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学霸凭什么碾压全国

在全中国考生心中,永远记得模拟考试时被江浙卷“地狱级”难度支配的恐惧,而在这两地高考中活下来的,就是传说中的江浙学霸。
江浙考生笑而不语,笑着笑着,泪水就流下来了。
江浙出学霸,这个流传已久的传说究竟是怎么来的?曾经把全国各地的人虐哭的江浙人,今天还能笑到最后吗?
科举霸主的诞生
在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是考中进士,在皇宫里觐见皇帝,从野生的学霸变成钦定的学霸。
因此,我们看看历朝历代进士的情况,就知道江浙学霸有多可怕。
美国学者贾志扬统计了两宋进士的地域分布状况,总共28933名。
虽然按各路(宋代政区单位)分,最高的是福建路的7144名,但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和江南东路加起来,有11149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而这三路的地域就大致是今天的江浙,加上一点赣北和徽南[1]。

江浙学霸的崛起,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有紧密关系。自从南北朝以后,北方长年处于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争战的前线,经济、文化遭受摧残。
宋朝和辽、西夏对峙,北方远不如南方稳定、繁荣,这种差距很快体现在科举上。贾志扬发现,北宋所有进士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只有区区4.8%——而南方诸路又以江浙诸路为翘楚[1]。
因为江浙学霸碾压得实在太过分,北宋时两位名人还为此吵过一架——他们分别是小时候砸过缸的山西人司马光,和写过“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江西人欧阳修。
作为北方代表,司马光建议皇帝照顾北方学生,各路分配定额来录取,和现在的高考配额制度如出一辙。这当然遭到了南方人欧阳修的强烈反对。
最后,朝廷出于折中,还是增加了北方的配额——但前文的统计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这并没有阻止江浙学霸。
最极端的时候,甚至有南方人跑到名额优渥的首都开封府去冒名考试,看来“高考移民、异地高考”这种事早在宋代就出现了[1]。
到了明朝,防止南方人吃掉太多名额,开始实行南北分卷的制度,跟现在全国卷易、江苏卷难的局面又惊人相似。
但不同的是,南卷本身并不按省分配名额,也就是说,江浙人吃不掉北方人的名额,但还可以吃掉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的名额。

明宣宗实行南北分卷后,十多年间的六榜进士里,南卷共出了398名,其中浙江占109名、南直隶(大致即江苏、安徽)62名、江西138名。
虽然江西最多,但是江浙也毫无愧色——毕竟湖广(即湖南、湖北)才19名,而广东只有可怜的11名[2]。
清代从康熙开始废除南北分卷,改按各省配额,虽然江苏、浙江的配额较高——比如1889年会试中额,江苏25名、浙江24名、江西22名、山东21名。
单纯看进士数量,已经体现不出江浙学霸的碾压性优势了。
没关系,考上进士的人数没办法碾压,江浙可以在排名上碾压。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环是“殿试”,也就是所有考中进士的人再到皇宫里接受皇帝的最后一轮考试,虽然大家都已经是进士,但还可以再排个一甲、二甲、三甲的座次。
结果,清代的342名一甲进士中,江苏以110名占34.8%,浙江以81名占23.7%,江浙人联手占去58.5%的名额,在全国学霸的终极一战中妥妥地碾压别人[2]。

清代的苏州人汪琬在翰林院当官时,曾经被同僚嘲笑不知道苏州有什么特产。汪琬只是很低调地说了两件:梨园子弟,科举状元,就堵得众人无言以对[3]。
江浙学霸优势不再
走出科举时代之后,江浙学霸们仍然占据神坛。
民国的一流大学——各所国立大学,没有实行现在高考的分省配额制度,全国统一分数线一起招。因交通不发达等原因,省内学生总是会占大多数,但刨除本省因素后,从1931、1932、1934年和1938-1943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江浙的学生数量仍然名列前茅。
再看北大、清华两所学校,民国时期江浙学生在北大所占比例虽不如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但仍然在南方省份中占居前列;而清华则非常偏爱江浙学生,江苏、浙江人占比top3,在这所公认非常难考的学校上,江浙学霸大显神威[5]。

要真实感受晚清民国江浙学霸的实力,我们可以看看解放后两院院士的数据。据统计,1910年前出生的院士中,来自江浙两省的占将近一半,而1911-1930年出生的院士,江浙人也占了33%[6]。
这些人主要是在民国时期受教育并成为了学霸,之后获得两院院士称号,也只是相当于加封一个“学霸中的学霸”。可见在民国读书人中,江浙人依然有睥睨全国的底气。

但如果把眼光拉到长远的时间段,我们将会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江浙学霸在全国的地位,从科举时代之后逐渐衰落。
比如刚刚提到的院士数量,实际上在更年轻的院士中,江浙人的比例已经在逐步下降,安徽、湖南等省的占比开始提高,在最顶尖的学霸中,江浙的优势没有那么突出了[6]。

而大学的招生数据更显残酷。
从2011-2015年的各省本科第一批次的平均录取率来看,浙江12.30%,排名第12,位于全国中游;江苏则是9.38%,排名18,被远远甩在后面。
相比之下,top3的北京、天津、上海都超过20.95%,西部省份青海、宁夏、新疆也在13%以上。
如果把目光再次投到学霸的通用标准——北大清华,那江浙人已经不吃香了。2016年各省的北大清华录取率显示,浙江还能排名第4,而江苏则被甩到第13。而且和北京1%、上海0.4%、天津0.24%的录取率相比,浙江的0.1%、江苏的0.08%,说“盛产学霸”都没有底气了[8]。

