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麟：具备现代化素质、科学人生观、高尚幸福观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16章 明确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目标指向
目标的确立，是任何一个系统工程赖以建构的出发点，而实现其目标则是系统工程运行的最终归宿或落脚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明确其目标指向就至关重要。这个目标不是别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新人不仅应当具备现代化的全面素质，而且是以是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本质特征的。事实上，人们对道德必然性的综合理解和实际把握，就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人生观和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幸福观之中。人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观一经形成和确立，反过来又是促进其理解和把握道德必然性的内部机制。因此，人生观和幸福观问题受到了历代伦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以致一些伦理学家还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伦理学说称为“人生哲学”，或者名曰“幸福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社会主义道德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推动人们自觉地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高尚的幸福观。这是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任务，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目标指向。
第一节 “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
一、人生观的本质和意义
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时指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408]为什么必须这样呢？首先就得弄清人生观的本质和意义，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就必须获取生活资料，从事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要同自然界接触，又要同周围的人们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既要过一定的物质生活，又要过一定的精神生活。人们在对待各种事物和处理各种关系中，必然产生各种看法和想法，并在这些看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对整个自然和社会某种总的看法和想法，这就是世界观。人们用这种世界观去观察、认识人生的各种问题，并形成对人生问题的总的根本观点，这就是人生观。世界观给予人生观最一般的观点和方法论的指导，人生观又影响和制约着世界观的发生和发展。
人生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所谓人生，就是人的生命历程，就是人类个体的社会生活。人们在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历程中，学习、劳动、工作、生活、斗争、思想、事业、前途、幸福、友谊、恋爱、婚姻、家庭以及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不可避免要遇到并必须做出回答的。而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总离不开对这样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
第一，人为什么活着，或者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第三，做人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人应该仰慕和追求什么样的理想人格？
仔细分析起来，一个成熟的人，不管自觉不自觉，对于这三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基本看法。他们对各种复杂的人生问题的回答，都是从这些基本看法出发或者要受到这些基本看法的制约的。这些基本看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人生总的根本的观点。所以概括地说，所谓人生观，就是人们对人生目的、人生意义和做人的标准等重大问题比较稳定的、根本的观点和态度。
人生观绝不是什么玄妙莫测的东西，它来自现实的人生。人们之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关于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做人的标准等人生问题的根本观点和态度，就因为他在生活。而构成人的生活的本质的，是人的需要、人的劳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隐藏在人生观后面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人们必然地对这些问题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人生观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
首先，人只要活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09]对外界对象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前提。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已经揭明，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就是人的基于生理本能的需要表面看来仿佛是自然性的，但对于社会的人来说，也已经打上了社会的印记。社会性需要就其内容、产生和满足尺度来说，都不是取决于孤立的个人，而是取决于社会。它是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和社会集体的需要的辩证统一。能否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种统一，就关系到人们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
其次，人所需要的外界物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取得。人类最基本的劳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的劳动把人的生命活动同动物的生命活动本质地区别开来，使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成为自觉的主体，也成为认识和改造自身的主体。肯定还是否定劳动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对人生价值内容的认识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再次，任何具体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都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中介着人和人的关系，而人和人的关系一经产生又制约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正是这些社会关系，规定了他的生命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因此，人生的目的、人生价值、做人标准等问题，都不是个人孤立发生的问题，本质上乃是一个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以上三个方面，即人的需要、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生命表现、生命活动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人生就是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具体矛盾的运动过程。人们关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做人标准的见解，都是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一定认识的产物。所以人生观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对人的需要、人的劳动、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所采取的特定的把握方式。
人生观和道德观是密不可分的，它对人的一生具有重大的意义。人们无论是对自己的生活目的的确立、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做人的标准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的基础之上的，而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理想则总是渗透在他们的人生观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道德观，也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当然，人生观不就是道德观，它包含更广泛的内容，但是，一定社会和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一旦深入到人们的人生观中，成为其有机的构成部分，那么它便同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感情、意志融合在一起，成为具体的、内容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东西，成为人们实际生活和行为活动的价值方针。这种价值方针，体现为人们行为活动的总的评价——命令的意向，保证着人们的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全部意识结构的统一，使人们具有思想一致和行为协调的明确目的性，成为指引人们思想和行为去获取某种道德价值的内在机制和动力。所以，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真正稳定和巩固下来，就必须使人们树立相应的人生观。先进的、高尚的道德需要有先进的、高尚的人生来践履和实现；先进的、高尚的人生需要有先进的、高尚的道德来哺育和奠基。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一经转化为人们的人生观的有机构成要素，它便成为客观价值的因素和主观意志的因素相统一的实际生活准则，在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人生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
第一，它是人们生活道路上的“定向器”和“定位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一生都在为着某种具体的目的或目标从事着各种具体的活动，然而，在这些具体活动的目的或目标背后，都隐藏着某种总的意向和目标，不管人们自觉与否，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的全部感情和意向，都要这样或那样地受这个总的意向和目标的制约、支配，并服从于它。这种总的意向和目标，就是人生观的体现。它构成人们对待人生各种复杂多变问题的内在稳定的因素，贯穿于人们的各种具体意向和活动之中，对这些意向和活动起着“定向”的作用。现实生活表明，当人们行为的具体动机和目的不符合这种总的意向和目标的时候，行为作为各种动作的总和，通常总是去适应、符合这种总的意向和目标，因而纠正原来行为的具体动机和目的，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仅如此，人生观作为人们行为总的意向和目标，一旦与具体实践条件和生活境遇相结合，还会产生某种相应的具体动机和目的，决定着人们行为的选择路线。所以，人生观是人们做人的导向，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第二，人生观也是推动人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因为人生观实际上就是人生的总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能够联结包括道德意识在内的人的意识所有组成因素，统帅着它们，使它们服从于一个根本的目的，因而使人的意识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一贯性和彻底性。据此，人们在生活中便能够自觉地偏重于满足某些需要而放弃另一些需要；便有力量保护“自我”，不使自己在当前的情况下随波逐流，而看准自己的方向；当生活遇到重大冲突时，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全部意志的和心理的潜力，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一个具有坚定而又高尚人生观的人，总是能够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和人格理想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他比一般人更能够经得起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和锻炼，具有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可见，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的人生归宿和生命的价值。
