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日本近代陆军发展史

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绝大部分的军队都为国家而非某个个人或团体（如僭主/皇室）服务，但是在刚刚建立的明治政府手上，却只有萨长土肥的藩兵可供驱使。为了稳固来之不易的政权，明治政府开始尝试建立真正的“官军”。
 

御亲兵与镇台 

1868年4月，在与各藩妥协后，明治政府制定《陆军编制法》，要求各藩按照石高向中央提供士兵，负责近畿守卫，这支军队被称为“征兵”，与各藩的藩兵并存。“征兵”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中央，但实际的兵权却为各强藩所控制。鉴于此，兵库县知事伊藤博文提出将征讨东北（奥羽越列藩）的官军整编为直属朝廷的常备军，得到明治政府的重视。此时的明治政府内，以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和大久保利通为首，有两种建立中央军的设想。大村益次郎提出，从戊辰战争中直属于朝廷的游击队员中挑选部分人员组成临时部队，然后用五年的时间建立一支常备军。在大村的设想中，征兵的对象应该是农民，而非各藩的武士。大久保等人则反对征召农民，主张以西南强藩的藩兵为主建立常备军，一方面是因为大久保等人的武士出身，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改编藩兵不会受到“公议舆论”——尊皇强藩的阻挠。官制改革后，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成为兵部省大辅，开始主导建设政府军，设立了大阪兵学寮的陆军设施，为日本陆军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好景不长，1869年9月，大村因为被视为废除武士特权的核心人物，在京都三條木屋町的一家旅馆遭到士族刺杀，身负重伤，不治身故。大村之死，导致政府军建设活动失去领导者，直到山县有朋的出现才迎来转机。

山县出身长州藩下级武士，年仅5岁便失去了母亲，在祖母的严格教育下长大。15岁元服后便在长州藩藩校，著名的明伦馆担任手子役，此后又历任代官所手子役、御徒目付家臣的横目役等职务，期间积极学习武艺，23岁时便因为擅长宝藏院流十文字枪术而闻名藩内。1858年7月，山县和另外5位青年前往京都了解时势，受到尊攘派的感化，回藩后便拜入吉田松阴门下，但是不久吉田松阴便被处死，其他门生也受到重罚，刚入塾的山县并没有被过多追究。后来，山县出任长洲藩奇兵队军监，在倒幕战争中立下功劳。1869年3月，山县在桂小五郎和西乡隆盛的许可下，前往法英比德奥俄诸国巡游，翌年经美国返程回国。归国后，由于友人前原兵部省大辅一成和桂小五郎冲突而辞职，山县拒绝了兵部省的邀请。此时的兵部省由于前兵部省大辅大村益次郎遇刺而陷入停滞，仅有极少的兵力以护卫皇居。虽然在明面上的兵部卿是有栖川宮熾仁親王，但是却被岩仓具视等文官节制。1870年8月28日，前田兵部大辅辞职，山县被任命为兵部少辅，成为实际上的兵部省次官。 

山县与大村类似，不拘泥于身份等级，主张向农民征兵。1870年10月，在山县的同意下，大阪兵学寮开始允许平民入学就读，开创了日本平民成为军官的先例。同年11月，新政府制定征兵制度，命令各府、藩、县挑选身体强壮的兵员，不限身份等级。然而，征兵令仅实行了这一次，征集了1500人便由于明治政府和各藩冲突加剧被迫中止。此时，明治政府正在尝试加强中央集权和去封建化，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同时对明治政府感到不满的士族们也开始和农民联合，士族反对派的代表，便是戊辰战争的名将、维新三杰之一，著名的西乡隆盛。此时在西乡的领导下，萨摩藩正在进行军事改革，组建了一支超过4万人，由藩士和乡士组成的常备军。1870年7月27日，萨摩藩藩士横山安武在太政官正院门前留下针砭时弊的文书后自杀，使得西乡受到很大冲击，更加反对明治政府的政策。在危机之下，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前往鹿儿岛劝诱西乡出仕，在西乡从道（隆盛之弟）的劝说下，西乡决定以萨摩藩军力为依仗，改革他认为“堕落”的明治政府。1871年2月，在双方的妥协下，政府决定从萨长土三藩征召藩兵，组建名为“御亲兵”的政府军队，在这1万人的军队中，萨摩藩提供了四个大队5千名士兵。

