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管理1593-1606》前言译感

    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曹操则注曰：敌国已收其外粮城守，攻之为下也。从这一点上来看奥斯曼帝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战争，就会发现，奥斯曼帝国在大部分时间内的作战方式都是“其下攻城”。这是近代早期战争的主要形态导致的，以棱堡—火药和火炮—火药为主动攻守方式，极大的限制了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战局中的进展，因为奥斯曼帝国在150多年的战争多多数都扮演了积极进攻的一方。
    总体上来说，火炮——棱堡革命明显有利于做为弱势一方的哈布斯堡王朝。主要原因有其二，一个是棱堡体系的财政性价比，另一个则是棱堡体系本身优越的防御性军事效能。在财政上，哈布斯堡王朝得以在规模和程度上舒缓财政压力，因为一百五十多年的对抗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和约的总体和平状态，他们可以在非战争季的长时段和平时间内，陆陆续续的修筑匈牙利主要城镇、枢纽的棱堡城防体系。辅之以少量的专业雇佣军和更多的当地民兵与贵族武装。从而相应地缓解长期维持一支机动作战的雇佣野战力量的财政压力。况且，近代早期战争的主要形态就是棱堡——火炮对抗，无论机动兵团是否部署，哈布斯堡王朝都要修筑棱堡，可以说是几乎唯一的选项了。当然，修筑棱堡防御体系的财政压力同样是巨大的，同样为收入能力不佳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难以承担，但哈布斯堡向德意志议会请求拨款，再加上时间的稀释，总算是构筑起了一个涵盖主要据点和纵横整个“军政国境地带”边境线的棱堡体系。第二有关棱堡在实际作战中的军事效用，也映证了孙子所说的“攻城为下”，奥斯曼在匈牙利战场上集结的兵力通常多达十多万，几乎是数倍于哈布斯堡王朝。所具备的火力优势也远强于哈布斯堡王朝，但在面对军政国境地带的不完善棱堡体系时，宛如狮子捉蚊，无从下手，进展极度迟缓。大量的兵力在围攻棱堡时被限制兵力与火力的展开，奥斯曼攻城的景象，大多都是孙子说的“蚁附”，许多攻城都变成了“攻之灾也”。反过来，奥斯曼军队庞大的数量此时反而变成了一个劣势。因为这极大的加重了补给的困难，加大了疫病传播的风险。再加上奥斯曼军队构成复杂，士气低落导致的组织混乱是常有的事，这都会导致围攻的失败。
    现在回到奥斯曼——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战争史中。在一个半世纪的持续对抗中，奥斯曼战果最大的一场作战便是直接拉开了双方斗争大幕的莫哈奇会战，此战苏莱曼一世以优势兵力，成功地击溃了由拉约什二世领导的匈牙利军队，并歼灭其过半人数，毙伤大量匈牙利上层精英，拉约什二世也死于此役。其后苏莱曼一世听取建议，没有直接在匈牙利割取土地，而是扶持对匈牙利王位早有野心的实力派贵族——亚诺什•佐波尧为匈牙利国王。另一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主政者斐迪南一世借助先前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雅盖隆家族的联姻约定（普雷斯堡和约），提出对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冠的所有权。
    在这场较量中，苏丹在匈牙利钳制哈布斯堡王朝的代理佐波尧屡战不利，丧失大量领土，而苏丹一次次亲援，效果都不佳。最终高门在1541年的布达之围解围之后决定直辖以布达为中心的匈牙利中部，将佐波尧之子西吉斯蒙德•亚诺什与其母伊莎贝拉驱赶至蒂萨河以东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其目的在于隔开哈布斯堡王朝与苏丹那不得力的利益代理人，亲掌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进程。
但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掌控是薄弱的，以布达为中心的匈牙利中部宛如一个前沿军镇，其防卫和进攻的军事力量较多的依赖于当地的豪强私兵与贵族武装，还有进行抄掠的骑兵行动者，他们构成了一百五十多年对抗的日常（抄掠、袭击、低强度局部战争）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奥斯曼中央部队西征时代主要扈随。布达的贝伊勒贝伊通过也具有更多的自执权，本书前言和《帝国代理人》都给出了零星的线索:布达帕夏执掌与哈布斯堡王朝的书信交流与贡金流动。我们不难窥探出，布达帕夏是哈布斯堡王朝与高门的中间人。
    视角切回高门中央，奥斯曼军队在前往匈牙利前线时，总是会在伊斯坦布尔集结全国军力，然后经埃迪尔内—索菲亚—贝尔格莱德一线，其后进入匈牙利大平原。贝尔格莱德是高达十多万的奥斯曼军队驻扎的最后一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在前言的描述中，奥斯曼军队需要回贝尔格莱德越冬，也反应出其奥斯曼在东欧最重要的无水集结港的重要性。事实上，奥斯曼鲁米利亚行省的交通状况一直不佳，军队的行进严格趋近于主要城市线，而且往往需要临时架设桥梁和整修道路。这些临时基建并没有得到长期维持以改善鲁米交通。反映出奥斯曼鲁米利亚行省治理的局限，尽管其确实维系了一个时间颇长的奥斯曼聚合。
    最后，让我们回到1593-1606战争本身，相比起勒班陀海战的衰落论之争，十三年战争的衰落表征才最为明显，十三年战争暴露出了奥斯曼整体（包括国际）体制的全面危机，以至于战争耗时甚久且拖延不决，同时让哈布斯堡军队屡屡得手，并且最终签署了成果极其有限的吉托瓦托洛克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