二、人生观的形成及其阶级性
那么，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做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例如，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来自人性的“自然要求”，人生就是“人性”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这种观点虽然比封建神学家把人生观说成是上帝或神的启示的产物的说法前进了一步，但它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社会的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人生观，而同一阶级又具有大致相同的人生观这一基本事实。至于不同时代人们的人生观的变化，更是同他们宣扬的所谓永恒不变的“共同人性”完全相矛盾的。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生观形成的原因。它认为人生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客观同主观、外因同内因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产物。人们各种不同的人生观既反映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状况与要求，又凝结着他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思想认识等多种因素，它们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又打上了个人个性特征的深刻烙印。
首先，人生观的形成，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是一定阶级所处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是人们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人生观是一种社会意识的存在形式。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10]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归属不同，经济政治地位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欲求、目的也就不同，因而便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无数的事实证明，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及社会关系的人生观，就同离开了物质的意识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其次，人生观的形成，也是同人们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说：“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411]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生观作为人们对人生问题的认识，同任何认识一样，都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人生观就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生和发展的。由于人的生活经历和境遇不同，所遇到的生活问题和所受到的生活考验与锻炼不同，因而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个人的需要与目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也不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实践证明，人们的实践生活条件和境遇的变化，例如：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天灾人祸等等，常常会改变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因而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人生观。
最后，人生观的形成，还要受到人们的认识水平、思想觉悟程度的重大影响，受到人们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感情、意志以及其他各种心理活动等主观因素的重大影响。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思想觉悟愈高，他就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和要求理解得愈深刻，对历史所赋予自己的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受得愈强烈，那么，他对自己劳动活动的意义、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就认识得愈正确，因而也就愈能形成高尚的人生观，就愈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反映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
所以，在人生观的形成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既要反对那种否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谬论，又要反对那种把这种决定作用说成是唯一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还要反对那种因为人生观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辩证过程，因而就求助于不可知论的错误观点。
正因为上述，所以人生观在阶级社会中总是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可以存在各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其中占着统治地位的人生观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人生观。在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中，都是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占着统治地位，所以他们的人生观也就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得到广泛的宣传。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都是私有制的产物，都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都是把满足个人名利视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目标的。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格言。只不过这种利己主义的人生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乃至同一阶级存在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而已。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几种：
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一种流行最为广泛的形态。这种人生观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把人生看成是人的生理本能的需要，认为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所谓“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人生如朝露，行乐要及时”，“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就是这种人生观的概括表述。我国魏晋时期流行的《列子·扬朱篇》，是系统地宣扬这种享乐主义人生观的代表作。它认为人生有限，贤愚无别，人活着就应当“旦趣当生，奚皇（惶）死后”，唯有“享乐”二字才是实在的。人生在世就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只要有“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色嫔御”，能够使自己“尽骄奢之极，恣无厌之情”，其他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这种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人生观，是魏晋时期门阀大地主腐朽生活的生动写照和颓废没落情绪的露骨表现。在欧洲，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曾经形成了一个延续长久、影响广泛的伦理思想体系，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早期人文主义者，在反对中世纪宗教禁欲主义的斗争中，就讴歌世俗的享乐，并声称“不道德的享乐是不存在的”。在17—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伦理著作中，享乐主义人生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爱尔维修说：“感官的痛苦和快乐激起我们的各种欲望、情感和美德。……它们是推动精神世界的唯一砝码。”[412]费尔巴哈则公开宣布：“人的本分责成享乐。我们理当享乐。”[413]如果说，这种享乐主义人生观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于反对封建禁欲主义还有一定进步意义，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它就日益成为反动的东西了。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享乐，“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414]然而，资产阶级却把享乐主义宣布为整个社会的人生观，这实际上是“对现存社会的诡辩的粉饰”[415]。现代资产阶级在所谓消费道德的名义下，竭力赋予这种享乐主义人生观以现代的形态，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所“特有的无聊性质”，因为“这种性质是由个人以及享乐日益服从于金钱利润赋予的”。[416]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人生观的泛滥，成了当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益严重的精神的和道德危机的重要表现。应该看到，这种享乐主义人生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方的腐朽思想的影响下，也在一部分人中泛滥起来，这是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这是剥削阶级处于危机和没落时期的产物，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持这种人生观的人，把世界视为苦海，认为人生充满了烦恼，毫无乐趣，因而消极悲观，得过且过，甚至逃避现实，走上轻生的道路。中国先秦时期道家的虚无主义，就是这种人生观的重要表现。其重要代表人物老子哀叹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417]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更悲观。他说：“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生不仅渺茫得很，而且“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德尔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418]。庄子甚至还借用一个骷髅的话赞美死亡的好处，“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419]。因此，他主张用忘却“自身”来免除人生的“大患”。