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界的头等大事是降低不确定性，因此情报研究或分析人员最关注预测未来事件或情况的方法。目前在情报研究与分析中应用的预测未来事件或情况的一些方法，我们首先探讨预测的本质以及预测的基础一一假定，还阐述了方法与现象的本质之间的关系。

        虽然探讨的是预测的方法论，但其应用并不仅限于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或预期。例如，仿真不仅用于预测，也用于诊断。准确预测依靠的是非推测性方法，预测结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

【电路仿真，一种不失保护器件的有效虚拟手段。。】

一、不同类型的现象及其与预测的关系

        显然，不同现象的预测难易程度不同。在各种现象中，在特定时间点发生的短期特殊事件往往是最难预测的，因为很可能没有先例可循。但不幸的是，这类事件往往是情报界最关心的。例如，一夜间突然推翻了现政府的政变、一个从事国防绝密项目的重要科学家突然叛逃，或突然发现某种战略物资被大量储备。

【热点事件：俄乌冲突、苏丹政变、DF31事件】

        预测延续一段时间的事件难度中等，其产生的后果是明确的，需要预测的是何时产生该后果或有何种影响。某现象的开始可以看作在特定时间点发生的特殊事件，之后是延续一段时间的事件。以一个国家建造第一艘航母为例，开始建造的具体时间 (如在规划图上画出第一条线的确切时间点)是一个特殊事件，而航母完成试航并具备作战能力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则是连续事件。预测难度最小的是一些周期循环的事件或情况，它们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如月圆月缺、潮起潮落、四季更替，以及昼夜循环。

二、概率描述及其与不同类型现象的关系

        情报预测几乎总是会用到一些概率术语。(甚至这句话也可用概率术语表述。)周期循环的现象通常发生的概率最高，这是很正常的。周期循环的事件不仅发生的概率高，而且分析或研究人员对预测的信心也很大。四至于连续现象，一旦发现，就能比较准确地预测随后发生的事件或产生的影响。很多情况下，连续现象之前都有先例，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类似的前提推断未来事件。而且，通过监控连续现象的发展，分析和研究人员能修改推测、更改概率。

        特殊事件是最难预测的，需要应用最深奥的预测方法。有趣的是，正如后面要提到的，这些预测特殊事件的方法本质上依靠的是专家的主观判断。然而，这些深奥的方法更常用于预测一类事件的概率，而不是个别事件的概率。

【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凝视。。】

三、假定:实用但存在问题

        每次预测或预测模型都建立在假定上，而假定的有效性往往决定了预测的准确性。最基本的假定之一可能就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将来还会发生，这种预测的关键是大量观察已发生的事件，虽然可能并不清楚事件发生的原因。例如，要预测月蚀是否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并不需要理解月蚀如何发生或为什么发生。

        较高级的假定是:造成过去某一事件的那些因素会在将来引发类似事件，这种假定最为人熟知的范例就是天气预报。气象学家首先建立并检验因果关系，接着对所有决定气象条件的因素进行分类和编码，然后对不同时间段的天气做出准确预测。根据确定的起因进行预测，结果往往非常可靠:在实验室条件下，预测结果几乎是准确无误的。确定起因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建立确定性模型，只要提供给该模型的数据正确，该模型就能够准确无误地预测出结果。这在实验室条件下较容易做到，但在包含人类行为的开放环境下很难做到。

另一种常见的假定是:目前的趋势在未来还会持续，至少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持续。这种假定尤其体现在股票投资者的行为上，市场的上涨趋势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涨势本身的刺激，而下跌加剧也是由于人们认为下跌趋势仍将持续。跌势导致悲观主义，进而刺激卖出。除了为获利而进行的“技术调整”外，这种趋势还会继续，除非发生重大事件，导致买家的期望改变。这种趋势仍将持续(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的假定是所有推断的基础，是预测趋势较常用的方法之一

在社会行为领域，往往要假定另一方会如何反应。事实上，如果不对特定环境下人类的行为反应进行预期(假定)，就无法建立人际关系。

对人类行为的预期同样基于对过去行为的观察，而普遍的假定是:过去发生过的行为将来还会发生。

【有时假定在逻辑上成立，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例如，假定日本关东军会顽强作战，这在逻辑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多年过去后，日本关东军仅仅存留在美国军事计划者的脑海中】

【苏联摧枯拉朽的装甲集群大纵深突击给了日本人极大震撼】

【预测不准确有时候是由于缺乏最新的情报，而不是预测模型有错误（信息差利好利害）】

        这个假定在 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在兴登堡司令的领导下，德军上将马克斯·冯·普里特维茨 (Max von Prittwitz undGrafon) 率领第 8 集团军与俄国两个集团军在东普鲁士交战，俄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德军。然而，据德军参谋马克斯·冯·霍夫曼中校回忆，俄国两位将军保罗·伦南坎普夫 (Pavel Rennenkampf) 和亚历山大·萨姆索诺夫 (Aleksandr Samsonov)是死对头。(据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他们曾经在伪满洲沈阳的火车站大打出手。 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霍夫曼预测即使一方受难，另一方也不会援手。基于这一预测，兴登堡司令命令普里特维茨暴露侧翼，与萨姆索诺夫指挥的俄国第 2 集团军交战。而正如先前所预测的，伦南坎普夫几乎没有给予萨姆索诺夫多少支援，导致萨姆索诺夫最终战败。而不久后，伦南坎普夫率领的第 1集团军也在马祖里湖战役中失利。以上证明霍夫曼通过观察过去行为进行的行为预测是正确的。

