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幼军：坚守的云
文/马海轶 陶锋 杨玉婷 庞子麟
人物简介：杨幼军，男，中共党员，出生于1972年6月14日，入党时间2009年7月。1993年7月进入原四分厂参加工作，岗位在仪表车间。2007年原四分厂停运后，进入青海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目前岗位为党群工作部党务工作者。
采访时间：2021年5月18日
采访地点：青海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楼
这里平均海拔3200米，位于青海海晏县境内，东接西宁市，南临青海湖，西邻柴达木，北靠祁连山，1957年之前的这里有一个吉祥的名字，叫金银滩，谁也说不清这名字的由来，就像这名字是随着天然的美景从天空中直接落下来一样。直到1957年的某一天，“金银滩”这三个字似乎是被上天收了回去，而这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水草丰茂的草原，迎来了一群新的主人。这里，高寒缺氧，水烧到80℃就沸腾，四季离不开棉衣，连那些迁徙的牧民和成千上万的牛羊也非常诧异，这片草原自从天空降落以来都没有接待过定居的人群，自古以来人迹罕至，不是这里不欢迎，而是太不适宜，可这里被选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迹罕至的“不适宜”。当我从一百多公里以外的西宁赶到这里时，刚下车就看到一条鲜艳的红围巾挂在路边。红围巾在湛蓝的天空下，在白云映衬下，像一团红色的火焰。而我要寻找的，不就是这样一团红色的火焰吗？！这团火焰就是1957年陆陆续续迎来的这群自称“草原人”的异乡人用无悔的青春在这里构筑的书写的，撼动了全世界、感动了全中国的“两弹一星”精神。
以红围巾为中心，我将视野朝四周扩散，这里的天空没有变，地面的草原变成了宽敞的马路往天边流淌，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原子城。辗转，我们找到了今天的受访者——中共党员杨幼军。70后的他在家排行第四，上面三个哥哥底下一个弟弟，杨幼军身量不高，皮肤黝黑，父亲早年毕业于青海大学，在门源兽医站工作，靠着父亲微薄的薪水和母亲的精打细算，五兄弟都顺利长大成人。据杨幼军回忆，自己小时候对二二一厂几乎没有印象，就算半解密之后这里被世界瞩目，但本地人油然而生的一种保护欲，依然使这里处在半遮掩的状态中。二哥高中毕业后，曾在二二一厂学习无线电技术，从聊天中得知出入那里需要特别正规的检查，所以二二一厂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杨幼军，1991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跟着后来去电视台工作的二哥在电视台打工，当时的他内心对未来充满了畏惧，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怎么办。两年后，州政府出了一个告示，浩门电厂招工，条件是本地高中毕业身体健康的待业青年，政审筛选以后，幸运的杨幼军和一百多名本地青年被招进浩门电厂。进入浩门电厂以后才知道，他们工作的地方是二二一厂的四分厂，也是热电厂。当时他们对四分厂一无所知，没有人特意跟他们讲过四分厂的光荣历史，就连四分厂的二三十位老职工也讳莫如深。四分厂的运行机组与浩门电厂不一样，在1993年撤厂销号后，有一批老职工以返聘的形式留了下来。虽然参与过可以载入史册的辉煌的工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青年员工面前洋洋得意以功臣自居。
杨幼军被安排到仪表维修车间，他的师傅虽然不是原四分厂的老师傅，但是杨幼军他们很快就将原二二一厂的师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孤傲，这种孤傲不是来自曾经的荣耀，而是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岗位和保守秘密，他们就像武侠小说里的隐士一般。他们身上有一种从容，这种从容不是来自现实境遇的优越，而是来自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坦然，因为他们蹚过生死的河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一生无悔无怨。他们身上有一种圣洁，这种圣洁不是任何外界可以赋予的，那是心照不宣的气场令厂院里的白杨都为之侧目。他们操持的明明是清晰的山南海北的口音，却硬生生地把这群本土的青年映照得更像外乡人，很久以后杨幼军才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草原人。
这批老二二一厂人有着非凡的过往和不同常人的气场，令杨幼军感到陌生和疏离，可是每当和他们一起出现在工作场合，杨幼军的心里就会出现两种自相矛盾到极致的心理活动，一种是极致的踏实，一种是极致的忐忑。热电发电，设备的运行状态不但要看仪器仪表和信号灯的显示盘，还要靠人眼去观测，听设备运行的声音，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一次杨幼军就跟着一位老二二一厂师傅一起值班，进入值班室，不仅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不能带进来，与工作无关的情绪和思想也不能带进来。当时的四分厂已经转为民用，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供电，早已不是停电两三秒就能引起不可估量的国家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时候了，但是老师傅们的工作态度始终停留在那个高度专注的时期。
