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独行者：曼德尔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命运

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像俄罗斯那样具有鲜明的伦理意义上的美学特点和美学诉求上的道德效果。将普遍意义上的人的概念具体到公民、诗人、知识分子、同时代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这正是俄罗斯诗人和作家所共享的在道德诉求和美学表达中彰显人的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兼具道德力量和哲学深度的文学诉求“人是一个谜”“发现人身上的人”；

涅克拉索夫认为公民的含义大于诗人并包括诗人“在俄国，你首先是一位公民，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托尔斯泰主义中蕴蓄着宗教意义上的普世情怀和人文诉求——“勿以暴力抗恶”“道德的自我完善”“博爱”；

契诃夫致力于借助文学的道德功能和美学力量一滴一滴挤掉人身上的奴性；

曼德尔施塔姆的话“我的头脑是犹太民族的，但我的诗歌却是俄罗斯的”，与其说在强调自己民族身份和文化诉求上的分裂性，倒不如说在强调犹太性和俄罗斯性双方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前提下实现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

沃洛申的论断“在俄国，诗人总是大于诗人”，揭示了诗人不仅是艺术美学的创造者，也是道德净化和社会正义的保卫者；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自身的气质和伦理态度均由其美学观所定义。

他对人和时代（时常以自我和世纪的称谓出现）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关注、思考与写作，几乎贯穿了他略显短暂（自然生命）而又相当厚重（诗歌精神）的整个人生。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换：西班牙裔犹太人后裔——生于波兰华沙——随家人移民并终生定居到俄罗斯。识文断字不久，他便开始沉醉于俄罗斯文化和世界文学的海洋之中，他一直坚持用俄语进行文学创作，并致力于发掘和革新俄语、俄国诗歌和文化的独特性和陌异性。作为一个用俄语写作并立志成为普希金式的俄罗斯诗人，他遭遇了类似于普希金那种被掌权者全面监视和屡被流放的命运，但其命运却比普希金更悲惨，普希金尚且可以在大地上留下一块可被后世悼念和瞻仰的墓地，而他却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时刻被一场人为导致的伤寒流行病夺去了生命，继而与一群死难者被冷酷地埋葬在无名之地（在消失多年后死因才被世人获知）。

作为一个长期不被官方文化所宽容和接纳的犹太民族的一员，他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与自身的犹太性进行对话（回避和抗拒式对话→被迫面对和反思→主动理解和接纳）。对他而言，犹太性不仅意味着血统和族裔，而且还蕴含着一种颇具兼容性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内涵：正是犹太性赋予了他一种审查和反思自我与时代以及二者关系的独特眼光和批判立场，使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既与时代格格不入，又对时代洞若观火；既没有完全融入时代，又无法彻底摆脱时代；既对理想的乌托邦充满希冀，又不对时代的重负弃之不理）。

在他别样的自传《时代的喧嚣》中，他虽一笔带过了当时的人们对“德雷福斯案”的热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此案并无个人看法。相反，他的看法在他的政论文或讨伐当时浮夸和污浊的文学风气的战斗檄文《第四散文》以及一系列关于犹太人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德雷福斯分别化身为不被俄罗斯文化所平视和接纳的弱势族裔，如“中国人”“蒙古人”“鞑靼人”“茨冈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犹大-犹太人”……他的《你瘦削的双肩应被鞭子抽得通红》一诗更是对1930年代犹太民族、俄罗斯诗人命运和时代重负的承担：“你瘦削的双肩该被鞭子抽得通红，/抽得通红，并在坚硬如冰的寒冷中透露出明亮的光辉。/你稚嫩的双手应举起熨斗，/举起熨斗，给绳子打结。/你敏感的双脚应踩在碎玻璃上，/走在碎玻璃上，穿过血迹斑斑的沙漠。/而我当像一只黑蜡烛，为你燃烧，/像一直不敢祷告的黑蜡烛，为你燃烧。”，该诗中的黑蜡烛是与犹太民族有关的典型文化意象，喻指着凶兆、苦难和灾祸。

他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和“赤裸之人”（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又无须承担罪责），是茨维塔耶娃的那句“所有的诗人都是犹太人”（策兰、布罗茨基和娜杰日达对此深表赞同）中的“诗人-犹太人”——这二合一的身份既有民族意义上的居无定所性和无根漂泊性又有诗学意义上的反其道而行之和反其意而用之——无处是家和无家可归的反向理解是，能时刻被家的氛围所环绕，因此能获得处处为家的归属感，所见、所在和所到之处皆是家园，他的勇于承担尘世重负和见证生命意义的众多诗歌（《你仍活着，并不孤单》《无需比较：活下来的人本身便是胜者》《我把那常青的东方留在眼中》《我不得不活着，虽说我已死过两次》）也印证了他的对话诗学是在绝境中寻求希望和拯救的乐观诗学：“我并未被劫掠成盲人，也没感到穷途末路。/只不过，只不过被扔在一旁而已。/当我把琴弦调得像伊戈尔的歌声似的紧，/当我恢复了呼吸，你就能从我的口中，听到大地的歌唱，/它是我最后的武器。/一大片一无所获的潮湿的黑土地。”

他既从现实中的被迫害和被诬陷事件中寻得与自己身份认同的相关例证（普希金之死——表面上被法国情敌丹特斯在决斗中刺死，实则死于沙皇与诗人/政治与诗歌之间的激烈冲突；法国的谢尼耶兄弟——两兄弟分别倾心于文学艺术和政治革命，二人命运截然相反，醉心于文学事业的人保持了善始善终，而在革命情绪之下绞死文学的人反被雅各宾党所处死；斯大林高压政治语境下产生的如鹦鹉学舌的听命文人；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乱象——饿殍遍地、黑市横行、住房紧张和告密揭发；从事毛皮生意的犹太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便是毛皮商人；他自己所理解并认同的不被外人所理解的弱势民族如中国人、蒙古人、鞑靼人、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和乌兹别克人；他本人在1920年代遭遇的文学翻译诬陷案几乎摧毁了他的生存意志和文学事业），又从文学作品中搜罗与与自己的不幸境遇相似的人物原型（果戈里《外套》中被偷走外套的悲惨小人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

他对“外套”这一意象的高频提出，引发了笔者对他自身身份认同的相关思考，外套/皮袄意味着一种合法或公认的身份，就像官方授权和颁发的通行证，有了它可以自由活动，而缺了它则立刻变得举步维艰和寸步难行。从表面上看，一个诗人没有了外套/皮袄，是丧失了御寒和遮羞的衣物，但深层指向的却是他被剥夺了的社会角色（被驱逐出社会常态的异类，被禁言或禁足的公民/知识分子）、被夺去的职业行当（诗人、译者和翻译家的身份被取消，并且被禁止发表作品）、被抹杀的文化身份（崇尚古典文化被诠释为复古主义、顽固守旧与不合时宜，赞赏西欧文化被斥责为西化分子派来的奸细）和被贬斥和驱逐的种族出身（犹太血统总是被恶意曲解为背信弃义的犹大和利益熏心的犹太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卡夫卡无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同时代人，他们的作品（前者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美国》《诉讼》和《城堡》和后者中后期的多数诗歌（尤其是《无名战士之诗》）、书信、散文和小说《埃及邮票》）都或多或少预言、经历乃至证实了20世纪所经历的一系列在灾难和恐怖事件（外套的丢失——具体指个体的身份失落和寻觅的徒劳、精神统一体的轰然崩塌引发的苏德新式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暴行和犯罪，批量物化的无辜之人的流放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