【“国家的维数”(Dimensionality ofNations)方案是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它对国家行为模式进行识别、编码和分析，旨在预测未来国家在与其他国家接触时可能采取的举动。利用因素分析和线性代数,该方案可识别主要的属性模式,帮助分析跨国数据属性模式包括国土面积、经济发展、政治倾向、人口密度、天主教文化、外交冲突和国内矛盾。该方案分析了约 400 多个两国组合的 100 多个行为变量。方案的重点是要确定属性关系的规律和行为变量的规律，并作为预测未来行为的基础。研究由夏威夷大学政治科学系和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实施，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

【坦能堡战役：成就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关于其他人 (如“对方”) 的一个典型基本假定是，这些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他们自己和旁观者一样客观地看待一些行为的利弊，包括生存和为获利所付出的代价。诚然，这种假定是分析所必须的基础，但也有缺点。

        【此一假定即所谓“镜像思维”，是引起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例如，从成本效益的理性角度讲，“曼哈顿计划”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用以研发原子弹的方式太过昂贵。由于不清楚两种方法中哪个奏效，格罗夫斯【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 (Leslie Richard Groves)，美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工程兵建筑部副部长、美国负责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区司令等职】将军命令建造了两个生产设施，一个运用气体扩散方法，一个运用离心方法来产生裂变物质。这两种方法都未经实践，只有理论基础，无法确保成功，而且生产费用都很昂贵。但因为有很大的利害关系，美国害怕德国会先一步制造出裂变物质，即便冒险浪费几百万美元也是值得的。由于要克服巨大的技术难题，要耗费巨大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也难怪德国科学家韦纳·海森伯不相信美国已经成功引爆了三个原子装置。

【我国的卡颈子技术，绝境中逆转。。。】

        海森伯对美国原子能力的质疑显示，一旦某种行为被预测，那么一定是某些假定占了先机。例如，海森伯认为既然能干的德国物理学家都无法设计出生产大量裂变物质的方法，那么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自然也无法做到。长期以来，美国的规划者一直认为日本人在战场上是绝不会投降的即使是被俘，也绝不会与审讯人员合作。这两个假定起初看起来都有一定的表面效度，但最终证明都是错的。

【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也称内容效度或逻辑效度，是指某项目对预测的内容或行为范围取样的适当程度。表面效度会影响被试的测验动机】

        战场上的胜利往往与风险有关，而风险这个词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理性、合理的。假定是所有预测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假定很实用，它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此框架上可以建立预测模型。此外，规划者可以运用假定来选择最优的行动方案。正如托马斯·谢林所说，“对众多替代方案进行分析，从中挑出某种战略或某个武器系统，就需要对敌人的行为进行某种假定。即使假定没有明确说明，它也存在于分析之中。”然而，在对行为进行的预测中，未验证的假定会降低整个预测活动的价值。

四、德尔菲法

        预测19xx 年会发生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问专家。近百年来，决策者一直在“咨询专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预言家、占兆官、占卜者和占卜师在过去提供过该项服务。德尔菲法起源于居住在希腊德尔菲城的一名希腊预言家。】 ，不同专家集体的判断和智慧要优于任何一个专家的推测或预测。基于这种假定衍生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将一组专家的判断进行系统的推理和重组，即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的具体实施如下:拟定一些问题让专家回答，每位专家独立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后将判断结果列表并送还给所有专家进行修改事实上，每位专家都要根据其他专家所做出的判断和理由对自己先前的判断重新进行评估。第二轮结果再次列表并送还给专家进行修改。这一过程会直持续，直到达成高度一致，或没有专家再对其先前的推测进行修改。

        该方法在技术预测中应用得很普遍。对于那些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也可以应用该方法。例如，在兰德公司进行的早期研究中，该方法主要应用于预测科技突破、自动化影响、太空发展以及未来武器系统。

        实施德尔菲法的方式很多。例如，进行匿名问卷调查，这样专家彼此互不相识，相互也不会有影响，问卷调查的结果还能够做人工处理。另一个方式是让专家彼此直接交流，要么面对面地会谈，要么运用远程电话会议技术。此外，还有一个方式是运用与计算机存储设备相连的电传打字设备。虽然这一方式成本昂贵，又受限制(如专家必须在终端附近)，但计算机能够进行简单的统计计算 (如计算平均值、中位数和四分位数)，储存并检索早期的反应，并实时更新数据。

