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站好最后一班岗

按照一种流行的说法，我是一个“全程”的人大法律人。1979年，我以小学六年级的文化基础，异常勇敢地参加了高考，非常幸运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法学专业，成为一名法科大学生。1983年，我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而且从分校进阶到本校。1986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我留校任教，开始了教学生涯。从本科生算起，我到人大已经44年。从任教算起，我在人大工作37年。其间，我曾经去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还到香港的城市大学、日本的名古屋大学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那都是“公派”，因此我的身份一直是人大教师。

今年我70岁，必须退休了。按照学校的规定，大学教师的正常退休年龄是60岁，但是像我这种当教授年头比较多的人可以延迟到65岁。后来，人民大学又选聘了“大华讲席教授”，让我很幸运地赶上了，于是我的退休就顺延到68岁，再顺延到70岁。一不留神，我还成为了我国“延迟退休”制度改革的一个实验样本。

在我国，延迟退休的话题已经讨论了几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据说，许多工人都反对延迟退休。但是作为教师，我支持延迟退休，因为教师工作不像工人那么劳累，那么需要体力，主要任务就是说说写写，而且多为轻车熟路，多干几年也无妨。我相信，很多年过六旬的老教师都可以胜任教学工作。

其实，延迟退休不仅是中国人关注的问题。最近法国大罢工，主因就是政府要通过延迟退休的法律。一般来说，劳心者愿意晚退休，而劳力者愿意早退休，因此法国大罢工的主力军都是体力劳动者，譬如环卫工人。我在16岁时成为下乡知青，在北大荒当过8年的农民，返回北京之后又当过两年的建筑工人。假如我现在还是建筑工人，那我肯定愿意早退休。

顺便说，我年轻时赶上了“社会运动”，本该学习科学知识的大好时光被荒废了至少10年。对于以传授知识为生的教师来说，我等于“白活了”10年，因此要从我的年龄中减去。这样算来，我今年就是60岁，还属于正常退休。不过，无论怎么算，退休就是退休，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诚然，我在退休之后仍然可以称为“人大法律人”，但是我在人大法学院的教学工作已经走到了终点。我说过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而3月29日就是我的“最后一班岗”。

那一天是周三。上午，我按照教学计划在人大法学院主持了“证据法学研讨沙龙”。这次沙龙由证据学专业的博士生筹办，主讲人就是一年级的四名博士生——劳瀚慧、李昊英、刘惠萍和陈婕。她（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是：“当庭翻供的审查评价研究”、“推定明知在打击涉诈产业中的运用”“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实践检视和规则建构”、“论‘映射成痕’理论”。证据学教研室的李学军、刘品新、邓矜婷、刘晓丹四位老师分别对四名学生的发言进行了点评。学生的发言很精彩，老师的点评很精到。总之，研讨沙龙很成功。

研讨结束之后，我作为主持人，对主讲人、点评人以及在现场提问发言的学生表示了感谢。然后，我向参加这次沙龙的学生赠送了事先已经签名盖章的书籍，一本是我的法学代表作《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一本是我的错案专著《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

就在我要宣布“散会”的时候，学生夺走了我的主持权。原来，她（他）们还精心准备了一个“小节目”，作为送给我这“最后一班岗”的礼物。于是，学生给我献花，屏幕上还以“弹幕”的形式呈现出许多学生校友对我的祝福语。然后，大家合影留念。这个有些突兀的“小节目”让我非常感动。

29日下午，我按照习惯参加人大法学羽毛球俱乐部的活动，与年轻人一起运动了两个小时。晚上，我感到身体疲惫，但是心情放松，因为我就要开启一种新的生活。

30日清晨，我和妻子带上行装，开车一百多公里，来到我们的乡间小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室内积累了一层尘土。这里的春天来得晚了一点，户外还是一片土黄，但是树枝上的新芽已经在预告春暖花开。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熙攘，我们可以慢慢地享受宁静的田园生活。据说，缓慢平和的生活可以延长晚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