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第三章（2）动物行为主义对平等和不平等的解释

社会动物行为主义对人的解释，把领土性和进攻性同集团行为的由遗传机制固定下来的规律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动物行为主义部分地利用并补充了个人主义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理主义（首先是弗洛伊德派），部分地又用物群集体主义的模式代替它，妄称这种模式可以解释大范围中的社会现象,包括可以解释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的进攻性在阿德勒心目中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可以用它去对抗那种“反生物学的”、民主主义的人生平等倾向。他认为，每个个人天生特征和潜力的独特性保证了人类的无限多样性，因此认为竞争、争胜、社会等级制客观上支持和维护着“自然的”不平等倾向。平均主义的意愿是与这种倾向势不两立的，它构成了对个人性的威胁，与本性矛盾，因而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
人皆平等的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权利平等的要求曾经是十七到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政纲的主要成分之一。这一要求的出发点，就是承认人们不管其等级归属如何都有平等的价值。但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清楚地表明，法律上的平权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平等。不仅如此，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早在上个母纪末就已积极出头反对平等原则。反民主的“天赋”理论很早也已形成，其要旨就是人、社会集团、种族自来都具有“自然的”不等价值这样一个命题。只要回想一下法国社会学家H·勒邦就够了，他在《民族和种族心理》一书中声称，权利平等与人的本性抵触，人的本性在文明条件下发挥它的潜力的时候，必然导致种族和民族的分化，导致每个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尼采的观点也与此类似，他说：“种姓制度、等级制度只不过表述着生活本身的最高规律……权利的不平等仅仅是一般有所谓权利存在的一个条件。——权利就是优越性。每一个人作为一种存在物同时都具有自己的优越性。我们对平庸者的优越性不会抱鄙视态度。”（16）

这里要指出，勒邦和尼采都不曾依据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所以他们的思想即使在当时来说思辨色彩也极重，都是在科学方法论范围之外制定的,早就不受欢迎了。现代的动物行为主义企图在现时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重振自然不平等论，而这时，平等已经成为受到广泛赞同的社会理想，已经成为所有各种民主运动的口号和纲领性要求，而且还是大多数国家正式宣布的宪法原则。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的拥护者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来修正平等原则,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拒绝形式的权利平等，无宁说是为了贬损社会平等的理想。从资产阶级思想诞生之日起就习惯地把理想的公民群体看作实现普遍幸福的工具，而动物行为主义者为了执行上述自己的任务，就不能不对这种理想的公民群体的性质和使命提出新的理解。
阿德勒在他用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原由问题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决定把让-雅克·卢梭的某些思想加以引申。他极力强调自己对卢梭特别有感——他的著作为纪念这位伟大思想家而写，他的书名也从卢梭那里借用，都说明这一点。但这种感情却没有怎样表现在打算如何继承卢梭思想的传统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卢梭的公然亵渎，透过这种亵渎可以看出他妄图对二十世纪的“公民社会”的机制作一番解释，而这种解释在意义和深刻性上是同卢梭的天赋权利理论对当时的意义相比不得的。
阿德勒需要一反动物行为主义者的常态，作一番历史哲学的回顾，以便以此为依据推出自己的社会学的命题，而且要做得使人有一种印象，即认为社会动物行为主义与古典的传统有精神上和理论上的亲缘关系。
阿德勒抱怨说，现代的社会思想家把卢梭忘了，即使有时也回想起他，首先也是谈他的人性本善和外部环境在个性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这些“偏激的”理论，而卢梭的真正功绩却在于肯定人的天生独特性。根据阿德勒的看法，卢梭是不相信民主制的，尽管他也认为政府应当是被治理的众人的仆人；卢梭没有论证普遍的平等，而是捍卫个人权利和人不断完善的原则。阿德勒认为卢梭的功绩是,卢梭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他提出得“太早”了。卢梭不知道进化论和现代遗传学，他只能依靠自己的直觉。阿德勒认为卢梭的主要的理论成就是：卢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动物的生活方式对人的生活方式有本质的意义”。（17）同时，也不应当闭眼不看卢梭的严重错误，因为卢梭没有可能依据现代遗传学。阿德勒看出的这些错误，第一个是关于人生来就有非社会性的思想，第二个错误是关于在公民社会及其各种制度和规范之前存在着幸福的“自然状态”的神话。