        德尔菲法的主要优势是，分析人员能够获取专家客观统一的判断。另一优势是，每个人都很清楚所做出的推测或预测的根据是什么。

        该方法的缺点是，由于不同的判断最终要达成一致，这就可能会导致丧失某个明智的判断。例如，在面对面的讨论中，一些专家可能会在某专家雄辩的语言气势影响下同意其观点，尽管并不认为其观点正确。当然只要有人际交流的地方就存在这类问题，因而这并不能算是德尔非法自身的缺陷。因此，远程、匿名实施该方法可以降低言辞威力的影响。

        德尔非法可以用于经济情报、政治情报、科技情报以及军事情报研究与分析领域中所遇到的判断或预测类问题。

五、多元未来的形成

        尽管与德尔菲法很相似，但形成多元未来 (altermative futures)不需要对多个专家的判断进行系统的会聚，从而达成一致意见。多元未来依靠单个或多个专家的创造力来预测多种可能的情况。

        从根本上来说，形成多元未来的第一步是详细说明关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某种国际环境或某一技术发展的多种假定，然后推断在各种假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结果。多元未来常常以想定(即对某一未来环境的条件、行为、人类活动和影响的描述)的形式来呈现。

        多元未来本身并不是预测，只是对多种可能性的描述。多元未来可划分为可能的结果、似乎可能的结果和非常有可能的结果几个级别，但多元未来不是预测，不是表明预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赫尔曼·卡恩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多元未来，描绘了美苏关系缓和的结果、政治和军事结盟对北约的影响以及快速发展的军事技术的影响。在描述多元未来的过程中，赫尔曼·卡恩使用博弈论、系统分析和性价比创造了一种逼真的、可能性很大的未来。哈普伦在其短篇著作《中国与核武器》中，也简略描绘了一系列涉及中国获取核能力和核运载系统的多元未来。

【基本符合大致的历史发展方向。。。】

        多元未来经常用于政策制定。尽管无法预测将会产生何种“未来”但往往能够预测特定未来所产生的结果。更狭义地说，设计军事演习想定也是在创造多元未来。有趣的是，进行游戏的目的之一就是 (从准经验主义角度来看)确定特定未来的状态。

        形成多元未来的方法论并非一种方法构成，有时会运用德尔菲法，有时会运用简单的直线外推法将目前的状况推至未来。那些对相关问题熟悉的专家能够确定限制因素，并以此修改直线外推法。就像其他所有运用判断的方法一样，要让多元未来具备有效性，专家对主题的了解至关重要。

六、外推法

        预测未来条件或趋势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将过去和当前的趋势或条件外延到未来。外推法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根据目前的已知信息将图中的线进行延伸，来描述未来预期的变化。

        在外推法的第一个例子中，每年都固定增加一定数量的项目。也就是说，在时间T(x2-x1)内，增加了N个项目 (y2-y1)，数字的变化或N/T是固定的。由于许多现象随时间的变化是恒定的，因此用条直线就可以表示这些随时间恒定变化的现象。

        但也有一些现象是无法用直线体现的，例如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图就像是一种复利(compound interest)。随着人口中人数的增长，繁殖后代的基础人数也随之增加。

【按固定比例增长的人数可以用指数曲线表示。指数曲线可以手绘，对已知数据可以使用公式。表示固定比例增长率的最“简单”的方程:y2=y1*(1+r)^N

y1是目前的人数，r是人口的年增长比例，N是进行人口预测的年份(x2) 与当前的年份 (x1)的年份差，y2是x2那年预测的人数。】

使用这个方程时，人口的年增长比例，是通过过去几年已知的人口水平计算出来的。代表已知人口水平的数据点多数不会出现在曲线上。然而，如果运用方程，未来预测的人口数就会出现在曲线上。此特征与所有外推法都一样。变化的百分率稍有改变是很正常的，因此，预测人口数会在实际人口数上下稍有浮动。基于系统的已知动态进行的外推法看似简单、普通，实际上很重要。虽然在图上延伸一条线不需要什么技巧，但要知道如何更改这条线就需要卓越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相对而言,短期预测比较容易，将代表目前状况的线加以简单延伸就足以预测不久的将来。但远期预测一一通常是预言家更感兴趣的预测——往往不是由单一连续体构成，而是由一系列连续体一起构成的。在分析人员能够确定何时弯曲外推线、向哪个方向弯曲、弯曲多少之前，必须对影响或决定所有连续体的因素进行分析(带箭头的线是基于刚刚过去的信息和目前的信息进行的短期预测)。

        对规划、一定变量的典型行为方式以及特殊状况有所了解，为趋势预测和进行外推提供了线索。例如，精确掌握政府目前和下一财年的预算，能够提供线索来预计现行项目有多少机会能在下一个财年得到继续。上述信息加上上个财年的相关信息至少能够较准确地预计短期内趋势的延续性。

        此外，一定变量可能按较可预测的模式变化，而这些模式可作为预测和说明变化趋势的基础。例如，库存减少通常预示着增产，而引进新型号常导致销量增加。了解特殊情况也可对预测有帮助。例如，预先知道利率要上涨就能预计新建住宅将减少，而核运载系统技术上的进步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对限制条件的了解能使外推法更精确。例如，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每年都能扩军，直到所有人都成为军人。但很明显，这一预测需要排除老人、小孩及在政府、农业和工业等重要部门工作的人，从而进行细化。二战以前，当推断美国海军军舰尺寸增量时，限制条件是海军军舰的尺寸要小于巴拿马运河上水闸的尺寸。限制因素包括物理限制、文化限制、“自然规律”(如重力、光速等) 和经济限制。

