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学派 第二章 现代科学哲学的三个学派
钱学森学派
——一个科学技术体系学在东方崛起
徐德明 余薇薇 蒋惠琴 编著
第二章 现代科学哲学的三个学派
在具体介绍钱学森学派崛起之前，有必要对科学哲学领域里已经形成的流派作一简介，以作比较。科学哲学，从广义上来讲，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研究。
19世纪末，科学哲学形成与发展起来，相继涌现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科学哲学学派。
一、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经验证实”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人们往往把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当做同义语，但是严格说来，无论是在词义上还是所指的哲学组织的广度上两者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后来也强调了这种差别。逻辑实证主义最初由布鲁姆伯格和费格尔用来指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主张的，这个名称充分体现了实证传统和逻辑传统的结合。
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的维也纳，人们又称其为“维也纳学派”，主要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维也纳的科学哲学研究小组，它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史上第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同属马赫主义的后裔，是实证主义第三代。将实证主义哲学与数理逻辑和数学化的现代物理学相“结合”是它的主要特征。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以来的主观经验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其形式为语言逻辑分析，它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同主观经验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数理逻辑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发展的一门重要学科，它和数学、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基础理论之一。它用符号和数学方法处理和研究演绎法，比传统的逻辑更加形式化，因而也更为严格和精确。但它研究的毕竟是人的逻辑形式，而不能作为一种根本的哲学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
可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却把它作为一种真正可靠的方法，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逻辑问题，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他们不仅把数理逻辑作为一种分析的技术，还认为数理逻辑的成果使人们认清了逻辑的本质，即它们是纯粹形式的，而这就意味着承认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命题形式。
石里克说：“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形式才成为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任何科学都是把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同时，又都是由有意义的命题组成的，无意义的话不能作为科学知识。因此，确定命题的意义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由于具有这种结合的特征，逻辑实证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取代实用主义的地位，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等国家逐渐盛行起来。它的中心地位也由欧洲大陆移至美国，并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合流。它对西方思想界，特别是自然科学界有重大影响。
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是这个学派的先驱，德国著名哲学家石里克是其创始人，其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卡尔纳普、艾耶尔、赖欣巴哈、亨普尔等。
石里克创建这个学派的重大贡献之一是清楚地表述了来自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思想的意义标准。他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
石里克哲学不仅为逻辑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后来某些思想提供了发展的萌芽。
（一）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对经验的主张体现在意义证实原则上，认为只有原则上可给予经验证实或分析的命题才是真实有意义的，其他一切命题都是空洞无意义的。譬如，“此山海拔三千米”这一命题可给予经验证实，因而是有意义的；而“善是道德的最高理念”或“宇宙是无限的”这类命题无法给予经验证实，因而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
所谓分析命题，是指命题的谓项已经包涵在主项里，或没有超出主项范围，可从主项经过分析得出，因此分析命题具有观念上的真理性。“单身汉就是未结婚的男子”、“2＋3＝5”这类命题的主项已经包涵谓项，因此是分析性命题，永远是真的。
逻辑实证主义实际上把一切知识皆还原为可观察的经验，因而，一切未能受到可观察经验验证的其他知识都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经验论者培根和休谟。
培根主张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在方法论问题上，他主张经验归纳法；
休谟则从概率的角度对因果观点提出了透彻的分析、质疑和批判。
对此，赖欣巴哈说：“经验论在培根身上找到了它的先知，在洛克身上找到了它的公众领袖，在休谟身上找到了它的批判者。”除此之外，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
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原则，实证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确实性”或“实证性”，因而被称为“实证科学”。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和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经验论与实证主义，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学说。
1、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经验证实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最根本的原则是“经验证实”原则。
这个原则认为：知识必须依据经验，任何命题只有表述经验，即只有能被经验证实的才有意义。石里克说：“一个命题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说明其意义：它通过一种实验可以鉴别或断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它是空洞无意义的。”比如，命题“这朵玫瑰花是香的”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可以通过“嗅一嗅”来鉴别真伪的。
证实原则从一开始提出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也就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正。卡尔纳普提出了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的概念，但是逻辑命题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间接证实无法达到绝对的客观。
在波普尔的批判下，卡尔纳普提出用“可检验性”来代替“可证实性”，即可能事实上无法被验证，但“原则上可以被检验”。之后艾耶尔提出了“弱证实”，即不完全证实。后来，赖欣巴赫又提出概率意义说，用概率来解决归纳问题。
2、科学的本质——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对科学进行逻辑句法分析。
那么，什么是科学呢？他们认为，科学是表述经验事实的，因此，一切科学都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的任务是，对观察和实验中所获得的经验事实作逻辑系统化和简明化的表述。因此，科学是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它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命题——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组成的，这两类命题形成两类真理——经验真理和逻辑真理。
经验真理，是根据经验证实原则已被经验证实的经验命题或事实命题；
逻辑真理，是指符合逻辑句法规则的逻辑陈述，它们并不表述经验事实，只表述经验符号之间的逻辑句法关系。因此，只要符合逻辑句法的命题就是真的。
3、科学是或然的假设，科学理论、原理和定律只是相对真理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科学的理论、原理和定律都是假设。
