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同地区辽金寺院建筑艺术
浅析大同地区辽金寺院建筑艺术
《东方艺术》 2005年08期 季建乐
地处雁门关外的大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幕威武雄壮的篇章在此上演。今日之大同，仍旧摄人心魄的是那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朴素街巷与古老建筑，错落于湛蓝的天空和盘旋的燕子之间，散发出只属于北方的独特韵味。
大同从北魏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当年的壮观景象通过匠人的巧手尽数留在了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之中。唐末、五代之时，北方佛教走向下坡，直至契丹王朝建立后方有所复兴。大同所在的燕云十六州，后晋时割让给了契丹，辽、金两朝强权，大同均为西京大同府。契丹、女真一方面保持原先各自的原始拜物教和萨满教信仰，另一方面吸收中原佛教文化，建立国家宗教礼制，来作为政权的神权依据。因此，辽金时期大同府兴建了诸多佛寺巨筑,这是一批代表着当时最高艺术水平的木构建筑。时至今日，虽数历战火，那异域文明雄壮奔放的身影仍巍然于世。可以说，要了解辽金时期的建筑艺术，大同的寺院建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这对于了解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达到艺术高峰的唐代木构建筑的自我的传承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大同现存较为完好的寺院建筑群主要有三处：上、下华严寺和善化寺。首先来看华严寺（图一）这座著名的梵刹始建于辽。当年辽地文化落后、哲人稀少，导致了佛教的禅宗不甚流行,而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则十分兴旺。华严寺于是应运而生，依据便是经典《华严经》。兼之此寺具有辽皇室祖庙的功能，因而规模庞大，盛极一时。至明代分为上、下两处，形成现存的格局。由于契丹族信鬼拜日、以东为尊的原始信仰，华严寺打破汉地佛寺坐北朝南的常规形制，主体建筑如大雄宝殿和薄伽教藏殿等皆东向而立。辽人在仿效中原之时亦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色彩，表现出不同于汉文化的强烈自我意识。
上华严寺有院落两进，天王殿、观音阁和地藏阁等主要建筑位列中轴线上，两侧廊虎分列，建筑群落精巧玲珑、高低有致。院落左右方门门楣处分别嵌有“拈花笑”和“擎竹间”的砖刻（图2）,佛家典故便于不经意间散落院中，可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精致小院后开朗之处端坐着的便是大雄宝殿了（图3）。寺院初建之时的大殿已于辽末毁于兵火，现存之物乃是金天眷三年（1140年）重修的。大殿建于高大的台基之上，这是辽金建筑的一大特点。殿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单檐五脊顶，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单檐木构建筑。当心间及左右梢间辟门，形制古朴，正中门上有题于明代的“调御丈夫”一额。正脊上的琉璃氐鸟吻规模甚大，系金代遗物（图4）。斗拱硕大而富于变化，当心间的补间铺作使用了60。的斜拱，次间则是45。（图5）。这种斜拱也是辽、金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承载重量，且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殿内减柱12根，使前部空间扩大，便于佛家法事。五方佛和护法天王等明塑32尊端坐其间，四周巨幅壁画为清代重绘，场面甚是繁杂。
上寺往南数十米，便是下寺了。前院的几座建筑现在仅用以陈列一些历史文物，后院的薄伽教藏殿才是全寺的主体（图6）。此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年），为存放经书典籍之处，故名。建筑阔五深四，单檐九脊顶,梁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整体严谨、庄重。殿内采用了减柱造，空间显得疏朗简洁。四壁列重楼式壁橱38间与天宫楼阁五间，佛坛之32上立辽塑31尊，或忧，或喜，或嗔，或笑,无一不具有鲜明的个性与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倚立着的几尊菩萨，法相庄严，婀娜的体态，配以富于动感的裙带，表达出世俗的审美情趣（图7）。
大同的另一座重要的寺院建筑——善化寺，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辽、金建筑群。寺院创建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原称开元寺。辽末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于金代重修。明代再度修葺，并更名善化寺。寺院布局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前方还有文殊阁遗址和普贤阁以及东西配殿。共有七处主要建筑，籍此附会“伽蓝七堂”的古制。寺内西侧还有一块迁自兴国寺的琉璃五龙壁。
作为寺院山门的天王殿建于金代，内有明塑四大天王像。同为金代遗物的三圣殿阔五深四，单檐五脊顶（图8）。左右次间檐下所出的60度斜拱，造型如花团锦簇一般，表明了它作为金代建筑的最显著的特点（图9）。殿内减柱甚多，仅用四根主柱和四根辅柱支撑梁架，顶部没有天花，甚为高敞。殿中供奉“华严三圣”像，三圣殿之名正是来自于此。
三圣殿的西北方向坐落着的是二层三间的普贤阁，这是普贤菩萨的居处，本有文殊阁与之中轴对称，可惜后者民国年间毁于一场火灾。普贤阁阁顶分上下两檐，上檐为歇山顶，下檐之上有平座、勾栏，端庄古朴却也不失精巧（图10）。
端坐在宽广基台上的大雄宝殿始建于辽，后经金代修缮。殿前月台上有明制的牌坊和钟鼓亭（图ID-大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单檐五脊顶。斗拱为五铺作,出双抄，补间只一朵，当心间与左右次间各出60。及45°的斜拱。殿内也采用减柱法配列支柱，使空间更显宽敞。殿顶有一罕见的平斗八藻井，其间围列两层斗拱，为辽代遗构，中心和四角的龙、凤等纹样则是明代所彩绘（图12）0殿中正座位列五方佛,东西两侧为金塑24护法诸天像，造型有如文臣武将、命妇闺秀，身份各异。数尊塑像身披繁杂的彩绘图案，据说是清代所加，因为效果不佳，所以并没有把全部塑像施以彩绘。幸而其中最佳品，如诃利帝南像，仍是素面示人，未蒙纤染（图13）。
通过对这几组寺院建筑群的分析可以感受到：宋、辽、金大致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战争的影响，它们对唐代建筑艺术的传承和演化走了不同的道路。宋代建筑式样灵活多变.屋顶坡度、柱身比唐代有所增高，使得每间面阔和斗拱的比例相对减小，由此所形成的外观也就与沉稳雄浑的唐朝建筑有着显著的差别。契丹族崛起于五代时期，本融合于唐末北疆之文化，所以建筑直接师承唐风——屋顶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硕大，柱子粗壮，整体庄重朴实，曲线刚劲有力，不似宋代建筑之柔和秀丽。而且，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发扬又使得他们更倾心于在传统的基础上求新求变。差不多同时期的金代建筑在结构上融合了宋、辽的特点，辽代出现的减柱造、移柱造在金代建筑中大量运用。斜拱更加复杂，有甚者更将45度和60度的斜拱并用于一朵。这种渐趋繁杂的倾向似乎在女真人第二次入主中原之后发挥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
大同地区的辽金寺院建筑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契丹、女真，原本落后的少数民族在逐渐融入汉式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时，也吸收了汉地文化、艺术的精髓。宋人细致,辽金之人豪放、洒脱，在文化上如此，建筑上亦是。
（本文图片摄影:林锋、季建乐、盛华、俞海洋、柴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