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谈”—读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有感

〖作者其人〗

杨懋春（1904—1988），字勉斋，山东胶州台头村人（今属于青岛市黄岛区辛安街道办事处），中国社会学家。早年毕业于教会中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齐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副修历史，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班。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乡村社会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1944年在美国参加人类学家R.林顿教授领导下的“中国乡村文化”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曾任农林部督察、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副处长，齐鲁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49年赴美讲学，曾任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1958年任台湾大学农经学系乡村社会学教授。1960年任台湾大学农业推广系首任系主任。1973年自台湾大学退休后，协助东吴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并担任该系第一任系主任。

〖诞生背景〗

该书写于 1945 年，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战的关键时期，受战争侵扰，中国的发展极其困难，而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建设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杨懋春先生心系祖国，写出这样一部特定时代下详细介绍农村农民的著作，希望通过他的研究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民的境遇使中国乡村复兴运动更加健康顺利地发展。不仅对于保存中国的农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让世界人民了解此期的中国乡村文化更是具有独特价值。

〖书目内容〗

民族志写作按照通常的做法是选择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一经济、社会、政治、宗数、教育等分别详加描述，在本书中，杨先生出于每个地区的生活必须以整体方式来叙述的考虑，以乡村生活的初级群体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视角，然后扩展到次级群体中初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扩展到一个大地区中次级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台头村，家庭是初级群体，村庄是次级群体，在家庭和村庄之间，存在着各种过渡性的集团：宗族、邻里、以相似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为基础或以学校为基础的家庭联合以及宗教团体。村庄之外的乡村生活主要是村庄和集镇、以及和邻村之间的关系。

首先，家庭作为初级群体，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杨先生指出，在台头村不仅经济活动以家庭为基础，而且村落的社会结构或者社会活动也是根据家庭单位组织的。但是杨懋春先生笔下的“家庭”是“家庭成员、家庭财产、家庭牲畜、家庭声誉、家庭传统和家庭神祗构成的复杂组织，家庭还包括未出生的后代和早已死去的祖先”。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

其次，村庄作为次级群体，村庄内部村民之间也在进行着各种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村庄组织的成立，这些村庄组织小则是建立在家庭联合基础之上的，大到整个村庄。不同的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同，从村庄防卫、到学校教育、基督教会、村庄庄稼的集体看护,再到街坊邻里之间的互动,使得村庄生活不再单调无趣。

在村庄之外，村民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集镇，邻村之间的联系。台头村与辛安镇联系密切，辛安镇是集镇，它把周围的几个村子联接起来。集镇也给不同村庄的村民提供了相遇的机会，村民回家后会向家人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通过这种方式,不同村庄村民之间会增进了解,建立新的关系网络。近年来同青岛的联系也逐渐加强。

〖书籍评价〗

本书是杨懋春教授1945年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对山东台头村作了详尽而全面研究的一部经典民族志作品。该书出版后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当年就得以再版，并被许多大学相关科系列为必读参考书。被誉为“是在完全贯通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上把中国乡村生活各方面总合起来加以描述的第一本书”。该书和早它出版的《江村经济》(费孝通著)、《金翼》(林耀华著)以及晚它出版的《祖荫下》(许烺光著)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著名人类学家林顿教授亲自为之撰写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的研究之一，代表了“社区研究”的某种趋势，即本土人类学时代的来临。2001年，该书在中国大陆被选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发行。

〖阅读感受〗

20世纪初叶到4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中国农村在遭遇现代性之后，社会逐渐呈现出混杂的、多元的面向，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糅合，新老事物的世袭更替，变不变？变？不变？变什么？怎样变？成为当时人们普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一个中国村庄》正是以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场景，勾勒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中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农村人对待新事物的态度转变，深刻反映出当时农村社会的某些共同现象、或者当地情况的特殊表征。

《台头 》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村中一个名叫 “天喜 ” 的少年的故事，将对村落文化的探究深入到个体的心理和情感领域，浓缩了一个台头村人一生的经历，向我们再次展示了整个台头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开始思考村庄的明天。这是该文经常被人谈及的一个章节，因为真实、生动而广受称道，同时它另类的文学化风格也引来争议。但参考作者生平和自述，显而易见天喜就是杨懋春本人。为什么作者用讲述他人故事的方式讲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作者采用的非论著式的写作手法，率先使人类学家和他们的研究对象处在共同分享体验与情感的互动过程中，让读者可以直接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也是此书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之魅力所在。

作者以回忆的方式撰写此书，缺少有目的的社会调查，是一大遗憾。本书在人类学写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也存在不当之处，最为后人所责难的就是此书中的人物都照实使用了本名，因为不影响当地人和当事人的实际生活是所有人类学写作与研究的基本原则。

作为研究对象的山东台头，算是中国汉族农耕文化的一个代表村落，那里的政治生活、经济结构、风俗人情像几千年积淀的一个浓缩：延续千年的耕作方式，外儒内法加亲情社会，既有田园牧歌的梦境，也有小国寡民的安逸，还有人情社会的亲切。描写的画面很平和安静，缺乏一种动态的生机感。

但作者出生于普通农家，有着不可多得的亲身经历；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一去不返，又使得这本书将有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学术价值，而且会随着社会变迁而越来越重要。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对处于乡村复兴运动时期的台头村进行研究，可以使决策者能够更好地认识到中国过去和现在的乡村生活，并对过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可以说，此书是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窗口，在与同时代相关资料的对比、互证的实践中，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洞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状况。

确如本书序言所言：“人们读完这本书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些真实的人，一些和我们非常相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