庄子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惟妙惟肖地表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因而消沉、绝望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在欧洲，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是鼓吹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追求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毫无根据的，人活着就像一架钟表，上了弦就走，不知为什么，也不存在为什么，一切都只是听命于意志的偶然表现。生命无非是延缓死亡的一种挣扎而已。为了解除人生苦难，就必须摈弃一切尘世浮华，沉浸于寂灭之中。叔本华这种悲观主义人生观反映了19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斗争的恐惧感和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现在广泛流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人生观上也是持悲观主义的立场。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绝对自由是个人的本质，而社会和他人都是个人个性完善的障碍，“每个人仅仅在他反对别人的时候，才是绝对自由的”[420]。因此，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个人的存在都是“处于危急状态的存在”，人生不过是在狂风恶浪中的游弋挣扎，只有厌恶、呕吐和烦恼，是走向恐怖、绝望和死亡的经历。任何关于理想世界的设想和追求都是徒劳的，都必须加以抛弃。存在主义者的这种悲观主义人生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着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加深、人的异化现象的加剧，而感到苦闷、孤独和被遗弃，找不到出路的情绪的反映。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也有一部分人对生活、对人生抱悲观主义的态度，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同上述成系统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等同起来，他们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状况的认识的片面性，对自己所经受的生活挫折不能正确对待所致，但这也毕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不能忽视的问题。
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适应垄断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追求高额利润，推行世界霸权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以投机冒险为特征，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又一特殊表现形态。这种人生观宣扬人生的目的只服从个人的意志和欲望，生活的意义决定于按照这种欲望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方便”和“有用”乃是人生处世的原则，能够取得成功乃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詹姆士公开宣称：世界是上帝安排的大赌场，是一个投机冒险的乐园；人生无须认识客观规律，无须寻找行为的意义，只须依靠侥幸，依靠个人的冒险去取得成功。“不赌哪能赢”，这就是詹姆士的口号！这种人生哲学的实质在于，企图把资产阶级否定客观世界发展必然性的心理合理化，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妄图摆脱客观必然性的制约，进行投机冒险制造的理论依据。自从20世纪初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胡适把这种人生哲学贩卖到中国来以后，它至今一直阴魂不散。现实生活中那种长于拉帮结派，热衷于搞“关系学”等各种不正之风的人的生活，就散发着这种人生观的臭味。
权力意志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以追求个人权力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又一种形态。本来，在剥削阶级看来，有了权势就有了一切，为官作宰，位高势重，才不枉此生。剥削阶级的这种特有的心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便为垄断资产阶级发展到了极端疯狂的地步，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就是它的典型表现。尼采声称，支配人的行为的一切欲望和本能都可归结为谋求“权力”这一基本本能。尽力增加自己的权力，是生命和生活的普遍规律。因此，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获取统治别人的权力，实现“权力意志”，就在于用“权力意志”，按照幻觉的目的，去创造人生，做超于群众之上的“超人”。尼采狂妄地宣称，只有“超人”才是历史的主宰者，而人民群众不过是“超人”借以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超人”藐视一切习俗和传统道德，可以超出善恶之外。而那种讲道德、把追求真理作为人生目的的思想，只是一种“病态的本能”，是“另一种形式的苦行主义”。尼采哲学（包括上述叔本华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应该怎样评价，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他的这种人生观，确实反映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某些反动集团孤注一掷的疯狂心理，也表明了帝国主义者攫取本国特权和世界霸权的狂妄野心。当然，历史绝不是尼采所谓“超人”主宰的。德国法西斯希特勒曾经确实实践了尼采的这种反动人生观，结果遭到的只是可耻的灭亡。我国目前一些人走后门、拉关系、跑官、要官甚至买官，他们一旦如愿以偿，便大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极尽钱权交易之能事。从他们的丑恶行径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权力意志主义的人生观的阴魂不散。
除了上述形态之外，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人生观还有其他表现形态，可谓子孙繁多，变种不绝。它们都是寄生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地上的毒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消灭，这些人生观已经失去存在的根据，其崩溃之势已成，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私有制社会毕竟存在过几千年，其深刻的影响不可低估，加之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状况，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也不可避免，上述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还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消除这些历史的垃圾还将是旷日持久的，我们应该努力为之奋斗，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三、无产阶级人生观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它不是以往那种在私有制范围内的不同剥削形式的更替，而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现象。因此要顺利地进行这一场伟大的变革，不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人生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也即列宁说的“严整的革命人生观”。树立这种人生观，不仅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腐朽人生观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最终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需要。
所谓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亦即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就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分析和处理人生问题，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总的价值方针。无产阶级人生观，它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对待人生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它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人士在探讨人生问题上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和优良的传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科学、最革命的人生观。它的产生是对一切剥削阶级人生观最彻底的否定，它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有着根本的区别。它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科学的、革命的人生观应该正确地反映人的这种社会本质，体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历史上，有些先进人物在探讨人生问题时，也曾经看到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性，例如，中国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就认为，人们应当“体定百年之虑”，依据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确立自己的人生道路。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人的一生要“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但是，历史上的这些先进人物，由于他们代表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阶级的局限性和当时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由于其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狭隘性，同样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形成真正科学的、革命的人生观。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无产阶级没有狭隘的阶级私利，它的阶级利益是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形成的。因此，它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赋予自己的崇高使命，能够据此来确定自己的人生的目的和道路，形成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的人生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就是这种真正科学的人生观。
