女友的信上说，她受过薇拉·巴芙洛夫娜丈夫的许多恩德。为了对此加以解释，就得详细地说一下她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波洛卓夫是位退休的骑兵大尉或骑兵上尉。在职期间，正如当时的风气，他过着狂饮无度、寻欢作乐的生活，败坏了祖上的大批田产。当田产败坏一空，他才深谙世事，就辞官挂印，打算重新置一份产业。他把最后一点零钱凑在一块，发现还有10000卢布——当时通用纸币——便用它去做小宗粮食买卖，只要是财力所及，不拘事务琐碎、买卖大小，凡是有利可图，都紧紧抓在手里。过了10年，他的资本又相当可观了。由于他的本事高强、善于经营的美名在外，官衔又高，还出身于当地的望族，现在他完全可以随意从他从事商业的两个省中选一名中意的商人女儿做为未婚妻。他颇为认真地选了一位——有50万(还是纸币)的陪嫁。当时他40多岁，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女儿和薇拉·巴芙洛夫娜交友的前20多年的事了。这笔巨款加在他原有的资产上，更使他大展宏图，过了10年左右，他居然是个拥有百万银卢布(当时已通用银币)的巨富。这时他的妻子辞世，妻子生前习惯于外省生活，不让他迁居彼得堡，如今他住进京城，更加财运亨通，又过十来年，人家估算他该有三四百万了。小姐和老少遗孀纷纷向他献媚，然而他无心续弦，一方面是他对亡妻怀有忠心之情，更主要的是他极为喜欢他的卡佳，不想让她有位继母。

波洛卓夫如日中天。如果他肯干专卖这一行，他的家财恐怕远不止三四百万，大概上千万也挡不住。然而他特别讨厌这一行，认为只有承包和供销才是正业。他的巨富同仁们讥笑他看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微小，其实他们说得不错。他虽然明知此理，还是固执己见：“我只做生意，决不靠抢劫发财。”但是，在他的女儿跟薇拉·巴芙洛夫娜结识前一年或一年半，却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做的买卖跟专卖极少差别，尽管他本人却认为大相径庭。他承包粗麻布、粮食的买卖做得很大，还有做靴子的皮革买卖——我说不太清楚—可是他的年龄的增长、事业的一帆风顺、与日俱增的威望，使得他变得刚愎自用，并且十分傲慢。一次他与一位要人吵了架，发火、骂人，终于招来恶运。事过一周，人家告诉他：“服软吧。”——“不愿意。”“你会破产的。”“破产就破产，我就是不服软。”过了一个月，他们又对他这么说，他的回答也还是那些话。他屈服倒没屈服，不过破产倒是破产了。他的货被认定不合规格，同时还被指出有各种过失和歹意，于是他的三四百万全部泡汤。波洛卓夫在60岁时又成了穷光蛋。这当然是跟不久前比是穷光蛋，假如不跟以前比，他生活得蛮好。他在一家硬脂工厂还有控股，他并不灰心，他做了这家工厂的厂长，有笔丰厚的薪水。此外，算他走运，他还有几万卢布在手。要是光阴倒流15年或者10年，他手头有这样几笔余款，也是可以使他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了。但是，波洛卓夫已经60出头，再行拼搏已感力不从心。于是他盘算，如在这方面打主意已为时太晚，力所不及。现在他想尽快把工厂盘出去，因为它的股票差不多没有什么利润，信用和业务也无法改善。他的决断相当明智。他向他的大股东作这样的解释：尽快盘掉工厂是为了挽回那些冻结在股票上的资金，而且别无他法。同时，他是为了安排女儿出嫁的事。但主要的用意是盘掉工厂，把全部资金转移到当时风行的五厘息的证券上去，这样就可以安度晚年，回忆起昔日荣华和没有使他气馁的荣华的失落，而始终保持一种愉快、刚毅的心态。

2

父亲非常钟爱卡佳。他不让贵族气太重的家庭女教师把孩子管得太死。对于什么束腰、端正举止之类不以为然，认为这些都“愚蠢至极”。到了卡佳15岁时，他甚至答应卡佳可以免去英国女人、法国女人的监护。卡佳真是好轻松，她在家里无拘无束。而对于她而言，所谓自由就是绝不干涉她的泛读和自由想象。她的女友不多，只有二三位，而求婚者却不可胜数，因为她是波洛卓夫的独生女，说起来吓你一跳：那是四百万家资！