御亲兵虽然是作为国军而组建的，但是（尤其是萨摩藩士）却未能摆脱封建思想，折服于西乡的人格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这支军队实际效忠于西乡个人。对于明治政府而言，再差的中央军队也优于毫无军队，同时为了缓和中央与萨摩的关系，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这支军队的存在是必要的。，再者，对于大久保利通等人而言，将平民吸收入神圣的军队一事有辱武士的荣誉，对于普遍的征兵制持有消极态度，反而对武士组成的御亲兵更有好感。凭借着这支军队，明治政府开始实行诸如“废藩置县”等积极的改革，西乡也得以参与到内阁改组之中，晋升正三位，成为制度取调会的议长。 

组建御亲兵的同时，明治政府为了镇压各地的农民、士族叛乱，还在地方设置镇台，也就是日本陆军师团的前身。1871年4月时仅有东山道和西海道两个镇台，废藩置县后增加到4个。除了镇压叛乱以外，镇台的设置还体现出明治政府对御亲兵的不信任。和御亲兵一样，镇台虽然也是中央直属的军队，但其兵员大部由各地藩兵组成，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御亲兵和镇台共同组成了此时日本的国军，但是和现代军队还有很远的距离。

征兵制的实行

御亲兵和镇台的设置，使得中央政府逐渐摆脱各强藩的节制，在废藩置县后，将全国的领地和兵权集中至中央政府。1872年11月，太政官颁布《征兵告谕》，否定了传统的身份等级差异，提出四民平等、全民皆兵：“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均系皇国一般之民，报国之道亦应固无其别。”四民平等不仅是为了进一步去封建化，还为了更好的整顿军队。在此时的近卫兵（即御亲兵）和镇台中，绝大部分官兵都是旧藩士，封建等级和军队等级不相匹配，常常可见十四五石（俸禄）的下级武士统率二三百石的上级武士，还有士兵公然反抗其他藩出身的军官指挥，同时，随着去封建化的进展，士族们对明治政府的不满也影响着军队。在财政上，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担负起了士族官兵的俸禄，其支出高达财政收入的30%，对新生的明治政府是非常巨大的负担。和士族相比，征召平民进入军队，一方面由于平民习于服从，生性懦弱，易于管理，而且服役为国民之义务，政府只需发放少量的津贴，对财政是很大的帮助；同时，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减少常备军的规模，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短期服役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役后即转入预备役，在战时便可动员相当数量的兵力。征兵制对日本建成现代国家的目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巨大的阻力。 

四民平等的征兵制，将从古至今由武士垄断的军职踩进了泥地里，陆军少将桐野利秋（萨摩出身）公开宣称：“把乡下佬集中起来，只能是制造人偶。究竟何益之有？”对于骄傲的武士们而言，战争是他们作为贵族的特权，平民即不能也不应该掺和进来。经济上，此时日本全国有四十余万名领取俸禄的士族，加上依靠俸禄过活的武士家人，总共超过两百万人，而废除藩兵后，由士族组成的近卫兵和镇台总计不过数万人，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武士不得不另谋他业，对于武士的生计和荣誉而言是极大的打击。1876年，明治政府更是发行金禄公债代替传统俸禄，大大降低武士们的收入。在精神上，《征兵告谕》将武士称为“抗颜坐食”之徒，激怒了骄傲的武士们，1876年颁布的《废刀令》更是将武士魂踩在脚底，激起了大量的士族叛乱。

 

讽刺的是，得到了从军权利的平民们，也极力反对征兵制。其原因之一，竟是看不懂《征兵告谕》。《告谕》中有这么一段话：“凡天地之间，一事一物，无不有税，以充国用。然则，为人者，固应尽心尽力报国。西人称之为血税。以其生血报国之谓也。”对于知识水平低下的平民而言，《告谕》过于晦涩难懂，以至于民间充满了流言蜚语：有人将“西人”“血税”二词结合，得出“朝廷要把士兵的血卖给南蛮人”的结论；又有人认为是要用士兵的血酿葡萄酒；还有人认为是要用士兵的血去染军帽和军装……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掌握了知识的士族反对派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在1873年煽动北条县数万农民发起叛乱，反对征兵、学制（各地国民需义务自费建设小学）、剪发等革新政策，杀害了大量官吏和教师。6月中旬时，相邻的鸟取县有一农夫将陌生人误认为征兵官，导致了2.2万人参加的大暴动，暴动农民除反对征兵外，还要求废除小学，阳历等。6月下旬，名冬县也因类似原因造成了大暴动，被判万罪的人数高达.1.7万。这些平民是如此的愚昧，以至于明治政府不得不发布更加通俗易懂的《征兵通知》。 