这是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归纳的经验真理，而归纳真理都不是必然真理，而只是或然真理或假设。例如，牛顿力学是对天上运动和地下运动的经验现象的归纳，所以它是或然真理，它对于未来来说都不是绝对确定的，只是一种可能的假设。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由于一切科学理论、原理和定律都是或然性的假设，它们对于未来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因而，它们都是相对真理。例如，几百年来人们都认为牛顿力学是真理，但是近几十年来却有人发现它错了，取而代之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真理性也是相对的，它有可能在十几年或几十年后被其他理论所代替。
4、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一个累积性的过程
培根的归纳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归纳的结果。
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了他这一观点的同时，把简单的归纳转变为“经过逻辑推理，且有较高的经验证实概率依据”，也就是把科学知识的增长看做是经过逻辑推理和经验证实的科学理论的积累，是一个直线式的积累过程。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自然科学从可观察的经验出发，通过中立的观察、实验，并经过逻辑推导，排除了任何人为的主观因素，获得的科学知识是与自然的本来面目相一致的，是客观真实的。因此，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严格的客观性、逻辑操作性、经验可证实性。
从这种科学观出发，实证主义主张，一切知识应该像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受到经验的证实，包括科学术语在内的一切，只有严格地按照感官观察定义才具有合法性，只有可经验证实或分析的命题才真实有意义。
（三）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据经验主义的原则和数理逻辑的方法，提出了一套对哲学的看法，并自认为是“哲学上的伟大转变”。他们对哲学的看法有否定和肯定两个方面：
否定的方面是说，哲学不应当像过去传统哲学那样成为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不应去发现世界的本质或宇宙的真理，这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
肯定的方面是说，哲学应当是对各门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一种分析活动或分析方法。
1、排斥“形而上学”
逻辑实证主义在坚持经验证实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排斥“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是无法用经验和逻辑证实的，属于非科学。
例如“经验之外是否有存在”、“物质与精神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等传统的哲学命题，由于它们的内容超出经验之外，无法用经验来判定真伪，因此，那便是没有意义的假命题。
拒斥“形而上学”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统。作为新实证主义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基础之上，首次把“形而上学”问题看做是语言问题，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是人类理性的局限，而是因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就没有认识意义。
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一种“哲学上的过分的进取心”，这种进取心企图说出世界的本质，企图找出宇宙的目的，企图达到日常世界对岸的超感觉的世界。他们认为哲学去做这样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只能引起无休无止的争论。哲学应该放弃这种进取心，哲学的任务不是去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或决定哲学命题的真理，而是去澄清这些问题和命题的意义，因此哲学不应去堆积一系列哲学命题，而应更好地理解命题的意义，他们意在指出“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
石里克说：“哲学专门的任务是确定和澄清问题的意义。哲学在其过去大部分历史上是一片混乱，造成这种不幸局面的原因在于：首先，它在小心地检查一些表述是否真正有意义之前就把它们当做真实的命题；其次，它相信对这些命题的回答能够借助于跟具体的各门科学的方法有所不同的特有的哲学的方法。”
对于什么是“形而上学”，卡尔纳普的回答是：“我将把所有那样一些命题叫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述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述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述了自在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知识。”
艾耶尔也把“形而上学”定义为一种对实在的本性的探索。他认“形而上学”主要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即哲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超越科学界和常识之外的“实在”的知识。
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一切关于世界本质的命题，一切关于超验的实在的知识，都是“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之所以拒斥“形而上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命题断了和经验世界的联系，所以在经验上、理论上，即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意义”一词总是从“认识性的意义”这个观点上来理解的。据此，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一些无意义的伪命题。所以卡尔纳普说：“我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些命题，我们是拒斥这整个问题”。
2、哲学的唯一任务是逻辑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纲领就是要拒斥形而上学，所以他们将“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排除于哲学领域之外。他们认为伦理学的命题同“形而上学”的命题一样，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伦理学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心理学是经验学，所以它也不在哲学领域之内。而认识论则是心理学和逻辑学的综合体，由于心理学不属于哲学领域之内，所以他们只研究认识论中的逻辑部分。
在“形而上学”、伦理学、心理学以及认识论中的心理学部分都被排除之外的哲学的研究对象便只剩下了逻辑，这样，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哲学的唯一任务也就是从事逻辑分析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逻辑分析的观点，渊源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罗素早已提出可以把一切真正的哲学问题归结为逻辑问题，并且对逻辑分析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维特根斯坦也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清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继承了这种观点，强调哲学不是知识的体系，即不研究对于世界的认识，而是一个活动的体系，即从事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
所谓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们最初指分析语言的逻辑句。他们认为，传统的哲学要被科学的逻辑所代替，也就是被对于科学上的概念语句的逻辑分析所代替，因为科学的逻辑无非就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
所谓语言的逻辑句法，指的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形式理论，它研究语言中的规定义等，并不涉及词或语句的意义，而仅仅研究语言由以组成的那些符号种类和顺序。这种形式理论包括两条基本规则：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则。
形成规则规定什么样的语句可以被看做是适当的语句；
变形规则规定对那些经过形成规则鉴定的语句又可以进行怎样的演绎。
因此，逻辑句法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要对什么是适当的语句作出鉴定；
二是要详细说明如何从适当的语句中得出它们的逻辑结论。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们认识到在语言的逻辑分析中，不能限于句法分析，还需要补充语义分析，于是语义学研究便成为他们后期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把语义学分为描述的语义学和纯粹的语义学：
前者描述和分析某种或多种历史形成的语言的语义学特征，它属于经验科学；
后者完全是分析，不具有事实内容，它是对语义系统本身进行构造和分析。
