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条约

（一）《江华条约》本名《日朝修好条规》，又称《丙子修好条约》，是日本与朝鲜于1876年2月27日（农历丙子年二月三日）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的签订标志朝鲜打开国门，并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34年后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做了铺垫。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鲜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在地下传播的天主教飞速发展，由实学思想演变而来的开化思想亦应运而生。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变化，朝鲜政府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镇压农民起义和天主教徒。1866年，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神父为由派军舰侵入江华岛，被朝鲜击退，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入侵江华岛，不久后被迫撤兵，史称“辛未洋扰”。经过两次“洋扰”事件，朝鲜政府重申“锁国令”，并在朝鲜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国门进一步紧闭，朝鲜也因此被欧美列强称为“隐士王国”。而朝鲜的邻国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力迅速发展。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所以竭力向外扩张，朝鲜则首当其冲。日本自古以来就觊觎朝鲜半岛，曾挑起“壬辰倭乱”等大规模侵略战争，明治维新后，日本不少维新人士更是大力鼓吹“征韩论”，企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原料产地（主要是农产品）和倾销市场，进而并吞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z国。

（二）朝鲜国门的打开是侵略朝鲜的必要条件，因此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朝鲜政府与之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因为日本在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十分气愤，所有国书均被拒绝受理。1873年日本和朝鲜政局相继发生重大变动吗，这年10月在明治天皇的裁决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失势，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派掌权。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排挤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随着两国强硬派的先后下台，朝日关系一度转向缓和，和平交涉迅速推进。但是朝鲜国内的保守派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不仅反对日本国书中的“大日本”、“皇上”之类的字眼，还反对日本使臣身着西式燕尾服参加朝鲜设的欢迎宴会。执政不久、根基未稳的闵妃集团对于反对之声也无可奈何，刚有眉目的朝日交涉又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是矛盾重重，下野的征韩派蠢蠢欲动，甚至挑起叛乱（佐贺之乱）。体制内也是派系林立、明争暗斗，所以大久保政权不得不利用朝鲜问题来转移视线，这样可以一面解决朝鲜外交悬案，一面巩固政权。另外明治政府一贯致力于修正幕末不平等条约，迫使朝鲜签订近代条约也有助于此，正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评析：“日本政府逼迫朝鲜签约，不仅可以展示它作为一个东方的蒸蒸日上的国家和近代文明的拥护者而提高其声望，还成功获得士族的好感，并转移对于棘手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三）1875年4月在朝鲜交涉受挫的日本驻朝鲜釜山理事官森山茂让其副手广津弘信回国，向日本外务省提议派遣军舰开赴朝鲜，借口测量海路来进行示威，以推进日朝交涉。虽然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和外务卿寺岛宗则不赞成其计划，但广津弘信等人转而找海军大辅川村纯义（河村纯义）商量，提出派遣军舰测量北海西海的献议并得到批准，于是在这年5月25日“云扬号”等3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9月20日云扬号军舰又入侵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附近的江华湾，派出小艇向朝鲜草芝镇炮台进行挑衅。草芝镇炮台立刻自卫反击，先行对日方小艇开炮，云扬号军舰也于次日对草芝镇进行炮击。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陆战队转而于9月22日登陆永宗镇，与当地朝鲜士兵交火。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并缴获大炮36门。纵火焚烧永宗镇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又称江华岛事件），该事件成为朝日《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所任命的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在神户会合，率领载着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陆战队262人）的3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打开朝鲜的国门，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四）日本政府要求使臣必须从朝鲜得到的是除釜山外在江华岛开港（后因实地勘测发现江华岛不适宜开港而改在他处）；朝鲜沿海的自由航行；云扬号事件的谢罪。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赶到下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进攻朝鲜，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然而当时日本的财政条件不允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大久保政权还是期待和平解决（一种解释认为大久保政权之所以积极预备开战，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武士阶层，以防他们在交涉破裂时兴风作浪）。黑田清隆在驶往江华岛的途中担心会遭到朝鲜的炮击，请求日本政府给他增加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黑田的增兵建议。在黑田、井上出发前稍早日本另派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北京，赋予他试探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态度的使命。森有礼代表日本政府向清廷通报云扬号事件及日本遣使“修好”的经过，扬言朝鲜如不接受日本要求的话将会自取不测之祸，试图劝说清政府干预日朝交涉（如派遣官员和日本使者一起去朝鲜；向朝鲜发送咨文；代为寄送日本致朝鲜的书函等），但都被清朝总理衙门拒绝。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清朝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五）经过与清政府官员的辩论之后森有礼在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说：“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朝鲜有权与日本缔约，但同时鉴于朝鲜名义上还是清朝的属国，如同塞尔维亚之于奥斯曼帝国，因而也不应把朝鲜和其他独立国等量齐观。”他建议在缔约时不要写入此为日本与朝鲜对等的条约以及互派常驻使臣之类的条款，只要求在京城和通商口岸设置领事即可。他还观察到交涉过程中彼等（总署官员）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支那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森有礼在中国获得的情报迟至1876年2月24日才为黑田清隆等所知，此时离《江华条约》签订只有3天，朝日双方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所以并未对谈判本身造成影响。清朝礼部则将总理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朝鲜在1876年2月4日接收），要朝鲜国王酌办，此举被认为对朝鲜政府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朝鲜政府紧急召开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1876年1月30日朝鲜政府以申櫶为接见大官、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交涉。2月10日黑田、井上在江华岛登陆，日朝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六）从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双方进行4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时日本军队以庆祝纪元节为借口肆意鸣枪放炮来耀武扬威，对朝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期间日方代表抛出云扬号事件责任问题和朝鲜拒绝书契问题，质问朝鲜是否“悔悟”。朝方代表则强调日本背信弃义和无故侵犯在先，而且云扬号挂的是黄色旗帜，并非日本国旗。还举出由清政府提供的1866年日本人八户顺叔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侵略朝鲜的言论，以揭露日本的野心，此轮谈判无果而终。2月12日第二次谈判时日方代表拿出13项修好条款，限期十天答复。2月13日第三次谈判时日方代表公然进行武力威胁，申櫶在给朝鲜政府的报告中说：“彼人接话半晌，以书契答复事、条约册子事速即禀达回报之意重言复言。彼曰‘事不如意，则将有屡万兵下陆之弊矣，预为谅悉，勿至两国失和之境’云，隐然有恐吓之语，极可愤惋。”由于朝鲜代表的身份是接见大官而非全权代表，所以面对日本的胁迫时无法单独决定缔约问题，遂将日本提出的13项修好条款呈送朝鲜政府以待决策。此时朝鲜民间正掀起一股抗议对日缔约的浪潮，谈判期间（特别是日本放出数万大军将入侵朝鲜的风声后）朝鲜到处流传日本将攻入汉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长安（汉城）人民，哭声动地。江华炮声如雷，京中男女，奔走东西。

（七）以崔益铉为首的大批儒生在汉城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预见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以及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已经下野的兴宣大院君也上书表示接受日本要求就是“自取灭亡”，并斥责闵妃集团向日本妥协的行径，声称：“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不辞与日本一战。但当时实际统治朝鲜的闵妃集团在开化派大臣朴珪寿的影响下倾向于开放，又害怕兴宣大院君趁机夺权，并且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便不顾朝鲜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决定与日本讲和缔约，还弹压崔益铉等示威者。经过对条约草案的连日研讨，朝鲜政府于2月18日同意与日本签订条约，但对条约前言中的“大日本国”和“皇帝”字样及6项条款提出异议。由于日方的首要目的是签约，所以也作出部分让步，如将前言中的与“大日本国”相对的“朝鲜国”改为“大朝鲜国”，将“日本皇帝”和“朝鲜国王”改为“日本国政府”和“朝鲜国政府”；取消永兴开港的要求，删除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等。但没有修改居留地、领事裁判权等朝鲜方面提出异议的条款，朝鲜亦无进一步的修正案，因此双方在2月20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就条约达成一致，此后日朝双方又就谢罪照会和御名御宝的问题发生争执。

（八）就前者而言日本对朝鲜出具的照会内容不满意，批评其内容全是朝鲜的自我辩解而毫无谢罪之意，且只字不提云扬号事件。就后者而言日方则以各国通例为由坚持要求批准书上必须有御名御宝，朝方认为国王名讳不能签在颁给臣子的文书上，而且只能盖用于交邻的“为政以德”之印而不能盖国玺，为此黑田等一度撤退到船上，以示谈判破裂。而后日朝都做出一定妥协，朝鲜修改照会内容，提及云扬号事件，表达遗憾之意。虽然修改过的照会也没有谢罪的意思，但日本代表只好将其当做谢罪照会来受理，其后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朝鲜已经向日本谢罪，但并未公布照会内容。日本也同意朝鲜国王在批准书上用印即可，不必署名，朝鲜则临时赶制“大朝鲜国主上之宝”（不用清朝下赐的满汉文“朝鲜国王之印”），钤于批准书上。在日朝交涉的过程中日本人得到朝鲜开化派官员吴庆锡的暗中帮助，当时作为日方随行人员的野村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吴庆锡的话大概不会如此迅速地了结，我们极其感谢。”1876年2月27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府演武堂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当时朝鲜称为“丙子修好条规”，后世通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为了解决遗留问题，同年日本代表宫本小一又来朝鲜，同朝鲜签订《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江华条约附录》本名《日朝修好条规附录》，是《江华条约》（即《日朝修好条规》）的一部分，它是日本和朝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关于“订立通商章程”的内容而于1876年8月24日在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

