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纵观整个中文流行音乐的历史，大概很少有作品像「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一样，它传唱得这么广，但是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陆续被查禁，列为毒草，不准唱、不准播，但还是不能阻止它的流行。

「何日君再来」是一首由刘雪庵（晏如）作曲、黄嘉谟（贝林）作词，带有极为轻快的探戈风格的舞曲。是至今为止仍在中国流行音乐舞台活跃的上世纪30年代流行歌曲，而且这首歌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也是非常受欢迎。

·由于黄嘉谟先生本人照片尚未找到，因此只能暂时空缺。

诞生

「何日君再来」最初是1937年的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

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受方液仙“中化社”资助，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写片中插曲，刘就将五年前创作的曲子交给了导演，并由编剧黄嘉谟填词，于是就有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在电影情节推向最高潮时，周璇深情唱起这首《何日君再来》。一夜之间，这首歌红遍十里洋场，「何日君再来」霸榜几乎所有上海滩的舞厅，而嵌入片名中的“三星”产品名（三星牙膏、三星花露水、三星蚊香等等）也深入人心，成为绝妙广告。当时人们一听到此歌，也就会想起“三星”系列产品。

下面挑选数个版本的「何日君再来」进行简单粗略的介绍。这些版本里面有中文和日文两个版本的原唱、翻唱后大受欢迎的版本、将这首歌作为自身的“招牌歌曲”的版本等。

中文原唱·周璇的版本

  黑胶唱片 | 老上海名伶名曲《何日君再来》-周璇  

因为这首插曲的名气太大，甚至已经盖过电影的风头，所以没多久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周璇演唱的这首歌特意灌录成唱片并发行，那一时期无论是上海滩的歌舞厅还是达官贵人的客厅里，周璇的「何日君再来」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的上海申报的社论有一则对这首歌的锐评，内容是：

“周璇演唱的这首曲子很快便风靡了整个上海滩。收音机、商店、舞厅等都在播放，哪里都能听到。（何日君再来）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流行歌曲。”

「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抗日战争里枯燥气氛中的调节剂，具有解除痛苦、缓解抑郁症的功能，就像热天喝凉茶一样有效。

因为这首歌本身表达了对离别的留恋，所以在生死离别成为家常便饭的战乱时代，这首歌也作为寄托想法的媒介而工作着。在一个需要抚平战乱中亲人离散造成的心灵创伤的环境下，这首歌曲非常流行，深受中国人的欢迎。「何日君再来」 不再是舞池里灯红酒绿的点缀，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寄托了无数人愁苦哀思之情。1937年，上海百代公司将这首歌灌成唱片发行后，这首歌开始在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镇里被广为传唱。

其流行之盛，甚至让百代公司会客室里梅兰芳的照片，都被周璇所取代。

可以说，「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从周璇演唱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它成为了中国近代流行音乐史上一颗最耀眼的星星，同时也开启了它颠倒再颠倒的命运。

P.S：当时这首歌的手风琴的演奏者，名字叫做杜甫。这个叫“杜甫”是一个洋人，他是法国人，其姓氏用法文来念叫做Dofour，所以大概就有中国人帮他取了一个谐音的名字——杜甫。

日版原唱·渡边浜子的版本　

　渡边はま子 何日君再来　蓄音機版

周璇的版本在中国大受欢迎，同时日本的音乐界也注意到「何日君再来」这首歌的魅力和其价值。

他们认为这首歌曲调优美、旋律动人，只需稍作微调，便能在日本大受欢迎。因此将其引进到日本，交由著名作词家长田恒雄将中文歌词尽可能地保留原意译成日文歌词、仁木他喜雄在尊重原谱的情况下重新编曲，由当时大热歌手渡边浜子在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演唱并灌录成唱片，于昭和14年8月发售（即1939年8月）。

不出日本音乐界所料，这首歌流传速度极快，日本人也追着学这首歌。这就产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战争期间居然有一首来自中国的流行歌曲在日本近乎无障碍地流传起来了，而且还十分受日本人的欢迎，甚至在日本的流行音乐界里扎根起来了....

