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军事史和军事思想史，戚继光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戚继光作为明朝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他在驻防蓟镇的十多年里，采取诸多措施加强边防力量，使蓟镇成为敌人不敢窥伺和侵犯之地，由此足见其边防思想的独到之处。

戚继光边防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其自幼时家庭环境的熏陶，个人对传统兵家典籍的研习以及成年后长期的军事实践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通过对戚继光边防军事思想的研究，首先我们可以对处于大变革时期的明朝中后期北方边防形势有清晰的了解，其次可以从中清晰看出戚继光对北方边防体系的整体构建和运行模式。

从现实价值的角度来说，当今虽然军事斗争的形式和手段等已经同戚继光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当今中国的边防形势依然严峻，“师古而不泥于古”，戚继光边防军事思想的内核和精髓对于今天的边境防御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一、明早期边防军事状况

明朝建国后，元朝残余势力北退，但仍然保持着雄厚的实力，顺帝“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鉴于来自北方蒙元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时刻感到芒刺在背。

洪武初年制定了“以守为主，守攻结合”的边防政策，洪武六年太祖在给徐达和李文忠的敕谕中讲道“御边之道，固当示以威武，尤必守以待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

同时明军主动出击，分别于洪武二十年和二十一年派遣冯胜和蓝玉为征虏大将军发动大规模的北征，史称“金山之役”和“捕鱼儿海战役”，经过这两次战役，明朝的北部边防基本稳定下来。

随后明朝开始大规模的筹建北方边疆防御体系，在北平、大同、太原、蓟州、甘肃、西安、辽东等边防军事重镇设都指挥使司，广设内外卫所，实行藩王镇守制度，强化军事防御设施的修筑，移民充边等。洪武后期北部边防政策由单纯的军事防御向屯戍结合、军政结合的一体化防御模式转变，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边防体系。

明成祖时期，朱棣采取政治外交和武力打压相结合的手段以图令明蒙之间保持相对和平的态势，成祖亲征讨伐鞑靼和瓦剌部落，同时表示“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针对蒙古内部两大势力——鞑靼和瓦剌，成祖推行“扶弱抑强”的平衡策略，使二者相互制衡防止一支独大，使得明朝在明蒙势力较量中处于积极主动的优势地位。

仁、宣时期采取相对保守的防御和安抚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保证了北部边疆的和平安定局面，但是蒙古瓦剌部落趁机崛起，为后世的边防危机埋下了隐患。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落脱欢迅速崛起，成为蒙古地区最强大的一股势力，脱欢征服了贤义王和安乐王部族，也先继承了其父脱欢的对外

扩张政策，逐渐统一了蒙古诸部，领土庞大势力雄厚。

二、明中期的边防威胁

面对瓦剌也先势力崛起对明朝北边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边将皆知其必为寇，屡疏闻。敕戒防御而已”，边将屡屡上疏朝廷早先防备，但是明廷并没有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强调加强防御而已。

正统年间，明朝政治开始走向腐败，边患也是从此时开始日益增多。王振专权，他对当朝的军事决策有重大影响，在王振的直接鼓动下最终酿成了“土木堡之变”的惨剧。

“土木堡之变”彻底扭转了明朝在明蒙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逐渐沦为消极被动的境地。经过数次战争的洗礼，明朝边防已颓败不堪，据大同边将许贵的奏言，屡遭攻劫导致明朝北边人心惊慌，田土不得耕种，道路不得转输，山野不得樵牧。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景泰帝接受于谦等人的建议，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边防建设，比如选将练兵、整顿屯田等，明朝边防实力得到一定的恢复。

加之此时瓦剌也先势力衰败，蒙古地区重新陷入分裂，所以明廷基本上能够抵挡住蒙古势力的侵扰，但是明廷依然坚持“以守为主，以和为贵”的保守防御的边防政策，景泰帝明确提出反对主动出击蒙古的政策。

但是到了成化年间，以小王子达延汗为首的蒙古鞑靼势力迅速崛起，蒙古各部重新从分裂走向统一，相较之前的也先势力，小王子达延汗的侵略野心更大，“比之也先，枭雄尤甚”。

在鞑靼实力强势崛起的同时，明朝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边防建设，但是终究无法扭转北方边防衰败的颓势，面对鞑靼达延汗的侵扰，此时的明朝边防力量已经无法像景泰、天顺朝那样还能基本上抵御住蒙古的进攻，战役结果往往是败多胜少，在明蒙势力此消彼长的对比中“明弱蒙强”的力量格局已经形成。