他们认为借助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就能清除哲学混乱，使长期争论的哲学问题得到解决。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理论科学，而是分析科学基本命题的一种方法；哲学不是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所以哲学不是与科学并存的一种学问，而只是一种方法。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说明科学理论问题，但是哲学解决不了任何的科学理论问题。
石里克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那么，哲学是什么呢？它虽然不是一门科学，却仍然是很有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哲学是确定或发现命题的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总之，哲学就是说明科学基本命题的意义的一种方法。哲学要能说明科学基本命题的意义就必须用逻辑分析方法。
洪谦指出：“所谓哲学的方法是逻辑的分析方法。”传统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由于语言的误用或心理状态的训导产生的文法上或概念上的错误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样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能够通过逻辑分析方法而得到真正解决的。
3、关于“证实原则”和“物理主义”
（1）证实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一切科学命题的真假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基本命题（原子命题）的真假，而基本命题的真假只能由经验来证实。这意味着一切科学命题的真假最后取决于经验证实，经验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据此，他们提出了所谓的证实原则，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能否成为一个科学命题，要看能否用经验证实它的真假。
在怎样证实的问题上，他们提出了各种办法，可分为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两种：
直接证实是将命题与当下的经验比较；
间接证实是通过证实从待证命题中推演出来的命题以及“其他已被证实的命题”来证实，即通过演绎法来证实。
其实，所谓的间接证实中所用的“其他已被证实的命题”正是前人或他人直接证实的结果，因此，间接证实最后仍可归为直接的经验证实。
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对一切科学理论进行验证，反对脱离实际的纯粹思辨，这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它片面夸大了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将经验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和标准。而且，他们对经验的理解也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经验”是非心、非物的，即中立的东西，而中立的“经验”不是别的什么，仅仅是“给予”而已。至于“给予”是什么，他们进行了长期的争论。
例如，石里克把“给予”看做是直接接触到的关于事物性质和关系的单纯感性材料，它们是观察者自生的；卡尔纳普则把“给予”看做是语言的句法和逻辑结构中的符号（按其“容忍原则”，逻辑和语言的系统是学者们任意选定、约定的结果）。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和检验标准的经验，不是对客观对象的主观反映，而是脱离客观基础的主观体验。
（2）物理主义。
为了解决证实原则所遇到的困难，卡尔纳普等人又提出了物理主义的观点。物理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由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提出的，其基础是物理语言。他们认为，作为各门科学之基础的不是由个人经验证实的原子命题，而是由一切人、一切科学都相通的物理语言来表达的命题。
物理语言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语言，是包含所有科学语育的普遍语言，一切其他科学的语言都可以在保存其原意的条件下翻译成物理语言，其他科学的命题都可以转化成相应的物理命题。而且，既然物理语言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语言，那么一切科学就可以在物理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系统。
卡尔纳普等人究竟是怎样解释物理语言的呢？他们宣称物理主义的观察对象是物理事件，物理语言是关于物理事件所用的语言，其特点在于它所表达的是有时空坐标系的、可观察的物理事件。它之所以成为一切科学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一切科学中的事件都可以翻译成这种物理事件，关于它们的命题可以归结为对这些物理事件的时空描述。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用物理语言解答问题的呢？他们的诀窍是把所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句法问题，解答问题就成了句法分析。如在命题的检验上，他们认为不必把命题与经验比较，只要与现存的句子系统作比较即可，可以纳入系统的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所谓现存的句子系统，就是物理主义所要建立的人工语言系统，它是可以随意选定和约定的。
（四）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观的积极因素与局限性
1、从哲学的性质问题上看
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的性质问题上，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这种哲学观所强调的是哲学科学的密切联系，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把哲学的任务仅仅局限于逻辑分析，把哲学仅仅看成是一种分析活动，又是非常错误的。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如果把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逻辑分析，就否定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也否定了哲学是一门科学，具有一定的理论形式，从而，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本身。
2、从哲学的对象上看
逻辑实证主义在对哲学的研究对象看法上，认为哲学应该研究我们关于感觉的陈述，关于物理对象的陈述之间的关系，它的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使两种陈述达到一致。可见，他们是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是由于误用了语言造成的结果，而一切哲学和科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问题。因此，无论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还是为了澄清有意义的命题，都必须把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
诚然，逻辑实证主义采用的语言是物理主义语言，用物理主义语言来表述一切科学命题既可以达到解决科学命题的意义、标准问题知识的基础问题，又可以解决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而达到不同科学间的统一。但是，这种还原思想无法解释普遍的科学命题的真理性，最终仍不能摆脱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
实际上，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的语言都不能充当统一的科学的语言，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特殊的运动方式，它们之间是多样性的统一，不可能完全归为某一种具体的运动形式。如果要将它们归结为一种具体形式，就势必会抹杀多样性，从而取消了各门特殊的科学。所以物理主义仅仅是美好的愿望，却不是行得通的现实办法。
此外，他们从事的逻辑分析，无论是对句法的分析或者对语义的分析，本质上都是从静态的和纯粹形式的方面研究语言，而没有从动态、发展的方面进行研究，特别是没有把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密切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如果完全撇开语言的内容只研究语言的形式，就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
3、从哲学研究方法上看
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研究方法上主张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中心的方法论。这种方法抛弃了传统经验论的心理分析，而采用了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逻辑分析方法。它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使我们在分析和澄清命题的意义时，不必考虑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客观地表述命题的意义和真假，使这一命题对使用者都能作出相同的理解，这就避免了心理分析带来的混淆。