在二百多年以前进行写作的卢梭的许多论点都与现代科学的材料不符，这是十分自然的，要在他的“错误”清单上再增加一些什么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问题在于，阿德勒自己也常常犯错误，因为他常常不正确地陈述他的“先驱”的思想。只要说点就够了：卢梭是坚定不移的民主制拥护者，而且他拥护的还是“平民的”、直接的民主制，他对英国的代议制抱不信任态度，因为他公正地认为这种代议制是巩固不平等和妨害人民表达意愿的手段。卢梭在捍卫个人利益的时候，把人民的主权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把人民的主权看作是个人权利的第一位的保证。卢梭把社会性作为喜爱共同生活的癖性看作是人的自然禀性。在他对社会认识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些重要的猜测，他猜测到历史进步的矛盾性，猜测到不平等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然而，正是卢梭社会哲学的这些最有价值的方面，却招来了阿德勒的批评，而且在批评之后还予以令人难堪的宽大。“卢梭对动物生活中的领土至上原则一无所知，并且把私有财产的产生看作人自己招来的惩罚，——这并不是怎样的无知……我认为……让雅克·卢梭当时完全有犯错误的权利。他怎么能够知道人天赋就是不平等的或者人性本善象人生来就平等一样都是不可信的呢？”（18）
阿德勒针对历来公认的卢梭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原则：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公平的社会不可能。阿德勒所说的公平，其榜样就是动物社会。动物社会是公平的，正是的为动物都不企求平等。社会契约的真正涵义在于，自然的不平等和生物遗传中的个人性的自由表现有了社会保证。阿德勒写道：
“公平的社会是这样。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秩序足以保护它的成员……而无秩序则足以保证每一个个人完全有可能发展他的遗传所得，不管这种遗传所得是什么。我正是把这种秩序和无秩序的相互关系……看作是社会契约。”（19）按照阿德勒的看法，人的命中注定的错误，就是由于希望平等而违反了这个生物学的命令。对社会动物行为主义来说不仅不能接受人皆平等的思想，而且也不能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代表之一的整个民主主义的思想方式。
阿德勒对人在生物学上的不平等和在遗传学上的独特性原则的引申，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一种说明社会不平等的方式，而实质上则是为社会不平等辩护。如果动物群的等级制保证着动物群的继续生存，那么，为什么不能把社会的隶属系统当作自然设定的人们自我组织的规律呢？社会契约中被卢梭认为是欺骗和篡权的东西，却被阿德勒看作是福气。他声称，建立在个人“自然”差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对最无特权的人有最大的好处，因为它给这些人卸除了力不胜任的责任，不必去起他们根本无力去起的社会作用。
由此就应当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满，是同他们不了解自己可以企求什么和不可以企求什么有关的。阿德勒认为，要求社会严等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他企图用动物行为学的论据和类比来论证自己的命题。
社会动物行为主义者爱把社会关系与动物群内部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群内部的隶属关系作对比。这种对比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允许的，但动物行为主义者在作这种对比的时候却全然不顾社会机制的质的特点，结果就把社会机制同生物机制混为一谈。P·列诺尔兹写道：“人这个存在物的特点，就是他们能够把起源于社会的共同进行实际行动的程序溶合到实质上与猿猴所固有的机制没有差别的有效机制中去。”（20）
阿德勒也同样看不到人和灵长动物的行为规律的本质区别。但不幸之处在于，人们力图违背这些规律。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对阿德勒来说，猴群的行为成了理想的社会关系模式，因为动物都是遵守应有的行为规律的。阿德勒认为任何一只猴子都有一个强过人的地方，这就是不管它在自然等级制中的处境如何，它在群中的位置都有其独特性。人实际上丧失了这个特质。他在所有生活领域中，无论是在工作中、在家里还是在路途中都丧失了独特性。权利和地位平等的趋势损害着他的生物独特性。
社会能实现平等吗？看来阿德勒认为能实现,但这将是违反自然的。“……不自然的社会大概会达到社会成员的不自然的某种程度的平等。”（21）而不自然的平等，正如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是不公平的。所以阿德勒的思想在这里是与尼采的思想完全合拍的，尼采当年曾大骂“社会愚民”，说他们提出平等思想是压抑本能，反对“自然的”不平等，他说，“不合理根本不在于不平权，不合理在于妄求‘平等的”权利………”（22）
现代动物行为主义者在批判平等理想的时候把自然平等和社会平等混为一谈，这即使在十七到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都是不能容许的。洛克早就断言，个人性是由社会的发展产生的，个性是在具体社会环境的条件下形成的。卢梭在讲到人们“天赋”平等的时候所指的也不是体质上千篇一律，而是始初的社会本性，它是社会权利平等的根源和根据。应当指出，卢梭是严格区分了两类不平等的，他从来没有把自然的差别引申到社会权利的领域去，因此阿德勒企图以卢梭的人有独特性的思想为依据是没有理由的。下面就是卢梭本人的直接证词：“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体质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决定的，表现在年龄、健康状况、体力和智力状况或精神质量上；另一种可以称之为约定的或政治的不平等……后一种不平等表现在各种特权上，一些人靠损害别人而享有这些特权……”按照卢梭的信念，无法肯定地说，“在这两种不平等之间总的来说是否有任何本质的联系”（23）