影响力最大之一·李香兰（山口淑子）的版本

李香兰（山口淑子）1939年全中文演绎版本（满洲日本帝蓄）

说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除了周璇以及后面的邓丽君的版本外，李香兰演唱中日双语的版本应该是不少人最早接触的。b站有一个播这首歌的视频，其弹幕有不少人误认为这首歌原唱是李香兰，并不是周璇。可见李香兰版本在中国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周璇给这首歌打下了坚实的受众基础，

那么李香兰则将这首歌传遍了整个东亚地区。

李香兰是在中国的抚顺长大，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自从听过周璇的歌后，她便视周璇为偶像，对她所唱过的歌都要翻唱。特别是「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她更是偏爱有加。长大后受好友柳芭的引荐下拜苏联著名女歌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系统性地学习美声唱法。满师后受“满映”的邀请，回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的满洲）从事歌唱行业。

1940年她如愿以偿的在满洲的日本帝国蓄音公司以全中文（当时叫满语）的方式演绎了她偶像的代表作并且灌录成唱片在满洲、朝鲜殖民地和日本本土发行。

李香兰绝不会想到，她演绎的版本在不久之后，其热度和知名度会超越她的偶像周璇。

她演绎的版本一出，红遍中日两国。

在中国，与周璇“思君归家，何日君再来”那种理想淳朴的感觉不同，

李香兰唱出了这首歌另外一个意思——极尽地享乐。战乱时期的仅有的太平日子，不欢更何待？

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人，认为能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是一种奢望。他们需要发泄，或者得到心灵上的共鸣和安慰——而李香兰版本所表达的意思虽然并不是积极的，但不正正贴合当时的情况吗？于是很快她的版本便在中国扎根了，以至于为她后面成为“上海七大歌后”的其中之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这首歌流传到日本及其殖民地后，居然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人争学。原因也很简单——战争的残酷使得日本军队处在一个及其压抑的环境，繁重的训练和无尽的侵略性任务折磨着那些日本人——不管怎么说他们需要得到精神上的放松和消遣。因此李香兰版本的「何日君再来」不仅受到军营里士兵的喜爱，连当时日军高层将领也对此赞不绝口。在满洲，日本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甚至亲自为李香兰组建了一个名为“李香兰后援会”的粉丝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日军高层和政要人士，这都为李香兰在战后从政成为国会议员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中日双版的首次被禁

「何日君再来」在中国和日本发行不久后大受欢迎，深受两国人民的喜爱。

但好景不长，因为当时的政治因素和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便遭到了来自各方势力的无情的封杀。

在日本，尽管在渡边浜子和李香兰（山口淑子）的演唱下，这首歌在日本本土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传唱不久后便遭到日本文部省的封杀。其给出的封禁理由是：“「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带有缠绵的靡靡之音，会使军队的军纪松懈，士兵无心作战”；

而在日占区被封杀，其原因是，日本驻华审查机构认为《何日君再来》是一首明显的抗日歌曲。因为“君”可以解释成军人的军、军队的军。那你这个是不是企盼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国军”要回来？这是不可以的。同时又认为是暗指“何日国军再回来”、“何日中国恢复统治”。日本人认为，再放任流传下去，势必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造成非常恶劣的的影响。

在国统区，当时日本侵略军节节败退，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但日本人却篡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将“何日君再来”——改成“贺日军再来”。此事被别有用心的人大肆传扬，严重动摇中国军民抗日的士气。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对此非常愤怒，时任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命令国统区内禁止播放和流传这首歌，百代公司也要将尚未出售的「何日君再来」唱片进行统一销毁。

不仅如此，即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也从“君”字出发，认定这是召唤共产党返回上海的暗号。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首歌只能继续被雪藏下去。

而共产党方面则把这首歌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上海堕落生活方式的写照——歌曲中的舞女劝她的情人多饮酒，以此来阻止他投身于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战争。

所以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不顾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和它爱情歌曲的本质，不约而同阻止它的公开演唱。比如1940年，李香兰在上海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唱了这首歌，中途就被冲进来的上海警察以煽动抗日为名打断，李香兰更被指控为国民党或共产党的间谍。

但是开头说了，无论是怎么封禁，这首歌就像蒲公英一样，早已扎根在中日两国的流行音乐界。

战后的「中国旋律」在日本本土生根发芽

日本战败后，信奉极端主义的军政府垮台，由美国扶持的立宪民政党组成的民主政府管理日本。曾经对「何日君再来」等一系列流行歌曲的禁令也被废止，日本社会上开始出现多样性的文化。这为带有浓厚的中国旋律的流行歌曲进军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