应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积极的、科学的逻辑研究方法，但是，它把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不仅看成是哲学研究的方法，而且当做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这就犯了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错误。
二、批判理性主义
20世纪40年代，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的一些学者对它的基本原则提出批判，从而形成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后来研究者又将其称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对哲学界和自然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奥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 fic Discovery）一书是科学哲学领域中的重要著作，德文原版于1934年首次出版，该书是关于认识论方面的著作，主要讨论了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划界和归纳问题。核心部分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认为“可证伪原则”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在英文版序言中波普尔指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以前是，现在仍然是知识增长的问题，而研究知识的增长的最好方法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最后，他得出结论：科学发现没有逻辑，是非理性的，科学发现就是不断地猜想与反驳。
波普尔是理性主义的坦率的拥护者，他将理性等同于批判的态度，并将这种批判精神贯穿于科学哲学思想的始终。他指出，没有所谓的科学方法，只有试验和试错的方法，夸大科学的权威性是错误的，人们尽可能把科学的历史看做发现理论，摒弃错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不要去证实我们是对的，要去发现我们是如何出错的。他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全部哲学：“我可能错，你可能对，结果是我们都更加接近了真理。”
波普尔主张对理论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他把“猜测与反驳”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没有规律，因此社会的未来不可预测，而且，历史学不是一门理论科学，其理论假设完全是有选择地取自其他学科，它自身不能独创关于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
波普尔在本体论的研究中，认为宇宙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突现的进化过程，并把宇宙的进化分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三大层次，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
（一）批判理性主义的产生背景
1、批判哲学和唯理主义的传统
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研究了古希腊的哲学体系。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就有着批判的哲学传统：
伊奥尼亚学派首先提出批判的态度；
苏格拉底认为通过批判讨论来探求真理是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阿那克西曼德的批判辩证理论提出，作为寻求真理的途径而言对他的帮助远比观察经验或类比大。
波普尔认为这一切都归功于批判讨论的态度，他将“批判精神”和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所立法”的唯理主义传统相结合，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学说。
2、家庭背景的影响
1902年，波普尔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且有教养的家庭。他曾经说：“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熏陶下成长的。”家庭的人文环境造就了他超常的智慧和勇气，独特的思维和兴趣为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其成长过程中，一位木工师傅使他“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人所追求的任何智慧是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在波普尔的自传中，他多次提到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朋友和老师，这也表现了他谦逊的求知态度。
3、爱因斯坦科学思想的影响
现代自然科学处于GM的时期，也是重大发现频出的时期，此时，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尔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观点和“猜想——反驳”方法论就是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论。1919年，受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影响，波普尔开始认识到科学的态度和批判的态度。
“爱因斯坦的研究活动只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过去的理论皆有待核实，就连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学说亦是如此。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研究活动一上来就赞同让自己的假说经受经验的检验，并告知说，只要有一次否定性的观察结果，就足以推翻假说的陈述。”爱因斯坦认为任何科学都只是一种假说，都要经受检验，并且只要一出现相反的结果，该假说就是可以推翻的。波普尔十分赞同爱因斯坦的这个观点。
爱因斯坦使波普尔明确地感受到“推翻”或“反驳”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这正是“批判”的意义所在。波普尔完全接受爱因斯坦一再重复的论点，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逻辑的道路。他曾强调指出爱因斯坦对他思想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我甚至可以说，我所做的工作主要就是使暗含在爱因斯坦工作中的某些论点明确化。”因此，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出现，影响了波普尔对唯理论的演绎方法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归纳方法论的批判，促进了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产生。
4、达尔文思想的影响
此外，波普尔还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使其批判理性主义具有了进化论方面的色彩。“波普尔看来，“试错”的过程是科学发现的原则本身，这种过程在知识层面上会重现适应过程、生存过程和消失过程，这些过程统辖着有生命的物种进化。”
按照波普尔的看法，证伪主义实际上是像自然界那样在不断地淘汰不能适应的物种，不断地排除错误，从而有可能更加接近科学或“真理”。由此可以看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一种动态的“证伪”过程，科学或真理需要不断地面对被证伪的挑战。
5、马克思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学派的影响
马克思的思想对波普尔的影响比较大。批判理性主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批判各种形态的历史主义。可以说，波普尔是在与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对话的过程中发展了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一种左翼“宿命论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将其历史预言建立在最终发现一种历史发展法则的历史解释上。如果这种解释再加上波普尔所谓的“乌托邦社会工程”，即大规模地从整体上重建社会，或是GM以推翻既有的传统社会，并且事先理性地为全社会制订计划，那么，如此就会产生极权主义。苏联所存在的“古拉格群岛”就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波普尔的观点。
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划界问题的标准和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逻辑经验主义者，是从证实的角度考虑科学的目的是求真的过程。
批判理性主义者，是从证伪的角度考虑科学不断逼近真理。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是归纳的真理观：主张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归纳“证实”或者“确实”获得真理，科学是一个不断使理论符合于经验事实的求真过程。
批判理性主义的领军人物波普尔坚持的是否证的真理观：主张通过严格的批判和反驳来提高一个理论的可检验性，从而逼近真理。
（二）批判理性主义的主要内容
科学究竟能否被经验证实，这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剧烈的争论。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是无法真正被证实的，这与他的反归纳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波普尔认为归纳只能告诉人们过去，而不能告知人们未来。这是因为：过去重复既不能保证未来必然重复，也不能保证今后或然重复。