（九）这一条约规定日元在朝鲜通商港口的自由流通权，进一步破坏朝鲜的主权，并威胁朝鲜的经济安全。1876年2月26日日本和朝鲜在朝鲜江华岛签订《日朝修好条规》（通称《江华条约》），标志朝鲜打开国门，同时也使日本和朝鲜建立近代外交关系。《江华条约》实质上是日本模仿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和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中的《日英条约》而强迫朝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内容极为相似，而且也规定专行再议通商章程的事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又模拟《南京条约附件》、《五口通商章程》以及《日英条约附录》、《日英通商章程》等条约，起草《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两个文件，企图利用朝鲜政府对国际惯例的愚昧和己方利益的无知逼其就范，进一步扩大其侵略权利。《江华条约》的确遗留许多问题，朝日双方也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公使驻京问题、关税问题和开港场所问题等等，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最早的交往和互动。1876年3月朝鲜政府以金绮秀为修信使，率领75人组成的使团访问日本。日本对他以国宾之礼隆重款待，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并让朝鲜使团参观日本的政府、工厂、农场、学校等场所。日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对朝鲜在威逼的同时施以利诱，使其减轻对日本的警惕，顺从日本提出的侵略条款；另一方面则是向朝鲜修信使一行炫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传递日本的善意，为培养朝鲜亲日势力奠定基础。果然7月底金绮秀一行归国后他们的见闻录对朝鲜国内产生很大影响，就连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对日本产生兴趣。

（十）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两国既经通好，须另设立通商章程，以便两国商民。且并现下议立各条款中更应补添细目，以便遵照条件。自今不出六个月，两国另派委员，会朝鲜国京城或江华府商议订立”的规定于1876年6月28日派遣外务大丞宫本小一为理事官前往朝鲜协商遗留问题，以期立约。宫本小一一行除外务省人员外尚有海、陆军官随行，乘军舰“浅间号”于1876年7月3日由东京出发，7月25日到达朝鲜仁川府，在济物浦登陆。7月30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留宿于西大门外清水馆。8月1日宫本前往景福宫谒见国王李熙，8月5日在清水馆与朝鲜政府的代表——讲修官赵寅熙开始会谈。这时宫本将已拟定好的《修好条规附录》和《通商章程》的条款提出并说明其内容，征求赵寅熙的意见。赵寅熙说：“本人无意见，待将两提案呈报政府审阅检讨后再回答。”8月7日赵寅熙将朝鲜政府的回答书交出，其主要内容是：“关于通商章程问题，我国曾不通外国，百姓人民初不识此等规例。如今突然议订此约，将使人民惊骇而疑惑；关于公使驻京问题，港口设官既足管理，则必无事务之烦于使臣。而如有不可不商议裁处者，小则书契往复，大则两相通使，未为不可。开馆驻京实难奉施；

（十一）关于日本人在朝鲜国内旅行问题，港湾内日本人民行进程限，一依草梁倭馆界限为宜。而买办售卖之节，自在限定之内，不须更烦论难；关于贸易问题，物资之流通，市铺之殷盛，可期于开港之处。而若复散行各处，往来无常，则恐滋意外弊端，毫不两相利益。此一款亦不得奉施。”由此可知当时的朝鲜政府对日本政府所提出的《修好条规附录》及《通商章程》的提案中有很多条款甚难同意，因此双方争论不休，使交涉的时间拖延得很长，出乎日本人的预料。8月9日宫本小一与赵寅熙举行第二次会谈，就双方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讨论，但得不到结论即散会。8月10日继续会谈，仍是如此。次日宫本乃要求朝鲜政府有威望的判中枢府事申櫶参加会谈，以期早日解决之。8月13日申櫶偕工曹判书尹滋承一同与会，讨论数小时对通商章程条款的意见渐趋一致，但日本公使驻京及日人之内地旅行问题仍难解决。经过自8月16日起连续6次协商，宫本与赵寅熙达成妥协，日本放弃公使驻京的要求，同时其游历范围也被限定在开港口岸十里之内。会谈的结果终于得到朝日双方的同意，于8月24日花押签字，正式缔结《江华条约附录》。《江华条约附录》共有11款，其中对朝鲜不利且欠缺平等互惠的条款是第七款货币的使用及铸造问题。按国际法律的规定及惯例，在朝鲜国内凡交易、购买或贩卖任何物品必须使用朝鲜国货币，即使在开港通商地区也应该如此。

（十二）日本货币在朝鲜开港地区通用是不合法的，否则将会扰乱朝鲜国的金融，有碍民生。“两国人民敢有私铸钱货者，各用国律”也是很不合理的，应一律按朝鲜国的法律裁断才是。第九款强调《江华条约》中第七款关于日方享有的勘测朝鲜沿海的权利，日本可任意测量朝鲜沿海形势，将破坏朝鲜国防的安全，使日本可随时派军舰威胁朝鲜。《朝日通商章程》又称《贸易规则》，是《江华条约》（即《日朝修好条规》）的一部分。它是日本和朝鲜根据《江华条约》第十一款关于“订立通商章程”的内容而于1876年8月24日在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签订的。《通商章程》由日本单方面提出，签订时并无修改，与《江华条约附录》同时签订（签订背景及过程参见词条江华条约附录）也是一个不利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关于无关税的规定是日本对朝鲜赤裸裸地欺侮，严重破坏朝鲜主权。根据朝日《通商章程》的第六则的规定朝鲜准许对日本输出农产品，这意味着日本可以任意掠夺朝鲜的粮食等必需品。这直接导致朝鲜贫困加剧、农民破产，对朝鲜社会矛盾的激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并被认为是包括东学党起义在内的19世纪末朝鲜诸多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另外根据《通商章程》第七则及宫本的照会，朝鲜无关税，进出口货物一概免征，这对朝鲜政府的国家财源收入损失太大。

（十三）1880年8月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出使日本东京时，曾至中国公使馆与公使何如璋、参赞黄遵宪谈到朝日两国间的贸易、进出口货物不征关税的问题时，何、黄等闻之大为惊骇。何如璋说：“西例通商，惟欲己国有益，故两国往来，税则无论出入口，均由本国自定。”强调关税的自主及其重要性。黄遵宪也说：“与他人立约必声明细则，由我自主之一语。”力劝金弘集归国后尽速设法与日本交涉，修改两国间的《通商章程》，以收回朝鲜的权益。直到1883年朝鲜才在清朝的支持下与日本订立关税，结束无关税时代。对日本而言《江华条约》是日本大陆政策第二步（吞并朝鲜）的实施开端，为日本进一步掠夺朝鲜以及后来对z国的侵略作了准备。在条约签订后随着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等港口，日本就迅速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一系列特权从朝鲜夺取农产品、倾销商品。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日本也逐步开始对朝鲜的政治渗透，为其最终将朝鲜列为殖民地开辟道路。日本还透过近代欧美国家通用的国际公法理念与主权国家思想在条约第一款特别声明“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是模仿《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所定的条款。明治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想借“自主”与“平等”之名以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以便此后日朝间如有任何纠纷，日本可据此以拒绝中国的介入与干预。比如之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方面就是以《江华条约》作为依据，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