        显而易见，“盲目”外推存在危险，如只关注短期趋势而忽视长期趋势。将外推法的错误最小化的方法之一是，将对未来外推的范围限制在有历史资料的那段时间。另一个将错误最小化的方法是，避免对细节进行预测。例如，在技术预测中，有时会试图根据对系统每个组件的分析来预测技术发展。依据的假定是，各个组件的性能极限集合会决定整个系统或设备的性能极限。然而，从以往经验来看，基于此类分析的外推法往往都过于保守，因为重要的发明或突破经常会改变系统或设备的性质和基本配置。

【便携电子计算器的出现是一个恰当的例子。40 年前，某预言家已经预测出类似的计算器将被广泛使用，他根据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做出了非常保守的估算。20世纪40 年代电子计算设备的真空管、尺寸与重量，更别说成本，使得在当时广泛使用这些设备不现实。但是随着印刷电路和固态组件的发展，这些设备的尺寸、重量和成本大大缩小，而计算速度和可靠性大大提高。固态组件不仅仅是技术的延伸，还是革命性的进步。】

此外，减少外推法的错误还可以用包络曲线呈现预测结果。包络曲线显示了期望值的上限和下限，包含了正常的偶然性和正常的创新率

        外推法常见诸与技术预测相关的著作。本书形态分析法那一节的参文献也讨论了外推法。外推法可以用在军事情报、科技情报、社会与经情报的研究与分析中。

七、贝叶斯分析

        情报分析人员通常需要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做出快速预测。最初的预测往往只是根据相关问题的已知信息临时做出的，而贝叶斯分析使得分析人员能够根据获得的新信息系统地更新概率。例如，一位分析人员可能需要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建造核装置的概率进行预测。他提出两个假说:

假说1(H1):该国家会发展核装置。

假说2(H2):该国家不会发展核装置。

他还预计H1 的先验概率为 0.2，H2的先验概率为 0.8。换句话说，H1的发生概率是0.2:0.8(或1:4)。

【换句话说，分析人员认为某国不会研发核装置的可能性要比研发核装置的可能性大4倍】

        接下来，分析人员发现新信息，从而可能影响 H1的可能性。贝叶斯分析与概率图分析不同(概率图分析)，因为分析人员起初并不需列出所有影响 H1的重要因素，他只是在每次收到新信息后对H1的概率进行修改。

        在进行初步预测后，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一些在苏联培训过的骨干核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已经返回了目标国。分析人员判定这一事实(D) 会影响H的概率，于是开始运用贝叶斯定理。

贝叶斯公式：

P(H1|D) = P(D|H1)*P(H1)/P(D)

其中:

P(D) 是数据发生的概率;

P(H1)是假说1的先验概率;

P(D|B1)是在假说为真的情况下，数据发生的概率;

P(H1|D)是在数据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假说为真的后验或修正概率.

        对于许多分析人员来说，相比“概率”这个词，用“可能性”这个司更容易些。通过重复使用贝叶斯定理，可以显示用来评估假说和发生的相对似然性的可能性 :

P(H1|D) = P(D|H1)*P(H1)/P(D)

和

P(H2|D) = P(D|H2)*P(H2)/P(D)

当P(H2|D)除P(H1|D)  时，P(D)就被消去，剩下的方程如下：

P（H1|D）/ P(H2|D) = P(D|H1)*P(H1) / P(D|H2)*P(H2)

或使用最常用的言语释义:

后验可能性 =似然比 x 先验可能性

P（H1|D）/ P(H2|D) = P(D|H1)*P(H1) / P(D|H2)*P(H2)可被用作观察数据中信息的函数，将先验可能性更改为后验可能性。将先验可能性变为后验可能性，必须先假定H1为真，再假定H2为真。然后，分析人员需要了解对每个假定中的数据进行观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 P(D|H1)大于 P(D|H2)，那么后验可能性就大于先验可能性。反之，先验可能性就大于后验可能性。

        在一个国家是否会研发核装置这个例子中，P(H1)被预计为0.2。分析人员预计如果一个国家致力拥有核能力，那么将有一大批人楼受核物理和相关领城的教育，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打算拥有核能力，那么接受核物理和相关领城教育的人就没有那么多。前者人数很可能是后者的3倍。如何计算此范例的后验可能性：
P（H1|D）/ P(H2|D) = 3*0.2 / 1*0.8 = 0.6/0.8 = 1/1.33

        因此，一个国家具备核能力发展的可能性从 1:4 增加到了1:1.33。

如果H1成立，核装置发展为真，那么分析人员就会用 2:1的似然比来支持燃料购买。将方程(P（H1|D）/ P(H2|D) = 3*0.2 / 1*0.8 = 0.6/0.8 = 1/1.33)中计算的后验可能性当作新的先验可能性，然后用方程计算:

P（H1|D）/ P(H2|D) = 2*1 / 1*1.33 = 2/1.33 = 1.5/1

        在目前的分析当中，可能性第一次增长，并超过了 50:50。现在看起来似乎目标国将来或目前非常可能研发核装置，这个过程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此分析方法可供研究人员监视局势所用，也可用于确定何时根据形势开始制定相关政策。在此例中，一旦可能性是 5:1，偏向H1，或许就可以决定进行更直接的信息搜索。

        当需要考虑的假说超过两个，贝叶斯分析也可以用于多值案例中。下面的方程就体现了一个多值案例，H1代表每个可能的假说。

P（H1|D） =  P(D|H1)P(H1) / P(D)

所有的P(H)相加必须为1。

        在双值案例中，原先的方程变为方程P（H1|D）/ P(H2|D) = P(D|H1)*P(H1) / P(D|H2)*P(H2)，这样分析可以通过预测可能性而非概率来进行。在一个多值案例中，记录所有的似然比更难。虽然基本的数学计算一样，但多值案例中预测后验可能性的途径是不同的。

        首先，分析人员列举了所有先验假说和相关的概率[见表，第(I) 列和第(2) 列。然后，给出指定似然比P(D|H1)[见表,，第(3) 列]。将第 (1) 列的值乘以第(2) 列的值，得出P（H1|D） =  P(D|H1)P(H1) / P(D)的分子，或 P(DIH1)P(H1)。所有后验概率的总和必将是1。

        因此，相加得出 P(D)。最后，每个P(H1)P(D|H1)都除以P(D)就得出——P(H1|D)。

        贝叶斯分析适合预测那些可能受其他事件影响的事件的发生概率。如果应用贝叶斯定理比直接预测概率更可行，中间事件就被用作数据(D)。

八、概率图

        对于那些取决于很多条件的事件，概率图可以用来预测它们发生的似然性。概率图可以将一个问题分为若干部分，这里通过一个典型问题来说明概率图是如何构建的，即A国决策者分析 P 国退出某军事同盟的可能性。

        如果要进行全面分析，就必须囊括事件可能导致的所有结果。例如，如果所关注的事件是P国在该军事同盟中的成员资格，可能的结果包括

P国仍在同盟中

P国退出同盟。

        这里只需列举所有结果，无须详述细节。本例中，“P 国退出同盟”包括P国退出所有同盟、P国退出一个同盟而加入另一个同盟等，而“P 国退出同盟”即可说明上述多种结果。如果某一种结果特别重要，如“P国仍在同盟中”，那么其他结果用否定形式“P 国不在同盟中”就可概括。这样做使每个分支只有两个选择，从而简化了分析过程。然而，很多情况下每级都有多个选择，例如掷骰子的多种选择组合

【在兵棋推演中，骰子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列出的结果必须是互斥（不重叠的）。例如，“P国仍在同盟中”和“P国仍在同盟中，但正式提出了抗议”这两个陈述就是相互重叠的，因此不会同时作为最后结果显示在图中。根据概率论，如果计入所有互斥的结果，他们的概率相加必定为1。因此，在概率图的任何一级，两个互斥的分支的分级概率相加必定为 1。

        某专家在进行深入分析之前预测P国退出同盟的概率是0.7。这一概率预测没有依据任何假定或概率图的分支，因此是无条件概率推测。而当专家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时，他判定国会未来选举结果是决定P国同盟成员资格的主要因素。而选举结果取决于P国的币值，币值又取决于P国这年是否会出现贸易逆差。当他确定了所有上述决定P国的军事同盟成员资格的主要因素后，就能构建一个概率图。分析人员按适当的次序用图解说明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如果币值取决于贸易差额，那么币值一定是由贸易差额的结果分支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从第一级分支 (即贸易逆差或无贸易逆差) 开始，每级分支都指定了数值概率。贸易逆差和无贸易逆差概率相加必定为 1.0。专家根据其所有过去的经验给贸易逆差指定 0.7 的概率，无贸易逆差0.3 的概率。为了预测下一级分支的概率，暂时假定一个特定结果已经产生，即假定贸易逆差已经出现，那么下一级分支为货币贬值或货币没有贬值。

        对于每组特定的条件和结果，都可以得出其路径概率。在上例中，可以得出最高分支的路径概率。假设国会的共产党人占大多数，加之货币贬值、贸易逆差，在这样的条件下，P 国仍在同盟中的条件概率可由所有这些分支各自的概率相乘而得：
P1*P2*P3*P4 =  0.7*0.7*0.8*0.1 =  0.0392

        在最后一级分支，所有路径的结果总和为 1。此例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在不考虑起因的条件下确定P国退出同盟的总概率，方法是将导致最终结果的所有路径概率相加。在上例中:
0.3528+0.0294+0.0672+0.0378+0.0432+0.0072+0.0294+0.0162=0.5832