但是卡佳耽于阅读和幻想，求婚者们陷于绝望。此时卡佳已是17岁的姑娘。她还是一味耽于阅读、幻想，也没有爱上谁，可是她突然变得苍白了、消瘦了，卧床不起。

3

吉尔沙诺夫没有开业行医，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该拒绝参加会诊。这时，正是他成为教授一年之后，跟薇拉·巴芙洛夫娜结婚前一年，彼得堡的那些开业名医已经经常请他去参加会诊了。原因有两个。第一，确实在世界上有个克洛德·贝尔纳，他住在巴黎。有位名医不知出于什么学术目的跑到巴黎去，亲眼看见了克洛德·贝尔纳——这可是活生生、实实在在的克洛德·贝尔纳呀。他凭自己的官衔、头衔、勋章和请他看过病的显贵们，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克洛德·贝尔纳听了半个小时，说道：“您跑到巴黎来研究医学成就真是多此一举，为了这个您用不着离开彼得堡。”这位名医就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的鉴定评语。回到彼得堡，他每天每夜至少要把克洛德·贝尔纳的名字提上10次，而且至少有5次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我的博学的朋友”或者“我那位大名鼎鼎的同行”。从此以后，人们怎么能不请吉尔沙诺夫来会诊呢？那是非请不可的。第二个理由更为重要：所有的名医都了解吉尔沙诺夫不会抢他们的生意——不仅不会抢，即使你强求他，他还不肯接受呢。众所周知，许多开业医都有这样的习惯：假如某位名医认定某个病人注定眼看要死亡，而且由于命运的恶意摆布，任何国外矿泉地和疗养地都不能帮他脱手，那么就该想方设法把这位病人推给别的医生，只要有人认可，让他出点钱也是可以的。希望摆脱病人的名医也常来请吉尔沙诺夫，不过他很少接手诊治，总是举荐给他的开业医朋友，要是对于科学上很有意思的病倒是留下诊治。这样一位同行怎么能不请来会诊呢？——何况连克洛德·贝尔纳都知道他，而他又不会抢生意。

百万富翁波洛卓夫身边有位大腕名医。当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病势垂危之后，好长一段时间，参加会诊的名医云集。最后，事态十分严重，名医们只好请吉尔沙诺夫出马。这病对于这些名医也十分棘手，在病人身上查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她的体力在急剧衰竭。必须查出病因。主治医师想出了一个病名：“atrophia nervorum”，即“神经营养中断”。在世界上有无此病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真有，连我也明白这乃是不治之症。如果明知它是不治之症而硬要去治，那就让吉尔沙诺夫或者是他的那些出生牛犊的毛头小子去治好了。

于是请吉尔沙诺夫参加了新一轮会诊。他们检查病人，向她问诊，她回答起来显得积极配合，十分平静。可是吉尔沙诺夫听了她最初的几句话以后，马上离开她身边，只是看着名医们如何检查和问诊。这种场合下的常规医生和病人都搞得疲惫不堪。他们问吉尔沙诺夫：“您发现了什么问题吗，亚历山大·玛特威依奇？”他答道：“我还没有好好检查过病人。我想留在这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假如需要再来一次会诊，我会告诉卡尔·菲陀雷奇的。”——卡尔·菲陀雷奇就是那位主治医师。主治医师高兴地露出喜色，这个“atrophia nervorum”总算是可以摆脱掉了。

当众人散去，只有吉尔沙诺夫坐在患者的病榻前，病人讥讽地冲他笑了一下。

“很遗憾，我同您不熟，”他开始说，“做医生的需要信任，我也许能够得到您的信任。他们诊不出您的病，这需要一点悟性。听听您胸部，开点什么药水——这根本无济于事。需要的只是一件：了解您的境况，和您一起想办法。您可以在这方面帮我做点什么吗？”

病人沉默不语。

“您不想和我说话？”

病人仍然一言不发。

“难道您想让我也离开吗。我只求您给我10分钟时间。假如过了10分钟，你仍然感到我也无能为力，和您现在一样想的话，我乖乖走开。您知道吗，除了忧郁，您别无他病。您知道吗，如果您这种精神状态再拖延下去二三周，或者还要短一些，您可就无望了。您知道您可能活不了两周吗？您现在还没患上肺结核，但是它在逼近。在您这个岁数，在您这种状况下，它的发展会是神速的，几天时间可能会夺走您的生命。”