「何日君再来」在日本的第二春

山口淑子（李香兰）1950年中日双语演绎的78转虫胶版（日本哥伦比亚）

山口淑子（李香兰）1950年中日双语演绎的45转PVC版本（日本哥伦比亚）

1950年，被遣返回国的李香兰改回原名山口淑子，并受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和日本胜利唱片公司的邀约下重新演绎她在中国演唱过的名歌曲。其中包括有「夜来香」、「苏州夜曲」、「何日君再来」；

与39年帝蓄「何日君再来」的全中文版本不同，山口淑子50年哥伦比亚版本是由首段中文和二段日文组成的。这也是首张中日双语的流行歌曲——异国语言的结合是她一次大胆的尝试。

战后的日本社会经济萧条，百废待兴。但「何日君再来」的78转虫胶唱片却丝毫不受影响，日本现有确切的消息说是，夜来香的日文版唱片在当年销售了20多万张，何日君再来的版本的销售量仅次于夜来香。

之所以1950年版本的「何日君再来」在日本如此受众，其首要原因是1939年演绎的版本过于深入人心。

日本国立音乐大学的劉潤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旧満洲国のラジオ放送から見た流行歌の普及状況 : 昭和10年代を中心に」( An analysis of popular song reception by Radio in Manchuria :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decade of Showa period )，里面提到：

第２節では、満州国ラジオ放送における流行歌放送の状況を考察する。現存する二巻の『満洲放送年鑑』（昭和14年度/15年度）から、第一放送が放送した流行歌は、基本的には日本の歌謡曲で、第二放送のそれは、基本的に当時上海の流行歌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また、日本人に満洲文化をよく知らせるため、第一放送も在満日本人、及び日本の国民に中国大陸風の流行歌を積極的に伝えた。

（第二节是考察满洲国广播电台流行歌曲播出情况。从现存的第二卷《满洲放送年鉴》（昭和14年度/15年度）可以看出，第一广播播放的流行歌曲基本上是日本的歌谣，第二广播放送的流行歌曲基本上是当时上海的流行歌曲。另外，为了让日本人更好地了解满洲文化，第一广播也积极地向在满日本人以及日本国民传达了中国大陆风格的流行歌曲。）

多くの人はむしろ節約しても1枚の彼女の歌った「何日君再来」レコードを買って帰って繰り返し聞くことを選んで、この歌は短い数年内に全国民性の流行歌曲になった。この歌は中国から来たものであるが、日本人の認識では、日本のポップスの歌にはもう欠かせな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る。

（很多人宁愿节约也选择买一张她唱的「何日君再来」唱片回来反复听，这首歌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了全民性的流行歌曲。这首歌虽然来自中国，但在日本人的认识中，它已经成为日本流行歌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次是，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逐渐显露出众多弊端的虫胶唱片被更便宜轻盈、更易保存、音质更清晰的PVC材质制成的唱片所代替。这种唱片能录多首歌曲，而且成本不高，方便保存等。于是山口淑子（李香兰）被遣回国后所录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东京夜曲」、「苏州夜曲」等一系列名曲被分别制成45转唱片的个人专辑和33转唱片的大合辑里。自此「何日君再来」等歌曲广泛扎根在日本的社会，在此后二十年内一直被广泛传唱。

她的歌声有美声的洪阔浑厚，也有民歌小调的婉媚深长。那是那个动荡长夜的声声莺啼，阵阵花香。她可能还在这个异国但又无比稔熟的国度里，有过在心头绵绕终生的依恋。

软绵绵的风格——胡美芳版本

胡美芳在NHK登台演唱「何日君再来」

胡美芳的薄膜唱片版本・夜来香&何日君再来

在战后，日籍华人女歌手胡美芳因翻唱渡边浜子和李香兰的歌曲而成名，她也数次登上NHK音乐节目演唱「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苏州夜曲」等经典中国旋律的歌曲。她的特点是拿着一把大大软软的鹅毛扇演绎。歌声缠绵软糯，感情饱满，独特的演绎方式在日本有着不可小视的粉丝数。她也和渡边浜子、李香兰被称为是「演唱中国旋律的三大歌姬」。