（十四）对朝鲜而言《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的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并且是朝鲜被日本吞并的第一步。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朝鲜，而朝鲜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等）则源源不断地输往外国（主要是日本），造成朝鲜的进一步贫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的掠夺性贸易被认为是朝鲜近代史上多次骚动和民变（如东学党起义）的重要原因。同时《江华条约》也使朝鲜初步开放国门，在条约缔结不久后即派遣以金绮秀为首的修信使团赴日，开始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客观上促进朝鲜的近代化。直到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会朝鲜才全面开放门户，汇入世界文明和全球市场的大潮之中。对中国而言通过《江华条约》的日本否定z朝之间既有的宗藩属关系，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h战争做了铺垫。条约签订后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在z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都反复祭起这件法宝，直至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江华条约》第一款的订立绝不是为了尊重朝鲜的主权，而是日本为打开朝鲜大门，割断z朝同盟关系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本来中国宗属关系是z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它不依赖第三国的承认而存在。但是当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国并且朝鲜接受这种承认之后，朝鲜就不能再作为z国属国的身份与日本交往，也就等于在日朝关系中否定z朝宗属关系。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给z朝同盟设置障碍，把朝鲜隔离开来，然后进行宰割，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完全达到它的目的。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又称《薛斐尔条约》，是1882年朝鲜王朝和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是在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斡旋下签订的，它是朝鲜与外国缔结的第二个通商条约，也是朝鲜与欧美国家缔结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利，因此对朝鲜来说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朝鲜的门户向世界全面敞开，也意味着朝鲜半岛进一步走上世界大国竞争的前台，变成列强的角逐场所。1882年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在清朝、朝鲜王朝和美国三国互动、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厉行锁国政策，曾击退法、美入侵舰队，并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碑面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体现出朝鲜坚持闭关锁国的决心。朝鲜也因此成为东亚最晚开放门户的国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士王国”。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成功打开朝鲜的国门。虽然《江华条约》签订数年后朝鲜政府并没有与欧美列强缔约通商的行动和打算，但该条约的签订毕竟为后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打下基础。而此时的美国在沐浴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的洗礼之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实力不断强大，开始把触角伸向远东地区，企图打开当地的市场，便于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世纪中期美国辉格党政府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先后打开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美国内战之后执政的共和党也继续遵循商业扩张原则，作为其东亚政策的基本准则。

（二）朝鲜半岛自然不出美国视野之外，但由于朝鲜王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坚持锁国政策，美国在日本成功使用的“炮舰外交”竟没能在朝鲜奏效。1866年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驶入朝鲜大同江，要求朝鲜政府与之通商，结果商船遭到攻击而沉没。1871年美国亚细亚舰队进攻朝鲜江华岛，史称“辛未洋扰”，虽然取得军事胜利但由于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撤兵作罢。在沉寂数年后随着《江华条约》缔结的消息传来，一些美国人再次提出开放朝鲜国门的要求。1878年4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萨金特提交一份议案，要求参议院授权美国总统任命一名全权代表，在日本的友好协助与支援下与朝鲜缔约，并认为与朝鲜缔约的好处除了救助遇难船员、通商贸易外还可以防止俄国的侵略。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并不重视这一议案而未予审议，不过这个议案的出炉意味着朝美破冰势在必行。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政府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实力有所增强，而清廷对朝鲜的一贯政策是内政外交从不与闻，对朝鲜的对外开放也持消极态度，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时已充分体现出来。1874年日本侵略tw期间被清政府雇佣的法国人日意格透露日本在侵台之后将用兵朝鲜，因此建议朝鲜与法、美缔约通商以防日本。

（三）但清廷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认为：“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况美无远略，法多内患，实不暇此。” 后来清朝礼部给朝鲜的咨文中虽然转述日意格的意见，但也未鼓励朝鲜听从。然而经过《北京专约》和《江华条约》的订立，日本的威胁和朝鲜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清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1876年10月李鸿章致朝鲜领中枢府事李裕元的书函中指出：“西洋英、俄诸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 暗示朝鲜与欧美缔约通商。其次是以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契机更刺激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由以前的消极应付转变为积极干预。1879年6月清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条陈海防事宜时专门提到朝鲜问题，丁日昌的意见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莫过于“不使朝鲜蹈琉球覆辙”的理由，除此之外当时盛传的“俄国威胁论”也是促使清政府改变对朝政策的另一原因。总理衙门受到丁日昌的奏折启发，正式决定采取行动，设法让朝鲜同欧美缔约通商。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可遽然改变，无法下命令强迫朝鲜，只好采用劝导的手段。于是让李鸿章又一次致函李裕元，明确提出让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

（四）李裕元拒绝这个建议，不过在次年清朝驻日使馆对朝鲜使臣金弘集所做的工作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驻日参赞黄遵宪写的以“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为中心思想的《朝鲜策略》，不仅极大地影响朝鲜决策层，更在朝鲜引发政治地震。总之随着日本与俄国的威胁增大，清政府一方面认为朝鲜与欧美建交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则本着“以夷制夷”的观念，希望引进欧美势力以制衡日、俄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进而保障中国的安全，清政府对朝鲜外交政策的主张和影响也为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创造条件。1878年秋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海军中将薛斐尔周游中东、东亚，以促进美国对亚非贸易的发展，其中一项使命就是尝试打开朝鲜的国门。薛斐尔于1878年12月初由美国出发，取道非洲西海岸北上，经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于1880年4月15日抵达日本长崎。薛斐尔到日本后设法与朝鲜建交，薛斐尔曾在1867年奉命率赴朝鲜调查过舍门将军号事件，但无功而返。他本人力主通过海军在全球扩大贸易、传播“美国信念”。他对朝鲜也早有打开其国门的野心，因此他对此次朝鲜之行可谓踌躇满志，认为十多年之后完成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此次他来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委托日本政府居间协调，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担心日朝关系因此恶化，但又不好拒绝美国人的请求，所以训令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协助薛斐尔打通朝鲜东莱府方面的关节。

（五）薛斐尔来到釜山后请近藤代为会晤东莱府使沈东臣，但沈东臣以不得接触洋人、不得上呈书契的规矩而予以拒绝。薛斐尔返回日本后经过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商量，拜托井上馨亲自出马，写信给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这样薛斐尔书信也能附于信后而送到朝鲜人手中。井上只好答应写信，劝导朝方与美国建交，并将薛斐尔书信译为汉文附于信后，由近藤真锄递交给朝鲜政府。到了1880年8月11日访日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将尹滋承的回信和薛斐尔书信一并呈给井上，朝鲜方面借口薛斐尔书信中把“Corea”翻译成“高丽”是辱国（高丽王朝是朝鲜王朝的前朝，将“朝鲜”译成“高丽”就相当于把“大清”译成“大明”一样），因而退还薛斐尔书信，美国依靠日本斡旋来促成朝美建交的希望便破灭了。在“辛未洋扰”时美国曾请清政府介入美朝关系，却被清政府拒绝，所以此次美方起初并未有联络清廷的打算。但薛斐尔在等待朝鲜回信时就已经预计不会有好消息，于是他转向驻长崎的中国领事馆求助。领事余瓗将此事上报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原本就有劝朝鲜与欧美修好以防俄的构想，因此对美方的求助极为重视，在1880年6月7日上报总理衙门。朝美建交正好符合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战略方针，而李鸿章更为了避免因为美日合作而使中国在朝鲜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出现，故在得知美国人主动找上门来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于1880年7月23日邀请薛斐尔访问中国天津。

（六）8月25日薛斐尔抵达天津，翌日会见李鸿章，向他表达借中国之力与朝鲜建交的愿望，李鸿章也答应致函朝鲜政府加以疏通。李、薛两人抵掌而谈，一拍即合。同年11月薛斐尔返回美国述职，美国国务卿布莱恩赞成透过中国与朝鲜缔约的建议，便于1881年3月15日任命薛斐尔为驻华使馆武官，前往中国负责对朝缔约事务。清政府也在1881年2月23日批准将朝鲜外交事务从礼部完全移交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中国斡旋朝美建交的过程就此展开。就在李鸿章与薛斐尔达成共识之际对朝美建交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黄遵宪赠给金弘集《朝鲜策略》。出使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在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顺便多次进出中国驻日使馆，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进行笔谈。何、黄向金弘集指出打开国门与欧美建交的重要性，而且黄遵宪还亲自写了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赠与金弘集，论述朝鲜应当亲z国、结日本、联美国，一起抵制沙皇俄国的南下，并强调在联美国方面要“急缔善约”。《朝鲜策略》被带回朝鲜后直接促成朝鲜政府态度的变化，此时无论是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还是领议政李最应（兴寅君）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但这也引起朝鲜国内的轩然大波。保守儒生于次年发起“辛巳斥邪运动”，上疏抨击《朝鲜策略》，斥责黄遵宪和金弘集引狼入室，坚决反对与美国缔约建交。

（七）这次以上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遭到朝鲜政府的严厉镇压，甚至还引发文字狱，多名儒生因为上疏文中语出不敬而被处死或流放，到1881年秋破获安骥泳的举事后朝鲜政府才算暂时压服反对声音。1880年冬朝鲜国王李熙派密使李东仁、卓挺埴先后来日本，向中国驻日使馆转达对《朝鲜策略》的信服，并恳请何如璋公使出面斡旋朝美关系。1881年初朝鲜政府又派李容肃出使中国，向李鸿章表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请求李鸿章“一一开诲硕划”。李鸿章遂令幕僚马建忠和郑藻如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交李容肃带回朝鲜。又命郑藻如修书于朝鲜贡使任应准，论述“联美七利”，提议朝鲜迅速派要员来华协商。由于“辛巳斥邪运动”正在蔓延，所以朝鲜政府虽有意与美国建交，却无法立即派出使节。但是z美两国联手合作，加上朝鲜政府的态度转变，《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已是水到渠成，任何腐儒的意见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1881年夏薛斐尔回到中国，两度就朝美建交的进展问题询问李鸿章，李鸿章并未对薛斐尔作出肯定答复，只劝他耐心等待。性急的薛斐尔对此十分恼火，甚至怀疑李鸿章有食言的可能。与此同时朝鲜译官李应浚为通报朝鲜将派学徒学习洋务之事来津，李鸿章趁机命郑藻如再次修书于朝鲜，督促朝鲜派使节来天津与薛斐尔接洽。不久后朝鲜预定的使节赵龙镐暴死，朝鲜政府遂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学徒来华并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