        接下来，专家将计算出的约0.6的概率与推测的约0.7的概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推测进行更改。采用灵敏度分析【灵敏度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即通过一系列输入值的测试来确定输出值的依赖关系】、分析人员可以给某情况指定一个概率范围，而不是单一概率。根据此概率范围的上限和下限可以计算出最终结果，还可以确定此概率范围对最终结果的影响。灵敏度分析能够指出需要更深人研究的情况。

        概率图可用来找出导致某种后果的因素。必须记住，指定的概率是主观的，通常只是一些人的意见。概率图分析的最终结果只是一个近似值,得出的值要四舍五人。

九、心理历史学和心理语言学分析

        (口头或书面)言语中显示的行为模式已用来进行分析(描述)和预测。预测是根据主要施动者(如一个国家的首脑) 的话语和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行的。二战期间，英国宣传分析人员认定德国宣传人员，尤其是宣传部长戈培尔，不会随意吹嘘德国实际所不具备的能力，因为那样会使德国民众的期望高涨，而在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情况下又骤然下降。因此，当德国宣传机构开始含沙射影地提到新型的恐怖武器时，分析人员正确地推断出一种新型的武器(即V-1和V-2火箭)即将投人使用。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语：Paul Joseph Goebbels，生卒：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德国政治家，演说家。其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还有许多其他研究试图将领导人的威胁言论与该国随后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而要将这些联系起来，通常需要一些跨学科人员，如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近些年，参与这类分析的还有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心理分析理论，包含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试图从心理和文化角度找出决定主要施动者行为的因素。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语言学试图界定语言在决定某一文化成员的世界观乃至行为模式中的作用。

        心理语言学分析(或心理历史学分析)在情报工作中更多地用于分析现代人物，但也可用于分析历史人物。例如，克莱沃修道院(AbbayeoClervaux)的金·勒克莱克 (Jean Leclerq) 曾对法国 12 世纪圣蒂耶尔里道院院长威廉 (Wiliam of Saint-Thierry)的作品进行了心理语言学分析。他比较了威廉与其同时代人的作品，对比了其对事件的描写与其他历史和经济资料，并分析了其作品中观念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心理分析剖面图。该剖面图显示，威廉常带着悲观主义色彩进行描写，尤其是在描写圣伯纳德时。

        心理语言学分析也用于分析当代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声明，并建立言语与行为之间关系的试探性假说。如采用此方法分析喜欢大吵大嚷的国家首脑菲德尔·卡斯特罗，则有很多机会来验证假说。心理语言学(或心理分析学)分析也有可能会站不住脚。例如，分析人员常会分析那些与他们有着不同文化的人，而任何进行跨文化分析的人都知道，对诸如言语这类既有内涵意义又有外延意义的行为进行阐释，经常会出错或失败。在很多情况下，基础心理分析理论自身的有效性都存在问题。

        对心理语言学分析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持有异议者大有人在。尽管身为心理分析人员，但肯尼思·科尔比认为 :

对摩西、莱昂纳多、爱伦·坡和莎士比亚的心理分析研究是非常有趣、让人着迷的。但这并非科学 ;这属于艺术、文学或历史·....·科学是对一类事物进行有意义的概括。人物传记含有通过各种证据得出的对人物的概括·....·但这种概括是描述性的而非发现规律性的，只会产生文学，不会产生科学。解决同样问题时艺术和科学对于满意答案的标准是不同的。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研究(如描述和预测)的接受标准不同】

        虽然几乎任何细心的研究人员都能够找出言语与行为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的话)，但试图提出造成某一行为原因的假说 (或解释某一行为)却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心理分析法更适合专家使用。心理语言学分析可用于政治情报、社会情报和人物传记情报的研究与分析。

十、形态分析法

        形态分析法原本是为技术预测而设计的方法。自20 世纪40 年代引入后，该方法还用于未来地缘政治环境和形势的探索性研究。从最宽泛的层面上说，形态分析法是一种多维分类法。天体物理学家、工程师弗里兹·扎维奇 (Fritz Zwicky) 率先使用了形态分析法，对某一纯介质 (如真空、空气、水、土壤) 中运行的所有喷气式发动机进行分类。这一纯介质只包含简单元素并能被化学能激活。

        除了一些类别自相矛盾的情况外(例如，内部或外部推力产生不会应用下零加力的情况)，还可能存在有 25344种喷气式发动机的组合。通过检查不同的组合，扎维奇提出了一些新发明，而这些发明后来也被研发成功了。

扎维奇提出了采用形态分析法的4个原则:

1，必须精确地描述待处理的问题。

(这是包括情报研究在内的所有分析或问题解决行为的基本原则。)

2，必须识别待分析对象的参数或特征。

(必须全面识别一一这一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3.所有参数或特征必须细分为特定的情况或“状态”，有时叫作外特征。

(如果包含连续现象，进行这一步或许比较难。例如，如果按速度分类的话，超音速和极超音速的区分就很细微。）

4.根据所分析现象的本质，对不同组合的外延特征的蕴涵进行分析，确定其可能性、似真性、可行性、实用性等等，如一个技术过程、~个设备或一种军事或政治条件。

        在下面的例子中，研究人员关注的是导弹可能出现的新技术发展。根据现存导弹的外延和内涵特征，可以生成一个矩阵，显示导弹实际的和可能的特征。这里显示的这种矩阵已经被用来为博弈演练创造冲突情景。