不仅如此，卢梭还指出私有财产是社会政治不平等、少数统治多数的原因。这个结论对阿德勒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同卢梭象同活人那样打笔仗，提出了他所喜欢使用的“无知”论。阿德勒评论卢梭说：“他怎么能够知道，私有财产制度也象社会体制那样，是在人和整个灵长科之先在进化中产生的现象呢？”（24）拥有财产的本能是与动物的领土性同类的（往往也干脆是同一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然的对小居住环境、对“劳动”产品（例如鸟的窝巢）的“权利”。
对动物占有领土的行为的规则进行分析属于动物行为学和一些边缘学科的专业范围，但阿德勒把这些学科的具体学术研究的结果搬用到人的行为上来，甚至搬用到早期社会发展阶段上来，这就使他的动物行为学上的议论变成了社会哲学观念，无论是与关于人的学科的结论还是与科学方法论的原则都不能相容。人类学和民族学都清楚地证明，古老的人科向现代人的转变是在劳动活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生物规律才被社会规律排除。“作为种的形成的动力的选择已被克服。与新型的人、起，社会规律的统治地位就成了独占的统治。”（25）在这个过程中才形成人的“领土性”，它并不是生物学上的返祖现象，而是经营开发自然界的结果。
苏联民族学家B•P•卡波在结合人种发生学考察动物行为学问题的时候，令人信服地批判了那种认为原始人只是被动地、象动物那样去适应自然条件的观点。早在耕地产生之前就出现了人类时代的景观，发生着前所未有的人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基础是一些以前根本没有的社会文化性质的适应机制。在能动适应的手段中，也包括了共同体本身，它并不是动物群单纯的后天变异，而是从经济需要（先是偶然发生或按季节发生的经济需要）中产生的；它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必须把所开发的领土固定下来。B·P·卡波提出了原始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客观经济方面和主观思想意识方面，他指出，第一个方面“表现在共同体把一定的领土即共同体的生存手段的来源据为己有，在经济上开发这块领土”（26）

许多外国学者也讲过相似的看法。例如，著名英国人类学家和非洲民族学家I·M·路易斯依据发掘研究的材料，激烈反对把“领土至上命令”应用于人类社会。他认为，把领土和对领土的习惯权利固定下来是同经营活动的性质有关的。个人对这种“生存空间”的一份权利完全是文化的产物。在所谓父权制的民族那里，土地按公社划分，而公社成员使用土地的权利（即生活在土地上，耕种它并享有它的果实）不是从生物性的定额中产生，而是由公社成员的资格造成的。进行分配和维护秩序的经管者是部落。他写道，“现实地生活在部落领土的范围之内是使用土地的重要条件。人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集团，但只要他保持着部落成员的本人身份，他同时也就对土地有权利。可是，如果他明确地放弃了部落的本人身份，他对土地的权利通常也就丧失了。”（27）
从路易斯的实际考察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使在早期社会发展阶段上，当生物性的因素看起来应该比在文明发达的条件下更强烈地被人感觉到的时候，动物行为学的领土性原则也是不起作用的。当然，“领土”问题是发生过的，但这是社会人口性质或经济性质的问题。如果伴随这些问题同时还发生进攻行动，那么这种行动就不是等有生物性，而是萌芽形式的战争较量，在这种较》中既有社会经济的刺激因素，又有原始的思想意识上的根据。总之，人并不是天生就有以密码形式精固定在遗传机制中的把土地据为领土财产和占有其他财产的本能。社会动物行为主义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没有可能成为科学的理论解释的模式。即使它仍然取得了某些成效（暂时的宣传成效），那也是由于动物行为主义有意识形态上的“优点”而已。

资产阶级思想界早就以针对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术语来论证个人自由的概念。生物主义的论证又不断给这种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鼓劲，并且还有这样一个奇论，即以为生物主义的论证能够以看起来互相排斥的方式做这件事。动物行为主义者通常是把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与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的生物遗传特点相联系的。但是，生物主义的论据常常还为另外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效劳，这些思想家喜欢把文明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禀性的消灭。在这一种情况下，受他们指责的集体主义就被理解为原始人古老的生物群行为，这种行为正被文化的发展克服。这两种态度产生于一个情况，即它们两者都是贬损一切集体主义的方式。

“个人主义只有在文化上成熟的人当中才有可能产生。现代的集体主义简直是人为地向野蛮时代倒退。”（28）这是在不太久以前举行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关于个人性问题的座谈会上发出的一段话。无须说明，对于这个发话者麦戈费恩来说，使个人主义以及与其有关的自由兴旺发达的最好的社会条件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当个人主动性在经济领域中被禁止的时候，当全能的国家掌握和支配着一切或大部分生产和分配资料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在没有私人企业活动的情况下,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29）