从数学观点看，无论过去的重复次数有多少，都只是一个有限数，而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无限数之比，其所得的概率只能是零。
总之，波普尔认为归纳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它既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必然性知识，也不能给人们以未来的或然性知识。由于归纳方法的不可靠，基于经验的可靠性基础之上的经验证实原则也就不可靠了。从对证实原则的批判开始，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证伪原则。
1、科学的划界问题
分界问题是波普尔学术生涯的起点。波普尔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到：一种理论什么时候才可以被称为科学？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质或者科学地位有没有标准？分界即指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分界问题解决的是科学与非科学区分的标准。
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他指出：找到一个标准，使人们能够区分经验科学为一方，而数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称为划界问题。波普尔关于科学分界的思想是针对逻辑经验主义以及传统的证实观点提出的，实证主义的目的是区分科学和“形而上学”，并且把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从科学中驱除出去。
逻辑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作静态的分析。他们认为，科学的特征在于它的经验基础，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概括归纳出来的；伪科学或“形而上学”则是思辨的、非经验的。因此，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是经验证实，即凡是被经验证实的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
波普尔关于科学界限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证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进行再思考的结果。波普尔提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由此提出证伪的科学分界标准。波普尔所要区别的不仅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限，而且更是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
波普尔指出可证实性不能保证从观察陈述到科学定律和理论的可推演性，而且常常把一些很难在逻辑上归纳为单称经验陈述的卓越理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却把一些假科学容纳进来。所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主张放弃证实概率，以提高科学内容作为科学的目的。一个科学理论的内容越丰富，它被证实的概率就越小，被证伪的可能性就越大，接受的检验就越严峻，对世界的说明就越深刻、越全面，因而也就越接近真理。
波普尔认为，一个理论在事实上或逻辑上有可能证伪，即具有否证性，那它就是科学。反之，就是非科学。按照常识，科学总是追求最可靠的知识，即概率最大的知识。但过于追求这一点就无异于追求“1＋1＝2”，一切桌子都是桌子之类的陈词滥调。
但科学必须向着信息量越来越大、概率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否则科学只能退化。像“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单身汉是未结婚的男人”这样的命题、数学、“形而上学”等都不是可否证的，都不是科学。那么，怎么判断科学的可否证度呢？波普尔提出了两个标准：
其一，一个理论的普遍性程度高，提供的信息量大，它的可否证性程度越高，反之就低。
例如，“所有天体的运行轨道是环状的”和“所有行星的运行轨道是环状的”两个命题相比较，前一个命题比后一个普遍性程度高，提供的信息量大，只要发现一个天体，不管是恒星、行星还是星云，其轨道不是环状的，它就被否证了，而第二个命题只涉及行星。
其二，一个陈述的精确性越高，则可否证性程度越高；反之，一个陈述的模糊度越大，则可否证性程度越低。
“所有天体的运行轨道是环状的”和“所有天体的运行轨道是椭圆的”两个命题，后一个命题比前一个要精确，因而可否证性程度就越高。
波普尔反对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而构造了一个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这个模式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科学看作永无止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他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一般经历如下四个步骤：
（1）科学开始于问题。因为科学理论是一种对自然界或认识对象的普遍性猜测，而猜测总是从问题开始的；
（2）科学家针对问题提出一种大胆的猜测和假设——科学理论；
（3）在各种理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和批判，并接受观察和试验的检验，筛选出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
（4）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否证，又出现新的问题。
以上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不断前进。他用公式把这个过程表示为：P1—TT—EE—P2……
这里“P1”表示各种问题，“TT”为各种理论，“EE”表示反驳清除错误，“P2”表示新的问题。
波普尔把这个图式称为“四段图式”。科学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提出尝试性猜想，并不断清除其中的错误而得以实现的。所以他认为，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尝试与清除错误的方法，通过否定来达到肯定，简称试错法。
同时，他还说明这种方法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提出足够的理论；
（2）各种理论都有丰富的内容；
（3）经受足够严格的检验。也就是“大胆尝试，严格检验”。
波普尔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试图从动态上描述科学发展的过程，总结科学发现的逻辑，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强调从错误中学习科学的批判精神。由此，把逻辑实证主义开创的科学方法论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使科学方法论研究增加了新的方面，更符合科学的实际。
2、归纳问题
对分界问题的思考引导波普尔进而思考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归纳问题。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他认为归纳推理是否证明为正确，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证明为正确，这被称为归纳问题。
波普尔考察了休谟对归纳问题的解决。休谟分别从逻辑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研究了归纳问题，他在逻辑学上否定了归纳，但在心理学中却承认了归纳。波普尔肯定了休谟在逻辑上的意见，但反对其在心理学上的归纳。
既而波普尔又研究了康德关于归纳问题的解释，他同意康德把归纳问题解释为先天观念，但不同意的是，康德认为先天观念是正确不容置疑的，而波普尔认为先天观念不一定是正确的。
波普尔认为不能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真理的问题，任何科学命题都无法用观察经验来证实。人们都认为科学知识来自于经验事实，其实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的都是个别知识，如“这朵花是红的”，“那片叶子是绿的”。用逻辑术语说，它们都是单称陈述，但任何一个科学原理或科学定律都不是单称陈述。
波普尔认为，不能从单称陈述中归纳出普遍陈述的理由主要是：有限不能证明无限，过去不能证明未来。如历史上归纳出“凡天鹅皆白”——普遍陈述，但当发现一只黑天鹅时，这个普遍陈述就被否定了。因为从空间上无法穷尽宇宙所有的天鹅，从时间上更不能穷尽将要出现的天鹅。因此，波普尔说，从逻辑的观点看，从对少数个别的陈述中，不能推论出一般陈述来，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有可能是错误的。
在归纳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面对哲学对他们提出的诘难，又重新给予了解释和补充：尽管归纳法不能推知未来知识的必然性，但却能推知未来知识的或然性。过去重复的经验越多，今后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归纳法虽然不是必然推理，却是概率推理。
波普尔针对或然性的解释反驳道，科学方法应该排除归纳法，归纳法既不能证明未来的必然性，也不能证明未来的或然性。从数学的观点看，过去观察的次数无论如何多，总是一个有限数，而未来是无限的，一个有限数与一个无限数的比所构成的概率，永远只能是零。
在归纳问题的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观察来自假说的观点。假说从何而来？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逻辑的道路。