“春江水暖鸭先知”,当“盛产学霸”的光环逐渐褪去,就变成了让江浙学生焦虑的紧箍咒。
江浙学霸都去哪儿了
在科举时代,决定江浙多学霸的是雄厚的财力和发达的城镇化。
历史学家范金民研究发现,江浙的进士地域分布实际上很不均衡,进士集中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城市及其郊区的县,这些都是信息流通便捷、物质条件优厚的都市。
江浙进士不但聚集在都市周围,还集中于江南的世家大姓之中。比如明清两代姓顾的进士,有68%出于江浙,沈姓则是64%,浦姓进士16人,只有一个不是江浙人[10]。
所以,江浙学霸的背后是有钱的地方、有钱的家庭。“书中自有黄金屋”只是鸡汤,学霸们很可能本来就在黄金屋里出生。

古代的教育资源更多依靠地方和家族的富庶,朝廷对此没有太多管控力。时过境迁,如今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资源的跨区域调配比古代要强得多。
如今,江浙人在高考之前和高考中都面临重重阻碍,学霸的后备军不再强悍,盛产学霸也逐渐变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
论高校数量,江苏全国最多,但江苏的学霸们面对着高考分省配额的天花板。

“跨省生源调处计划”、“中西部协作计划”等政策,让江苏承担了调出省内考生、吸收省外考生的重任。
2016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布通知,上述两个计划分别需要江苏省调出3.8万人、1.91万人的生源给中西部省份[7]。
虽然政策制定者认为,江苏是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也比较高,理应照顾一下落后地区,但从上文提到的录取率数据看,留给江苏人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而浙江只有10所一批次大学,全国排名15。由于高校数量少、各中学之间成绩差距悬殊,浙江人想成为学霸,就得从初中开始残酷竞争。
对于浙江学生来说,高中分成三个梯级:杭州二中、学军中学等省城的好高中,可以奋斗个985、211;嘉兴一中为代表的地级市优质高中,确保一本、力争重点;而农村中学的出路相当坎坷。
浙江的初中升高中,多年来采取“中考+保送”的做法,保送生可以直接上全省最好的几所高中,而保送的依据需要包括进初中三年的成绩。对于浙江的学生来说,刚刚结束懵懵懂懂的小学,上初中的第一次考试,就要为高考做准备了。

与其说“江浙盛产学霸”,不如说江浙学生不得不发愤图强、为自己拼一条血路出来。激烈的省内竞争才是江浙学生显得尤其勤奋的重要原因。
江苏虽然高校数量多,但也有属于江苏人的焦虑——省内苏南、苏北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难以比肩,教育和高考同样拉开距离。
早在90年代初,江苏省在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时,就明确以苏南为先行[6]。率先实施素质教育多年,试卷难度一再降低,“苏锡常镇”苏南四市的联考卷苏北的高三老师都不屑展开讲讲,对完答案就赶紧做下一套了。

县中模式下的苏北学生学习生活要比苏南更单调而刻苦,但最后的高考成绩却不如苏南。2018年高考,苏北的徐州本科上线率68.49%,一本上线率则是17.1%;但苏南的苏州这两项数据则是92.5%、40%,无锡更是高达94.29%、45.71%——差距可谓悬殊[7][8]。
为此,江苏省内曾萌生过一个极端的设想:既然高考已经分省划线了,为啥不能再下放一级,在江苏省内分市划线呢?13个市13条分数线,才更加公平嘛!
在相关人士的提案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他们认为省内某些市的成绩太好,已经威胁到了其他市的高等教育发展[9]。

苏北的学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一样是江苏人,却和苏南差距悬殊,他们能做的,只有一遍一遍做题,努力成为县中学霸。出了县城、走进大学,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普通人。
似乎无论在哪个时代,学霸都不止跟“好好学习”有关。



参考文献:
[1] 李立峰. 我国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研究[D].厦门大学,2006.
[2] 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01):157-173.
[3] 祝鼎民校注. 中国历代名人佚事小说500篇[M]. 北京:金盾出版社, 2014.01.
[4] 杭州31所中小学近半安排午睡 时长30分钟到1小时. 钱江晚报. 2019.5.18: https://edu.163.com/19/0518/06/EFEHG7UG00297VGM.html
[5] 李涛.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D].西南大学,2014.
[6] 武虹,赵立新,李砚章,王昉,黄金霞,高洁.基于中国院士群体特征分析的新时代人才合理化建设研究[J].知识管理论坛,2019(02):80-88.
[7] 沙璐,谷岳飞,王煜. 教育部回应“高招跨省调控”. 新京报. 2016.5.15: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6-05/15/content_635115.htm?div=-1
[8] 郜丹丹.优质大学招生分省定额:实施现状、区域差异与优化路径[J].重庆高教研究,2017,5(02):37-47.
[9] 詹真荣,熊乐兰.高考新政的回顾与展望——以浙江省“新高考”改革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268-272.
[10]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02):17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