（八）1881年12月薛斐尔获知朝鲜议约使臣即将来华的消息，1882年1月19日他收到美国总统阿瑟授予他对朝议约的全权委任状，于是计划在1882年春在天津议约，5月赴朝鲜签约。清廷也在1882年1月23日颁布上谕称：“朝鲜久隶藩属，自应随时维持调护，即以固我边陲。该国必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至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着李鸿章随时相机开导，妥为筹办，该国联美之计。为日、俄各国所不愿，该大臣亟应加意慎密，毋贻口实。”正式将斡旋朝美缔约的任务交给李鸿章负责。稍早前的1882年初朝鲜国王李熙派的领选使金允植及学习洋务的60名学徒抵达中国，而金允植身上更重要的任务则是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李鸿章在保定府与金允植接洽，起初朝方恳请清朝皇帝“明降诏旨”要求朝美缔约，由清政府派员主持，李鸿章为了不“转予外人以挟持之柄”拒绝此提案。随后金允植又奉国王密谕，请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最后决定朝鲜派出全权使臣在天津议约、在朝鲜签字。还将马建忠、黄遵宪、李东仁所拟的三种条约草案反复比对，确定包括“属国自主”（朝鲜承认自己是清朝属国，但外交自主）、征收关税、不立教堂等原则。然而因为朝鲜国内排外情绪还很浓厚，国王难以公然派遣全权使臣赴华议约，所以李鸿章在1882年3月下旬回天津后便代替朝鲜和薛斐尔谈判，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及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亦参与其中。

（九）他们从3月25日到4月18日进行五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属国自主”条款，薛斐尔认为美国只能跟独立自主的对等国家缔约，故坚决反对条约中出现“属国”字样。经过几番折冲后双方决定空出第一款“属国自主”条款，等待美国政府的指示，不得已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声明z朝的宗藩关系及朝鲜的“自主之权”。其他条款并没有明显争议，于是李鸿章和薛斐尔在谈判结束后草签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就基本定稿，随后李鸿章让李应浚将约稿带回朝鲜。1882年3月朝鲜政府派鱼允中、李祖渊二人赴天津参加预备会谈，4月22日鱼允中、李祖渊尚在途中，而薛斐尔却不肯久留中国，遂携与李鸿章草签之约稿赴烟台，准备动身前往朝鲜。李鸿章一面将此事通报朝鲜统理机务衙门总理大臣李最应及朝鲜国王李熙，一面派马建忠与统领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乘军舰偕往，协助薛斐尔与朝方顺利缔约。5月8日马建忠一行先抵朝鲜汉江口，与朝鲜官员李应浚、赵准永、金景遂等及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行接触，乘坐美国军舰“斯瓦塔拉号”（汕岛号）的薛斐尔于5月11日才到达朝鲜。5月14日朝鲜国王所派的议约大臣申櫶、金弘集姗姗来迟，先后登上中美军舰拜访。马建忠要求朝鲜官员代国王行三跪九叩礼、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并令其准备全权委任状和“属国自主”照会，将他本人拟好的“属国自主”照会草稿交给金弘集。

（十）而薛斐尔则以印度被殖民统治来警告朝鲜，并鼓励朝鲜自强，又设盛宴款待，令朝鲜使臣对其“殷勤之怀”颇为感动。当时朝美两国都没有对方语言的翻译官，故需通过中国翻译辗转沟通。5月15日申櫶、金弘集邀请中美官员来仁川府衙享用朝鲜料理，此后朝美双方举行谈判，除了朝鲜要求禁止米谷输出以外未有其他异议，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允许朝鲜“暂禁米粮出口”，并限于仁川严格禁止米谷输出。5月19日金弘集将委任状和照会出示给马建忠，双方签约手续至此具备。5月20日朝美双方代表在仁川府衙交换全权委任状，1882年5月22日上午申櫶、金弘集与薛斐尔在济物浦（今韩国仁川）花岛镇临时搭建的一个帐房里签署《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同时薛斐尔还收到朝方提交的“属国自主”照会（薛斐尔自称是两天后才收到的），此后举行鸣炮仪式（美国对朝鲜鸣炮21响，对z国鸣炮15响，z国军舰答炮15响）。以上所有过程均在马建忠、丁汝昌二人指导或监临之下进行，惟于条约签字之际马、丁二人回避于别室。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演变为韩国国旗的太极旗（无卦）在条约缔结仪式上首次被使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议定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马建忠乘坐的军舰驶抵汉江口停泊时早有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军舰在该处等待。花房义质登船拜访马建忠，企图窥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内容，中、朝、美三方均秘而不宣。

（十二）薛斐尔在条约缔结两天后即返航上海，马建忠、丁汝昌则前往汉城谒见朝鲜国王李熙及世子李坧后回国。1883年1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2月27日美国政府任命福德为美国首任驻朝公使，1883年5月抵朝赴任，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闵泳穆交换条约。除了第六款略加修改（补充“不禁美国船只从朝鲜此口至彼口装出口之土货或交卸运来洋货”）以外其余未作改动，这标志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正式生效。对美国而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表面上使美国势力进一步深入亚洲，但在二战结束以前始终未能在朝鲜半岛登堂入室。起初美国也想利用条约赋予的特权对朝鲜展开经济渗透，确立对朝贸易的优势地位，借以扩大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美国首任驻朝公使福德也对朝美贸易的前景表示乐观，认为朝鲜人会积极购买美国的机器和产品，但是美国人很快发现朝鲜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无力与美国展开大规模贸易，其环境极不适于商业投资，所以美国的对朝政策被形容为关心退去。美国驻朝使节也在1884年9月由特命全权公使降级为办理公使兼总领事，地位等同于美国驻暹罗的使节，同时美国的驻朝外交机构仅限于汉城，而不扩大到其他通商口岸。在政治上美国政府虽然表示对朝鲜独立的支持，但从不插手干涉，尽管美国驻朝外交官往往对此很热心。

（十三）在经济上朝美贸易额也微不足道，尽管朝鲜高宗给予美国很多利权，但除了金矿和煤油公司外朝鲜的其他商业领域几乎无利可图，无法吸引华尔街的大资本家。朝美建交后美国对朝鲜唯一卓有成效的影响就是在文化上，自从霍勒斯·艾伦（安连）来朝鲜后大批美国传教士涌入朝鲜，他们通过建学校、医院（如培材学堂、梨花学堂、济众院等等）大力传播基督新教和美国价值观，同时与朝鲜王室过从甚密，成功扩大美国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如今基督教在韩国相当流行，这种现象的造成正是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缔结为契机的。对朝鲜而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使朝鲜全面开放门户，加重朝鲜的民族危机。同时该条约使朝美首次建立外交关系，被视为现代韩国外交的起点，客观上也是朝鲜半岛近代化的重要步骤。《朝美修好通商条约》还是现代韩国对美依赖的滥觞，原本因为舍门将军号事件和辛未洋扰，朝鲜对美国印象恶劣，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前正是朝日之间为解决外交悬案而产生纠纷之时。这时美国经中国的斡旋与朝鲜缔约建交，黄遵宪、李鸿章等又向朝鲜灌输美国是公正和平之国的认知，而且这个条约的平等协商与和平签署也确实同日本对朝鲜的逼迫形成强烈反差，使朝鲜王朝君臣开始对美国萌生好感。1883年美国任命福德为驻朝特命全权公使，与驻北京和东京的使节平级，更使朝鲜高宗喜出望外。

（十四）他曾特地召见福德并对他说：“我完全理解美国公平无私的政策，而我希望可以一直得到贵国政府的建议和帮助。” 再加上美国驻朝的外交官和传教士同王室关系密切，为朝鲜的独立自主而奔走，所以使朝鲜王室产生这些美国人的态度就是美国政府的态度的错觉，对美国的信任和依赖心理与日俱增，甚至对美国阻挡中国的干涉及日本的侵略抱有强烈的幻想。此后朝鲜每遭侵略，朝鲜政府就搬出《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请求美国的支援，当然每次都毫无作用。甚至到了1919年巴黎和会闭幕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李承晚给美国助理国务卿弗兰克·波尔克写的信中还希望美国能遵守《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可见该条约对韩国亲美心理产生的重要作用，其影响通过朝鲜战争而强化延续至今。对东亚局势和世界格局而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意味着朝鲜半岛进一步成为列强竞争的焦点，《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法国、奥匈帝国等欧美列强纷至沓来，与朝鲜签订类似条约，严重破坏朝鲜的主权。《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成为欧美列强打开朝鲜门户的通用模式，《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刚刚签字后英国人就赶到朝鲜来。英国人还在译读约稿时德国人又来了，英国人怕德国人后来居上，竟然一字不改地赶快签订《朝英修好通商条约》（韦力士条约），距《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只有15天。朝鲜“隐士之国”的历史宣告终结，对欧美列强全面打开门户。