第二，它是以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价值目标的。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都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出发，认为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财富和享乐才是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历史上也有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主张。这种人生主张，在认识上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所讲的“天下”，毕竟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天下。因此，他们的主张不仅同他们的阶级实践相矛盾，就是他们本人也最终超脱不了为他们本阶级及其君主“治国平天下”的利益的狭隘范围。一旦他们的“天下”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利益相矛盾时，他们自己便常常避免不了成为旧制度的殉道者的可悲结局。无产阶级是以消灭剥削压迫、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它从来就重视物质利益和个人正当的生活享受，但它把自己阶级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把追求阶级的和人民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目的，认为个人的解放、个人的价值，只有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一致起来，才能得以实现；认为只有为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才是最伟大的生活目的，才有最崇高的人生价值。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才能真正把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统一起来。方志敏身陷囹圄，却心忧天下，面对着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毫不动摇。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宁愿住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这是多么崇高的生活目的，它产生了多么伟大的精神力量！它充分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彻底革命性。
第三，它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理想人格的。早在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2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既高度地概括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也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本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同剥削阶级某些先进人物提出的“利济苍生”“为民请命”等人生格言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不是居高临下地把自己看作人民群众的救世主，更不是只有形式价值的好听言词，而是以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只有人民群众才能自己解放自己，而个人只不过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为前提的。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22]这个最高的标准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格标准。无产阶级认为，只有坚持这个标准，才能正确解决为谁活着、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等根本问题。这个标准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实事求是，远见卓识”，“随时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一辈子做好事”等等。总之，只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彭德怀说：“一个人如果只想自己，那是最可耻的；一个人只为自己活着，那就不如死掉。”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宁愿受委屈，“入地狱”，置生死于度外。周恩来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一生，更是举世公认的无产阶级理想人格的光辉典范。这种理想人格，充分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高尚性。
第四，它是以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为根本特征的。一切剥削阶级都摆脱不了最终没落腐朽的命运，当它们处于危机四伏、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总要进行绝望的挣扎，反映在人生态度上，必然是对前途丧失信心，精神空虚苦闷、悲观厌世的。不能否认，有的剥削阶级的人物，在困难和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在生死关头，也能视死如归。但是这毕竟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对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不可战胜，永葆青春。这就决定了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的人，始终能以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气概来对待人生道路上的各种问题，能够胜不骄、败不馁，泰山压顶不弯腰，生死当前无所惧，始终相信未来，充满信心，乐观向上。“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周恩来说：“愈在困难的条件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423]这也是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特色。
总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在人生问题上的表现，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集中体现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精神，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是最科学、最革命、最高尚的人生观。它来自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又高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它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它凝结着深邃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又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做一个当代先进的中国人，就应当用这样的人生观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人生的奋勇进击者，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努力开拓人类无限美好的未来，创造自己崇高的人生价值，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最高目标指向。
第二节 树立高尚科学的幸福观
一、幸福的本质和幸福观的形成
古往今来，人们关于人生目的、人生意义和人生道路的理解和把握，总是同他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人生的价值目标构成了人们的幸福观的实在内容。而幸福则是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体现。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幸福观是人们的价值观的核心，因而树立高尚科学的幸福观自然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的目标指向。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个人都在谋求幸福，这是颠扑不破的。恩格斯的论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幸福的高度重视和关注。那么，什么是幸福呢？伦理学所讲的幸福，是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就一般含义而言，幸福就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由于感受或意识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幸福涉及广泛的生活内容，如理想、抱负、爱情、家庭、劳动成果、文化修养、艺术享受以及个人的经历、境遇、性格、习惯、心绪、爱好等等，都能给人带来幸福。古人说：“喜福之事，皆称为幸。”这里，“幸”字的原义是“吉而免凶”，段注：“死为不幸，则免死为幸。”“幸”字的引申义，一是可贺的意思；二是希望的意思。古人又说：“福者，盈也。”“盈”就是满，充满、满足、满意的意思。平时我们讲心满意足、称心如意、如愿以偿等等，都是对幸福的感受。
应该指出的是，伦理学所讲的幸福范畴，不是生活中某一偶然因素所引起的暂时的愉快和满足，而是指对人的生活的某一阶段，某一重大事件，或者全部生活所做出的总的评价。这就说明，幸福的概念是同人对生活意义、人生价值的理解紧密相连的，幸福观是人生观的具体表现。
那么幸福这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呢？幸福作为对生活的一种肯定的评价，它具有“标准价值”的性质。它同任何价值观念都是主体同客体的关系一样，也关涉着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状况两个方面，它以主观方面的生活目标，理想作为前提，而又以客观方面的生活过程、生活条件作为基础。幸福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权衡的，是人们依据自己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去考察的，所以它有主观性。但是，幸福又是通过对客观的生活过程和生活条件的实际体验，并且是对不同的生活状况相互比较才判断出来的，所以它又有客观性。这就是说，幸福既是被主观的目标和理想所肯定的客观的生活内容，又是客观的生活内容反映在主观意识中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感受和满足。可见，幸福是人们的客观存在状况和主观的精神状态的和谐与统一，这就是关于幸福的唯物论。
还应该看到，幸福和不幸这两个概念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幸福作为人们客观的存在状况和主观的精神状况的统一，不是一种无矛盾、无差别的状况。否则，就会把幸福简单化、庸俗化，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恰恰相反，幸福总是把自己的对立面——不幸包含于自身。如果幸福离开了它的对立面，就不能存在；如果没有不幸的存在，人们也就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事实上，如果说幸福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肯定的评价和感受，那么不幸则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否定的评价和感受。幸福在心理上表现为快乐、愉快、惬意和精神上的充实、欣慰；不幸则表现为心理上的痛苦、烦恼、悲伤和精神上的空虚、忧郁。老子说：“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俗话也说：“乐极生悲，悲极生乐。”这是说，幸福和不幸是相互联系、互相包含又互相转化的。生活的事实告诉我们，幸福本身就包含在克服不幸的体验之中。因为幸福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上的满足，绝不是毫无波折、绝对宁静、一潭死水式的精神状况。幸福本身就包含着它的反面——悲伤、懊恼、痛苦。就是生活中偶然的事件，例如，亲人的死亡，疾病的困扰、爱情的危机、家庭的纠葛等等，都可以给人带来不幸。个人生活中的某种不幸和他对幸福的追求，常常如影随形、难分难解，这是难于避免的。因此，幸福本身就产生于克服不幸，顶住恶劣的环境，战胜自己的情绪低落的斗争过程之中，也存在于放弃自己的某种生活的满足，坚持自己的生活理想，成为一个生活的强者的体验之中。可以说，谁没有经历不幸、痛苦，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和体验到幸福，这就是关于幸福的辩证法。
