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王朝的衰亡：伊历四世纪的原始编年史史料集》前言翻译
翻译自《The Eclipse of the‘Abbasid Caliphate：Original Chronicles of the Fourth Islamic Century》卷七，Prefaceand Index，Preface。
本文作者为不列颠学会会员（FBA）、文学博士（D.Litt）大卫·塞缪尔·马戈里劳斯（David Samuel Margoliouth，1858-1940），英国东方学家，曾任英国国教牧师，1889-1937年任牛津大学阿拉伯语劳迪安教授（Laudian Professor of Arab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极擅阿拉伯语，在阿拉伯语著作翻译方面颇具成绩，主要参与翻译了雅库特《学者传略》及本文所在的米斯凯韦、阿布·舒贾两位的编年史集合。他曾提出一个大胆的理论：蒙昧时代的诗歌或许是伊斯兰时期编造的作品。在其著作《穆罕默德与伊斯兰的崛起》中他写道：“专家们认为古兰经的语言与早期诗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我们很难对这一点发表意见，看上去早期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仿照《可兰经》捏造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接受阿拉伯人的意见。”
其著述有：
《对圣经启示录的辩护（Lines of Defence of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0; 2nd ed. 1901.
《阿布·阿剌·马阿里有关素食主义的书信集（Abu 'l-Ala al-Ma‘arri's correspondence on vegetarianism）》,刊载于皇家亚洲学会（JRAS），1902，p289
《穆罕默德与伊斯兰的崛起（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1905.
《一首被认为作者是萨毛埃尔的诗（A poem attributed to Al-Samau’al）》JRAS,莱顿，1906
《倭马亚与阿拔斯（Umayyads and 'Abbasids）》1907.
《伊斯兰教的早期发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hammedanism）》1914.
《学者传略（Irshad al-Arib ala Ma'rifat al-Adib of Yaqut al-Hamawi/Yaqut's Dictionary of Learned Men）》七卷本(加入吉布纪念丛书[E.J.W.Gibb Memorial Series]卷六)，莱顿（Leiden），博睿（Brill），1907–1927年陆续出版（阿拉伯文）
《亚里士多德之诗学：从希腊语译为英语，以及阿拉伯语译为拉丁语（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from Greek into English and from Arabic into Lati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1 ISBN 9789333679183)
《阿卜杜·喀里木·本·穆罕默德·萨马阿尼<谱系之书>（The Kitab al-Ansab of Abd al-Karīm ibn Muḥammad al-Sam'ani）》莱顿，博睿，1912
《伊斯兰教（Mohammedanism）》1912.
《一位美索不达米亚法官的<炉边夜话>（The Table-talk of a MesopoTamian Judge）》两卷本. 2 vols. 1921–1922.
《阿拔斯王朝的衰亡（The Eclipse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 1921.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he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tes Prior to the Rise of Islam）Schweich Lecture for 1921. 1924.
《阿拉伯史学家讲义（Lectures on Arabic Historians）》, 这是1929年二月在加尔各答大学发表讲座时的讲义，后列入“拜占庭丛书（Byzantine series）” 38号，1930年出版于加尔各答。后在纽约Burt Franklin再版
《约翰·瑞兰德图书馆的阿拉伯皮草纸手稿目录（Catalogue of Arabic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曼彻斯特，1933
《开罗、耶路撒冷与大马士革：埃及苏丹统御下的三座重镇（Cairo，Jerusalem and Damascus：three chief Cities of the Egyptian Sultans）》
H.F.阿梅德罗兹先生因参与编订整理了希拉勒（Hilal）[1]的《维齐尔手册（Book of the Viziers，Kitab al-wuzara）》、伊本·喀拉尼西（Ibn al-Qalanisi）[2]的《大马士革史（History of Damascus）》，以及其所写的诸多有关历史与法律的专著，使得伊斯兰史专业的学生们对其感激万分[3]。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米斯凯韦一部分著作的整理编订，其中涉及塔巴里所著编年史【即历代先知与帝王史】时间范围之后的事件；然后是阿布·舒贾（Abu Shuja）对米斯凯韦著作的续写著作。至于新发现编订的希拉勒编年史的片段[4]，他已经将其附录在《维齐尔手册》中一起出版了。米斯凯韦的（阿拉伯文）版本是在君士坦丁堡复印的，已经由吉布基金会发行；作为理事之一的阿梅德罗兹先生为其提供了一卷序言，这份副本即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以辨认真假; 阿梅德罗兹先生除了对其进行翻译之外，还将从牛津大学处得到的阿拉伯文卷二的手稿（March，357号，时间范围为伊历345-367年[956/957-977/978]）[5]进行了核对，并用各种来源的手稿中补充了米斯凯韦的陈述，这些著作的时间有比米斯凯韦早的，也有比其晚的。至于来源于君士坦丁堡的阿布·舒贾著作手稿照片，则是从开罗的苏丹尼克图书馆（Sultanic Library，当时叫Khedivial）借的[6]。
[1] 即阿布·侯赛因·希拉勒·本·穆哈桑·易卜拉欣·萨比（Abū'l-Ḥusayn Hilāl ibn Muḥassin ibn Ibrahīm al-Ṣābi'，约969-1056），白益王朝时期史家、官员。出身拜星教徒（Sabians）、官僚世家，其著作除《维齐尔手册（Kitab al-wuzara）》外，还有：
《Rusum dar al-khilafa（哈里发宫廷内的礼仪规矩）》
《希拉勒·萨比史（Tarikh Hilal al-Sabi）》（英文名为History of Hilal al-Sabi'；不过仅剩片段），这部著作是对其叔父、史家萨比特·本·锡南（后面征文会提到）著作的续写，一直写到伊历447年（1056）；其子加尔斯·尼阿玛·穆罕默德·本·希拉勒（Ghars an-Ni'ma Muhammad ibn Hilal）将其续写至伊历476年（1083-1084）；后又经多人之手续写至616年（1219-1220）