壬午兵变

（一）壬午兵变又称壬午军乱、壬午事变、汉城士兵起义，是农历壬午年六月初九朝鲜发生的一次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性质的武装暴动。朝鲜王朝京军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因为一年多未领到军饷以及对由日本人训练的新式军队别技军的反感，而于1882年7月聚众哗变，大量汉城市民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士兵和市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民愤极大的大臣和一些日本人，并且攻入王宫推翻闵妃外戚集团的统治，推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执政。这次兵变引发清朝和日本同时出兵干涉，并且很快被清朝的军队镇压。壬午兵变是19世纪末（特别是1876年开港以后）朝鲜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1873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以“国王亲政”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原先执政的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朝鲜国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义上是国王李熙（朝鲜高宗）掌权，实际上却是以骊兴闵氏为核心的闵妃集团统治朝鲜。闵妃外戚集团一改大院君时代厉行的锁国政策，而以对外开放标榜，1876年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后朝鲜的国门从此被打开。1882年又同美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闵妃集团还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开化自强”。闵妃集团效仿清朝正在实行的“洋务运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对内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统理机务衙门，对外分别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和学习。1881年又创立一支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

（二）闵妃集团的这些开放和亲日的措施引发大院君和广大人民的不满，事实上闵妃集团的这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维持权力、打击反对派的手段。他们醉生梦死，并不想为了朝鲜的未来而实行真正的改革。而对外开放也是在日本的胁迫下仓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开放，导致日本开始从各方面渗透和侵略朝鲜。闵妃集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大力排斥异己，从中央到地方任人唯亲、扶植亲信。闵妃集团的骨干人物闵谦镐、闵台镐、李最应（兴寅君）等人都窃弄威权、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官场既如此那朝鲜王室自然是腐败堕落。史载当时的朝鲜宫廷：“每夜曲宴y戏，倡优、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灯烛如昼，达曙不休。闵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刚山一万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钱千两。”后来在壬午兵变被镇压后国王李熙颁布的“罪己纶音”中不得不承认：“玩好是求，赏赐无节，是予之罪也；过信祈禳之事，虚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广，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宫闱不肃，妇寺干泽，是予之罪也；贿赂公行，贪墨不惩，穷民愁苦之状，莫达于上，是予之罪也；储胥久虚，军吏失哺，贡价积欠，市井废业，是予之罪也；联好各国，乃是时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当时高宗和闵妃为首的朝鲜统治者的失政。闵妃集团不愿牺牲既得利益，而且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相当有限。不但没有使朝鲜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鲜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三）此时包藏祸心的日本也开始对朝鲜的蚕食，日本商人利用《江华条约》赋予的特权大肆在朝鲜廉价掠夺粮食，导致朝鲜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断流出。本来就贫困不堪的朝鲜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朝鲜的社会危机。日本还积极在朝鲜物色代理人，逐步展开对朝鲜的渗透，朝鲜的新军由日本人充任总教官就是日本对朝鲜内政初步的干涉行为。朝鲜人的反日情绪不断滋长，语到倭边，咬牙欲杀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入汉城时一路遭到民众投石袭击，狼狈不堪地逃跑。1882年3月日本大仓组职员儿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职员大渊吉成和东本愿寺的和尚莲元宪诚无视开港条约的规定，擅自到朝鲜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边府游历，结果就遭到朝鲜百姓二三百人的袭击，儿玉和大渊遭重伤，莲元则当场身亡。甚至于岭湖山谷之间，有大伙匪类，蜂屯蚁聚，横行里闾，持兵纵火，上纳钱木。白昼抢夺富村饶户，传檄征索，称曰举义而伐倭，哗然指逆而为忠。因此开港后的这种弥漫整个朝鲜社会的仇日心理，也成为后来“壬午兵变”爆发的重要背景和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社会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骚动的迹象已经出现，大院君也企图趁机夺权。1881年大院君的亲信安骥泳密谋废除国王李熙，另立李载先（大院君庶长子）为王，但事泄失败，李载先被赐死，安骥泳等人被凌迟处斩。

（四）然而闵妃集团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依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以致出现“府库仓廪枵然空虚，百官之颁禄难继，军兵之放料多阙”的状况。1882年朝鲜国库空虚，军队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埋下兵变的种子，在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壬午兵变终于酿成。19世纪末的朝鲜天灾不断，1882年春季朝鲜又发生大旱，又有宫中闹鬼的异象传出，京城内人心惶惶。民间普遍认为是闵妃引进“洋妖”和不守妇道而招致的天谴，并且谣传当年将有兵灾。当时朝鲜政府决定扩充新式军队——别技军，因此缩减旧式军队的规模，将京军五营军（训练都监、龙虎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缩编为武卫营和壮御营，超过半数的旧式军人被迫解甲，这本来就引起旧式军人的不满。而缩编后的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并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于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克扣军饷并中饱私囊，加上连年的旱灾和日本的掠夺性贸易，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已经连续13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与此同时别技军的装备和待遇却远高于旧式军队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当教官，这又引发旧式军人的极度反感，憎称其为“倭别技”。武卫营和壮御营充满着怨恨的气氛，1882年7月19日发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索。当时全罗道漕米运抵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主管俸禄的宣惠厅决定先给武卫营和壮御营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是米中掺入砂糠等物而不堪食用。

（五）于是两营士兵前往宣惠厅的仓库——都捧所，与库直（即库吏，是闵谦镐的家仆）理论。其间发生冲突，大批愤怒和饥饿的士兵冲入都捧所砸毁仓库、夺取粮食，还殴打库直，但这之后士兵便作鸟兽散。此事被上报给宣惠厅堂上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金春永、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四名士兵，并交汉城捕盗厅惩处。于是在汉城民众中流传这四人将被斩首，消息传到汉城东郊士兵聚居区往十里，引起士兵们的极大愤慨，武卫营和壮御营的士兵为了挽救即将被害的同袍决定聚众哗变。金春永之父金长孙和柳卜万之弟柳春万两人商议后由金长孙起草通文，要求大家在六月九日到东别营集合，救援4名士兵，一场对内反闵、对外排日的士兵起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1882年7月23日以金长孙、柳春万为首的上万名士兵及其眷属麇集汉城郊外的东别营哗变，壬午兵变由此爆发。起初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请愿而已。哗变士兵先找到他们的长官——武卫大将李景夏，请求他出面解决此事。李景夏虽然对士兵有所同情但没有实权，不敢得罪闵家，遂只写了一封陈情书，让他们直接去找闵谦镐。士兵们便携带陈情书前往砖洞闵谦镐家讨要说法，闵谦镐当时在景福宫监督工役，不在家中。士兵们刚到闵府就撞见担任都捧所库直的闵谦镐家仆，又看见闵府内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哗变士兵一时积怨爆发、群情激愤，完全把陈情上诉一事抛到九霄云外，便打死库直冲进闵府大肆破坏。

（六）士兵们将闵府的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烧成灰烬，芳烈闻数里。闵谦镐家的被砸使“壬午兵变”的事态扩大化，哗变士兵在泄愤之余冷静下来，自知闯下弥天大祸，抢劫当朝权贵闵谦镐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发现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没有靠山，事后一定会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样尽数铲除。于是哗变士兵决定前往并包围云岘宫，请求蛰居在里面的兴宣大院君予以协助。大院君已经引退八九年，但仍不断试图干涉政事，这次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准备利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从闵妃手中夺回政权，因此大院君对于如何“引导”兵变和掌握大权可谓是胸有成竹。然而当大院君面对上万名士兵和军眷向他求助时他却说：“吾老矣，国事何知？圣上慈仁，必无他。”并厉声喝退士兵，暗中又召来兵变的发起人金长孙、柳春万等人授之以“密计”，还派自己的家臣许煜化装成士兵潜入兵变队伍中与金长孙等人一起指挥之。“密计”的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从事件的发展来看士兵从无组织、无计划变得组织有序、计划严密，应该是依大院君之计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说是壬午兵变的催化剂，他的参与如同给士兵一方添加重重的砝码，注定闵妃集团的即刻垮台。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义。