除却愚昧的平民外，能够理解《告谕》内容的平民也同样不欢迎血税。在传统日本的认知中，无论是保家卫国还是征战四方，都是武士老爷的义务，和平民没有六文钱的关系，同时在农业占比极高的日本（中国同理），哪怕只是暂时失去壮劳力，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打击也非常沉重。陆军少将山田显义（长洲出身）提出，在实行征兵前应该完善国民义务教育，使国民理解服兵役对于国家的意义和重要性，同时在义务教育中加入军事训练，缩短服役期，减少家庭失去壮劳力的时间。然而，明治政府却急于替换近卫兵和镇台中的士族官兵，为了镇压正在/将来叛乱的士族和农民，不得不加快征兵的进程。

山县有朋注意到征兵对于贫苦平民的负担，于是考虑从家境富裕的人当中优先征兵，但是1873年《征兵令》却规定可以通过缴纳270日圆替代金以免服兵役，以福知山藩为例，1887年时藩主共有金禄公债36578圆，年息2560圆，该藩一中级武士持有公债790圆，年息仅55圆，哪怕是后来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其月薪也不过800圆，而普通的农村雇工每日工钱仅15.5钱，月收入不过3.5圆。如此不平等，使得国民对征兵更加厌恶，社会上逃避兵役风气横行，更是有专门研究征兵漏洞的《征兵遁法》出版。《征兵令》规定，除缴纳替代金外，体格不良者、陆海军官校学生、官吏、制定学校学生及留学生、户主及继承人、父兄患病而必须支撑家庭者、兄弟正在服兵役者、罪犯等人也可免服兵役，于是人们充分利用了这些规定。例如有人将次子三子分家成为户主，还有人过继进入别家成为养嗣子，后者被称为“军队养子”“征兵养子”。此时的《征兵令》还不适用于北海道和冲绳，便有人将户籍迁往两地以逃避兵役。即没有能力分家，也没有亲戚收养，更没有能力移籍的人，还会选择善意犯罪，似乎认为蹲几天牢房好过蹲3年军营。由于兵员严重不足和财政问题，明治政府选择征召少量现役兵，长期服役（三年）培养精兵，以完成国防的需要。士气低下，训练短暂（相较于士族），征召兵在各地的平叛实战中远远不及士族兵活跃，似乎印证了桐叶少将的说法，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征兵的作用和必要性，哪怕是镇台的指挥官，也对自己的手下缺乏信心，这样的状态直到西南战争，这些被迫扛起步枪的士兵才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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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战争

西乡和他的萨摩军人，虽然是明治维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立下了莫大的功绩，然而一直为明治政府所忌惮。在明治六年（1873）政变后，西乡等人纷纷弃官下野，更有大量出身萨摩的近卫兵返乡。在回到萨摩后，西乡在鹿儿岛设立三所被称为私学校的军校，聘请西洋讲师向乡士们提供汉文和军事教育，还资助优秀学生前往欧美游学，试图建立一支能够远征外国的强大军队。政治上，私学校党在鹿儿岛县知事大山纲良的帮助下，几乎掌握了县政，烧毁了熊本镇台在鹿儿岛的军营，拒绝服从明治政府，为明治政府所忌惮。在明治政府眼里，私学校的设置目的，便是为武装叛乱而培养士族，为此在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和内阁顾问木户孝允等长洲藩出身者的主导下，明治政府开始为解除萨摩藩的威胁而行动，一方面派遣警视厅大警视川路利良等24名警察官潜入私学校，另一方面试图将鹿儿岛县内陆军省炮兵属厂和矶造船所的武器和弹药偷运至大阪，还尝试刺杀西乡隆盛。政府不断的挑衅行为，激怒了本就不满的萨摩士族。虽然西乡和私学校中铳队学校校长筱原国干和炮队学校校长村田新八极力压制，但是以桐野利秋为首的激进派仍然于1月29日袭击了陆军工厂，夺取了剩余的军械，至此，萨摩和政府已走向彻底地对立。2月6日，私学校党干部在西乡家中举行集会，在西乡的决议下掀起了士族叛乱的顶点，日本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