这个座谈会的另一名参加者C·齐尔克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简直等于蓄谋实行“生物性的发展”的纲领：“共产主义把平均主义的社会定为自己的目标，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不仅在法律和本身权利上一律平等，而且即使在他们的生物能力上也一律平等。”（30）齐尔克在发言反对这样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援引遗传学，遗传学证明不可能有“生物的平等”。
在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中，人的“生物独特性”原则很有些生命力。阿德勒正是利用这个原则作为反对社会平等的论据。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赞成人性本善的幻想，没有道理地把人的消极品质看作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并且把达到公平的希望同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阿德勒预言社会主义的纲领必然失败，理由是社会主义的纲领引导人们去“在虚构的关于人的内在本性的推测的基础建立社会制度”。（31）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由予不理解基因储备的作用，结果犯了重大错误：僵硬地压制人之中的动物本能。生物学的规律被违背了，自然的竞争消失了，因而也就违背了“不平等的公平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在阿德勒看来是社会和平的条件和“社会契约”的真谛。
阿德勒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危险甚至还不在于无阶级社会的思想（这种“社会实验”毫无前途是阿德勒从来不怀疑的），而在于亿万群众把对光明前途的希望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前景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并加入争取实现这一理解的斗争。阿德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态度还不单纯是对理论对手的批判态度，而是剑拔弩张的思想敌人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群众的鸦片”（32）这个断言公开表达了一个维护着“自然的”不平等、竞争和私有财产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人民中享有的吸引力深为担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党性立场。
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即在阿德勒的反共主义后面还隐藏着一种十分平庸的反民主主义。他在抱怨社会主义引起人力的“不必要的浪费”的时、很害怕在那些不赞成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中仍然有人喜欢把人看作社会存在物和历史发展的产物：“差不多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些人虽然否定社会主义，但却把力量作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浪费，继续犯着错误，接受社会主义的虚构的方针，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或者认为经济的原因决定着人的本性。”（33）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哲学以相当奇怪的方式利用着“依据遗传学”的论据：这些论据可被用来责难共产主义把人“平均主义地”生物化，同样也可以被用来责难共产主义无视人的生物本性。这样随意地摆弄具有学术外观的论证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想法：莫非在某些生物主义者那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是他们进行社会哲学创作的主导动机？
阿德勒在坚持个人独特性原则的时候所指的是生物性的独特性，他让这种生物性的独特性与社会性的集体主义对立。这样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社会人类起源学中并不存在“生物性的个人——社会”的对立。必须考虑到，无论是动物世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个体性和集体性。这是两个互相联系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应当分别地要就是放到生物性层次上来考察，要就是放到社会性层次上来考察。生物性的，或者说动物的个体主义超出一定的范围在动物群中就成为不受欢迎的现象，所以通常就由首领来予以约束，首领维护着现有的等级制，也就是说，他关怀着动物集体即物群的团结。至于在非动物属性的劳动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集体，那么，这种社会集体的原则是不断在动物群的规律身上打着自己的烙印，一步步排挤这些规律的。这里就是相互较量的主要战场，在这种较量的过程中，一类集体主义取得对另一类集体主义的胜利。