[2] 即阿布·亚耳拉·哈姆扎·本·阿萨德·本·喀拉尼西（Abu Ya‘la Hamzah ibn Asad ibn al-Qalanisi，约1071-1160），12世纪阿拉伯史家、官员。出身塔米姆部（Tamim），曾两任大马士革城守（ra'is ，mayor），曾经历1148年大马士革被围困的事件。其著作《大马士革编年史续篇（the Dhail/Mudhayyal Ta'rikh Dimashq，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Damascus）》是对《希拉勒·萨比史》的延伸，从1056年一直记到他去世（1160），是为数不多的穆斯林角度记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之一。
[3] 原注：关于追忆他生平的文章参见《JRAS》1917年刊p632
[4] 即《希拉勒·萨比史》
[5] 原注：这是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的一份手稿，伊万诺夫（Ivanow）曾经提到过
[6] 原注：这些手稿照片在1919年归还
他经常把初稿交给现在这位和他多年来都有着某种合作研究关系的作家【即马戈里劳斯】。1916年10月，我应邀前往拉合尔（Lahore）进行演讲，由于我离开了英国，阿梅德罗斯先生便停止了出版事宜，那时已经到了第三卷的中间部分。1917年4月，当我回到英国时，我震惊地发现先生一个月前便已逝世。在其遗嘱中他留下一笔钱以完成这项工作（包括翻译），并请求我来负责这项工作。
鄙人（在阿梅德罗兹先生死后）继承了他的遗志，然而在1918年冬-1919年，由于战争的影响，我被迫暂时中断工作，开启前往东方的旅程。不过在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时，我得以见识到了在这片土地上那些由编年史所记载的事件的发生地点。当古人的著作需要年事已高的老叟来整理时，难免会在遣词造句上草率匆忙（了些），（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是值得原谅（excusable）、也是可以理解的（desirable）[1]；尽管我（接手后）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看明白这些文本以便于翻译，但我意识到，在注释和对其他权威著作古代和现代著作的整理对照方面，我可能还需要做得更多。[2]在这最后一卷的索引中，我参考了巴比耶·德·梅纳尔（Barbier de Meynard）[3]翻译的《黄金草原（Prairies d'Or）》[4]的索引格式，并想要满足那些想要查阅索引的读者的需求。鉴于上述原因，为了避免显得迂腐和花费太多精力，文中未对专名中的元音作标记，而在索引中标记出；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意思，在某些地方使用大小写字母，并强调同一个人的名字；那些古人们在同一页上来回用本名（Ism）、昵称（Kunyah）、族名（Nisbah）和别名（Laqab）晃眼，让不是专家的读者猜来猜去实无必要。
[1] 原文为One of the few cases wherein haste in literary matters is not only excusable but desirable is when the completion of a dead man’s work is laid upon some one who is himself advanced in years
[2] 原注：先生应该参考利用了施拉姆伯格（Schlumberger）那具备学术性与高雅气息的著作集当中的卷一与卷二。
译注：这位可能是古斯塔夫·施拉姆伯格（Léon Gustave Schlumberger ，1844-1929），法国历史学家、钱币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的钱币
[3] 全名夏尔·阿德里安·卡西米尔·巴比耶·德·梅纳尔（Charles Adrien Casimir Barbier de Meynard，1826-1908）法国东方学家。主要研究祆教史及伊斯兰早期史，并负责翻译多部伊斯兰史著作，如《列王纪》、《黄金草原》、《道里邦国志》等，还曾参与编辑阿拉伯文-法文版本《十字军时期史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4] 巴比耶·德·梅纳尔在1861-1877年和Pavet de Courteille合译马苏第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书名定为《金牧场（Prairies d'Or，译名出自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之手）》，并出版阿拉伯语-法语双语版本，1920年代开始又再次重印
本书（阿文本）前两卷选自米斯凯韦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阿梅德罗兹先生在吉本基金会刊行的副本中添上了一则书评，他的“li'e”的来源是他自己的声明[1]，收集在索引和对《雅库特编学者传略（Irshad al-Arib）》[2]卷二（88页）的评论里，主要根据仍可获得的史料的汇编，即（Viz）[3]阿布·海扬·陶希迪（Abu Hayyan Tauhidi）[4]的《快乐和友善之书（Al-Imtāʿ wa al-Mu’ānasa）》[5]与萨阿利比（Tha’alibi）[6]的《亚提玛书大成（Tatimmat al-Yatīmah）》[7][8]（尽管还在等待出版）；雅库特（《学者传略》的作者）根据他自己的权威著作，显然认为米斯凯韦原是祆教徒，后皈依到伊斯兰教，若此言为真，米斯凯韦的父名穆罕默德和祖父名雅库布很可能是虚构的。而“米斯凯韦”这个名字是他的别号而非其父亲的，从和他同一时代的阿布·海扬和萨阿利比的著作可以看出【因此伊本·米斯凯韦这个名字不是正确名字】；之所以加上“ibn”是因为他的一些著作和哈马丹尼·拉萨仪（Hamadhani’s Rasa’il）已出版的著作中都称他自己为“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米斯凯韦（Ahmad ibn Mohammed Miskawaihi）”，因而有些人认为Miskawaihi 是他父亲的别号。他说米斯凯韦曾和一位住在巴格达的沙赫里·阿卜杜·萨马德（Shari’ 'Abd al-Samad）[9]、名为艾哈迈德·本·卡米勒（Ahmad ibn Kamil，伊历260-350年[873/874-961/962]）的人一同研究了塔巴里史；他还提到米斯凯韦与维齐尔穆海莱比（Muhallabi，？-伊历352年[963]）[10]交往了颇久一段时日；他的逝世日期是伊历421年撒法尔月9日（1030年2月16号），这应该是对的，因为在《Tatimmat》中对他的评论暗示着他是《al-Yatīmah》[11]中提到的人的晚辈，在书里记载的诗中，也引用了他描述自己年逾古稀的句子。[12]也许他的出生日期可以暂时定在伊历330年（941/942），或者还更早一点。不知道他是怎样得到穆海莱比的青睐的，也许一个精通波斯语的人在像穆仪兹·道莱这样人物的波斯宫廷里会有一些优势；由于米斯凯韦声称自己在伊本·阿米德第一（Ibn al- ' Amid Ⅰ）[13]的社交圈呆了七年，他很可能在伊历352年穆海莱比去世后立即前往雷伊（Rayy）【鲁肯·道莱】的宫廷，事实上在巴格达靠着维齐尔的赞助过生活是不够安全的；老阿米德死于伊历360年，在此期间米斯凯韦是他的图书管理员，偕同一起出现在各种历史场合。