决定起兵后，西乡在私学校正门挂上“薩摩本営”，登记军人名册，召开作战会议，讨论并采用了“派遣部队压制熊本城内的镇台军，主力部队从陆路进攻”的策略，西乡提到“川村（纯义，海军大辅，西乡之友）十有四五会助我一臂之力，此一人归附，则全海军将为我所用；熊本有桦山资纪（镇台参谋长，原为桐野利秋下属，后为第一任台湾总督），如我军能进入熊本境内，则一、二大队的镇台大概会归入我麾下。”此两人在对清国的作战事宜上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西乡派，川村更在西乡罢官后向太政大臣进言，请求天皇邀请西乡回军中担任海陆军元帅，因此鹿儿岛知事大山纲良还自信地说到“在熊本有五组料理等着享用。在马关大概会有川村等人迎接我们的汽船吧。我们或许能够饶有兴致地一路赏花而来。”然而，川村和桦山二人并未如西乡的判断，归顺萨摩军。2月9日，川村前来和西乡会面，在得知萨摩军已准备起兵后，拒绝了西乡的邀请，还向长崎发去电报，警告萨摩军的动向。

2月13日，萨摩军完成编成，其中有五个大队约1万人，第六、七两个独立大队合计1600人，还有熊本队、协同队、人吉队、竹田报国队等，全军总计约3万人。武装上，萨摩有着大量从英荷等国进口的枪炮和生产设备，但是在被政府运走弹药之后，先进的步枪缺少弹药，只能使用旧式的前装恩菲尔德步枪。2月14日，在情人节当天，萨摩军在私学校练兵场举行阅兵，次日便向熊本进发，拉开了西南战争的序幕。

政府军方面，在得到川村海军大辅的情报后，于2月19日，下达征讨萨贼诏书，集结军队向西南出兵。政府军以有栖川宮熾仁親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和川村纯义为参军（副司令官，实际指挥者），将近卫兵、镇台和屯田兵乃至临时征募的士族警察官编成10个旅团，其中别动第3旅团和新选旅团完全由旧士族组成。此外还有约3000人的警视队。海军方面则由伊东祐磨为舰队指挥官。 

西南战争打响后，萨摩军迅速控制了山鹿、田原坂、吉次峠、木留村等易守难攻之地，同时围困住熊本城，不幸的是，熊本城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火灾，将天守内一个月份的军粮和薪炭燃烧殆尽，除了紧急抢运出来的弹药外什么都没剩下，火灾还蔓延到城外，将东侧东南侧的城下町也烧毁。熊本守军不得不忍饥挨饿，一天仅有两顿小米饭一顿粥的供给。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熊本的守军，乃至政府军中所有的征募兵，在西南战争中展现出了他们的勇气和战技，虽然在白刃战上，征募兵远逊于萨摩军和拔刀队的士族，但是在枪炮使用上，经过充分训练的征募兵也能发挥出极大的威力。而一直对征募兵士气问题的质疑，也随着熊本镇台守城胜利及反攻而消除。最终，随着城山的沦陷、西乡等人的自戕，征募兵终于得到了认可。然而，西南战争的大胜下，陆军中还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

精神注入——军纪与教育

1878年8月23日夜，皇宫旁竹桥兵营的近卫炮兵大队发起了叛乱。在西南战争中，精锐的近卫兵战果惊人，尤以近卫炮兵为大，西乡隆盛曾盛赞曰：“如果没有红帽子和大炮，就冲进美丽的江户了”。但是在论功行赏之时，将军们各得富贵，下士卒们却在兵营里继续啃军粮，便以为政府不给自己奖赏，从而生起对将军的不满，决定向皇居进发，让天皇聆听自己的想法。在杀害前来阻止的大队长宇都宫茂敏少佐和值班大尉后，近卫炮兵们前往近卫步兵联队总部，与计划一同起事的步兵合流，但是遭到步兵的射击，双方在街道上展开交火，子弹甚至射入首席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宅邸。交火过后，部分炮兵前往赤坂临时皇居，但是明治政府已加强防备，在皇居前门与叛军对峙。最终在德高望重的大久保忠八自戕后，叛军丢下武器束手就擒。
 

近卫炮兵的叛乱，震动了整个明治政府。作为日本第一支国军，明治政府对近卫兵有极高的期望和信任，在最初的时候，近卫兵完全由士族组成，有着极高的武人自豪，但是在明治六年政变，西乡下野之后，大量萨摩出身的官兵离队，明治政府为了补充兵员，从镇台兵中选拔“身体强壮而且品行端正者”加入到近卫兵中。这些非士族出身的近卫兵需要服五年兵役，有着涨薪和免除后备军役的福利待遇，再加上“天子亲兵”的荣誉，肉食者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发起叛乱。然而，在被征召的人眼里，近卫兵却是另一副模样：前文提到，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而言，失去壮劳力三年时间对家庭的经济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而五年的近卫兵役更是让人不堪重负，而且士兵的薪资却因为“义务”而非常低廉，其中又以数量最多步兵为最低。1877年12月，明治政府将各省的预算砍了1/5，陆军省便从士兵薪资开刀，减少了1/20，与此同时还削减了维持军营日常生活的预算，对于近卫炮兵而言，在战争中功勋卓著的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砍了工钱，自然难以忍受这种待遇。