【该事件与季米特里·门捷列夫预测未发现元素属性的事件相似。创建元素周期表的程序与形态分析法基本上一致】

        形态分析法只是显示了各种因素组合导致的概率，但是没有表明哪些组合会成为现实。除此以外，该方法能够对概率进行检验，并对目前的结果进行补充。

        矩阵输出的位势值 (potential value)是内涵分析和外延分析的质量函数。此外，研究人员需要一丝不苟并且富有创造力。形态分析法适用于科技情报分析，还可小范围内用于经济和政治情报的研究和分析。

十一、模型与建立模型

        如前所述，模型源于现实，或者是现实的体现。换句话说，模型是简化的现实。只有那些对政策制定(或者建立模型的其他目的)起关键作用的现实部分才会在模型中体现。例如，在一个计算导弹系统成本的模型里，导弹的可靠性必须在模型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系统的一项重要特性，而导弹的颜色和形状无关紧要，不需要在模型中体现。

        如前所述，模型可以用来表现物体、程序或者功能。物体的模型经是物理上的模仿。还可以通过尺寸和重量来象征物体并建立模型。过程以通过描绘相关步骤顺序或事件，由模型静态地表现，例如流程图就是静态的过程模型。过程还可以动态地显示，仿真就是过程的动态模型。有时模型是关于过程和组织的理论构建，例如格雷厄姆·阿利森关于政府在3种不同情形下制定决策的行为模型。

        模型可以用物理或口头形式表示，但更多的是用数学形式表示。数学模型的优势是一旦模型建立起来并得到验证，就可以在方程式里代入不同的系数。因此，利用一个基本模型就可以得出与输入值对应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大型军事演习是由许多针对某情境中特定子因素的数学模型组成的，例如经济模型、冲突模型、政治模型等。

以下是模型中用来比较导弹系统成本的一个数学模型:

C = CLm - RCMNm - CM（1-R）m

其中，C 是模型输出值，即能够摧毁指定数量敌方目标的导弹系统成本;

CM、CL = 成本系数

(CM为一导弹的发射成本，CL为导弹保持预备状态的成本)

R=地面可靠性;

m=每一次预备齐射的导弹数量 ;

N= 战役中齐射的次数。

        在上述案例中，部分方程的输入值可能是其他模型方程的输出值。模型的一个优点是，即使数值不全，也能够进行决策制定。

        由于模型和演习联系紧密，因此不难发现建立模型的步骤和设计演习的步骤相似。施佩希特列出了建立模型的 4 个步骤:

(1)确认与所研究问题关的因素；

(2) 选择可计量的因素(用数值表示)；

(3) 将相关计量因素集合起来 (“放在一起”)，以简化问题；

(4) 用可计量的方式详细说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如果在现实世界中有模型的对应物，研究人易则可采用第 5 个步骤:比较模型的输出结果和现实世界中系统的输出结果(或特性)，从而验证模型。

        使用上述模型来计算导弹系统成本时仅需要一个便携计算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但是显然，计算复杂模型时需要使用计算机。使用计算机时，如果程序不能实现某些功能，就需要创建专用的程序。尽管该步骤并未增加模型的复杂性，但确实增加了模型的使用成本。

【哦豁？你是不是感觉你又会了（doge）？？/】

        几乎每个学术领域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模型。情报分析研究中广泛应用了多种模型，如运输系统模型、粮食产量预测模型、导弹系统模型，以及各种冲突(如电子战、空中战等)模型。在创建模型前，研究人员需要明确已有哪些模型。创建模型和运行模型是耗费时间和金钱的工作，尤其当需要长时间运行计算机时。

十二、控制论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辅助预测

        当系统的构成因素可以确定，并且系统功能已知(理想的情况是能够用数值表示)时，可以使用控制论 (反馈)模型作为预测的基础。简言之，系统是由意图、目标、任务或功能相同的人或物体构成的互动的组织。代表系统的模型必须对一些系统特征加以说明，如必须确定系统的边界，系统边界包含了系统中界定或确定系统行为的全部因素。

        模型还必须说明系统的控制机制或反馈机制。反馈机制是调节系统"能的机制。在封闭系统中，系统过去的行为或反馈可以控制现在和将来的行为，而在开放系统中则没有反馈。在开放系统中，输出值由输入值得出，但输入值不受输出值影响。在简单系统中，可能只存在一个反馈环，而在非常复杂的系统中则存在许多反馈环。

        反馈环有正负两种。正反馈环是其活动或功能持续进行，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动量的环路。例如，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个物种的数量在其捕食者被消灭后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负反馈环是持续限制某一功能的环路，例如，在达到特定温度时关闭炉子的恒温器就是一个负反馈环。而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有限的食物供给会限制牧群的规模，这也是一个负反馈环。

        另一个负反馈环的例子是，在一条军用供给线上，自动化系统能够持续监控补给物资的数量和类型，物资耗尽时会自动“订购”补给物资，接收物资后则自动“登记”新物资。当然，该库存系统必须与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如运输系统和生产系统。这些系统的建模过程类似。