动物的个体主义的基础和背景是动物的集体主义。这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现象，但两者在生物性范围内都是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关系相对立的；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产生了它们的对立物——作为社会现象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过程是社会起源过程的一部分。在有人之前的动物群生活的层次上，对于违反生物集体主义的行为是用社会之前的制裁办法。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情况就发生质变了：“如果说，直立猿人的‘原始群’某个时候在人身上所约束的是‘野兽’……那么，原始公社在人身上所约束的就是已经得到改造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有了莫斯特文化的武装，因此，在集体的组织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他们对集体的完整性具有更大的危险性。”（34）

至于人的个人性，那么，它对遗传的独特性具有比社会性对动物的集体性更大的同一性。每一个人都不能重复出现，这是许许多多制约着该人生成的因素具体结合的结果和产物。个人性只有通过人对其他人和他的环境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以其他人和具体的价值观念为中介的），才能形成。动物行为主义的方法论却要求脱离社会关系孤立地考察人，而离开这些社会关系，独特个人的存在和形成都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早就对个人性的社会认识规定了原则的方法。不能脱离社会整体来看待个别社会成员，否则就要导致“鲁滨逊故事”，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鲁滨逊故事”乃是十八世纪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种虚构发生在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身上，卢梭那里也有，他的“社会契约”就是在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建立起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方式。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是对于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预感，在这个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35）
这种孤立的人是封建关系解体和正在形成的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看来，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平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36）

马克思揭示了作为方法论原则的鲁滨逊故事的认识论根源，并且表明，自给的、独立的个人乃是资产阶级意识的产物。因此，社会动物行为主义者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材料是用来论证和刷新陈旧的、反对把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的思想。人从最独特的特质上说都是社会性的。马克思着重指出,“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7）
这种独立性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那种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等等的东西，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在社会以前的层次上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只有非历史的眼光才把利己主义理解为非社会性的、“动物性的”现象，而这个“动物性”又不是在对反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进行道德谴责的意义上，而是在与社会性本身直接对立的意义上来说的。
由于个人性是社会性的产物，所以把它归结为生物的个人性是典型的还原论，其另一面就是从动物群的集体性中引申出社会性。与此相反，把个人性归结到它的现实基础上，就是合理的还原法，是对人的社会认识的必要因素。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优点在于，它把个人因素归结到社会根源上，而且论述得十分充分，十分严谨，结果就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38）
回到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上，可以指出，个性是社会独特性的形式，不能把这种社会独特性归结为作为生物个体的人的生物遗传学上的独特性。此外，既是社会存在物又是生物存在物的人的独特性，并不排斥以独一无二的个人、无阶级社会的成员的合作和相互作用为前提条件的社会平等的原则可能性。列宁写道，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决不是指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平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