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思想
今人学习阳明心学，经常将其当作成功学、幸福学，而王阳明的“道”，不是私利之道、私欲之道，也不是谋求功名利禄之道，而是成就圣贤之道。王阳明认为，圣人之道，其关键即不是外界因素，同时也不因外界因素而失去。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之本体，都与圣贤的心的本体是相同的。
“守仁”源于《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人生在世，智慧获取的一切，倘若没有仁爱的胸怀和坦荡的人格坚守，即使侥幸得到，也必将失去。王阳明曾在会稽山“阳明洞”默坐三年，修学悟道，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阳明心学体系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王阳明发展了孟子学说，孟子说“四端”人人本有，因此任何人都具备“内圣”的条件。阳明进一步指出，普通人只在特殊的“一瞬间”具备恻隐之心。因此，“内圣”的修养或功夫，就是能不能把这“一瞬间”扩充到时时、事事、处处。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王阳明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
《传习录》：“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王阳明认为，佛家思想虽可以养心，但是人生是实实在在的过程，心可以虚寂，身无可回避，人生遭遇的大多数实际问题，佛家思想都无法解决。
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王阳明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王阳明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王阳明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王阳明“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
它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致良知
“良知”在王阳明的学说中是一个最基本、最普遍、最核心的概念，它有点类似陆九渊的“本心”，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既指一种先天的道德观念，又是一种辨别是非之心；良知既是一种先天地生、造化万物的宇宙本体，又是主宰身心、衍生五常的道德本体；既无恶无善，又至纯至善。它带有儒家的心性成份，更富有禅宗佛性的色彩。
良知，是天赋人类生命中不学而知的、不学而能的、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致良知”，也就是无论为人、处事，都要达到良知，都要时时刻刻接受良知的指引。“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王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
阳明认为致良知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若是抓住了这一核心，日常生活的每一件琐事都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致良知。若是忘了这一大头脑，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没，被日常事务牵着鼻子走，人生就失去了意义。
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一无所有。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王阳明将人的本质规定为“良知”。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圣人。
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去邪念，把良知留下，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鼓励，这样社会才会有活力、有创造力。
王阳明主张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依据是人类和天地万物之间存在“一气流通”。阳明所说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机械性的连接社会，而是“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连接”，并不是人类依靠机器生存。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人心即道心，良知即道，道即良知。“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至善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止于至善，是复其本然之良知也。
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未发之中”是体，“发而皆中节之和”是用。廓然，即空旷、寂静、远大的样子；公者，正也。“寂然不动”、“未发之中”、“廓然大公”是至善之境，是良知本体；“感而遂通”、“发而中节”、“物来顺应”达到至善之境的方法，是良知发用流行的方法。
王阳明区分了“道心”与“人心”：“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道心与人心指向天赋良知，则是至善；追逐于物，则道心失其正，需要复性、致良知来归其正。“‘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
“良知”何指：第一、明善恶（道德）。第二、辨是非（智慧）。第三、归本原（万物一体）。“致良知”就是：唤起、体认、践行、扩充、达到、实现人皆有之、与生俱来的自性、本心、善根、智慧，最终达到万物一体、与宇宙同化的圣贤境界。
“致良知”分为体认良知和实现良知两个阶段。在体认良知的阶段，王阳明提出了“正心”、“克己”等方法。在实现良知的阶段，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强调“知行并进”。
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有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表述，关系阳明思想的终极关怀和基本宗旨。阳明的“四句教”，从逻辑上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知行合一”的过程，并不是自发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一个“致”的“工夫”。
“致”的过程，既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修习的过程，因此需要下艰苦的“工夫”。“工夫”在阳明心学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过程。没有“工夫”的过程，就无法从“知”到“良知”，从“良知”到“知行合一”。“四句教”乃阳明一生思想精髓的总结。
如果说“良知”是阳明整个学术大厦的总依据，那么“四句教”则是其一生思想的高度概括。很显然，“四句教”“心、意、知、物”的逻辑关系是对《大学》之“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展开。
“心”在阳明的体系中有两个层次，分别是伦理层面的心和本体层面的心。作为伦理层面的心是形下的、世俗的，当然也就是有对立的，即有善恶；而作为形而上的、超验的心则无分别、无对立，无法用善恶加以规定。心体无善无恶是说心体之无分别、无对待，不可用经验层面、伦理上的善恶加以限制和规定。
心一动便是意动，《传习录》：“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动相当于佛教中说的心动，是在心体之澄明圆融状态中突然一念萌动。这一念萌动便有了分别，有了对立，这一刹那之发动便使先天无善无恶之心体开始向后天经验之善恶转化。意由心而发，而“意之所在便是物”，“物者事也”，即有了善恶。
心之体被称为良知，良知是无善无恶的本体，是产生善恶的基础，是良知中之意动形成了善恶。认识善恶，才能对善恶和善恶之行为进行选择。只有在善恶之外才能真正知善知恶，在善恶之外就只能是不善不恶、无善无恶。在王阳明看来，人的一生，不管在做什么，最终来讲，都是为了把自己的灵魂磨练得更加纯粹。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强调“知”最后要落实到实践中去，“知”的目的是要让自身成为真正的仁者，成为圣贤。在王阳明看来，如果理性是通过知识的探求、学问的追求而获得的，那么，人的精神就容易被吸引到外在的世界中去，从而使自我主体性丧失。所以，阳明心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人的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