病人还是不说话。

“您还是不回答我。您对我的话不以为然，这就是说，我的话对您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是，您的沉默，等于是回答我说‘对，是这样’。您知道，其他人处在我的地位会如何做吗？他们会找令尊大人谈谈。也许我和令尊大人谈谈也会救助您，不过您要是不愿意这么做，我决不去谈。为什么？我奉行一条准则：不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去为这个人做任何事。自由高于一切，甚至胜于生命。因此，如果您不愿意我去打听使您落入这种危险境况的原因，我也可以不去了解。即使您说您希望死——我也只是想请求您为我解释一下它的原因何在。即使我认为它的理由并不充分，我也还是无法阻止您。如果我觉得您的理由非常充分，我就应该而且准备帮助您。我可以为您准备毒药。我提出这些条件，再次请求您把病因告诉我。”

病人还是一言不发。

“您既然还是不愿回答，我就无权继续硬问下去了。我可以请您允许我向您讲我自己的一件事吗？它对于增加我们之间的信任可能会有好处。行吗？谢谢您。不论什么原因，您现在是很痛苦吧？我也一样。我热烈地爱着一个女人，她却简直不知道，而且永远无从知晓我在爱她。您可怜我吗？”

病人还是不吭一声，但却微微地苦笑了一下。

“您不出声，可是您无法遮掩内心。您对我这几句话显然比原先那些话稍微注意了一些。我对此已相当满意，我看得出，您和我的病因是一个。您愿意死？我很想了解这一点。但是，死于肺结核——时间既长，而且十分痛苦。假如我对您在别的方面无能为力，我可以帮助您去死。我说过，我可以给您预备毒药——那是一种最好的毒药，药效快，不会给人一点痛苦。您愿意不愿意以此为条件给我一条线索，使我知道您的处境是否真如您所想的那样是绝境呢？”

“您不骗人？”病人开口了。

“您仔细瞧瞧我的眼睛，就会知道我不会骗人了。”

病人迟疑片刻。

“不行，我对您还是了解得太少。”

“要是别人处于我的地位，一定要说使您受苦的感情十分美好。我还是不能这么讲。您的令尊大人知道您的心事吗？请您记住，不得到您的允许，我决不跟他谈这个。”

“他不知道。”
“他爱您吗？”
“嗯。”

“您猜我现在想对您说什么？您说他很爱您，我听说他人很开明。那么您想想，为什么您会觉得向他敞开心扉也是徒劳无益，他也不会同意呢？我想如果您所爱的人仅仅是因为贫穷，我想这不会成为此事的障碍，您可以试着说服令尊，让他同意。——我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说，您意识到令尊对这个人印象太坏——这是唯一使您在令尊面前不露一字的唯一原因。不会是别的，对吗？”

病人没有回答。

“看来，我没有弄错。你知道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吗？令尊很有生活经验，知人达物。您初涉世事。假如他觉得某人坏，您却认为好，那么大半是您错了，而他是对的。您知道，我应该这么想。您愿意知道我为什么对您讲这一番叫人感到不悦的话吗？我这就给您说明。您可能为我这些话生气，对我感到讨厌，但是，您心里得说：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弄虚作假，他不想骗我。我会取得您的信任。我和您讲的是老实话，对吗？”

病人在琢磨是回答还是不回答。

“您好古怪，医生。”最后她终于说了话。

“不，不是古怪，只是我不像骗子。我只是心口如一。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我也会弄错，请给我考察的机会吧。把您对他发生感情的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然后——我再说一遍：要是您允许的话，我去找令尊谈谈。”

“您对他说些什么呢？”
“他对这个人很了解吗？”
“是的。”

“既然如此，我就对他直言，让他同意您的婚事，只要一个条件：不要马上成婚，过两三个月再说，好给您留段时间冷静地考虑一下看看令尊大人的看法是否正确。”

“他不会同意的。”

“大概会的。万一不同意，我再照我说过的那个办法帮您的忙。”吉尔沙诺夫三番五次地说了这个意思，最后病人终于告诉了他那个人的名字，并且允许他和父亲谈谈。但是对付这位老人可比对付她还要难得多。波洛卓夫听说他的女儿的身体衰竭是因为无望的爱情所致，感到万分惊讶。等到他听到女儿所爱的人的名字时，他几乎惊呆了。他用坚决的口吻说：“嫁给这家伙还不如死了好。就是她死了，这对于我还是对于她都比那痛苦强。”事情十分棘手，尤其当吉尔沙诺夫听完波洛卓夫的理由之后，发现真理果然在老人这一边，而不在女儿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