在他死后米斯凯韦似乎为其子、继任维齐尔伊本·阿米德第二（Ibn al-'Amid Ⅱ）[14]效力；伊历366年（976-977）小阿米德去世后他似乎被阿杜德·道莱起用，他讲述了阿杜德给他的各种委托；伊历372年（983）阿杜德也去世了，之后他似乎躲了起来，躲在伊本·罕马尔与阿布·海扬的家里。阿布·海扬的《快乐和友善之书》就明确（ostensibly）记载了米斯凯韦与维齐尔伊本·萨丹（伊历375年[985/986]被处死）的一段对话；阿布·海扬声称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给米斯凯韦写了一篇普菲力欧斯（Porphyry）《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Categories of Aristotle）》与《导言（Isagoge）》的评论；他曾嘲笑米斯凯韦，说他明明有机会去听雷伊的阿米里（Amiri in Rayy）的哲学论道，结果五年过去了，米斯凯韦却完全不珍惜这个机会。对于他的嘲弄，米斯凯韦回道：“和伊本·阿米德相比，阿米里会发现自己在哲学一途无疑是个初学者。” 可以看出，米斯凯韦在其著作《道德之精纯与伦理之净化（Tahdhib al-Akhlaq）》[15]中引用起亚里士多德的话时异常精准。
[1] 这个li’e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原文就是如此
[2] 全名为《Irshād al-Arīb ilā Ma’rifat al-Adīb（Dictionary of Learned Men of Yāqūt）》
[3] 拉丁语videlicet的缩写，意为“即”、“就是”
[4] 全名为Abu Hayyan ʿAlī ibn Muḥammad ibn ʿAbbās Tauhidi/ al-Tawḥīdī（923-1023），10世纪著名阿拉伯思想家、文学家，被雅库特·哈马维誉为“文人中的贤哲，贤哲中的文人（the philosopher of litterateurs and the litterateur of philosophers）”
[5] 原注：在巴格达时，有人借给我这本书的第一卷，而开罗的艾哈迈德·帕沙·泽基（Ahmad Pasha Zeki）则拥有一份完整的副本，他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宫图书馆（Top-kapu Library）拍下的
[6] 阿拉伯著名作家、旅行家（961-1038）
[7] 该书是后文注释提到的《歌颂贤能德业的时代奇珍》的续作
[8] 原注：这部著作的副本我从柏林图书馆借了一段时间，将其整部都拍了下来。
[9] 雅库特在《学者传略》中也记载了这一点，在卷二p17
[10] 全名为阿布·穆罕默德·哈桑·穆海莱比（Abu Muhammad al-Hasan al-Muhallabi，903-963），伊拉克白益王朝维齐尔，为穆仪兹·道莱效力，出身穆海莱卜家族（该家族在倭马亚至阿拔斯时为世家豪门，显赫一时）
[11] 全名为歌颂贤能德业的时代奇珍（Kitāb Yatīmat al-dahr fī mahāsin ahl al-ʿaṣr），英文名为The Matchless Pearl of the Age on the Fine Qualities of Contemporary Men【维基百科提供】/ the Solitaire of the Age in regard to the merits of Contemporaries【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提供】
[12] 原文为since the notice of him in the Tatimmah implies that he belongs to a later generation than the persons mentioned in the Yatimah, and in poems there quoted he speaks of his extreme old age
[13] 全名为阿布·法德勒·穆罕默德·本·阿比·阿卜杜拉·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卡提卜（Abu 'l-Fadl Muhammad ibn Abi Abdallah al-Husayn ibn Muhammad al-Katib，？-970）白益王朝名相，效力于鲁肯·道莱
[14] 全名为阿布·法特赫·阿里·本·穆罕默德（Abu'l-Fath Ali ibn Muhammad），伊本·阿米德之子，子承父业，同为白益王朝名相。因绰号同样为伊本·阿米德，故以“小阿米德”称之。
[15] 全名为Tahdhib al'Akhlaq wa Tathir al'Araq，英文名Refinement of Morals and Cleansing of Ethics，这是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著作，主要涉及伦理学，是为其学生写的
对于米斯凯韦后来的职业生涯，萨阿利比留下了一些令人迷惑的记载：由于他担任了白益王朝的一系列要职，并与巴哈·道莱（Baha al-daulah）[1]过从甚密，因此，他变得极其显赫，他不屑于再去侍奉萨希德（Sahid），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比他差。他无法摆脱命运的失败，便写了一首诗，这篇诗是描述他和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之间的争论，并抱怨命运的无常和朋友的不忠。他还写了一首诗，名为《致阿米德·穆勒克（Amid al-Mulk）》，当时献诗时正逢祝贺牺牲日（Day of the Sacrifice）和米希拉节/波斯中秋节（Mihrijan/Mihragan）[2]
[1] 阿杜德·道莱之子，全名为阿布·纳斯尔·菲鲁兹（Abū Nas r Fīrūz），白益王公，989-1012统治伊拉克，998-1012统治法尔斯，克尔曼
[2] 原文为He also composed a poem addressed to 'Amid al-Mulk wherein the latter is congratulated on the coincidence of the Day of the Sacrifice and the Mihrijan
不过，假若米斯凯韦和巴哈·道莱关系密切，那么令人惊异的事情来了：阿布·舒贾和希拉勒的著作都没有提及到他，尤其希拉勒的书有专门记载巴哈·道莱的事件；萨希布一般认为指的是伊斯玛仪·本·阿巴德，他是雷伊白益王朝君主法赫尔·道莱（Fakhr al-daulah）的维齐尔。雅库特记载了米斯凯韦在伊历358年（968/969）在雷伊遇到他的故事[1]，那时他还效力于老阿米德；至于萨阿利比关于萨希布的说法似乎不太靠谱：他说萨希布可能指的是萨希布·阿米德·居玉什（Sahib 'Amid al-Juyush）[2]，这位在伊历392年被巴哈·道莱委以重任。至于阿米德·穆勒克，一开始后人猜测的是图格鲁克·贝格的维齐尔昆杜里（Kundari），但无论是在米斯凯韦还是萨阿利比的有生之年里，昆杜里都没什么机会能获得这个头衔；可能这个人指的是维齐尔法赫尔·穆勒克（Fakhr al-Mulk）[3]，他在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中被称作阿米德[4]；或者其他某位名声不显的维齐尔，这个阿米德·穆勒克的头衔可能是授予的。
[1] 原注：《学者传略》卷二p300
[2] 原注：在谢里夫·拉迪（Sharif al-Radi）的诗歌标题中，他被称为萨希布。详情请见萨阿利比书p320和p111（这页的诗是给他写的挽歌，他死于伊历401年）
[3] 尼扎姆·穆勒克长子
[4] 原注：《历史绪论》卷四，1.8 a.f.