（七）壬午兵变爆发的当天下午随着反闵排日的情绪被全面点燃，起义士兵和市民先到东别营占据武库，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然后兵分三路展开暴动，一路袭击捕盗厅和义禁府，释放被关押的金春永、柳卜万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卫正斥邪派儒生白乐宽，后者由于上疏反对开放政策而被闵妃集团逮捕。救出同袍后起义士兵和市民又顺路捣毁闵台镐、闵泳翊等外戚权贵以及与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着“杀光闵氏”的口号，闵妃经常派人去祈祷的城郊各处寺庙也被付之一炬；一路袭击别技军军营所在地——下都监，处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礼造，从而使朝鲜政府手中唯一能镇压起义士兵的力量被消灭；一路则占领京畿监营，扼制朝鲜政府的有生力量，接着与暴动民众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馆，声言将尽屠倭人。日本公使馆方面在当天下午3时接到别技军军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势大乱，忠告其做好防范准备。日本公使馆要求朝鲜政府派兵保护未果，下午5时许成千上万的朝鲜军民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公使馆周围的民房，以断日本人之后路。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与使馆人员28人一路放枪，击毙不少围攻的朝鲜军民后冲出一条血路仓皇逃窜。花房一行几经周折逃到仁川避难，得到仁川府使郑志镕的款待。不料很快兵变波及仁川，当地居民围攻花房一行，迫使其于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

（八）恰在此时花房义质遇到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花房与舰长熟悉，遂搭乘英国船逃回日本。在兵变过程中共有13名日本人被杀死（下都监别技军被攻击时死了7人，花房一行逃跑过程中死了6人），为之后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提供口实。此时汉城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兵变爆发后却下起倾盆大雨，到7月25日早晨才停（时人日记记载从夜五更即7月24日拂晓开始雨下如注），人们都认为这是洗冤的征兆。起初朝鲜政府面临变生肘腋的这种情况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把这次兵变当作一般的变乱处理，在暴动蔓延时只让武卫大将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晓谕解散，被起义军民轰走。而其派去镇压的一点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结果使闵妃集团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汉城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一日之内全部瘫痪。日本公使馆得不到朝鲜政府军的保护，也成为日本后来对朝鲜要求驻军权的借口。1882年7月24日晨三路起义士兵和市民汇合后冒雨向汉城王宫进发，准备一举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途中杀掉前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参判闵昌植。起义士兵和市民气势高涨、势不可挡，从敦化门攻进王宫——昌德宫，打死躲在王宫的金辅铉、闵谦镐等大批闵妃集团官吏。起义士兵和市民还攻入后宫，四处追杀闵妃。闵妃在混乱中急忙化装成宫女，在武艺别监洪在羲（后改名洪启薰）的保护下逃离王宫，先躲在司御尹泰骏的府邸，而后伺机逃出汉城，藏身于老家骊州郡的亲戚闵泳纬家中。

（九）她逃走时得到已随大院君进宫的骊兴府大夫人闵氏（大院君之妻）与李载冕（大院君长子）的协助，府大夫人将四人轿借给闵妃，李载冕向士兵郑义吉、许氏同、张泰辰、洪千石四人说这是府大夫人的轿子，吩咐他们抬轿出宫。走到重熙堂门外时金春永、姜命俊、尹尚龙、成仁默、柳卜万等起义士兵止住他们前进，掀开四人轿将闵妃拖出，扈卫闵妃的洪在羲急中生智，大呼：“此吾妹尚宫也，勿误认！”然后背上闵妃就跑，终于使闵妃得以逃出生天。权倾朝野的闵妃集团就这样在军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朝鲜高宗李熙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时惊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宫随侍，自己避往别殿并宣布归政于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便与其妻骊兴府大夫人和长子李载冕一起进宫。大院君如愿以偿，在起义士兵和市民的拥护下第二次掌权摄政。大院君执政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宫廷的乱局，此时宫中涌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市民，他们搜寻闵妃、捕杀官吏，刹那间变得腥风血雨、混乱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宫廷，不料士兵们表示：“中殿（王妃）在，必尽戮我等；死，宁行大事而死，决不敢退！”大院君不得已，马上宣布闵妃已死于乱军中，并发布国丧。他还下令赦免起义士兵和市民，遣散他们出宫，并发给士兵积欠的军饷，起义士兵和市民这才放下武器从昌德宫撤走，壬午兵变暂时平息下去。

（十）兴宣大院君再次执政后全面废除闵妃集团所实行的开放措施，他首先进行人事调换，罢斥闵妃集团的余党，起用自己的亲信和申应朝等保守士大夫，释放因反对开放国门而下狱的郑显德、李晚孙、金平默等官员和儒生。他还让自己的长子李载冕兼任武卫大将、户曹判书、宣惠厅堂上等重要职务，掌握兵权和财政。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夺回权力之后，亦立即着手推行改革以缓解社会危机。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粮米运往京城，作为军士的俸米及民众的粮食。此后他又下令严禁私自铸造货币，废除都贾制度，强调人人均须纳税，并将地方物产直接运至汉城，以免各地豪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他还宣布恢复五营军和三军府，废除别技军，裁撤统理机务衙门等命令。壬午兵变虽然平息下去，但并未完全结束。7月25日夜晚民间谣传闵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闵妃集团残余势力纠合褓负商数万人准备进京洗城，当时都下大乱，坊民俱勒帕揭竿，冲塞街巷，声言御贼，势如潮涌。大院君则亲自走出敦化门，安抚汉城百姓，并宣布关闭城门、开放武库，将武器发给大家共同防备。于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装起来，展开对闵妃集团的新一轮清洗。不少人被认为是褓负商而死于非命，甚至连进京赶考的举子也被当作褓负商的内应而被杀害，原因仅仅是因为袖子里藏着的应举花名册被认为是褓负商名单，从这个褓负商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对闵妃的恐惧怨毒和对大院君的支持信服。

（十一）与此同时大院君还在全国范围内对闵妃集团成员发下海捕文书，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难者情况。起义士兵将逃亡官僚的家产没收，并殴打辱骂在汉城设置的闵妃望哭处吊祭的人士。起义士兵也不相信闵妃已死，仍然到处搜捕闵妃。闵妃被迫离开靠近京城的骊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骏、闵应植、闵肯植、李容翊等人的护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长湖院避难。壬午兵变本来是朝鲜的内乱，但因为其引发的排日风潮而使事件极大地复杂化。壬午兵变中日本人的蒙难令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朝野争论不休，花房义质公使逃回日本后便在报告书中主张武力解决。日本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也认为进军朝鲜的时机已至，要求利用这次事件侵略朝鲜，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撰文极力鼓吹讨伐朝鲜，扬言未达城下之盟不罢休。而此时日本明治政府面临着国内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勃兴而倍感威胁，考虑到朝鲜作为清朝属邦的地位以及夹在中日俄三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鉴于自身羽翼未丰遂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在明治天皇的亲自裁决下决定先派花房义质率领军队前往朝鲜接触大院君政权，胁迫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否则便发动对朝战争。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将日本政府的各种条件及应对朝鲜的策略详细阐释在一份“机密训令”中，交给花房义质，自己坐镇下关遥控指挥，另有代理陆军卿山县有朋率大军待命。

（十二）同时发布戒严令（八·五）和征发令（八·十二），为谈判破裂后的对朝开战做准备。于是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气势汹汹地开赴朝鲜“问罪”，于8月12日抵达朝鲜仁川港（济物浦）。清朝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不同于国际法，朝鲜除了定期朝贡以外并不负有严格的义务，清朝也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从不与闻。由于清朝经过洋务运动后实力有所增强，而周围的属国不断丧失（其中之一的琉球被日本吞并），所以清廷对日本格外防范，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经营清朝硕果仅存的藩属国——朝鲜，以牵制日本的势力。在壬午兵变前夕清朝对朝政策已经出现转变的倾向，而此次壬午兵变正好给清廷以强化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母丧丁忧，尚在安徽老家，由张树声署理）于1882年8月1日从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到朝鲜兵变和日本出兵的消息，以及中国也应迅速向朝鲜派出军舰的建议后，立即决定对朝鲜采取积极政策并报告总理衙门，又命令天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来华领选使金允植、问议官鱼允中接洽数次以了解朝鲜国情。金、鱼得知消息后也一头雾水，无法确定何人所为、目的为何。8月2日金、鱼态度骤变，在笔谈中指出“乱党不特绝倭洋，将谋不轨之变”，恳求清朝出兵平乱，并提到李载先、安骥泳，暗示是大院君所为（金、鱼自称是回去互相商量后得出的结论，有说法认为是逃亡中的闵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国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说无史料依据且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性不大）。

