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钟嵘以“直寻”为核心的文学思想
一、
《诗品》和《文心雕龙》被后世学者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前者是“思深而意远”，后者是“体大而虑周”。
《诗品》之前，所论皆是广义文学。而《诗品》所论则是狭义的纯文学——诗歌。是后世诗话、词话的开山鼻祖。
二、钟嵘，字钟伟，颍川长社人。出身贫寒，位末名卑。
《诗品》之作的主要愿意，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钟嵘在《诗品序》中尖锐批评了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
内容概述：感情论、自然论、风骨论、滋味论。
三、感情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文艺作品是作者主体心灵、也就是作者感情活动的外在表现。所谓“性情”，是指以感情活动为主的全部心灵活动，而造成“性情摇荡”的原因，是外界事物对诗人的感发和触动。
钟嵘的感情论，特别强调要抒发“怨”情。钟嵘所强调的“怨”，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进步传统，主张对现实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朽表示不满和愤激，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
钟嵘指出，诗歌不仅是人们内在情感的宣泄，而且也是医治人的精神苦闷，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的良药。由此可见，钟嵘的感情论既摆脱了儒家经学教条的束缚，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病。
四、自然论：诗歌的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
钟嵘在诗歌内容上主张自由抒情，在诗歌的表现上必然会要求有清新流畅的自然之美，而反对种种妨碍感情表达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重视艺术上的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
钟嵘主张自然，但又不否定人为的努力，对“巧似”也不全部否定。不过他认为“巧似”不应该影响自然，而要把“巧似”和自然统一起来，经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出神入化、天衣无缝的高度艺术美，把自然作为衡量艺术美的基本原则。
钟嵘这种强调自然之美的理想，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当时创作中追求堆砌典故和讲求苛繁声律的弊病的批评。钟嵘指出，产生堆砌典故之弊的原因，是混淆了文学艺术和一般非艺术文章的区别。诗歌是以“吟咏情性”为天职的，只要即景会心，直接描绘出激起诗情的景物或事情，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钟嵘的“直寻”说强调了直觉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排斥理性的参与，然而必须以直接可感的形象为主体，使之作用于接受者的感官，进而感染、震撼其心灵。形象的直觉性可以使诗歌具有“自然英旨”，即没有雕琢痕迹的自然之美。以“直寻”为中心的“自然英旨”论，对后代诗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嵘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派理论，主张应以“清浊通流，口吻调利”为标准，提倡自然的声律美，使之不影响感情的自然表达。
五、风骨论：以怨愤为主要内容
钟嵘把“建安风力”作为五言诗应该达到的美学标准，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钟嵘所赞美的“风力”“骨气”，与刘勰提倡的“风骨”一样，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的歌颂。钟嵘特别重视以“怨愤”作为体现“风力”“骨气”的重要内容。
六、滋味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
钟嵘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歌评论家。
钟嵘把“味”的地位提的很高，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最好的诗必然是“滋味”浓厚深远之作。钟嵘把“滋味”作为衡量作品的重要尺度，使之成为一个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
钟嵘认为，“滋味”的来源在于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这和如何运用赋、比、兴的方法来写作有关。钟嵘认为必须综合运用兴、比、赋三种创作方法，不能只偏于一种。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兴”是突出地表现了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的。他将“兴”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将“比”解释为“因物喻志”，将“赋”解释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滋味无穷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