阿布·海扬和萨阿利比都很欣赏米斯凯韦的诗句，这些诗句连伊本·阿米德这等内行人士都十分满意。这时阿布·海扬就声称米斯凯韦把时间都耗在了无用的炼金术上虚度光阴，但（众所周知）阿布·海扬所说的那些言论中，涉及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的话是不可信的。不过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伊本·阿比·欧塞比耶（Ibn Abi Usaibi'ah）在其著作中则提及到米斯凯韦不仅是位哲学家还是一名医师，甚至还给他在医学方面的几篇论文组成的著作取名，如《饮食书（kitab al-ashribah）》、《烹饪书（Kitab al-tabikh）》以及伊本·帖尔梅兹（Ibn al- Tilmidh）对前面两本书的节选本[1]。在他的著作里有提到《道德之精纯与伦理之净化》，就说明了作者的意思。虽然有些偏僻的医学知识在《通史》中出现过一两次，但还不足以支撑米斯凯韦从事这一职业的猜测。[2]
[1] 原注：卷一p245和p276
[2] 原文为naming even certain works composed by him on medical subjects, a kitab al-ashribah “ Book of Draughts ” and a Kitab al-tabikh “ Cookery Book,” with a selection from the former made by Ibn al- Tilmidh.4 That our author is meant is shown by the mention of the Tahdhib al-Akhlaq among his works. Some out of the way medical knowledge is once or twice displayed in the History, but not sufficient to have enabled us to guess that the author followed this profession.
从哈马丹尼（al-Hamadhani）[1]和花剌子密（Khwarizmi）[2]两位留下的写给米斯凯韦的信件中能得到的信息很少；不过塔努基（Tanukhi）举了一个例子[3]：花剌子密留下的信的主题十分固定——在米斯凯韦母亲再嫁时的安慰，这可能会帮助我们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确认米斯凯韦的出生日期。花剌子密的存活时间从伊历323年持续到383年[4]，从他信的语气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比米斯凯韦要年长一些；在哈马丹尼的信中可能提到了《各民族的经验》，看上去米斯凯韦对这位显赫人物有些抱怨，而哈马丹尼竭力想要把他赶走，但从文字上看不出什么（他们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1] 根据花剌子密生平推断，他可能是巴迪·匝曼·哈马丹尼（Badi' al-Zamān al-Hamadhāni，969-1007）阿拉伯诗人。因为花剌子密的资料显示巴迪·匝曼和他是属于竞争对手
[2] 全名为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本·阿拔斯·花剌子密（Abū Bakr Muḥammad ibn al-ʿAbbās al-Khwarizmi，934-993），阿拉伯语诗人、作家。
[3] 原注：Nishwar 237
[4] 原注：Yatīmat al-dahr卷四p127
雅库特列举了米斯凯韦的著作有以下这些：
1. Al-Fauz al-Akbar.
2. Al-Fauz al-Asghar. （Printed, 贝鲁特[Beyrout] 1319）
3. Tajarib al-Umam.
4. Uns al-Farid.
5. Tartib al-'adat.
6. Al-Mustaufi.
7. Al-Jami'.
8. Jawidhan-i-khirad.
9. Al-Siyar.
正如我们所见，2号著作已经出版；3号由德·胡耶编入《Fragmenta Historicorum Arabum》出版，现吉布基金会正出版整部著作的副本；5号可能已经和《Tahdhib al-Akhlaq》一同出版（开罗，1317）；8号则参见德·赛西（De Sacy）的《Notices et Extraits》以及（更详细的）《Memoires de I’Institut》卷五95号（总页数1）。至于剩下的部分我们目前只能满足于雅库特的记载。4号著作是一本故事集、诗歌、格言、谚语的集合，并没有将其分门别类；9号著作是一篇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著，其中穿插着传统、古兰经文段、哲学、诗歌；7号著作没有描述。
米斯凯韦诚然是位学识渊博之士，在为人处事上都力求冷静，戒骄戒躁，但尽管如此，他也免不了有文人相轻的毛病。这一点从他对待伊本·巴齐耶（Ibn Baqiyyah）的态度上便能看出。伊本·巴齐耶并非文书幕僚（kuttab）出身，却胆大妄为到想做维齐尔。哈里发穆克塔迪尔（Muqtadir）认为：假若任命一个不是非幕僚出身的人来担任维齐尔，无疑会在各国君主（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面前大大地丢脸，他们会认为阿拔斯泱泱大国却连一个能担当此任的文书都没有；或者说他们会觉得哈里发在轻视“祖宗之法”[1]。米斯凯韦似乎和白益王朝立场一致，对哈姆丹王朝抱有敌意，从而贬低了塞弗·道莱的功绩；作为一位效力于白益诸王公的文人，他理应对王公们的事迹表现出偏袒之意，但在其著作中却没有这方面的痕迹。他认为伊马德·道莱和穆仪兹·道莱兄弟俩均为寡廉鲜耻之徒【兄啊，伊马德·道莱多好的一个人，都被你说成坏的，难道要像阿杜德这种杀弟证道的才算是有道德的吗】，在品行方面可能除了顾及亲情外一无是处；尽管他对鲁肯·道莱身怀荣誉感（sense of honour）颇具赞赏，但他也认为鲁肯（过于重名，）为了满足自己的虚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国家；他对于这三兄弟的治国理政情况完全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对于他曾侍奉过的主公、这个王朝中可能最有才略之君阿杜德·道莱，他的评价比阿布·舒贾的公正许多，他承认阿杜德（虽与父叔一般的品性，但）身上还有一些优点，能够抵消他犯下的一些过错。
[1] 原注：希拉勒《维齐尔手册》p322
米斯凯韦声称自己在伊历340年（951/952）后便是一位独立的历史学者，从那时起，他便从引导政治局势发展的两位当权者——巴格达的维齐尔穆海莱比与雷伊的维齐尔伊本·阿米德口中获得了第一手材料；同时许多重大事件他也有参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真是一种极好的阅历，特别是，由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需要他承担太多责任，因此他能够接触到国家机密，但这些的发生和他个人都没有太大关系【保证了记载的客观性】。