（十三）8月4日张树声接到黎庶昌的又一封电报，提到朝鲜王宫被袭击，印证金、鱼的看法。8月5日水师提督丁汝昌、道员马建忠奉张树声之命乘坐威远、超勇、扬威3艘去朝鲜“观变”，鱼允中随往。周馥则招来金允植，追问兵变主谋者。金允植以书函形式回复周馥，首次明确提出大院君是兵变的罪魁祸首，向清朝介绍大院君其人及其与王室的矛盾。在同日他与周馥的笔谈中提出“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云岘宫），以康穆王妃（神贞王后）命数其罪而赐之死”的处置方法。由于不了解大院君其人，周馥还以为大院君是亲日的，担心他与日本勾结。金允植则纠正这一看法，指出大院君是排外分子，并警告说日本将借机侵略朝鲜，清朝须尽快派兵收拾乱局，以免给日本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张树声奏请清廷出兵朝鲜来抗衡日本，并镇压乱党。8月7日清廷批准出兵计划，8月13日决定镇压乱党、平定兵变。丁汝昌、马建忠和鱼允中一行于8月10日到达朝鲜仁川，他们通过与朝鲜及日本方面的接触与调查，也断定大院君为兵变祸首，并且感到日本的威胁，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后带来马建忠极力主张出兵朝鲜的报告书：“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8月17日淮军6营（3000人）由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和统领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前赴朝鲜平乱，并于8月20日抵达。随军人员中不仅有给吴长庆当向导的朝鲜官员金允植，还有张謇、袁世凯等后来中国的风云人物。

（十四）但清军并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避免与日军冲突是在朝清军的基本方针），便在仁川西面120里处的南阳府马山浦登陆，与从济物浦赶来的马建忠、鱼允中等会合并按兵不动，所以日本一度占先机。日本对清廷出兵大为震惊，因此井上馨训令花房义质：“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汉城），以速决谈判，避免清朝的干涉。”8月16日花房义质率一个大队（1500人）朝汉城靠近，准备强行进城与朝鲜政府谈判。大院君虽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入，但因日本兵临城下，被迫于19日同意日军入城。8月20日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国王高宗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日本在所谓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人员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驻军朝鲜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为日本人的无礼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对花房表示不再固执于锁国的同时暗中准备动员全国兵力击退日军。花房义质对朝鲜方面的拖延战术非常不满，便于8月23日上午率日军撤出汉城，回到济物浦以示谈判破裂。他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计划，一旦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朝日双方在汉城、济物浦一线对峙，局势空前紧张，日军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军获得后发制人的机会。朝鲜上下“斥和攘夷”的呼声虽一度高涨但毕竟实力弱小，冷静过后许多朝鲜人对同日本作战感到恐惧，不少士兵甚至开小差，被日本人弄得焦头烂额的大院君只好向清军求助。

（十五）8月21日大院君派人急驰清军驻地南阳湾马山浦，请求马建忠前往调停，并附上日本的“要求函件”和朝日双方谈判内容的抄件。马建忠便率领200名清兵以“调停”为名赶赴汉城，8月23日花房撤离汉城、对朝鲜下最后通牒的那天大院君又派人催促马建忠入汉城，马建忠在委托接伴官赵宁夏确认花房已经撤离以后便于当日傍晚进入汉城，受到朝鲜官民的热烈欢迎。大院君与其长子李载冕前来迎接马建忠于南别宫（中国使臣馆），与马建忠进行笔谈，马建忠强调：“清兵来专为牵制日人，别无他意。”大院君信以为真，没有太多怀疑，双方交谈甚欢。马建忠来汉城的真实目的“非为朝鲜居间调停”，而是要平定兵变，具体而言就是推翻大院君政权。之前张树声在金允植的影响下认定大院君是兵变祸首，但又考虑到他是朝鲜国王的生父而感叹“办理极为费手”。8月12日张树声的幕僚——薛福成提出处置大院君的几种方案，包括押往中国、逮捕监禁以及由康穆太妃赐死等。薛福成首次提出拘捕大院君并押往清朝的处置方案，对张树声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8月13日金允植又在张树声参与的笔谈中提出逮捕大院君的新方案，即“婉辞先请接谈，彼不肯来，连用好言抚之。谕以勿警，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门走路”，最后迫使大院君自投罗网，张树声则回应称“高论极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张树声在8月18日正式向总理衙门提议将大院君“设法诱拴，奏请圣裁”，8月23日慈禧太后下令：“即着该督（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庶该国之乱自平。”正式批捕大院君。

（十六）在清廷拍板之前马建忠等人就已经开始行动，8月13日马建忠对大院君派来迎接他的赵宁夏称日本正在施压，只有大院君亲自来济物浦与花房商议才可化解危机，这被认为是马建忠将大院君骗出汉城以实施绑架的计策，不过大院君以“汉城人心未定”为由予以婉拒。 张树声在吴长庆出发前向他交代逮捕大院君和对日交涉的事宜，8月20日吴、丁大军在马山浦与马建忠会合时还带来张树声的密信，该密信无疑指示他们抓捕大院君，也提及同日本交涉的对策。8月23日马建忠应大院君之邀率先遣队进入汉城，其后在24、25日往来于汉城与济物浦之间，两度与花房义质会晤，达成推翻大院君的默契。此时吴、丁率大部队抵达汉城，驻军于城外南坛。8月25日两人入南别宫与马建忠密议逮捕大院君事宜，吴长庆主张先解决对日交涉问题再逮捕大院君，马建忠则指出大院君本身就是对日交涉的一个障碍，即使能同日本交涉成功也是帮助大院君而非帮助国王，因而他们决定马上逮捕大院君。8月26日中午吴、丁、马先前往云岘宫拜访大院君，为了避免猜疑的吴长庆还特地减从而往。大院君率其子孙迎于门外，并邀请三人游览云岘宫，双方交谈欢洽，没有一丝不和谐的气氛。吴长庆等临别时特地嘱咐大院君“报谒”，其后吴长庆返回城外清军大营，马建忠和丁汝昌则前往南别宫，布置逮捕大院君的兵力。部署完毕后马建忠偕丁汝昌同赴清军大营，等待大院君的到来。此时的大院君对清朝毫无警惕，果然中计，在当日下午回访清军大营。

（十七）尽管有亲信郑显德劝阻，但大院君依然“坦然命驾”，吴长庆、马建忠等在黄仕林之军营与大院君笔谈，在这过程中控制住大院君的仆从。笔谈期间马建忠对大院君有所指责，大院君察觉气氛不对，对吴长庆写了“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指汉高帝游云梦泽而逮捕韩信的典故）一行话。吴长庆便声称他握有圣旨，叫大院君去中国一趟，于是大院君立刻被清军扶进肩舆里，星夜送往马山浦，乘“登瀛洲”军舰发向天津（马建忠自称宣布逮捕大院君的人是他，并在宣布前向大院君交代他“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的罪状，但结合其他当事人记载来看马建忠的记载可信度较低）。这天夜里清军控制汉城四大门和王宫内外，维持城内治安，翌日发布告示，安抚民心。宣称：“今年六月之变，顷者变告上闻，道路流传，皆言尔国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尔国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统领北洋水师丁军门暂与国太公航海诣阙，处人骨肉之间，全恩严义。我大皇帝自有权衡，必不于尔国太公有所深责，但举动仓卒。恐尔上下臣民未谕斯意，妄生疑惧。以元代执高丽忠宣、忠惠为例，大负乎圣意之高深。”清军之所以急于用近乎绑架的方式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为了惩办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争取和平的结局，就这样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经历33天就烟消云散。

（十八）随后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审问，并被软禁在直隶保定府，1885年才获释返回朝鲜。随着大院君的被捕，剿灭起义士兵成为清军下一步的计划。8月28日清军扣押大院君长子李载冕，同日夜清军得到金允植带来的朝鲜国王请求镇压“乱党”的手书。8月29日吴长庆、袁世凯等人率清军攻打汉城东郊的往十里、梨泰院（旧式军人及眷属聚居地），抓获170多名参与兵变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但金长孙、柳春万等兵变领导者逃脱，不久纷纷落网。其后李会正、郑显德、赵采夏、许煜、张顺吉、白乐宽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员和儒生被先后赐死或问斩，金长孙、柳卜万、郑义吉、姜命俊、洪千石、许氏同、尹尚龙、郑双吉等8名兵变“魁首”被判处大逆不道之罪而凌迟处死，孙顺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带头围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人的汉城市民在慕华馆前被斩首。金春永等人虽然侥幸逃走，成为云岘宫的家臣，但在3年后朝鲜政府查出并凌迟。闵妃在逃跑后就秘密透过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联络高宗，告知她还活着的消息，到兵变被清军平定后闵妃的“国丧”宣告取消，将她迎回宫也提上议事日程。1882年9月6日陈云龙、吴长纯二将率领100余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领议政洪淳穆等朝鲜官员一起前往忠州长湖院奉迎闵妃回宫，9月8日到忠州长湖院，9月12日闵妃一行抵达汉城。闵妃回宫后护送她避难的人全部飞黄腾达，闵氏家族的气焰更胜往昔。