假说来自爱因斯坦的“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柏格森的“非理性因素”、“创造的直觉”；
猜想来自问题，即科学发展过程中已有理论与新的经验或者新的理论之间的矛盾。
波普尔指出“科学依靠人的创造精神和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创造假说和排除错误而持续增长”。科学的逻辑总是这样的，它不是从经验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科学家面对问题，提出相互竞争的尽可能多的大胆猜测（理论），然后对此给予严格的检验，经受不住严格检验的理论被抛弃，经受住严格检验的理论就被确证并保留下来。
但被确证并不是证明其为真，理论是否为真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确证了的理论只是比其他与之竞争的理论较正确的理论，它具有潜在的可证伪性，需继续经受更严格的检验，而且总有一天它会被证伪，被比它更正确的理论所替代。这就是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
（三）波普尔“否证论”的精神意蕴
1、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是科学创造的动因和科学批判的前提。对传统“形而上学”科学观和两大科学迷信的质疑，使得波普尔深刻反思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的原则，得出了一切科学理论都可以被证伪这一结论。证实只是使理论符合于经验，而证伪就要求不断地否证旧理论，建立新理论。因此，否证本身就是理性的怀疑，就是科学动态发展模式图式中“猜想”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就是对科学创造性的张扬。
2、批判精神
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过程是竞争和选择的过程，各种猜想经过批判性讨论的竞争，由经验进行批判选择，少数幸存成为理论。科学就是不断否证、不断批判，就是在批判谬误中前进。科学要求批判精神，要取于批判权威。
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批判……是任何理智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还说：“在知识领域中没有不想批判开放的东西”，因此要敢于批判自己。同时，波尔还强调“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批判坚持某个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
3、向错误学习和敢于犯错的精神
波普尔的否证论摧毁了绝对无误论的统治，开辟了可错主义时代。他深刻剖析了真理和谬误的矛盾关系，指出任何理论都包含着可能的错误，科学就是在批判错误中发展的。因此，波普尔还要求科学地对待错误，敢于犯错，从错误中学习，在错误中成长。
知识如何成长，科学如何进步？知识成长和科学进步的主要机制是批判，这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贡献连许多反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家都不能否认。否证论的根本在于否证，而否证的本质在于否定，批判作为发展的机制也在于否定。
批判是实践经验对理论经验的批判，以及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相互批判。批判也被嵌入科学的本性之中，拒绝批判的科学就会蜕化为非科学、伪科学，甚至ZJ。
三、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认为科学是一个积累与飞跃进化与GM的历史进程，“范式”是科学成熟的标志，这个学派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的集大成者是美国物理学博士库恩，正是他提出了以“范式”为核心范畴的科学哲学理论
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三大学派，它们反映了人类对现代科学认识的不同阶段或不同侧面。正是在不同学派的批判讨论中，各个学派既呈现出各自的优点，也暴露出自己的缺点。但总体而言，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的演变反映了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们看到了科学发展变化的重要性，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强调。
历史主义既不像归纳主义那样，把科学只看成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也不像波普尔证伪主义那样，把科学仅仅看成是一个不断GM的过程，而是把科学看做一个进化与GM、积累和飞跃的不断发展过程。
（一）历史主义学派的崛起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曾围绕着科学发展是按照什么样的模式进行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以库恩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
历史主义应该说是19世纪下半叶假设主义的继承者和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的反叛者。历史主义继假设主义之后，极力反对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宣扬科学知识的主体性、可错性和非理性，从而把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推向极端。
由于其反对逻辑主义，坚持科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结合的方法论而被称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开辟了科学哲学之新领域。
历史主义学派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GM，当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特征已经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出现了各种新兴的边缘性学科、横贯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表现了自然科学的整体性。另外，自然科学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加强。
现代科学的这些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后也逐渐地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所觉察和承认，在科学哲学的发展上就表现为历史主义学派的雄起。弗莱克指出“在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已开始了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他犀利的笔锋直指逻辑实证主义大厦的根基，他在历史主义学派尚未兴起的岁月里已开始为历史主义学派摇旗呐喊”。
历史主义学派主要学术观点：
（1）反对把科学看做是若干孤立命题的逻辑结合，认为科学是由许多相互联系依存的命题、定律和原理所构成的统一整体；
（2）认为科学理论的提出不是通过经验事实的归纳，而依赖于灵感；
（3）主张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反对静态地研究科学问题，反对单凭人的认识来构造科学发展模式，认为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只有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寻找；
（4）反对将科学发展仅仅看成是量的积累，或仅仅是质的飞跃，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是量变和质变交替的模式。
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库恩，1922年7月18日生于美国辛辛那提城，1943年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9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学史家J.B.柯南特的引导下，研究科学家思想的发展史。
1948年，库恩取得哈佛学会初级会员资格，在一个为期三年的自由学习期间，他阅读法国著名科学史家A.柯依列、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等人的著作，这种多学科的丰饶土壤使他那颗探索科学知识增长规律的种子破土而出。
1962年，库恩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虽然学术界对他褒贬不一，但是在哲学、社会学乃至科学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二）库恩的范式与科学共同体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是以他的“范式”论为核心的。而“范式”在他那里又是一个较为模糊而多义的概念，库恩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切信念，大致来讲，由三个部分组成：
（1）科学概括（包括定律、理论等）、模型、范例部分；
（2）社会—心理部分，指各种对科学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因素，包括历史、经济、文化、民族传统和社会心理等，特别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和心理特征；
（3）形而上学部分，这是“范式”的核心，包括某些基本原则、科学信念、世界观等。