如果阿布·舒贾的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在白益王朝的初期（伊历322-340年），他跟着拜星教徒易卜拉欣（Ibrahim the Sabi’an）[1]做事，易卜拉欣之著作《国之王冠史（Taji）》（此名由来于阿杜德之头衔塔吉·明拉[Taj al-Millah]）后来被阿杜德本人修改。据说雅库特曾斥其著作为“满纸谎言”[2]；如果这些谎言是为了美化白益王室——很难想象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米斯凯韦似乎忽略了它们；因为除了一些关于伊马德·道莱的财富来源的故事外，这些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能增加他们的荣耀和神话般的外表；另一方面，当米斯凯韦本人在吉巴勒时，他应该是通过《国之王冠史》来了解巴格达发生的事情，易卜拉欣的叙述提供了未加粉饰的真相。
[1] 应是阿布·伊斯哈克·易卜拉欣·本·希拉勒（Abu Ishaq Ibrahim ibn Hilal，？-994），与先前提到的希拉勒·萨比同一家族，他在伊历371年（981）为阿杜德·道莱写了名为《低廉国家王冠之书[名出《突厥斯坦》中译本]（Kitab at-Taj fi dawlat ad-Daylam）》（即文中之《国之王冠史》）的著作
[2] 原注：《学者传略》卷一p325
在伊历340年前的这段时期，米斯凯韦所依靠的著作里比较权威的明显是萨比特·本·锡南（Thabit ibn Sinan）[1]的编年史[2]，其编年史从塔巴里结束的时间开始续写，一直写到作者去世的时候（约伊历363年[973]）。这位名声显赫的人物有特殊机会去了解他那个时代不为人知的历史。阿梅德罗兹先生认为，米斯凯韦（在写作上）受《Auraq》的作者苏里（Suli）[3][4]启发（debt）甚多；除了这些权威学者外，米斯凯韦无疑还从在巴格达还有其他地方结识的名流政要、以及（结识的）消息灵通之辈了解到了许多。
[1] 即上文提及的希拉勒·萨比之叔父，伊拉克白益朝君主穆仪兹·道莱的御医阿布·哈桑·萨比特·本·锡南·萨比（Abu'l-Hasan Thabit ibn Sinan as-Sabi，？-976）他写了一本有关萨曼与白益的编年史，其后嗣陆续进行续写。按，文中说作者去世时间为伊历363年，与《突厥斯坦》中的记载有冲突
[2] 原注：乌斯坦菲尔德（Wustenfeld）, 《Geschichtschreiber》, No. 135.
[3] 可能是10世纪史家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本·叶海亚·本·阿拔斯·苏里（Abū Bakr Muḥammad ibn Yaḥyā ibn al-‘Abbās al-Ṣūlī，约870-941~948间），阿拔斯王朝著名学者，突厥人，历经三朝，才华卓绝，棋艺高超，擅长下shatranj（国际象棋的祖先），留有著作《Kitāb al-Awrāq》。文中的《Auraq》可能是《Awraq》另一种拼写或拼写错误。
《Kitāb al-Awrāq》在1934年伦敦出版时分作了三部分：《Kitāb al-Awrāķ 》《Akhbar al-Rāḍī wa'l-Muttaqī 》《Ash’ār Awlād al-Khulafā’ wa-Akhbāruhum》，《Akhbar al-Rāḍī wa'l-Muttaqī 》记载了哈里发拉迪与穆塔基时期十三年的历史
[4] 原注：同上（Ibid，即Geschichtschreiber）p115
虽然这本编年史中有不少粗心导致的疏漏在注释中已经标记出，但总体上来讲这本书还是在阿拉伯语著作中极为增长见识的其中一本名著。米斯凯韦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他自己熟悉的制度。对于他曾经的两位恩主穆海莱比和伊本·阿米德，他深怀钦佩之情；然而，这种钦佩并没有使他隐瞒二位名相在智慧和荣誉的道路上的曲折。他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可谓栩栩如生，每一个在书中登场的角色的区别都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虽然很多，但描写的很逼真；对比起《学者传略》（平平无奇）的描写，读者们就能对米斯凯韦的描写印象深刻；在历史学家方面，与塔巴里相比，米斯凯韦的优势也很明显。随着塔巴里逐渐写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塔巴里史的价值也随之下降；塔巴里没有为官的经历（只是困守书斋），无法清晰明了地叙述某个事件的先后顺序；他也没有对事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亲自去了解、接触，而这些经历可以为他的编年史提供生动而真实的资料。因此，如哈里发穆塔迪德（Mu'tadid）的这段统治时期，为阿拔斯王朝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并使维齐尔们的权力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但有关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仍然和其他时期的伊斯兰历史一样稀烂。而米斯凯韦两卷著作中所涉及的时期都很好的地记录下了史实，如穆克塔迪尔时期阿拔斯王朝衰亡、野心家四起、最终其权柄被白益王朝执掌【尽管没有灭亡】，这其中发生的一系列诸侯取代哈里发治理天下的事件，被米斯凯韦以一种理智与想象并存的方式娓娓道来。[1]
[1] 原文为the series of events which substituted for an empire a group of principalities, is recounted by him in a manner which appeals at once to the reason and the imagination
