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留给杭州的独白

此刻，听着滚筒洗衣机发出的轰鸣声，望着刚刚整理出的中新社实习期间采访得来的素材，突然觉得有些想了很久的话却怎么也写不出来，无法刻意煽情，那就随着意识和心流，想到哪记录到哪吧。

 

对于在浙传的毕业和结束在中新社的实习，这两件事似乎都预示着我将和这座待了七年的城市，学了七年的专业到了必须理一理关系，想想是不是要说再见的时刻了。读研的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的我对就业的迷茫，对专业知识能否运用到实际岗位中的迷茫，而考上了研却发现内部外部大大小小的环境都急速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原有的迷茫似乎也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经验的丰富而变得清晰起来，更多时候还是像心中蒙上了一层纱一样，有种隐约透不过气来的压抑感，只能自我消解。

 

关于就业，好像一直是一块悬于心中的重石，久久未能落地。考上了研，大家会说，研究生的身份更容易找工作，但在真正踏入就业市场时却发现新闻学的文科硕士文凭在人才济济的杭州是那样轻如鸿毛。而转身挤入考公考编的大军，却发现这个学历层次又略显尴尬。新闻学这个专业不仅要经受外部人士的不解甚至是嘲讽，其实更多时候也来自于我们内部自身对这个专业的担忧和自嘲。

 

从去年被业导婉拒实习请求在家边写毕业论文边尝试备考公务员以来，不断燃起希望又不断被浇灭希望，再重新站起来继续备战迎战已经成为我的日常。而这半年以来，往返于浙江和福建两个省份，在杭州到三明，杭州到福州的高铁上频繁现身，将高铁当地铁用的“特种兵”式生活，我戏称把疫情三年没出过的远门都补齐了。特别是考试+实习+毕业论文答辩的4月份以来，好像我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完整的一个周末。很多时候，复习着复习着，眼泪就会不争气的流下，那一刻，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奔波有何意义，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步，所有关于未来的遐想、不安都会瞬间涌上心头，又要强迫自己把它们遗忘，专注于眼前的资料和明天的考试。

 

甚至，更多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自己不再喜欢杭州、不喜欢新闻，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的决定了。但经历过那么多次的远行，在高铁上望向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还是默默赶赴每一场考试的时候，又突然觉得，想那么多无异于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现在任何问题不是由想不想决定的，而是看能不能。

 

2023年的6月12日，我回到中新社的大楼，完成了结束实习的手续填写，上交完单位饭卡，最后一次看了眼这座当初承载了我新闻理想的大楼。2020年6月12日，我从本科新闻学院毕业了，好像冥冥之中我用三年再次实践了我对于新闻的理想和初心，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从未辜负过这门学科。

 

被分到中新社浙江分社浙北采编部的这两个多月以来，我经历了到目前为止的25岁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光。每天早上被没有窗帘遮挡的自然光亮醒，匆匆吃过早饭后就出门赶公交，在公交车上被挤成肉饼，看着一张张面如死灰的同为打工人的脸，就这样晃荡到了单位门口。一天的工作可能是改合作站点报送上来的稿件，得更换标题，重新整合文字，也可能是在工位上努力吸收各种新闻通讯稿、好新闻的写作要点，浏览中新社官网，学习各种类型的通讯稿件写法。中午只能半躺在工椅上听着保洁阿姨在厕所的清理声，头顶被明亮的灯照着，就那样小休一会儿。傍晚迎着夕阳在公交车上选购着菜品，回家自己煮饭，饭后只能在小区周边散步15分钟左右，因为没有一盏街灯，又远离市中心的出租屋外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回到狭小的出租屋内，可能是继续写稿子，也可能是在为了下一篇稿子而拼命查资料，写构思，写段落。

 

亦或是风尘仆仆地独自跟随着活动方的大巴赶赴活动发布会现场。一到了现场，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交出成稿，不论以何种方式，在何处写作，压力值达到了最高点。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杭州东站坐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地铁或滴滴，在路上忍着晕车的呕吐感，迅速浏览着外卖平台上的美食，点击下单，然后再度昏睡一会儿。甚至是周末，都是在为了下一周的选题而绞尽脑汁的思考着，搜集资料，丝毫不敢懈怠。

 