达延汗死后，其孙俺达成为蒙古地区的一股强大势力，俺答生性好寇抄，从嘉靖中前期开始直到隆庆五年俺答封贡，这期间俺答频繁的侵扰明朝北边，同时俺答又不断向明朝派遣使臣表达其“求贡”的意愿，但是嘉靖皇帝明确表示拒绝俺答的“求贡”要求，大规模的修筑长城边堡，但是这种消极的保守防御策略根本无法达到有效抵御蒙古入侵的效果，只能是被动的挨打。

纵观嘉靖朝的内政和边防状况，内阁争斗，尤其是严嵩父子专权对边防造成极大的破坏。例如在边将任免上，仇鸞本是贪虐之徒，因重贿严世蕃而被任命为宣大总兵；对于边事情报，严嵩“数寝格边檄，不以上闻”；对于俺答的入侵，他指示丁汝夔传令诸将不要与之交战，“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

诸将本来就怯于同俺答作战，在得到这样的指示后就更加有理由怠战了。同时严嵩陷害能臣，借机除掉夏言，“自是无敢言边事者”。面对蒙古部落的入侵，边镇军官并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备战御敌，反而大多数只是消极被动的防御。

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南侵，宣大总兵仇鸾重金贿赂俺答使其把主攻方向东移至蓟镇，为了使大同镇免受战火的同时抽兵以图先期进京勤王来获得皇帝的嘉奖和赏赐。大同镇的守军秘密和俺答部结约，“勿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俺答部落如果遇到大同的军士，就把掠夺的财物分给他们一些来换取他们的假道之便。

俺答之所以能多次掠边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各镇的防军都划地自守，各军之间不相统摄，对于他地的警情，大多采取观望不战的态度，客观上纵容了俺答的掠边行为。

在边镇将领普遍懦弱怯战的情况下，即便有些个忠心报国、有勇有谋者也无法在这种环境中立稳脚跟，“众疾其不类，多方潜挤”,就更谈不上为边防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了。

三、戚继光对北部边防的贡献

从明武宗亲征起，边地逐渐开始盛行邀功冒赏的风气，尽管边军无力在战场上英勇的杀敌立功，但是他们却无耻地通过屠杀边民冒充敌虏来邀功讨赏，有些边将谎报军情，“小失则隐匿不报，大虏则益张虏势”，通过造成寡不敌众的假象来为军事失利寻找借口。

“边将日以怠忽，益肆贪婪，耽于宴乐，军马操练，惟务虚名，斥喉不谨，烽燧不明，虏入则获厚利，交战则被损伤”，蒙古骑兵强悍的频繁侵扰和明朝北边防务的日益颓败，使得明朝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明朝既无有效防抵御蒙古的有效方案，更没有能力和勇气主动出击蒙古，但是却断然拒绝了俺答的通贡请求，这就使得整个嘉靖朝的明蒙关系和边地局势十分紧张。

“将士既无斗志，总督诸臣亦止于布列兵马，散守要害，名曰清野，实则避锋，名曰守险，实则自卫”，俺答的通贡请求被明廷拒绝，双方没有丝毫商量协商的余地，俺答便实施报复性的军事侵扰，边地百姓和明廷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倾国之力的巨额财政投入并没有换来北边的安宁，国库亏空也在国内引发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此时屯田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边民为躲避战火而选择逃亡，土地多废弃荒芜，屯垦工作受到极大影响，时而中断时而恢复，同时边官侵占，违规占用边军的操练时间为私人垦田，克扣军饷让本已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由此引发严重的军士逃亡现象，有些卫所逃亡人数达三分之二，还有虽然每年都有大批入卫官兵充实边务，但在实际操作执行中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此时的边政状况可以用外强中干来形容，从规模上看似强大，但真实的战斗力鲜有可圈可点之处。明朝中后期北边防务的颓势是蒙古军事侵袭和边政腐败、朝廷内部矛盾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明廷内部矛盾重重，官员之间的矛盾、官与兵的矛盾、土兵与客兵的矛盾等因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而导致了严重后果。

尤以频繁的兵变最甚，兵变集中爆发于嘉靖朝，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超前代，先后有甘州兵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等，兵士们投附于蒙古为其提供边地明军的情报并配合或参与其南犯行动，这就使得明朝腹背受敌，既要应对外部蒙古的攻袭，又要镇压内部的兵变。