        简单系统总体上表现得比较简单，但是系统很快会变得复杂。另外，由于社会系统必须考虑人的因素，因此通常十分复杂。例如，系统动力学的创始人杰伊·福里斯特 (Jay w. Forrester) 曾创建过一个“控制论”城镇，其中包含了3 种类型的组织、3 种类型的住宅和3 种类型的产业。为了表现 81 个组合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不得不使用了 150多个方程式。

        系统中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模拟，研究系统动力学的原因之一是揭示多种系统的共性。卡尔·多伊奇在研究政治学与控制论模型的关系时指出，反馈系统的能力可以根据校正来评估，一方面根据系统为获得某个输出值所需校正的性质，另一方面根据系统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校正的可能性。这些能力由以下因素决定 :

(1) 与目标追寻相关的系统信息负载；

(2) 系统反应滞后的情况 (滞后越大，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越小);

(3) 增益，表现为反应强度比率和基本信息 (控制过强或过弱的危险，例如恒温器被调节得很敏感，因此不断地开启和关闭加热装置)；

(4) 系统反应行为的引导。(例如，在问题出现的初期就采取相应措施预先防范。)

        以上观察结果尽管是理论性的，但似乎与硬件模拟和真实的指挥控制系统都相关。例如，可以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描述美国在两个相似事件中的行为，即朝鲜俘获美国“普韦布洛”号 和红色高棉俘获“马亚克斯”号。

【卡尔·多伊奇 (Karl Deutsch) 是20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主要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因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而著名】

【"普韦布洛”号 (Pueblo) 是一艘美国货轮，1966 年被改装为武装间谍船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各式侦探设备，主要用于探测和监视朝鲜人民军在东海岸地区配属的雷达及通信设施。1968年1月23 日，该船在朝鲜东岸的元山港外海的日本海海域执行情报搜集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擒获引发两国之间的政治紧绷，因而声名大噪，史称“普韦布洛号危机”】

【1975年5月12日，美国商船“马亚克斯”号 (Mayaquez) 正在罗湾航行时，被柬埔寨海军的两艘炮艇扣留，然后被押解到距束埔寨本土大约 97 千米的威岛附近,次日凌晨又被押往通岛。当时船上共有 39名船员。柬埔寨方面发表声明,指出“马亚克斯”号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侦察船，因驶入柬埔寨领海而被扣留。美国方面则称,在航行途中的“马亚克斯”号事先并不知道束埔寨方面的最新规定。5 月 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搭乘美国空军的 CH-53 直升机突击束埔寨的通岛，意图解救美国集装箱船“马亚克斯”号船员。战斗中，束埔寨军队的守岛人员击落了架 CH-53“海上种马”大型直升机，美军陆战队队员中 15 人阵亡，3 人被红色高棉处决，另有一架美军CH-53 直升机在泰国因机械故障坠毁，机上 23 名军人全数死亡，因此这次事件中美共计死亡41人】

        在这两个事件中，目标追寻行为与营救船只和船员相关。“普韦在洛”号事件中，系统反应存在着明显滞后，正如多伊奇指出的一样，随着滞后加剧，到达目标(即营救船只) 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在“马亚克斯”号事件中，增益一系统反应强度比率和信息 (俘获的事实)一与环增相吻合。由于敌对状况基本上仅限于在船只和船员被扣押的地区，因此系统反应引导合适与否还不能确定。

        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步骤与前面提过的演习和模拟的步骤相同，

(1)界定问题，

(2)确定相关因素和因果关系;

(3) 用可操作的符号形式(如数学模型) 表示各因素及其关系;

(4) 根据经验或者专家的判断取得变量的值，

(5) 将模型的输出值与现实对应物进行比较，相应地校正模型。

        尽管对动力模型的步骤进行了简要说明，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会比较困难。描述封闭的硬件系统模型，如工业控制和调节系统，或者某些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相对比较容易，但要确定一个经济系统或者社会系统的界限就比较难了。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预期价值同所有模型一样，依赖于模型的有效性和模型中数值的正确性。除了其预期价值外，另一个收获是模型创建者对所分析的系统获得了更透彻的理解。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改进过程，从最高级的概括开始，由上而下根据获得的数据逐渐细化 (和复杂化)。在此过程中，模型得到改进和校正，直到其输出值与现实对应物关联起来。系统动力学模型属于系统分析方法的一种，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重点是系统中的调节和控制机制。

十三、小 结

• 预测质量是待预测现象的性质和关于该现象的基本假定的函数。

• 预测质量同样是模型有效性和模型中显示的假定有效性的函数。

• 有些所谓的预测法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深入理解系统或组织行为，这可能比预测法提供的预测结果更有价值。

• 下面列出了在前两章和本书其他地方出现过的多种方法，以及正在或可以应用该方法的战略情报组成部分，但没有显示该方法在各组成部分中使用的程度。显然，一些方法与某种组成部分的相关性更高。同时，该表也说明了，这些方法的目的是预测性的还是描述性的，以及这些方法所在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