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贞观之治(第四十二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炀帝功过》讲的是隋朝第二任皇帝杨广为政的故事。杨广继位后想做一番丰功伟绩以比肩秦皇汉武。隋朝创立了三省六部制，将大小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收归朝廷；对官员实行任期制，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增强了政权稳定根基。整顿户籍，编户齐民，增加了税收、徭役来源，实现了人口剧增，粮库充盈，国家实力迅速提高。公元604年，杨广继位后，规范确立了科举制度，使普通百姓有了晋身朝廷官员的渠道，朝廷也能广纳天下英才。着眼于方便加强国家统治，重建了都城洛阳。开挖京杭大运河，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西巡张掖、陇右，重开丝绸之路，再现中外交流繁荣。三次征伐高丽，收复辽东，全面实现国家统一。隋炀帝杨广执政期间的连番大手笔创建了隋朝的辉煌，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文化和政治遗产，但也严重透支了隋朝国力，终使隋朝成为短命王朝，也导致杨广背负了历史骂名。公元618年，隋炀帝杨广被起义军杀死，享年50岁，在位仅14年。隋朝共存在了37年。

李世民在灭隋建唐过程中战功显赫

玄武门兵变得以上位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愈加骄奢，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李渊与杨广是姨表兄弟)，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率的军队就超过了20万。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登基，是为唐高祖，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未能成为太子，然而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等待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次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他挑选了最为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了情况不好，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他们眼前，高声叫住二人。仓促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落马下。最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

不计前嫌，重用魏征

兼听纳谏，积极找寻治国方略

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是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致当世文士，馆中集有十八学士，既有以诗赋文章名世的虞世南、禇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政治环境。

上位之初，李世民面对着朝廷中的三类人。一类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这些人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较为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类就是李世民做秦王时的部下，其中有名的人物当数房玄龄，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第三类人来自民间或者说来自基层，是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动乱的武装力量，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很是了解，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考虑的是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下令召见了一位大臣，此人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如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忠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现状，考虑问题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制定，助力唐太宗做一个明君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彝(yi)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进谏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有二百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施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去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通过辩论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彝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老百姓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封德彝这类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唐朝建立后，他们成为还乡团，有反攻倒算心理。另一派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是当时反隋的主要力量，他们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动向，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日子。

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正确认识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

水到载舟，亦能覆舟，抚民以静，以民为本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四十年就土崩瓦解了，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治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迅速让隋朝政权土崩死解。这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李世民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可以看出来，李世民显然是从隋末灭亡的教训中，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这句话就是说皇帝是因为有道，才被老百姓推举出来，如果无道则老百姓就会推翻掉。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太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

执法严明，以身作则

法治建设重在教化于民

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做为前提，而且要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十九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做注，完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对之后的封建社会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zeng )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为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如赦免了他，那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这在朕即天下的时代，还没有那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唐朝的法律的特点是，它前面除了总则以及关于皇宫、皇帝这一类的规定以外，首先明确的就是职制律，而像贼盗处罚这些跟老百姓关系密切的条例放在后面，将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也放在后面。这说明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去做好分内的事情。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刑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天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也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也不少地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为此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

恢复藉田仪式，重视农业生产

注重水利设施建设，福泽后世

贞观年间，每年正月二十一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举行冠礼、成人礼，需要调集府兵来充当仪仗，但此时正好是春耕的时候，为了不耽误和影响农民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而是把冠礼就向后推了。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亲整顿治水机构，在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勾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八百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在沧州疏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及街河，从此无复水害。贞观七年，夏州朔方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贞观十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贞观年间的这些水利工程成果，即便到当今，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在享用。

通过鼓励生育，赎回逃亡人口等措施

唐朝人口达到两千万

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有位王打坐在长安地面，盼天心顺国泰民安……”这是一种有着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这些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此地离唐朝时期的长安并不远，曾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戏曲，戏曲中饱会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隋末唐初时，从洛阳向东一直到东海，一路上几乎见不到人。如果要从洛阳到山东去就必须要自带干粮，因为路上碰不到人家，得不能膳食的供应。当时经济被破坏程度，可见一斑。

隋末战乱时，北方突厥掳去了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中原地区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如何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李世民采取的措施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殖，政府奖励多生孩子。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而在中国伦理当中，寡妇一般是要守节不能再嫁的，而唐太宗为了人口的增殖，下诏鼓励寡妇再嫁。再就是从突厥赎回逃亡到那里的人口，有一年就回来了八万人。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二十、女十五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予以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中，作为升职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祖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袋》。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室即位之初的永徽三年，全国登记的户数已接近八十万户，人口近两千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贞观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年、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自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布野，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经济恢复。

消灭割据势力，肃清边患，疆域版面空前辽阔

文成公主和亲，民族政策和谐，四夷来朝

在解决了农业、人口问题后，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二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全面统一了中国。两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焉耆（qi）、龟兹等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不能长久稳定，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贞观十五年隆冬，十六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去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队伍的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先进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现今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甚至主张其族不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而唐太宗李世民不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地爱护他们。因此，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了重用。

在现今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的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诵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很多的外国可汉臣服于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我们现在看到的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石人，他们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他们代表着突厥民族，是颉(jie)利可汗或者突利可汗的正面或者背影。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君的石像，他们是当时14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间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太宗非常感激，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尽管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收降的将领，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唐太亲曾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吮出来给他疗伤，阿史那思摩非常感动，在后来唐太宗去世时，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殉葬去陪太宗，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九子，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就把他们的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陵。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中外文化兼容并蓄

乐舞、书法、绘画、史书、政治等文化建设成果丰硕

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朝代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在文化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学习，他让魏征编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模式，把适合于当时政治的政策、言论进行编录，作为当时贵族大臣学习的一本教科书。

昭陵中的八骏浮雕石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八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chuo)。史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有了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以及倡导和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唐太宗对于乐舞、书法、绘画等方面都很重视，所以贞观年间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绘画，阎立本、阎立德等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贞观年间的文化建设成就斐然。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君忠臣相互成就

唐太宗成为后世治国一面永不磨损的镜子

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去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伍，悲恸(tong)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遗”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对群臣说“夫以铜多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失一镜矣”。他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大臣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功臣，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人，但跟我一起治理天下，形成如今天下大治局面的是魏征。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等忠臣、爱妻、谏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渐不 克终的现象（渐不克终的意思是指不好的苗头刚刚显露时，如果不予遏止，就难以将善政或善事贯彻到最后。）。

李世民晚年对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的山东地区的大臣，开始在心理上的疑忌越来越加重，所以在贞观晚年唐太宗对关陇贵族出来的官吏越来越看重，造成了在唐高宗初年时，关陇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享年仅五十二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地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作出安排，死后七日下葬，丧事一切从简。

尽管李世民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能大体上坚持约已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李世民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提出来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者则人弃而不用。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一些提法，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政治理论方面，李世民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家。

唐太宗李世民给我们留下了代表大唐万千气象的气魄，开放的国策，四海一家的胸怀，以及重视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的纲领，而且把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是后来的历代君主都没达到的高度。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制欲，唐太宗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做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而唐太宗本身，也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不及贞观时代。贞观之风，至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省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于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