（在我看来）塔巴里和米斯凯韦都应受到批评，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到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物：在塔巴里史里我们找不到有关穆罕默德·本·伊斯玛仪·布哈里（Mohammed ibn Isma’il Bukhari）[1]的生平，他编撰的《布哈里圣训实录（Sahih al-Bukhari，英译为Collection of Traditions）》，在宗教的权威性（sanctity）上可是能与《古兰经》媲美的著作；在米斯凯韦的著作中则应有阿布·哈桑·艾什尔里（Abu’l-Hasan Ash'ari）[2]的名字，第一个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两位史家都要受到批评指责，因为他们未能辨别出当时的社会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但是塔巴里在著史传世的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3]，这使得他受到的指责要多得多，而米斯凯韦对宗教事务基本不感兴趣，他是阿杜德·道莱“宽容”政策的忠实拥趸，该政策之严格公正，使得白益王朝境内的所有教派以及“（所谓的）异端”能够相安无事。假若单看其著作，我们是很难从其行文中看出他是穆斯林的。实际上，米斯凯韦所从事过的职业大部分由“被容忍的（tolerated）”教派成员担任。在他那个年代，最出色的文书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位）拜星教徒易卜拉欣，他是希拉勒的祖父。在米斯凯韦著作的字里行间，也时常能见到基督徒文书，一位穆克塔迪尔时代的维齐尔候选人伊本·阿比·巴格尔（Ibn Abi’l-Baghl），还写过一本驳斥《古兰经》的书。
[1] 伊斯兰世界著名圣训学家（810-870），生于布哈拉，10岁开始投师求学，熟读圣训，学习教法。18岁设帐讲学。后为进一步采录、研究圣训，在广阔的哈里发国家领土内长途跋涉,寻访圣训传述家、收藏家和背记人,全面搜集圣训正文和传述系统，探讨圣训学上的疑难问题。据穆斯林学者考证，他曾访问过1080个长老，听取并记录了60万条圣训素材，用16年时间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然后经过筛选，把穆罕默德的言行与其门弟子的言行和再传弟子的教法判例加以区别，列出7397条他认为真实可靠的圣训，再经过认真“评论”和比较，依照“信仰”、“礼拜”、“朝觐”、“斋戒”和“圣战”等题材和教法门类,编为《布哈里圣训实录（全名为al-Jāmi’ al-Musnad al-Sahīh al-Mukhtaṣar min umūr Rasûl Allāh wa sunnanihi wa ayyāmihi）》。书成，蜚声学界,随之成为各家各派进行学术研究、演绎教法的重要依据和讲学教材。
[2] 全名为Abū al-Ḥasan ʿAlī ibn Ismāʿīl ibn Isḥāq al-Ashʿarī（约874-936），伊斯兰世界著名教法学家、哲学家。早年为巴士拉城穆尔太齐赖派著名教义学家祝拜伊(al-Jubba'i，850-915)的学生，担任穆尔太齐赖派的理论先锋。在40岁时，同其师祝拜伊在教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公开反对师说，并宣称要“自悔前非”，奉罕百里派教法学说、脱离穆尔太齐赖派，转向正统派。后迁居巴格达，独立门户，专事正统教义学的研究和著述，抨击穆尔太齐赖派和哈瓦利吉派等，并招收门徒，传播自己的教义主张。他所著的《教义学原理的说明》和《伊斯兰教学派言论集》，奠定了该派学说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天启”高于理性，反对意志自由论而主张前定说，以哲学、逻辑方法论证教义，弥合正统派信仰，成为同穆尔太齐赖派学说相对立的新凯拉姆学派。其追随者后被称为艾什尔里派。
[3] 关于神学著作有《古兰经解总汇（Jami‘ Bayan fi Tafsir Qur’an）》、《圣训考证》等
为了进一步了解米斯凯韦著作中人物的信息，必须得拿目前存留的著作译本进行参考；有一部阿拉伯文原著已由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出版，该书是阿布·阿里·穆哈辛·塔努基（Abu 'Ali Muhassin Tanukhi）所著的《炉边夜话（Nishwar al-Muhadarah）》[1]，作者是一位出身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官，有一次，他像他父亲一样被阿杜德·道莱派去执行一些政治任务，但他极其精明，直接装病，得以逃避此次任务，这是因为他之前曾（暗中）捣乱挫败了阿杜德抓捕（日后的）铁腕维齐尔（伊斯玛仪·）伊本·阿巴德[2]的计划；他曾与当时的风云人物交从甚密；平日虽寡言少语，但心思缜密、善于观察。这本《炉边夜话（Table-talk）》是一座蕴含当时社会风俗以及同时代人物事件的信息宝库，可惜十一卷只留传下一卷。
[1] 全名为Nishwār al-muḥāḍara wa-akhbār al-mudhākara
[2] 因为伊本·阿巴德是阿杜德弟法赫尔·道莱的维齐尔，连弟弟都被他赶走，自然不能留其左膀右臂
续米斯凯韦书的编年史是由一位水平迥异的文人（阿布·舒贾·）扎喜儿丁·穆罕默德·本·侯赛因·鲁兹拉瓦里（Zahir al-din Mohammed ibn Husain Rudhrawari）所著，他在伊历476-484年（1083-1091）间担任穆克塔迪（Muqtadi）的维齐尔。在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an）[1]的著作（De Slane英译，卷三，p288-290）中有他的一篇传记，他死于伊历488年（1095）。这本著作写成于阿尔普·阿尔斯兰死（伊历465年[1072]）[2]后、马立克沙统治时期（伊历465-485年[1072-1092]）、哈里发穆克塔迪在位（伊历467-487年[1075-1094]）[3]期间。作者似乎是想要将著作续到他所处的时代，但出于某些情况，使得他不能记录数年以上的事情。他告诉读者说他十分赞同米斯凯韦在其著作中的道德说教，因而他也模仿了这一点，但只是虚有其表，对比之下反而衬托出米斯凯韦之不凡。鲁兹拉瓦里的著作似乎主要是对希拉勒·本·穆哈辛·本·易卜拉欣的著作的节录，希拉勒的编年史前已提及是对萨比特·本年·锡南编年史的延续。希拉勒的编年史目前只出现了一部分，即附录在阿梅德罗兹先生所整理的《维齐尔手册》内，这个本子以大英博物馆Add.19号、360号手稿为底本。希拉勒生卒年在伊历359-458年间，出身文书家庭，和米斯凯韦一样自小便生活在政治中心附近，因此很可能认识一些政要权贵。阿梅德罗兹从锡卜特·本·教兹（Sibt Ibn al-Jauzi）[4]的编年史中取材，著成了一本希拉勒的传记，不过也仅限于希拉勒皈依伊斯兰教后的内容，而希拉勒在晚年才改信伊斯兰教；值得注意的是，拜星教在哈兰（Harran）的唯一一座庙宇在伊历424年被埃及人摧毁，当地许多原拜星教成员转而皈依了伊斯兰教[5]。因此希拉勒可能是在这时候改信的。