中文版「何日君再来」第二次被封禁危机

驱逐日寇成功后，「何日君再来」依然不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待见。在不久之后的“国共内战”里，这首歌更被歪曲得厉害了。“可以说你唱这个「何日君再来」的歌，你是期盼八路军再回来？还是你是期盼“国军”再回来？”；所以不管是在谁的控制底下的区域，这首歌也都不能随便唱了，就变成一个在政治立场上是很有问题的歌。

随着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地区，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共产主义获得了胜利，统一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将「何日君再来」批判为是对资本家、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骄奢放逸生活的描绘和渲染。被认定该曲靡靡之音，是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除了这首曲子外，同时也下令禁止上海时期的绝大部分流行曲在中国内地流行。

自此，中国内地从49年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内，流行歌曲处于空白期间。这个时期以红色歌曲、地方戏剧、语录为主，从而代替流行歌曲。这导致在1949-1982年期间，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出现断层的情况。而百代公司也在1948年从上海迁至当时的英属香港。——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香港百代继承了上海的流行曲风格并继续创作更多的流行歌曲。这其中，姚莉&姚敏兄妹、白光、吴莺音、张露、方静音、陈娟娟、屈云云、梁萍等当时的上海老牌唱将都跟随百代迁居香港或其他国家（地区）。

中国的流行歌曲的火种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发扬。

同样，在台湾地区，这首歌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去。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地区后，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大搞白色恐怖。「何日君再来」被冠上了“黄色歌曲”和“无时无刻期盼对岸能收复台湾”的莫须有罪名被封杀。

可以说中国音乐史上就没有哪首歌要搞到全面封杀的，还是两回.......

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首歌挨了两回的全面封杀，居然还能活过来并且再次流行.....而这一次，是真真正正的梅开三度

再创传奇——邓丽君的版本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汉唐遗风编曲中文版

テレサ・テン（邓丽君）1988年NHK歌唱节目中日双语演绎（其中开篇歌曲介绍字幕有说明原唱歌手为周璇、日语介绍有提及渡边浜子和李香兰唱过此曲）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1981年“君在前哨”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1994清泉岗劳军现场，绝唱

1967年，因台湾地区政策限制，「何日君再来」属于靡靡之音和有“通敌”的嫌疑，不允许演唱该曲。邓丽君则只能发行同曲异词版《几时你回来》，这也是她的歌手生涯中第一次演唱这首歌。 不过由1970年开始，台湾地区政府对许多禁令开始松懈，「何日君再来」和多首遭冷冻的歌曲逐渐允许演唱，而邓丽君也终于可以把那首歌重新诠释一遍。1978年「何日君再来」的中文第二版在日本诞生。由此开始，邓丽君在其演唱会、歌唱节目基本上必唱这首歌。

她在日本发展时，也翻唱了「何日君再来」的日文版本。人美歌甜，一首老的不能再老的流行歌却唱出了极其饱满的感情，赋予了另一重含义——真正的何日君再来（指邓丽君本人）。

基于此，这首「何日君再来」又在邓丽君近乎完美的诠释下再次风靡全日本。

可能是词美曲优，也可能是「何日君再来」和“邓丽君”都有一个“君”字，邓丽君是异常喜爱此曲。可以说，邓丽君在日本或者台湾地区登台唱歌，「何日君再来」是必出场的。完美的诠释和多次的演绎演唱，早已成了邓丽君的招牌金曲之一。

再后来，邓丽君演唱的版本在世界的华人圈中盛行，“十亿个掌声”是最好的证明。

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从周璇为其打下受众的基础，李香兰、渡边浜子、胡美芳将其带到日本，或令其在日本流行乐坛扎根；再到邓丽君将这首歌传遍全世界的华人圈——世界都认识了这首歌。

邓丽君如仙乐般的歌声也不经意间在大陆传播开来。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港台地区和欧美的流行音乐一下子涌入了中国大陆。由邓丽君演唱的全新现代版本的「何日君再来」，再一次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邓丽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翻唱了一大批在台湾和香港等地传唱了30多年的老流行歌曲，给它们注入了新的活力，很快替代了此前占据大陆的革命歌曲和戏剧。