因此，范式是一个由科学理论要素和形而上学要素所组成的结构复杂的网络。库恩用“范式”理论去说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科学变化是从一种“范式”变为另一种“范式”的神秘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规则的支配，而是完全属于发现的（社会）心理学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已开始注意到了科学与其他知识（如社会心理）之间的联系。
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们既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标准的局限性，也看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经验证伪”标准的局限性，于是，历史主义学派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境，不得不另找科学的划界标准，库恩把“范式”作为科学的划界标准。他说：“一个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
这就意味着，“范式”是科学成熟的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在它尚未形成共同的“范式”之前并不是科学的，而当其一旦形成了统一的“范式”之后，它便由前科学时期进入了科学时期而成为科学。初看起来，这似乎真的避免了“经验证实”标准和“经验证伪”标准带来的麻烦，克服了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库恩的“范式”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麻烦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了。
因为，按库恩的说法，“范式”是科学家集团心理上所共有的信念。如此说来，库恩是把科学家的心理上的信念当成了科学的划界标准，是把客观的经验的标准换成了主观的信念的标准，这不是进步，反而是在倒退。
弗莱克对“思维集体”概念的阐述，对库恩的影响很大，特别是作为“思维集体”的直接对应物。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GM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并用它作为自己科学哲学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
具体地说，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指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结构的科学家，由于经历了相同的教育和业务的传授，吸收了相同的技术文献，因而具有共同的科学观点，使用共同的价值标准，并且能够在共同的研究领域中为实现共同的研究目标，保持着科学交流的一个共同体。（中产阶级？）
库恩是历史主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以“范式”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理论。不仅把整个科学认识的过程主体主义化、相对主义化了，而且把整个科学活动的过程主体主义化、相对主义化了。他把“范式”归结为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否认“范式”内容的客观性，并把整个科学哲学归结为一种心理学。
库恩还对理论的选择和接受的传统标准进行了批判，驳斥了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以及美的选择标准。因为库恩承认理论的选择，既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又要受主体因素的影响。但他认为客观因素是次要、非决定性的，而主观因素才是主要的。
库恩认为，既然科学理论是发展的，那么科学研究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只有不断清除错误，才能逼近客观真理，这就需要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要“大胆尝试、严格检验”，敢于批判和否定旧的理论。
波普尔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性质，从而为科学方法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发展模式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波普尔理论也存在缺陷，他把证伪、批判精神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以致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抹杀了科学研究的建设性活动，实质上否定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科学理论在建立初期，的确带有某些猜测成分，但猜测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科学事实基础之上的，并且也是为了进一步证实。
科学理论本质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事实不断修正理论和理论不断把握事实的过程。如果把理论的可猜测性、可证伪性与反映论相对立，最后只能走向否定科学、否定真理的虚无主义。波普尔理论的缺陷为后来的历史主义学派的理论成长指明了方向，历史主义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沿这个方向发展起来的。
库恩认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有其片面性：
逻辑经验主义只把科学发展看做是直线式的知识累积过程，看不到同时存在非累积的发展阶段；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强调科学理论的更替，把科学的进步仅仅看做是不断破坏传统的过程，而忽视和否认了科学的常规研究活动。
库恩通过对科学史的深入研究，力图克服这两种片面性，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结构
库恩是用“范式”的存在状态来规定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当“范式”还没有形成，人们对一些基本原理还存在严重分歧时，该学科就已处于前科学阶段。当这门学科由某一显著的科学成就而形成解决疑难的传统，即形成“范式”时，就进入了常规科学时期。在常规科学时期，“范式”的形成实际上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的形成，这种共有信念指导科学家去解决科学疑难，从而形成一种解答疑难的传统，这时，这门学科就进入了成熟时期。
库恩认为，标志该学科成熟的关键在于它能否一贯地作出成功的预测，并不断地改进预测技术。但是，再成熟的科学也会遇到不能解答的疑难，也会出现预测中的反例，随着疑难和反例的增多，该学科必然出现危机。这时，旧理论解答疑难的传统被解体，出现了许多相互竞争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彼此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就是科学GM的主要任务。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一个进步的理论，库恩认为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招致了很多的批评。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科学GM使科学理论从一个常规时期转到了另一个常规时期，从而形成理论的进步。库恩认为，标志科学进步的往往是技术上的疑难的解答，GM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解答疑难的新传统。
因此，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危机和GM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
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与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相比较，更注重科学的历史发展，把科学理论的进步放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库恩认为，波普尔仅把理论与经验事实相对照，就能证伪一个理论的主张是过于狭隘的。实际上，科学GM的完成，即新理论取代旧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是理论和事实的对峙，而且涉及科学共同体的心理变化。他认为，一种新理论的吸收需要对先前理论进行重建，并对先前事实进行重新评价。同时，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过程常常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科学共同体长期努力的结果。
应该承认，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较为符合科学史的实际。从科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科学进步的确有时平缓，有时急促，是渐进的积累和突破性发展的统一。库恩把科学进步看成是常规科学和科学GM的相互交替，是从一个常规传统到另一个常规传统的转变过程，较好地描述了科学的演进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法。
库恩还把科学进步、“范式”的变换与科学共同体的心理活动、社会活动联系起来，把科学放到一个较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把信念、价值等因素纳入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力图克服只从认识论、逻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的片面现象，从而大大拓宽了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
（四）辩证思维方式