马克思说，幸福范畴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原始社会人们没有幸福的观念，那时人们生活一样，浑然一体，没有差别；人们的意识也没有觉醒，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还处于萌芽状况之中；因此，这个时候还不可能有幸福和不幸的概念。人类进入个体生活之后，不仅人的自我意识、自我评价能力提高了，而且由于私有制的形成，阶级差别的出现，各个人的生活状况、贫富的差别也随之产生了。人的对不同生活做出比较，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成现实，这样才逐渐地形成对生活幸福或不幸的评价。所以幸福的概念形成于人们对不同的生活条件的比较之中。由于有了比较，人在社会生活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种种如意或不如意的感觉，因而便产生种种希望和愿望，形成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于是便产生了对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的精神的满足，产生了幸福的概念。可见，幸福概念的产生最初是与社会差别，亦即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紧密联系的，并且是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而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的。在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条件下，当人们把这种情况同以前原始社会那种人人平等、平均分配、共同生活的情况相比较，便开始意识到社会的不公正，希望摆脱这种状况，于是幸福和不幸便成了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必然的感受和评价。当然在这时，幸福和不幸概念的内容还是十分贫乏的。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对概念的内容才逐渐丰富起来。至于作为伦理学上的幸福范畴，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不是在文明社会的初期形成的，而是后来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思维条件时才产生的。
幸福作为一个伦理学的概念，一经产生便为人们的人生观特别是道德观所决定，并与之不可分割地发展着、变化着，它的实质内涵始终为人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所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确立的目标，所追求的理想，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实现的。人们要实现他的目标和理想既决定于许多现实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他自身的各种主观条件，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人们的目标和理想是很难实现的。有时候，表面上看来实现了，到头来却使人感到原来不过如此，或者一场空喜。这种情况就必然引起人们的痛苦，使人感到不幸。这种希望和可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解决，久而久之，就必然把人们逐步引导到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思考：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些严肃问题的提出还取决于一个更严峻的事实：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就包含着死亡，在死亡的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死是谁也逃避不了的结局。有鉴于此，一个生理上、精神上成熟的人，就必然进一步思考，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怎样才能独立地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命活动，确定自己的行为路线和方针，以便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于一个总的目标和理想，使自己生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所以，如果说人生观是人们面对生命必然死亡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所进行的关于生存意义的反思，那么幸福观则是由于感受到生的意义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因此，珍视人生，追求幸福，这两种要求都是人之作为人的最高的社会需要。
这就是说，人们在生活中追求幸福，避免不幸的要求，必然使人们从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样一些问题过渡到怎样活着，怎样做人的问题，也就是过渡到人生观、道德观的问题。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必然逻辑。而当人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一经确定之后，又会反过来制约和支配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制约和影响它的幸福观。事实上，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确定的目标和理想，不仅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都灌注了一定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精神，而且人们由于实现这些生活的目标和理想，所得到的精神上的满足，本身就包含着对自己生命活动在道德上的自我评价。所以，我们在探索幸福概念形成的时候，必须紧紧地把握它同人生观和道德观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上，人们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人们的幸福观形成的过程。
二、关于幸福和道德“悖论”的历史考察
幸福作为人们的客观存在状况和主观精神状况的和谐统一，不仅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而且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有阶级性的。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人们对于幸福的内容是什么，怎样才是获得幸福的途径，如何确定衡量幸福的标准等等问题，都有着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理解。这些构成了不同阶级道德体系斗争的重要内容。这种斗争都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到各个时期的伦理思想领域中。所谓幸福和道德的“悖论”或者二律背反问题，就是其重要的表现之一。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也由于讲道德就必然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因此讲道德的人很难得到幸福，而背德的人则常常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所谓“古代圣贤皆寂寞”，几乎是阶级社会中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是私有制和阶级对抗的重要表现。它反映到伦理学上便导致了关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形成了中外伦理思想史上三种典型的观点：“道德即幸福”“幸福即道德”和“至善是幸福和道德的统一”。
所谓“道德即幸福”，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道德等于幸福，行为有德就是得到了幸福，反之，行为无德则无幸福可言；二是道德高于幸福，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道德，而幸福不过是达到这种最高目的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幸福是达到道德目的之后的一种附属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欧洲伦理思想史上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大有人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说：“道德行为受人赞美，是由于它导向幸福。”[424]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不断做出细小的努力来达到幸福，这就是不断地增进美德。”[425]在中国，这种观点在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着主导地位，其突出代表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如果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已存在这种倾向，那么到孟子那里则变得鲜明而突出。孟子强调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养气、寡欲、思诚等道德修养，来恢复这种先天的善良本性。他排斥讲“利”，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认为人们一旦恢复、发挥了自己的善良本性，就能成为“圣人”，就是最大的快乐、幸福。因此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的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幸福只是道德的附属物。这种观点发展到宋明理学那里，更走上了极端，提出了“存天理，天人欲”的纲领，把道德同人的利益、个人幸福完全对立起来，鼓吹只有“人欲净尽”，才能“天理流行”。
“道德即幸福”的观点，其所讲的道德当然是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道德，但作为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思维和认识，也有它的合理之处，这就是它看到了人是一种有道德需要、道德理性的存在；肯定了道德和人的精神生活在幸福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群体幸福的优先性（这在中国儒家那里尤其如此）；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这种观点却轻视甚至否认物质生活在人的幸福中的应有地位，常常表现为一种“重义轻利”“以义斥利”的禁欲主义倾向；同时，它把群体幸福同个人幸福绝对地对立起来，甚至走上否认个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和幸福的极端。还有，它也常常把获得幸福的途径归结为个人的修身养性，以为通过纯精神性的活动，闭门造车，脱离实践，就可以完善自我，达到幸福的极致。这种理论乃是一种道德目的论的观点，它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使道德成为一种虚伪的东西。中国儒家的这套理论和它所宣扬的“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一起，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奴役的思想工具。
所谓“幸福即道德”，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幸福等于道德，人们获得了幸福也就获得了道德，一个幸福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幸的人是谈不上有德的；二是幸福高于道德，幸福是人生至高无上的目的，道德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达到或增进人的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失去了幸福这个参照物，也就无所谓道德。这种观点可以名之为道德工具论或者工具主义的道德论，因为在它看来道德无非是人们达到幸福的工具或手段。这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如果说有，那么前面介绍的《列子·扬朱篇》所宣扬的享乐主义思想，可算是它的一种表现形态。但是在西方却一直占着主导地位，成为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一种传统。西方的快乐主义、幸福主义、享乐主义伦理学都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从历史发展看，古希腊罗马的快乐主义是它的最初形态。它的著名代表伊壁鸠鲁说：“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善。”[426]这种理论成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就明确提出“没有不道德的享乐”的口号。而到了17—19世纪，这种理论便兴盛于一时。英国哲学家洛克说：“所谓善或恶，只是快乐本身。”[427]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痛苦和快乐是道德世界的唯一动力，而自爱感情乃是能够筑下一个有益的道德的唯一基础。”[428]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走得更远，他把自己的伦理学干脆称之为“幸福论”。他说：“道德的原则是幸福”，“道德乃是福乐的条件、手段。”[429]