[1] 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1282），全名为阿布·阿拔斯·谢木斯丁·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Abu ’l-ʿAbbās Shams al-Dīn Aḥmad bin Muḥammad bin Ibrāhīm al-Barmakī al-Irbilī al-Shāfiʿī）13世纪著名沙斐仪派学者、巴尔马克家族后裔。他编撰了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和穆斯林历史上重要人物百科全书《Wafayāt al-Aʿyān wa-Anbāʾ Abnāʾ az-Zamān》（Deaths of Eminent Men and History of the Sons of the Epoch）。原书共八卷，自1256年开始，至1274年完成。该书记录了自先知起到本书时间截止为止的著名文化人物、著名作家、科学家、宗教和法律学者的生平，并标注了引用史料，具有极高的史实价值与文学价值。后被William McGuckin de Slane男爵翻译成英文，四卷本，名字改为《传记辞书（Biographical Dictionary）》，出版于1842-1878年间。
[2] 原注：卷三，p50，p75
[3] 原注：卷三p3（阿拉伯文）
[4] 全名为Shams al-din Abu al-Muzaffar Yusuf ibn Kizoghlu（1185-1256），al-Jauzi亦作al-Jawzi。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其名Sibt Ibn al-Jauzi意为“Ibn al-Jauzi的外孙（sibt意为外孙）”，他是著名罕百里学派学者Abul-Faraj Ibn al-Jauzi外孙。著有《名流历史上的时光之镜（Mir’at al-Zamān fī Tawarīkh al-'Ayān）》等书
[5] 原注：Dimishqi, ed. Mehren, p. 191,
至于阿布·舒贾·鲁兹拉瓦里的手稿本子是由开罗的苏丹尼克图书馆所藏的一套照片为底本出版的，这套照片似乎是找到一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手稿拍下来的；至于希拉勒那稀碎的编年史，阿梅德罗兹先生根据已故的德·胡耶教授以及其他的一些专家的建议进行了订正；这些（主要由字母的标点符号组成）前文已经介绍过了。
在此，我认为，这些文本应当一字不漏的全部翻译出来，因为阿梅德罗兹先生在他整理的希拉勒编年史和伊本·喀拉尼西的著作中所添加的对其内容的概括，除了阿拉伯史学者外基本利用不了；在翻译和索引的过程中暴露了四个能产生错误的地方：作者、文本抄写者、编辑与印刷者的疏忽。第四种情况，该书是在埃及印刷出版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双方）交流困难的情况下，虽然法拉吉·安拉·库尔迪先生（Faraj allah al-Kurdi，印刷商）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但由于上述原因而造成的不便是无法避免的。对于第一种情况，作者有一定的理由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他是在写一部通史，而他对历史事件顺序的兴趣有时自然会减弱（从而出现错误）。
我本想在译文前加一“导言”卷，将包含在这些和当时的文本中关于伊历四世纪的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系的信息收集在标题下。[1]然而自1917年以来，印刷成本大幅上涨，使得阿梅德罗兹先生留下的资金无法完成这一目的，因此这项工作只能推迟了。
[1] 原文为I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writer to prefix to the translation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se and contemporary texts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Caliphat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H should be collected under heads.
人们可能希望像米斯凯韦这等博学之士，留下的著作不仅有作为一个时期的编年史的价值，而且也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10世纪的巴格达似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18世纪的伦敦相距甚远，但两者在政治上的相似点却不止一处，这着实令人好奇。马洪勋爵（Lord Mahon）[1]对乔治二世即位时的记载，读起来就像米斯凯韦编年史的某页一般[2]：善良的卡罗琳王后（Queen Caroline）[3]任命R·沃波尔[4]为首相，沃波尔爵士他及时向议会提出每年给王后10万英镑的赋税以作防在国王百年后发生窘困情境，从而赢得了她的青睐，而康普顿（Compton）只是“大胆地”提出了6万英镑。“还需要什么更有力的证据才能证明沃波尔最适合首相之位呢？我的陛下？[5]”王后在向国王陈述沃波尔的主张时补充道。同时沃波尔已同意通过下议院向王室名单上增加12万英镑的花销。“此时正逢从巴黎来的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巧妙地向乔治二世夸大了迫使新势力进行谈判的困难，这时内阁的争斗在乔治二世那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6]”大概女总管欧慕·穆萨（Umm Musa the Stewardess）、穆克塔迪尔与太后若是身处当时的英国应该会感觉无比熟悉吧。
[1] 即斯坦霍普伯爵第五、菲利普·亨利·斯坦霍普（Philip Henry Stanhope, 5th Earl Stanhope，1805-1875）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文物学家，1816-1855年间为马洪子爵（Viscount Mahon）
[2] 原注：卷二，p177。译者注：此处所说的著作应是《自乌得勒支和约到凡尔赛和约之英国史（1713-1783）（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to the Peace of Versailles, 1713–1783）》七卷本，1836年出版
[3] 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罗琳，全名威廉敏娜·夏洛特·卡罗琳（Wilhelmina Charlotte Caroline；1683-1737）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妻子。
[4]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st Earl of Orford，1676-1745），英国第一位内阁首相
[5] 原文为What Better proof could be required that Walpole was fittest for Prime Minister ?