这是诸多矛盾长期积累发酵的结果，也充分暴露出明朝中后期边政的积弊。隆庆元年九月，土蛮部落对蓟镇的入犯使得朝野震惊，迫使隆庆帝召开群臣会议来商讨备边事宜，吴时来和李叔和上书朝廷，奏请派谭纶和戚继光北上练兵，朝廷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任命谭纶总督蓟、辽和保定军务，戚继光为京师神机营副将。

隆庆二年谭纶上书朝廷，请授戚继光总理练兵之职，朝廷采纳了谭纶的奏请，于同年五月任命戚继光总理蓟州、辽东、昌平和保定四镇练兵事务，隆庆三年又任命戚继光为蓟州总兵官，直至万历十一年戚继光被调离蓟镇，时间长达十六年。

明穆宗对北部边防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以及他的用人不疑，对整顿北部边防具有重要意义。时势造英雄，危难关头总是呼唤能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挽救时代的颓势。戚继光身处明朝边缘彻底暴露的嘉隆两朝，时代的需要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他的边防思想是现实需要和个人才华共同作用的结晶。

戚继光要求各防区要互相为援，不得拘守各自信地，自分彼此。他规定，如果遇到警情，警情发生在燕河营、石门寨三路，则三屯营标兵首先赴援，其后的赴援顺序依次为遵化、密云、昌平。

如果警情发生在马兰峪、太平寨三路，则遵化营标兵首先赴援，其后的赴援顺序依次为三屯营、密云、昌平；如果古北口、黄花镇有警情，亦各以是为差。

凡是遇到警情需要调兵援救，每营路首先各发骑兵两千，快速到达警情发生地，与当地主兵联合拒敌，车兵随后跟进，到本路各个重要道口严阵以待，各路策应兵马也次第跟进，所有行动以调兵指令为准，违期者军法处治。

同时设立七座车营：东路副总兵领一营，合巡抚标下一营，驻扎在遵化和建昌；西路副总兵领一营，合总督标下一营，驻扎在密云和石匣；昌平总兵领一营，驻扎在昌平；蓟镇总兵领两营，驻扎在三屯。蓟镇边防线长达二千多里，东起山海，西至石塘，分区列守，各有专责。早年为了方便练兵和协同作战，戚继光上奏朝廷提议设置东西两协守分别练兵，总兵官居于中路负责调度，多年来颇有成效。但是到了万历初年，戚继光发现此种设置存在一些问题，中间山川阻隔，道路迂回偏远，居中调度十分不方便，尤其是遇到警情，很难做到迅速的相互驰援。

同时蓟镇所属营路位于两协守之间，兵饷钱粮等军务繁琐，事体不一等因素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基于这种情况，戚继光提议改设“中路协守”，他的理由有七点：第一，把现有中路官改为中路协守，不用增加新的官员名额。

第二，把现有的兵员归到中路协守，不用增加兵员；第三，不必别派应供给之物；第四，可以就近操练；第五，可以迅速行动来应对各种突发警情；第六，三路协守各自镇守自己的管辖区域，代替大将统率和指挥军队；第七，三路协守会同三道，不会发生掣肘现象。

三路协守的具体管辖区域和职责划分为：把三屯右营的罗端改任中路协守，负责太平寨、松棚峪、马兰峪和喜峰口四路的各项军务，中路协守驻扎在三屯营，现在所统领的右营标兵依旧由他统领，并把原属总兵标下左营与保、河辎重二营归他节制。

西路协守张臣负责墙子岭、古北口、曹家寨和石塘岭四路的各项军务，西路协守驻扎在石匣营，并把密云左营参将陶世臣的一支兵马、石匣车营一支、密云右营和振武营一支兵马、辎重骑兵二营以及总督标兵都归隶张臣节制。

东路协守史宸负责山海关、台头营、燕河营和石门寨四路的各项军务，驻扎在建昌营，兼管遵化标兵以及分布在各协的客兵。三路协守在没有警情或战事的时候，修筑边墙，操练兵马，维修军械装备等，各自负责本辖区内的军务，遇到警情时，三路协守都要听从戚继光的调度，如此统筹调度，蓟镇东部和蓟镇西部就避免了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

四、总结

戚继光的边防思想无论是在本朝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他的军事著作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最为重要的军事著作，明末蓟辽总督洪承畴认为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可以与孙武相媲美，孙武对军事科学的贡献主要是在谋略方面，而戚继光则创立了完整的治军思想。

戚继光的边防思想内容丰富，它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成果，而是戚继光多年军事斗争实践和理论学习的思想结晶，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没落，反而为后人所推崇，戚继光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后人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他们在运用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也让戚氏思想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