“幸福即道德”这种道德工具论观点，作为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论思维和认识，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它反对“来世幸福”的宗教幸福观，批判了禁欲主义的幸福论；它肯定幸福就在现实生活中，强调物质生活幸福和个人幸福的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幸福靠人们去争取、去斗争；这些都曾经是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曾经促进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理论割裂了道德的道义性和功利性、目的性和工具性的辩证关系，而且把个人幸福同群体幸福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个人幸福的意义。除了其中少数学派，如古希腊罗马的快乐主义者外，它还把幸福归结为只是物质生活的幸福和感官的快乐，否定精神生活幸福的意义。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就认为，“幸福就是持续的享乐，或者是相继而来的享乐，或者是愉快的感觉”，“最愉快的生活就是像无节制的生活”，“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430]可见，这种道德工具论的观点是以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它在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则成了拜金主义的代名词。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发现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或悖论。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得到幸福，但道德并不能保证幸福；有福的人应该有道德，但幸福又不能作为道德行为的动机，如果一个人是出于为了获得幸福的动机去施行道德，那么这种行为就不能是道德行为了。康德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克服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因而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他认为人们做符合道德的事，不是为了自己得福，而是因为那是应当的缘故；理性告诉我们：上帝会给每个人各自应有的报偿。这就是说，康德虽然看到了幸福和道德的矛盾，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但由于他不可能理解造成这种矛盾的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因而他最终否认了这两者统一在现实中的可能性，而把它推到彼岸世界，用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存在作为实现这种统一的假设条件。这样，康德的观点就完全变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一种只开花不结果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明，幸福和道德的统一并不是一个纯思辨的问题，造成幸福和道德的悖论或二律背反的根源，是现实存在的私有制和阶级的对立。因此，要消除幸福和道德的悖论，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现存的社会生活条件，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就担负着这一历史使命。正是无产阶级在实现这一使命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幸福观，才真正实现了幸福和道德的统一。
三、高尚科学的幸福观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了旧伦理学关于幸福的错误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历史上的伦理学说关于幸福思考的合理因素，建立了高尚科学的幸福观，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具体地体现了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本质，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实现了幸福和道德的统一，因而根本地区别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以如下三个基本特征显示出它所特有的高尚和科学的品格。
第一，从幸福的内容上看，它正确地处理了物质生活幸福同精神生活幸福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肯定精神生活幸福高于物质生活幸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但并不否认物质生活幸福的重要性，相反地，它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人生活在世界上，首先必须吃、喝、穿、住才能生存，有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才能从事其他活动。马克思说：“非常操心贫困的人对美好的戏剧没有感觉。”[431]所以离开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条件，是谈不上建立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无产阶级反对那种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片面强调精神作用的思想和做法。但无产阶级又认为，物质生活的享受和满足，绝不是幸福的唯一内容，更不是幸福与否的根本标志。幸福的大厦必须以高尚的精神生活为支柱。这是因为：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理智的社会存在物。与动物相比，人除了物质生活外，还有精神生活，真正的幸福不能只是追求丰富的物质生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吃、穿、住固然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种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之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可能是动物的机能”[432]。完全由这种机能支配着的“幸福”，显然就只能是牛吃草时的那种“幸福”，而不可能成为真正人的幸福。事实上，物质福利本身还不是幸福的源泉，只有在它成为促进人发展他的体力和智力，发挥他的创造能力的前提下，物质生活才能成为幸福的源泉。因此，在物质生活幸福和精神生活幸福的关系问题上，无产阶级认为幸福的条件一是要坚持两者的统一，二是在这种统一的基础上，还要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陶铸同志说：“一个受物质支配的人，一个个人‘物欲’很强的人，一个缺乏理想、趣味低级、精神生活很空虚的人，也是生活极为可悲的人。”生活实践证明，精神生活贫乏是无法从物质生活中得到补偿的。美国加州大学贝拉教授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可能发展，物质生活可能增加，社会问题却难于解决，我们比祖辈富裕了五到十倍，但并不因此而快乐了十倍。”这就说明了上述道理。相反地，有了充实的精神生活，即使物质生活艰苦一点，却可以得到幸福。中国古人讲的“孔颜乐处”，我们革命年代的“延安精神”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获得幸福的途径上看，它正确地处理了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关系，并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强调创造幸福才是幸福的本质。马克思在回答他女儿的提问时说过：“斗争就是幸福。”毛泽东也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把斗争理解为幸福，把艰苦奋斗看作幸福的源泉，坚持在斗争中求幸福的观点，正是无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色。这种幸福观是和人的本质一致的。人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存在物，只有在创造中人才能确证自己的本质，实现自己的价值，因而也才能领略幸福的真谛。幸福固然不能排除生活的享乐，但享乐绝不是幸福的全部。恩格斯也曾把“享乐的需要”列为人的重要需要之一，但他所讲的享受是同劳动、创造、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创造幸福才能享受幸福。这一点历史上很多进步人士就有切实的体验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了。例如，著名作家萧伯纳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生活，我们就没有权利享受幸福，这正如没有创造财富就无权享受财富一样。”离开创造来谈幸福、享受，是剥削阶级的幸福观的特征。无产阶级认为幸福需要用汗水来浇灌。当然，创造是艰苦的，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代价，但当我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顽强的创造、卓绝的斗争，创造出丰硕的果实时，这却是一种快乐，这必然会使人领略到一种充实和完美的幸福，并能从自己的胜利成果中真正领悟到幸福的真谛。幸福之所以同斗争、劳动不可分离还在于，幸福不是一种毫无波折、经常宁静的精神状态，这种一潭死水，毫无波浪的幸福模式只是一种庸人的幻想。幸福本身就包含着它们相反的状况——悲伤、挫折、忧郁、懊恼。没有波折，绝对宁静的满足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抽象概念。幸福不管怎的，就在于能够经受个别的不幸，克服这种不幸，战胜恶劣环境，放弃某些需要，并把这些升华为总的高度的满足。这就是使自己坚持在实现自己的主要目标过程中，生命力得到全面发展而产生的满足，要得到这种满足就不能不是一个斗争和创造的过程。
第三，从衡量幸福的标准上看，它正确处理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辩证关系，强调两者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集体幸福高于个人幸福，个人幸福就存在于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认为，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是统一的，而这种统一的基础是集体幸福。因为集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前提，个人幸福是集体幸福的体现。个人幸福只有在集体中并通过集体才能得到保证和实现，并获得充实的内容，而这样的个人幸福又能成为推动和发展集体幸福的力量。总之，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幸福，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幸福。集体幸福是源，个人幸福是流。大河没水小河干，没有集体幸福，也就不会有个人幸福。当然也应该看到小河没水大河也不会满，没有个人的幸福，集体的幸福也会被抽象化，所以恩格斯说，个人幸福和大家幸福是不可分离的。高尔基则把一味追求个人幸福的道路称为“狭窄的道路”。他指出，这使人只知道个人幸福，是一条最固执的人的道路，是那些过着“适应卑鄙”生活而恬不知耻的“识时务者”的道路。不能否认，由于各种原因，集体幸福与个人幸福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冲突，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顾全大局，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把服从和维护集体利益、集体幸福看作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幸福。马克思对于那种为公共谋福利而进行自我牺牲的人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历史认为那些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是伟大的。……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牺牲；到那时候，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微小的、可怜的、自私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属于亿万人民。”[433]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把无产阶级幸福观概括为：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和集体奋斗，获得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利益，实现了理想的目的而引起的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这就是无产阶级对幸福的一般理解，也是无产阶级人生观在幸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它的根本精神是幸福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统一。这种高尚科学的幸福观，既是个体道德完善、人格高尚的重要标志，又是推进个体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节 立志做社会主义的新人