库恩在以哲学思维作为指导，以科学史料作为基础的多学科知识的交杂中升华出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除了在《科学GM的结构》一书里对常规科学—科学GM，反常—调整等矛盾的分析之外，他的思想更多地反映在《必要的张力》里。
科学外史—科学内史，科学史—科学哲学，数学传统—实验传统，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科学—艺术……对这一对对互相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显示出库恩由于多学科综合化训练而不自觉掌握着辩证思维方式的力量。
在《科学的历史》里，库恩着重分析了科学外史和科学内史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有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相互补充的。《哥白尼GM》可以视为库恩将科学外史和科学内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物理科学发展中数学传统和实验的对立》一文里，库恩分析了在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是如何由相互独立而步入相互影响的历史阶段的。在培根以前，古典科学是重视数学传统的，而培根科学则重视实验传统。库恩看到了这两种传统的区别，更看到了数学分离出了应用数学，与实验紧密联系，物理也变得数学化。库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科学研究的种种传统之间关系的演进是值得称道的。
在《必要的张力》中，库恩强调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具备两种思维能力，即发散型思维和收敛型思维。没有发散思维，就不会有创造性思维，不会有科学GM；没有收敛思维，科学无法积累，达不到今天的状态，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发散思维和收敛思维之间建立一种张力。
所谓发散型思维，就是说人们常常自由地向不同方向自由地进行思维的拓展，不断抛弃旧的答案和开辟新的方向。库恩认为全部科学工作都具有某种发散型特征，在科学发展最重大事件的核心中都有很大的发散性。
收敛式思维是受一致意见制约的人们进行的教条性思维，它使人们的注意力全部收敛，聚集在某一共同理论方面或点上，思维方式也有严格模式。收敛型思维同样是科学进步所不可缺少的。
库恩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一文里对科学和艺术的异同作了分析。他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文化长河中的两支主流，人们往往认为它们是没有什么交汇的，而正是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都有稳定的逐步的变化，有激烈变G转折的规律，促使库恩对科学知识的增长规律的探讨更为深入。
对这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精细分析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多有展示，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及一名科学哲学家，库恩最关注的还是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在哲学家可用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的几种可能方法之中，历史提供了一种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
库恩的科学知识增长学说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错误。对此，连他本人都不否认：
一是作为这一学说的主要概念的“范式”虽是一个容量很大的网格，但由于缺乏有机的联系还显得有些含混，特别是由于库恩的文字表述上的变幻莫测使人们难以捕捉其精髓。
二是关于“范式”不可通约的论述，始终未能完满的表达新旧范式之间既继承又变革的辩证关系。
三是关于科学进步的表征，库恩始终拒绝使用真理、绝对真理等概念，更不承认科学进步就是日益趋近客观真理的过程，坚持科学进步旨在不断提高科学共同体的解题能力这一极端论断，这是一个大大的失误。
（五）历史学派另一代表人物：伊姆雷·拉卡托斯
1、科学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的最基本单位（单元）不是各个孤立的理论和命题而是互相联系、有内在严密结构的完整的理论系统。一个科学理论提出以后，常常以增加辅助假说的方法，使之对否证“免疫”。这样，理论就常常经历一系列变化，而形成一个理论系列，这就是“科学研究纲领”，它是一组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
“科学研究纲领”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
（1）硬核，它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包含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
（2）保护带，它是科学理论系统的硬核的保护带，由许多辅助性假说构成，其任务在保卫硬核不受到经验事实的反驳；
（3）保护硬核的反面启示规定——反面启示法，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或消极的）禁止性规定；
（4）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正面启示规定——正面启示法，这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定。它提倡并鼓励科学家们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等办法，以发展整个科学研究纲领。
2、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础上，拉卡托斯提出了一个与波普尔、库恩都不同的新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这个模式大体可以公式化如下：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
通常人们会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单个人的事，科学理论也被逻辑实证主义学派认为是单个命题的堆积；历史主义学派主张把科学看成是整体性的事业，认为科学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命题、定律、原理等构成的有机整体。历史主义学派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把科学发展的个体理论发展到整体范式，不能不说这是科学哲学中的一大进步。
逻辑实证主义只重视对科学命题系统的静态的逻辑分析。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虽已开始转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的模式，但他只是从纯逻辑、纯理性方面去探讨这种模式。
历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们则以更加宽阔的视野研究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静态科学观到动态科学观的发展和转变中，使我们认识到，科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任何片面地研究都可能导致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局限性。
第三章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的创立者
现代科学技术GM兴起的过程中，一批横贯科学诞生，一大批技术科学兴起，各种各样的工程技术涌现，人类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明的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钱学森从实践论和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反映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新趋势，创立了一个新的科学哲学学派——科学技术体系学，开拓了科学哲学的新境界。
钱学森首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体系学”这个范畴是在1979年，当时他已是68岁高龄。让我们一道回顾钱学森的人生之旅，通过回顾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钱学森提出科学技术体系学是经过长久刻苦的努力的。
（由于经历过于丰富 具体内容大概2w字 就此略过只留标题）
一、钱学森在美国留学、工作和生活期间（1935—1955），开创了“物理力学”和“工程控制论”两门新兴学科，提出了“技术科学”的新概念。他不仅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而且走到了世界航空技术工程理论界的前沿
二、钱学森回到祖国，报效祖国。他为中国国家LD人建言献策并成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中导弹、卫星工程的技术主帅。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国防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钱学森在中国GG开放新时期，也正是他科学创造的第三个巅峰期。他坚持对科学的执著追求，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学术思想。1979年1月，68岁的钱学森正式提出“科学技术体系学”；1986年1月开始，钱学森倡议并亲自指导了系统学讨论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技术体系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