这一次，邓丽君这个“君”再次让大陆的文化部门感到为难。仅在1980年，《北京晚报》就发表了9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批判文章。文中说这首歌在以前“腐蚀了人们反抗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今，它又很有针对性地直接指向中国大陆——它是以破坏所谓“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路线为目标的”，编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1982年到1984年，当时大陆为严防意识形态的颠覆，便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何日君再来」首当其冲。在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便令有关部门又对「何日君再来」等一批所谓的“靡靡之音”进行批判和禁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60页小册子，10篇文章中就有不同作者的2篇文章，明确针对「何日君再来」而写。里面鼓吹“何日君再来是低俗的黄色歌曲，是堕落的、不正确的歌曲，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的东西”。当然在今天，这本书早已成为笑料。

不过后来，随着中国大陆地区再进一步地开放，很多的海外华侨回到了大陆去，他们顺带了邓丽君的录音带、带着刘文正、凤飞飞的录音带。这些录音带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千千万万的听众，他们在自己家里偷偷拿着手提式的录音机，在放的不仅仅是一首首的流行歌曲，而是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生活寄托。

她的歌传到了大陆，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年代，有很长的时间，在大陆你只听得到革命歌曲、样板歌曲，也许有一小部分的地方民谣，所谓的流行歌曲是不存在的。但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重新找回了个人的空间，私我的空间。

邓丽君的歌，她唱的是爱情，她唱的是人跟人之间，最私我的、最亲昵的这种柔情蜜意。

到最后，中国大陆终于面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同步，之前被证明是错误的命令和文件基本上被废除。再听邓丽君的歌，不需要偷偷躲在阁楼，或者地窖了。邓丽君的歌声，终于传遍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而受当时突发的“周璇热”（即从1983年到1987年这5年间，对于周璇和她歌曲的官方批评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一场官方批判开始，紧接着是歌曲磁带的发行，之后又是个人传记的出版。究其原因，是文化部门在批评欧美和港台音乐的同时，提倡更为“健康”的通俗风格音乐。加上流行乐恰好是国营唱片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周璇被作为平衡点被积极推介。随着周璇政治上的平反，1987年一下子成了全亚洲的“周璇年”），「何日君再来」作为周璇的原唱歌曲和邓丽君的王牌金曲，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中国人。以至于有不少后面成长起来的内地流行音乐人士都说——邓丽君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而台湾地区，由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宣布结束戒严、加之1995年邓丽君突然去世引发怀念浪潮，人们以和她联系最紧密的歌曲来表达深切怀念。台湾著名双语杂志《光华》就以《何日君再来——永远的邓丽君》为题发表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字里行间暗示《何日君再来》是邓丽君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却不曾提到周璇的名字。显然，邓丽君已经取代了周璇，成为《何日君再来》的主体，是人们期盼归来的“君”。在多重因素推动下，《何日君再来》终于被彻底解禁，重返台湾社会。

它凭借自己独特的魅力向世界证明，一首足够优秀、魅力无限的流行曲，即便历经两次封杀，也没有办法让它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邓丽君首唱「何日君再来」—几时你回来（1967）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印尼语版本

作曲者的命运

《何日君再来》似乎一路散播着厄运，不仅翻唱者遭到批判，作曲者刘雪庵更是受到猛烈冲击，含冤辞世。抗战爆发后，刘雪庵从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以《长城谣》为首的“流亡三部曲”、《红豆词》等深受人们欢迎，至今仍然流行。

而他创作的《何日君再来》却成了一生悲剧命运中的不祥主题。为此遭受非难、批判、谴责、失去创作的权力。1957年，不顾刘雪庵在抗战中作出许多正面向上的歌曲，仅凭一首「何日君再来」就认定他为资本服务，荼害抗战时人民的思想。从而被划为反对派，遭受批判。其中更是遭受非人待遇，历经磨难，沉重的打击和无尽的批斗使他双目失明。

（但他的结局算是比较好了，另一位被誉为是“一代歌仙”的作词家、作曲家陈歌辛就倒霉了。被批斗不说，57年被下放农场，刚好遇上三年自然大灾荒被活活饿死）直至三中全会后，刘雪庵方获平反。但即便获得反正，其反正文件也明确表示：「何日君再来」仍然属于黄色歌曲。他也在1986年默默去世。刘雪庵先生和陈歌辛先生一生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卓越的贡献，却因为遭受不明之冤而为此付出沉重而惨痛的代价，但愿这种悲剧今后再也不要发生。

当历史的喧嚣尘埃落定，这个优美的旋律再次回荡，或许是对逝者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而历史残酷的一面，也更应被人们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