一、人生和立志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引导和帮助人们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树立高尚科学的幸福观，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要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在这里，激发人们的自觉性，鼓励人们立大志、做大事，并在自己日常的、平凡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坚韧不拔、孜孜以求、永不停顿地为之奋斗，就显得十分重要，也是一个必经的途径。
......
无产阶级的志节观，是其人生观构成的一种内在的品格，它是在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崇高志节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同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艰巨事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同历史上那些进步人士的志节观所不同的是，它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的，是在共产主义道德的指导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它把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有机地统一于自身，具有最崇高的性质，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的志节观的统一，便会使得人们具有一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首先，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理想同现实的关系问题。理想与现实是统一的，又是矛盾的。即使是来自现实的理想，也毕竟不就是现实，要把理想变成现实，需要人们艰苦地努力。理想如果不能成为改造现实的力量，那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幻想，这样的“理想”当然软弱无力。同样现实如果没有理想的照耀，就会失去方向，变得暗淡无光，就不能变成通向理想的阶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要靠斗争来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只能以实践为基础。一个具有无产阶级志气和节操的人，既反对那种一味地要求现实符合个人的理想，否则便埋三怨四、灰心丧气的空想主义者，也反对那种不要理想、鼠目寸光的卑微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总是能够立足于现实，胸怀远大的理想，在现实的各种困难和不合理的乃至丑恶的现象面前，深信困难是暂时的，真、善、美必然最终战胜假、恶、丑，并由此而激发出深刻的革命责任感，焕发出战胜困难，消除假、丑、恶的顽强斗志，脚踏实地、不断地在现实斗争中，开辟通向理想的道路。这是他的革命理想的力量，也是他的现实精神的表现。“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朝着“四化”的宏伟目标前进，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人生道路是宽广的。然而，旧社会的影响还严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民主和法制还很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之中，这些都还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还有无数的困难和麻烦，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丑恶的东西，这些也需要我们去面对、克服和解决；这又说明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在一个树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和志节观的人看来，这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他能够在改造现实的不懈斗争中锤炼自己的理想，又能够在理想的激励下去改造现实，创造自己人生的价值。
其次，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顺境和逆境的关系问题。人生的道路不是坦途，总是有顺有逆、有宽有窄。要生活得有价值，就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中的顺逆。顺境固然是好事，但它也能使人安于现状，消磨斗志，不思进取，这样，好事又可能变成坏事；逆境固然是坏事，但它也能激发人的斗志，锻炼人的能力，造就生活的强者。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有两重性，都是对人的一种考验。用这种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生活中的顺逆，始终持积极的态度，不为顺境所陶醉、所腐蚀，不为逆境所吓坏、所压倒，“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现”，努力创造条件，把逆境变成顺境，把坏事变成好事，让逆境成为磨炼自己革命意志的砺石，把困苦变成锻炼自己崇高理想和情操的熔炉，这就是一个确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和志节观的人的本色。一个具有这种本色的人，就能够身处逆境，心地坦然，乐观自信，自强不息，使各种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在鲜花和荆棘并生的人生道路上，迎着鲜花，踩着荆棘，奋然向前，成为环境的驾驭者，生活的主人。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处于关键时刻，各种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在世界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经济大潮风云变幻的条件下，掌握顺逆的辩证法尤为重要。
最后，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生和死的关系问题。生死问题，是人生观的重要问题，也是对人的志气和节操最严重的考验。汉代哲学家王充说：“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438]生和死是紧密相连的。死的意义决定于生的作为；生得伟大，才能死得光荣。我国古代就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在高尚品德，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中才能永存，这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对于一个确立了无产阶级人生观和志节观的人，总是能够珍视生命、热爱生活，但又认为要扩大自己生命活动的范围，就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同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同那些继承这一事业的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深信，只要努力为革命而工作，造福人民，有益于社会，那么个人的肉体死亡之后，也仍然能继续自己独特的存在。因此，他并不把死亡看作可怕的绝望深渊，相反，他们勇于以个人生命的丧失去换取集体的永存，为了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复兴，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就是这样获得了生命的不朽。
二、走人类道德完善的必由之路
如本书第四章所述，在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已经为人类开拓了一条道德完善的广阔道路，但是走人类道德完善的这一必由之路又不是抽象的、纯观念性的，它必须落到实处。具体说，在当代，就是要努力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卓有成效，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唤起人的道德自觉性，激发人们的道德积极性，努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按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办事，身体力行，拳拳服膺，努力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
为什么要培养和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呢？从根本上说来，这是由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人道德完善的必由之路。
历史唯物主义证明，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生活条件，始终同他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是一致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进行物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两种生产是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特别是它的最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的生产是按照两个模式进行的：一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一种是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剥削阶级享有一切特权，劳动阶级承担着一切义务。享受权利的剥削者对他们的权力永不满足，充满了贪欲；承担义务的劳动者则成了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用摧残自己生命的方式来维持着自己的生命。显然，这两种模式的人的生产都是片面的、畸形的。但这却是私有制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否则，其生产就不能进行，也不能延续。
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对人的要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恩格斯说：“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439]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对人的要求的变化主要是两点：
第一，它要求人们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40]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最重要的是与私有观念决裂。私有观念是私有制的产物并为其服务的，私有制废除了，私有观念也必须改变，代之以公而忘私的思想，否则就会同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格格不入。
第二，它要求人们全面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441]他们还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442]这种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决裂的、全面发展的人，就是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的任务。改造主观世界就是要把个人改造成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当普天下的人们都成了这种新人的时候，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到来了。由此可见，立志做社会主义新人，是符合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人生抉择。
立志做一个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一经达到就一成不变的绝对状况，而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是个人孤立进行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全力以赴地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