有一次老师傅喊他：“不对，小杨，去设备区查看锅炉设备，看有无发热。”杨幼军已经掌握了表盘测量标准，他凑到表盘跟前并没有看见显示的数字有什么异常，表盘指针都在标准范围内。他虽然不敢质疑师傅，但是还是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可老师傅眉头紧锁紧盯表盘的样子又让他敬畏起来，赶紧按照师傅的指示向设备区跑去。来到设备区，目测一切良好，他再一次质疑起师傅的判断，接着按照师傅教给他的方式，拿手去探设备表面。好家伙，发热严重。杨幼军拔腿就去监控室汇报，设备发热说明设备里面出现了机械故障，持续运行下去必然出现不可逆的损伤。设备因为停运及时，故障得到有效排除，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损失。事后，杨幼军对师傅的佩服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小心翼翼地问师傅怎么就判断出来设备出了问题，老师傅说：“靠耳朵听的，噪音和平时的不太一样。”杨幼军瞬间明白，在监控室里，为什么不让聊天，为什么没有多余的话，因为耳朵也在工作。也在那一刻杨幼军明白了，老师傅们不是刻意的少言寡语，不是故意的故作高深，而是他们真的没有精力，他们真的是全心全意在工作。
大家都回到属地去了，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这里海拔3200米，一年四季不脱棉袄，动不动就飞沙走石，缺水缺氧，本地人有点门路的都纷纷去内地养老，他们在内地有亲人有归属，却自愿选择留下，这也是杨幼军一直困惑不解的地方。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大家像往常一样在车间里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一个身着便装的陌生年轻人突兀地出现在车间里，大家都有点儿诧异，免不了停下手里的工作侧目去看。年轻人面色凝重地走到一位老师傅跟前，浓重的山东口音让这个小伙子显得更加硬气和倔强：“你到底为啥还不回家，几十年了，你还没干够吗？”
是啊，不仅杨幼军想知道答案，全车间的人都和这个山东青年人一样静静地等待一个答案。这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倒起班来昼夜不分，没有多余的娱乐活动，没有多余的闲暇时间。杨幼军还可以回家看看父母，还可以和同学朋友下下小馆子吃吃喝喝。而师傅们却保持着刻板的生活节奏，还把仅有的时间用来读书钻研，哪怕他们这辈子都接触不到更加先进的设备，他们还是痴迷那些新鲜的科技理论，永远都是一副正在学习的模样，不停地写写画画。当年他们手绘的二次电路图比今时今日电脑里绘出来的还要漂亮，至今它们还躺在四分厂的厂房里。令杨幼军惊诧的还有他们那神鬼莫测的维修技能，任何一个完整的配件在他们眼里似乎都是可拆的积木，甚至可以是泥塑的玩偶。每一次因故需要淘汰或者更新的零部件换下来，都被他们截留下来，经过一番根本找到不理论出处的鼓捣，等零部件再出现的时候，甚至和本来的样子都大相径庭，可是搁在修理的位置上，却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常工作。本来填报一个废旧物资申报表，到物资部领一个新的就可以了，他们却要利用珍贵的休息时间，甚至熬上一个通宵去修理一个于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回报的零部件，没有任何人以他们为工厂节约了大批成本而申报一毛钱绩效。与其说这是一种工作习惯，不如说这是一种本能，习惯或许还可以改，本能改不掉。是啊，氢弹从无到有都能造出来，还有什么是老221人干不出来的？
儿子的突然出现令这位内心本就充满愧疚的父亲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儿子期待的眼神和屏住呼吸的所有人似乎令机器的轰鸣都安静了下来。这位父亲一改昔日的沉稳与从容，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就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可是周围没人愿意搭救他，因为所有人都更加同情那个早已成年的儿子，所有人都能读出那一声质问下埋藏着多少童年的委屈和对父亲的眷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父亲在社会的角色就是孩子在玩伴儿里的角色。农民，好，毛主席家里就是农民，农民光荣。工人，好，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工人光荣。军人，好，军人保家卫国流血牺牲，军人光荣。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呢？不知道。草原人？什么是草原人，草原人是干什么的？你的爸爸不会是犯了什么错误吧，不然怎么会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倒是说话啊，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啊？你的爸爸去哪了？说话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不会是特务吧，不会是劳改犯吧，要不然怎么好好的山东不待，跑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多少次，幼小的他躲在树坑里呜呜咽咽地哭泣，每次见到父亲想说的话又咽了下去，从父亲那威严的双目中他或许还读不到什么慈爱，却能读到一种清晰的指令，不许问。家里家外，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用来佐证父亲的工作，这份静默是全家人的默契，只要还是这个家里的一分子，就必须遵守这份凌驾于所有亲情的，甚至高于生命的契约。
儿子的委屈，大家懂，可是父亲的委屈就有出处吗？告别双亲远离故土，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埋头苦干，却不知道自己供的电给谁用，电流的那一端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片高原之外的世界又发生着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息息相关又与自己无关，在他的心里只有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一心一意一丝不苟。一个发电厂在非必要时期使用的都是煤油灯，就为了给电流那端多省出一点电、多供出一份暖。至于有没人会为之发出一声感激，历史会不会为之留下只字片语，他才不会去想。眼前的设备，就是他的全部世界，高于生命的使命，知道和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当接受任务的那一刻，就没想过逃避和放弃。