另一方面，近卫炮兵叛乱还显现出日军的另一个问题，那便是军纪。对于生长在幕末明初动荡社会的士兵们而言，“叛乱”可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还在对旧统治阶级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的自信或许给了他们挑战权威的勇气。而且，此时的日军并不像后世一般军纪严明，上官动辄殴打违纪士兵，相反，此时的军营生活虽有一定规章，却也给了士兵过多的自由，再加上被迫服役的因素，日军的军纪虽不至于涣散，但也足以称一声松弛。此时已晋升陆军卿的山县也在书信中提到：“若不做一改革，将来维持军纪之目的，甚为无望，深为痛惜。” 

在西南战争之前，西乡等留守政府主张“征韩论”，与岩仓使节团产生了尖锐的对立，而出身萨摩的桐野利秋陆军少将在军中散播“征韩论”，试图通过军队影响政治。在西乡下野后，萨摩藩的官兵们不顾天皇的亲自挽留，卸甲回乡，开了现代日本军队干涉政治的先河。木户孝允评价说：“士兵涉政府之议，论是非，强谋进退等，实未成其国之体统，实为慨叹不堪。”1873年12月，熊本镇台的士兵也发起暴动，点燃军营后解散回家，后来直接投奔西乡隆盛而去。在明治维新前，武士除了军务以外，还是政治的精英，担负着地方乃至全国的行政事务，在明治维新后仍然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使得日本军政难以分离。1872年1月，兵部省制定了《读法八条》作为军人的规范，后来又制定《海陆军刑律》，施行更加严厉的刑罚，但是军人犯罪依然有增无减，1876年便有1080人犯罪，其中也不乏为逃避升迁（会导致延长兵役）而犯罪者。西南战争之后，明治政府总结教训，认为在人数、装备和练度（特指近代战技）上都劣于政府军的萨摩军能够如此顽强的抵抗，其因在于由士族组成的萨摩军有着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此前制定的《八条》《刑律》只是外部的规则，内部的精神力量还未成熟，于是在1878年10月，山县有朋以陆军卿的名义颁布了《军人训诫》。

《训诫》将忠实、勇敢、服从列为军人精神的三大要素，还着重强调了对军人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和不干涉政治，其中规定，：“无论认为上级的命令多么不合理，都必须服从。如果认为命令不合理，在先予服从后，可以按照正当程序进行抗议，不过抗议时绝对禁止结党。”于现今某些中学对学生的要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训诫》还规定“非议朝政，私议宪法，讥刺官省之布告诸规等举动，乃与军人之本分像背驰之事。”曾经日本的武士，除了军事身份外，还承担着治理封地的责任，同时还要与其他大名开展外交，但是在现代国家中，军人不再负担外交和内政的事宜，日军也需作出改变，仅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不得干扰政治。然而，在武士遗风和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军人干政屡禁不止，1881年更是有四位将军向天皇上奏，抗议政府的决策。这虽然出自爱国心和传统武士的伦理观，但仍属于军人干政的畴，同时军队内部由于政见不同，分裂为多个团体，以及欧风美雨使得军纪涣散等种种影响，迫使明治政府在1882年颁布《赐给陆海军军人的敕谕》。 

《敕谕》和《训诫》同为西周起草，但是前者更加口语化，使得普通士兵也能够理解内容，同时强调军队是天皇的军队，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就是对天皇的服从，加强了上级命令的绝对性，使得国族意识较弱（甚至没有）的士兵有了较为实际的忠诚对象。“军人应已尽忠为本分……不惑于舆论，不拘于政治，唯有一心一意自守本分之忠节，须知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将军人不干政与对天皇的忠诚捆绑起来。在实际执行中，天皇和《敕谕》被提到了更高的高度，士兵听见“天皇”时需立刻立正站好，背诵《敕谕》时错一个字便会受到处罚，再加上《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的制定，军人干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压制。 

至此，日本陆军初步成为了一支近代军队，然而，并没有人能够预知到，在下一个世纪，这支新生的军队会犯下滔天的罪行，最终向他的徒弟以及敌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