社会主义运动是分阶段发展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运动中，目前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从现阶段来说，就是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
如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的任务和最终目标中包含着关于人们自身改造的任务和目标一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具体任务和目标中，也包含着对于人的培养和造就的具体任务与目标。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要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劳动者。
所谓理想，如前所述，是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追求、向往和生活奋斗的目标。它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从自己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待现实的一种标准，是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某些方面达到完善程度的一种意识的和实践的形态，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本质力量丰富程度和自由程度的一种尺度。理想有高下之分，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对于当代中国人民来说，有理想，就是要树立高尚的先进的理想。这种高尚先进的理想，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通晓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坚定信念，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在现阶段则是要坚持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己任，立志成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奋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坚定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和人生理想。
道德是人类完善自我和社会的一种实践精神和行为方式，是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程度和高尚与否的表征。我们知道，在当代只有社会主义道德才是最先进、最科学、最革命的道德，因此，有道德，就是要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用社会主义道德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五爱”为主的规范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职业生活中，在爱情和家庭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都要遵守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生活领域内的具体要求，树立社会主义的善恶观、义务观、良心感、荣誉观、幸福观和志节观，培养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在当代，智力革命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内容和标志。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人的有用性越来越不再是取决于他所付出的体力劳动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他的智力发展水平，取决于他所掌握的文化科学的丰富程度和文化素养的高低。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更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有文化，就是要刻苦学习和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光有革命热情，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娴熟的专业技能，绝不是全面发展的新人，也不可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纪律，就是要自觉地遵守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各项纪律要求。共产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共青团员要遵守团的纪律，学生要遵守学校的纪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要遵守本行业、本单位的劳动纪律。纪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它依靠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来推行，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同剥削阶级的那种“饥饿的纪律”“棍棒的纪律”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建立在人的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纪律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的内在要求，是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道德自觉性的重要表现。
在上述“四有”中，革命的理想是精神支柱，是灵魂；社会主义道德是行为规范，是关键；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严格的纪律则是重要的保证。这四个方面互相补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对社会成员的政治觉悟、精神状态、道德风貌和文化素养的要求。“四有”的要求是同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和标准相贯通的。这个要求是严格的、全面的，但又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因而也是切实可行的。我们要做社会主义新人，从现阶段来说，就是要自觉地做“四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如果说，上述恩格斯关于造就一代“全新的人”的论断早已为历史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证实，那么，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开展，就极大地加速了“用整个社会力量来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展望21世纪世界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经济知识化，世界竞争特别是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大势，为了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的世纪，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和造就一代“四有”社会主义新人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的迫切！这对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青年来说，既是一种时代的挑战，又是一种历史的机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又是有限的。如果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个人的生命历程不过是极短暂的一瞬。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自己有限的人生，胸怀大志，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以无愧于炎黄子孙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战，把握历史的机遇，努力把自己培养和造就成为一代“四有”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就是当代人塑造自己高尚的人格，在道德上完善自我和社会的必由之路。
“有志者，事竟成。”中国人的这一古老格言，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408]《列宁全集》第6卷，第463页。
[4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8页。
[4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4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
[41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75页。
[41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1页。
[4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1、57页。
[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9页。
[4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0页。
[417]《老子·二十三章》。
[418]《庄子·齐物论》。
[419]《庄子·至乐》。
[420][法]萨特：《存在与虚无》（法文版），第292页。
[4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42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997页。
[42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42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78页。
[425][英]培根著，何新译：《人生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页。
[42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367页。
[427][英]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3页。
[42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30页。
[42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32页，第175页。
[430]《霍尔巴赫选集》（上卷）（俄文版），第4页。
[43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9页。
[43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433][德]马克思：《论青年选择职业》，转引自肖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434]《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第28页。
[435]《习斋先生言行录》（下卷）。
[436]《恩问录·处篇》。
[437][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宋景堂等译：《品格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页。
[438][东汉]王充：《论衡·道德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5页。
[4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70页。
[4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3页。
[4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5页。
[4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节选自 唐凯麟.伦理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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