[6] 原文为Such arguments had their due weight with George II, while Horace Walpole, arriving from Paris, artfully magnified to him the difficulties of forcing negotiations in new hands
在穆克塔迪尔时代，失势的维齐尔的处境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高枕无忧，就如同18世纪的英格兰（的首相）一样。牛津（Oxford）[1]曾（在议会）说道：“诸位，假若国务大臣们受君主直接命令而行事，但随后却要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总有一天，这处庄严的议会的全体成员都会（被）如此（对待）。[2][3]这个推理可以从米斯凯韦的记载中得到证明：1742年，沃波尔爵士不得不退休没多久，便有人对他提出起诉：“对这么一个人仁慈就是对国家的残忍。[4]”[5]（而在米斯凯韦的记载里）在巴格达，当某个维齐尔失势倒台后，不仅他本人，他的家属们都得遭受苦难。不过，有人也许会想，这一原则在那里是否曾像在1762年英国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6]倒台时那么彻底地贯彻过呢?“公爵的亲眷朋友、门客走狗都被一个接着一个儿地赶出了官场，即使身处海关和税务部门这等重地也被毫不留情地赶出。[7]”[8]在英国，严刑拷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让这些寄生虫滚出来，然而直到1731年，这种手段还是在相关方面派上了用场。当时有个叫麦克菲德里斯（MacPhaedris）的船长，因为不肯付（官吏勒索的）过于昂贵的费用，（官吏）就在他的腿上绑上了铁镣，但铁镣太小了，所以他的腿在绑上铁镣时，很可能会被折断，诸如此类。[9]
[1] 即18世纪牛津伯爵第一、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1st Earl of Oxford，1661-1724）英国首相
[2] 原文为My lords, if ministers of state, acting by the immediate commands of their sovereign, are afterwards to be made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ceedings, it may one day or other be the case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august assembly
[3] 原注：同上，卷一，p190
[4] 原文为lenity to such a one would be cruelty to the nation
[5] 原注：同上，卷三，p179
[6] 即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纽卡斯尔公爵第一（Thomas Pelham-Holles，1st Duke of Newcastle-upon-Tyne，1693-1768），英国首相
[7] 原文为Every relative, friend or dependent of the Duke was, one after the other, turned out of his office, and their proscription extended even to the offices of Custom and Excise
[8] 原注：Grenville Papers, iii. 152, cited by J. A. Farrer, The Monarchy in Politics, p. 13.
[9] 原注：Mahon, 卷二，p228
直到伊历三世纪末的伊斯兰世界，（某人）在被引见到君主面前时都需要拜伏于地、亲吻地面，而18世纪的英国首相们，即使不会真的这么做，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么说的：“查塔姆勋爵请求拜在国王足下。”[1]，这句话常常出现在那位著名政治家[2]的书信中；而两地对一夫多妻制的态度也并没有像预期的那么大的差异；关于这件事，诸位只要查阅R.沃波尔（R. Walpole）爵士[3]的记录就足够了[4]。
[1] 原文为Lord Chatham begs to lay himself at the King’s feet。放飞自我式翻译：“臣查塔姆勋爵拜伏吾王足下，愿吾王伏维圣康、圣体君安”
[2] 应是后文提及的老威廉·皮特。老皮特在辉格党内中自任一“查塔姆”派领袖，该派将忠君、爱国置于首要地位，政治上亲近君主。在1766年老皮特组阁后一度得势，后倡导限制王权的辉格党罗金汉派逐渐崛起，查塔姆派失势。
[3] 怀疑是老罗伯特·沃波尔，因为他儿子也叫这名字
[4] 原注：Mahon,卷三，p158,p160
最后，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在伊历360年（970-971），宰相阿布·法德勒（Abu’l-Fadl），在他的君主巴赫蒂亚尔（Bakhtiyar）[1]发誓不再任命他的政敌阿布·法拉吉（Abu’l-Faraj）的情况下才接受其任命。同样地，1763年4月，格伦维尔（Grenville）[2]在接替布特（Bute）[3]后向国王规定，布特不得公开或私下干涉任何事务;两年后，（皮特声明）除非将驱逐布特出政界作为先决条件，否则皮特（Pitt）[4]将不再参与内阁的更迭。[5]
[1] 即穆仪兹·道莱之子，伊拉克白益王朝君主（967-978在位），尊号伊兹·道莱（'Izz al-Daula）
[2] 即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出身名门，在1763-1765年任内阁首相，其妹妹嫁给了老皮特
[3]即布特伯爵第三、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3rd Earl of Bute，1713-1792），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老师，1762-1763年任内阁首相，结束了七年战争。
[4] 即老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第一（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1708-1778）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汉诺威王朝名相
[5] 原注：Farrer, p. 14.
在阿梅德罗兹先生的论文《白益王朝在巴格达统治的那三年（Three Years of Buwaihid Rule in Baghdad）》（JRAS，1901）、《衰亡时期的阿拔斯政府（Abbasid Administration in its Decay）》（JRAS，1913）、《维齐尔阿布·法德勒·伊本·阿米德（The Vizier Abu’l- Fadl Ibn al-Amid）》（伊斯兰文明[Der Islam]，1912）以及《阿布·阿里·米斯凯韦的<各民族的经验>（The Tajarib al-Umam of Abu ‘Ali Miskawaihi）》（同上，1914）来看，他通过发表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说明这个时期的历史；如果能将上述四篇加上他写的其他一些短篇论文合为一卷论文集，那无疑是建起了一座纪念这位最兢兢业业的学者的丰碑；在这里补充一点，整部著作的题目是我选定的。从R.莱恩普尔先生（R. Lane Poole）制作的精美地图上可以看出，阿拔斯家族在（伊历四世纪后）两个世纪后重新获得了独立；我还应该对盖伊·勒·斯特兰奇（Guy Le Strange）先生的著作[1]表示敬意，没有这些著作，就无法理解（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地形和地理典故。
在此，还得再次感谢吉布基金会，除了其他方面对这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外，他们在（吉布纪念丛书）复印本卷六的前言中也友好地提到了这项工作。
译文中提到的阿拉伯文页码将以粗体形式穿插在内。
[1] 即《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