经过九死一生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就像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样，肌肤吹弹可破，所有的骨骼都脆弱无比，全身的脏器都靠着细微的血管供应珍贵的营养和能量，一个小疮口都有可能引发致命危机。她得活下来，必须得活下来啊，这是中华民族全部的希望啊。列强们还在虎视眈眈，国家却满目疮痍、百业待兴，能依靠的只有我们自己。想想过去，我们怎能不肝肠寸断胆战心惊，难道还要回到那种仰人鼻息、受制于人、任人宰割、朝不保夕的时候去吗？为了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万千同胞泉下会甘心吗？重被丢弃到水深火热之中的子子孙孙能答应吗？不，不能，绝对不能。从四分厂出去的每一度电都有可能是救命的血液，从手中游走的每一步操作都牢牢控制着新中国的生死，就这么简单。
孩子啊，父亲也想选择成为一位父亲，可是父亲更希望你和你的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能堂堂正正地活着，平平安安地活着。
可是父亲，您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您看，美丽的金银滩又恢复了她的名字，蔚蓝的天空下又迎来了昔日迁走的牛羊，那微弱的血管因为很多人的悉心供养早就焕发出勃勃生机，坚强的电网遍布国家各个角落，经济在腾飞，国防在进步，国家掷地有声，百姓安居乐业。可唯独，咱家，缺了您啊！
自知理亏的父亲，在儿子的逼问之下，在众目睽睽的追讨之下一步一步地退缩，直到退无可退，直到他触摸到了沾满机油的发电设备，脏兮兮的颜色，呛鼻的气味，刺耳的轰鸣，怎么都不算一个温柔可人的存在。一个是令他魂牵梦绕对他翘首以盼的家，一个是他手扶着的原则上早已与他无关的机器，任谁都能拎得清这中间分量的差距，可是偏偏，他的选择再一次令人瞠目结舌：“把这些宝贝交给这群毛头小子手里，俺不放心啊，俺怎么也得把他们带熟再走啊！孩儿啊，再给俺两年中不中？”
两年的传帮带，两年的言传身教，两年的孜孜不倦，两年的循循善诱，两年的苦口婆心，杨幼军和他的伙伴们，在这两年里和四分厂的老师傅们不像师徒，倒像是倒插门的女婿和老丈人，他们要继承的不是一个小小的热电厂，而是整个家族的血脉流转。他们要守护的也不是没有生命的铁疙瘩，而是老人们的心肝宝贝。他们走了，心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据杨幼军回忆，老人们撤离的时候，似乎都有千言万语和百般不舍，与那些在“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过程中成长为参天大树的精英比，他们能够退身的地方只有家庭。他们当年守护的机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谓全国顶级配置，现在早已更新换代。在他们的信念中，是要至死报效祖国的，可是自己还有一口气在啊，我还活着啊，怎么能退休呢，怎么能吃国家的闲饭呢？什么是历史使命，什么是功成身退？这些设备还能供电啊，供给老百姓啊，供给上学的孩子和救人的医院啊，我还能守啊，我还能干啊！
这一切的一切，血与泪的奏鸣曲，确实走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杨幼军和所有的伙伴们不辱使命、时时刻刻将老师傅们的嘱托铭记于心。他本人，作为四分厂最终的守护者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四分厂人去楼空，成了一座博物馆，静悄悄地坐落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诉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一群人的故事。杨幼军本人根据组织需要成为一名党务工作者，在距离老四分厂不远的地方遥望着那个笔直的红色烟囱。时不时地有参观人员来到这里，向这里膜拜致敬。杨幼军每每接到带领参观人员解读四分厂的任务都心潮澎湃，他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精致的辞藻，更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有一点一滴影响他一生的记忆片段，却是他一生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什么是“两弹一星”精神？他经常被陌生的游客或者学员问这样的问题。“你遇到过困难吗？困难是形形色色的，但是总体来说困难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能解决的，一种是不能解决的。”杨幼军说，“在老221人的眼里，困难只有一种，那就是必须解决且一定能解决的。必须解决因为背后有党和国家，一定能解决也因为背后有党和国家。‘两弹一星’精神就这么简单，套用当下的新词汇，甚至还有点粗暴。”
合上笔记本，关闭录音笔，我的太阳穴因为3200米海拔的关系隐隐作痛，耳朵里还有耳鸣，周身都很疲惫.我狠狠地鄙视着自己不中用的身体，觉得自己敏感的神经亵渎了这次神圣的任务以及这片神圣的土地。走到窗边，遥望着这一片广袤的土地，被风沙席卷走的蘑菇云早已无影无踪，分散在各地的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草原人，不管他们是否耄耋，还是化为了尘土，午夜梦回，这片神奇的草原和那条鲜艳的红围巾，依旧是草原人时刻依恋的故乡吧。
摘自《解码四分厂》
青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