就这样，我在杭州余杭区，这间小小的出租房内，流下过无数次焦虑、痛苦、想退缩放弃的泪水，也看过江对岸最绚丽、最明亮的烟火。我会买上两束花插在矿泉水瓶里，让这个短暂的家有一丝丝生气；我会在饭后散步的十几分钟里，听听毛毛的歌，全然的享受属于我自己的独处时光；我会在周末骑车去附近的打印店打印准考证，回来的时候用手轻轻碰触道路两旁长得很高的草，那种有点扎手有点刺痛的感觉提醒我，我还活着，我还在努力的生活着，也在努力为了新闻理想而工作着。

 

看着整理出来的若干本会议资料和四张媒体证，两本采访本，还有手机里无数个撰写的录音资料，我知道，这段时光一定会在我的人生中留下印记。在嘉兴桐乡濮院，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完成了濮院时装周的开幕仪式报道，晚上七点，蹲在秀场外的石头上报着手机敲下对于秀场的观察。两天后，我采访了浙江毛衫协会会长，在凌晨两点写完了第一篇濮院时装周的综述稿。随后的三天里，我接到临时出差的通知，在晚上七点半一个人来到了嘉兴南站，坐着的士车来到了王江泾镇，一个距离市中心几十公里远的地方。第二天6点半和活动负责人来到网船会的现场，背着巨重的电脑包，顶着初夏的烈日，穿行在人声鼎沸、锣鼓喧天的祭祀人群中，见缝插针，跟在其他地方媒体的报道组后面进行采访，中午回到酒店写完稿子，下午又赴其他点位进行采风活动。傍晚从酒店坐滴滴赶到嘉兴南站坐高铁回杭，因为过度劳累和晕车，站在南站门口缓了5分钟，临时改签了一班车次的高铁。

 

而在之后的两天内，我又再次来到嘉兴，上午参加丰子恺的散文奖颁奖仪式，中午在自助餐厅的酒店完成了报道，下午赶赴另一场版权保护论坛的活动，在活动现场完成了当天的第二篇稿子。在大家即将赴晚宴时，我又逆着人流坐上了回火车站赶高铁的滴滴。在高铁站，拎着从便利店买来的只吃了半口的包子，登上了回杭的高铁。此后，我还用了两天联系上了丰子恺的嫡孙完成了观察稿的采写；跟随民进医卫专家团到南浔报道导师结对帮扶活动；在湖州莫干山高层次人才论坛上，采访到了国内顶尖激光制造科研团队的负责人，在暴雨的傍晚打车从湖州回到杭州；最后那一场活动，我全程拍摄、记录了丽水招商投资活动，意外地结交了一位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姐姐，了解了惠明茶前世今生的故事......

 

每一次看似完满的活动背后，我知道自己是怎样克服着社恐、胆怯的心理，不断咬紧牙关逼自己再坚持一下，再往前走一步。在中新社11楼那些小小的隔音采访间内，我拨通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微信列表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新面孔，有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有人民出版社美术刊物编辑，有安吉小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有各路同行记者和地方宣传部工作人员......我还完成了自己独立采写的第一篇新闻稿件，一个关于寻找黑眉柳莺的故事。每一篇稿件，不论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下的，还是一篇接一篇改出来的，都饱含着心血。

我很喜欢央视主持人大赛新闻类别一等奖获得者，央视国际频道主持人邹韵说过的一句话，“生命见证过多少真实，付出过怎样的努力，我希望就会有怎样的底气”。我可能到现在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新闻，对新闻的热爱又能支撑我走到哪一天，但我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收获到的成长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在中新社实习的两个月里，我的案头一直轮番出现着用来弥补自身不足的新闻专业书籍，有《通讯员写作一本通》《好新闻的样子》《南方周末写作课》，也有用来提醒自己何为热爱的央视驻外记者刘骁骞的《飓风略过蔗田》和那本已经被我翻烂了的《看见》，以及每次考新闻采编类岗位我都会随身携带的三联生活周刊纪念刊，它们一直在我想要放弃，有些迷失自我的时候给我提供了无限精神上的支持和内心的抚慰，让我觉得吾道不孤。

 

我把自己全身心地“扔”到这样一家专业的新闻媒体机构锤炼了两个月，其中的心酸与无奈，欢乐与痛苦，得失之间的怅然若失都是那样真实又梦幻。我会带着这份经受过捶打的心继续无畏前行，继续追寻热爱。这是我留给这座城市和这个专业的承诺。

 

最后，想到某天在上班的路上，在摇晃的公交车里，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一湖春水吹起的温柔缱绻，是内心给杭州的留白”。我知道，我与它的缘分和纠缠不会止步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