（十九）而闵妃从忠州带来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则被封为真灵君（自称关帝之女，因准确预测闵妃还宫时间而被宠幸），成为宫中祸福吉凶的发言人。总之壬午兵变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1882年壬午兵变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爱国运动，壬午兵变以士兵和市民阶层为主体而规模浩大、来势猛烈，1天之内迅速推翻封建统治集团。但由于起义队伍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而起义缺乏组织性、目的性和计划性，从根本上导致其失败。起义士兵并未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是拥戴另一个封建统治者执政，幻想由此获得解放。而且兵变盲目排外，拒绝改革，并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再加上反动势力和外国军队的强大，壬午兵变只持续1个月便在清军的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它推翻闵妃集团、驱逐外国势力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显示朝鲜人民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种下后来甲午农民战争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远因。壬午兵变还从客观上促进朝鲜的近代化，初步唤起朝鲜民族的觉醒。壬午兵变是朝鲜政局的一次大洗牌，朝鲜虽仍由闵妃集团掌控，但势力已经重组。保守势力由于壬午兵变的失败而被打压，朝鲜社会在兵变后由封闭进一步走向开放，主张朝鲜近代化的开化党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引发1884年的“甲申政变”。

（二十）朝鲜高宗也在兵变后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过失，并宣布：“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在清朝洋务派的主导下朝鲜开始渐进式的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这些都可以说是壬午兵变间接对历史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壬午兵变是朝鲜由传统社会转化为近代社会的关键性事件。壬午兵变还直接导致外国势力对朝鲜渗透和干涉的加剧，并且是近代朝鲜问题国际化的契机，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鲜半岛展开竞争的开端。朝鲜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订立《济物浦条约》，日本提出的包括驻军权等要求得到满足，进一步加大对朝鲜的侵略。清朝和朝鲜也于同年10月在天津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获得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在朝鲜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清租界，从而使朝鲜成为清朝名副其实的附属国。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鲜也进一步敞开国门，与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列强签订条约。此后清朝和日本在朝鲜京城均有驻军，从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鲜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为止，因此壬午兵变也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济物浦条约

（一）《济物浦条约》是1882年8月30日朝鲜与日本在朝鲜济物浦（今韩国仁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以朝鲜“壬午兵变”为契机，借口日本人在朝鲜被杀，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同时附录《修好条规续约》。该条约不仅使日本获得朝鲜的巨额赔款，更规定日本在朝鲜的驻军权，进一步扩大日本的侵略势力，加剧朝鲜半岛的危机。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朝鲜的国门，开始对朝鲜的渗透。在朝鲜国内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日本势力的冲击下朝鲜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在1882年7月23日爆发“壬午兵变”，推翻闵妃集团的统治，拥戴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执政。同时又围攻日本公使馆，赶走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在壬午兵变中朝鲜起义军民杀死日本籍别技军教官堀本礼造及其他日本人共计13人，又烧毁日本公使馆，这正给日本以侵略朝鲜的借口和良机。花房义质从朝鲜逃到日本将壬午兵变的经过报告本国，引起日本朝野的轩然大波。1882年7月31日日本内阁就壬午兵变问题举行紧急会议，明治天皇亲临现场。在会议上分化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其中前外务卿副岛种臣、陆军中将黑田清隆态度强硬，力主对朝鲜开战，现外务卿井上馨则主张慎重处理朝鲜事变。最终主和派占上风，但仍采取派兵的方式。日本政府决定派花房义质为全权委员，在陆海军的护送下赴朝鲜要求谢罪赔偿，同时井上馨则坐镇下关遥控指挥。8月7日在下关的井上馨对花房义质下了一份详细的《训令》，对与朝鲜交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的应对措施都作了详细的指示。

（二）此外井上馨还就对朝鲜提出的要求另列一份《内训状》（机密训令），共有9条。《内训状》授予花房非常大的权力，其中包括要求朝鲜政府谢罪、赔款、惩凶等基本内容，同时又规定如果朝鲜政府过失重大则割让巨济岛或郁陵岛给日本；5年内朝鲜军队警卫日本公使馆；必要时出兵占领仁川；扩大日本在朝鲜的通商特权等。这也成为后来朝日谈判期间日方的行动准则和基本精神。与此同时日本军方也作出相应部署，陆军卿代理山县有朋和海军卿川村纯义就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协商，决定派一大队的兵力及“金刚”、“比叡”、“清辉”、“日进”4艘军舰及工部省民船“明治丸”、“和歌浦丸”号作为公使及护卫军队用船。另外日本亦决定在占领仁川不足以使朝鲜屈服时动员全国兵力发动侵朝战争，占领朝鲜王朝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为此日本政府先后颁布“戒严令（八·五）”和“征兵令（八·十二）”，大举扩军备战，这是近代日本参谋本部创建以来首次以“占领京城”、“击破朝鲜国军”为攻击目标的军事部署和实战演习。此外刚成立的右翼组织“玄洋社”也蠢蠢欲动，他们计划在日本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时组织“征韩义勇军”，由釜山登陆直捣汉城。1882年8月10日花房义质会同陆军少将高岛鞆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率领的1500名士兵从下关出发，开赴朝鲜。山县有朋率领新组编的混成旅团及“高砂丸”等4艘运兵船在福冈待命，只要谈判破裂，立刻出兵朝鲜。8月12日花房义质到达朝鲜仁川，正式揭开壬午兵变后朝日谈判的序幕。

（三）花房义质抵达朝鲜仁川（济物浦）的同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也介入了，原来壬午兵变爆发后清朝正欲借机加强同朝鲜的宗藩关系，闵妃集团也向清朝求援。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给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拍电报汇报称：“日本兵船即赴高丽，清朝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吴长庆、丁汝昌率淮军6营3000人出兵朝鲜。日本则向清廷强调壬午兵变与清朝无关，日本政府将会自行与朝鲜政府展开谈判，不希望清朝的介入和干涉。1882年8月10日丁汝昌和马建忠已率3艘军舰前往朝鲜调查事态，而朝鲜在壬午兵变后的实际统治者——兴宣大院君在得知z日同时介入的消息后知道事态严重，便以尹成镇为伴接官，负责接待花房一行。1882年8月13日花房义质入仁川府，仁川府使任荣镐负责接待。这天夜间和8月15日朝鲜官员兵曹判书赵宁夏、工曹参判金宏集（金弘集）两度来私下拜见拜见花房，这二人都是反对大院君的，花房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更感到迅速入京之必要。在下关的井上馨也秘密训令花房：“到了仁川后一秒也不要犹豫，马上进入京城，占据咽喉要地一事为要。”并称：“你出使之事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比清国人进入京城的先后快慢。”花房义质遂决定率军队强行进入汉城，与朝鲜政府谈判。1882年8月16日日军开拔汉城，尽管大院君非常不愿意日本人进城，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日军入城并与之谈判。

（四）1882年8月20日1500名日本军全数进入汉城，在昌德宫敦化门广场屯驻。接着花房义质在昌德宫重熙堂谒见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向他提出抗议，并责难军乱中乱军与暴徒“焚馆逐使”的行为，又给他七项“要求函件”。内容与井上馨给的《训令》相同，并限朝鲜政府在3日内回复。接着他又在别殿拜见大院君，其间花房向大院君陈述关于军乱的善后政策，然而大院君避免正面答复，只说明此后朝鲜将顺从时势，决不再固执于“斥邪”及排外政策。花房带来的“要求函件”令高宗和大院君非常不满，次日朝会上朝鲜君臣更是一致抨击“要求函件”，大院君下令将其退还，准备动员全国兵力驱逐日本人。同时大院君又准备请清朝使臣马建忠来汉城斡旋，此时3000名清军已经全部登陆朝鲜，驻扎在仁川西面120里的南阳湾。得知大院君的要求后马建忠率200名清军赶赴汉城，剧中调停朝日冲突，而朝鲜领议政洪淳穆在大院君的旨意下一再以为闵妃办国葬（壬午兵变中大院君宣布闵妃已死）为借口拖延，搞得花房十分恼火，他先命日军于1882年8月22日集体撤离汉城。翌日花房义质向朝鲜国王及领议政发出最后通牒，言明若朝鲜坚持拖延，则日军将会诉诸武力，双方再无言和的余地。花房义质退出汉城，登上济物浦海面的军舰，日军则驻扎在仁川到汉城一线摆出开战的姿态，朝日谈判即将陷入破裂的边缘。

（五）然而1882年8月23日马建忠进入汉城给事情以转机，事实上清朝表面上是应大院君之邀请调停朝日冲突，实则暗中与赵宁夏、鱼允中、金允植等朝鲜大臣谋议，逮捕大院君，平定兵变。1882年8月25日吴长庆、丁汝昌率3000清兵进入汉城，1882年8月26日马建忠设计逮捕大院君（后押往中国保定软禁），其后清军镇压壬午兵变，将郑完邻等10名士兵斩首。至此大院君政权垮台，朝鲜政府重启与日本的谈判。在逮捕大院君之前马建忠就与花房义质接洽过几次，双方达成由清朝逮捕大院君后再开朝日谈判的默契。1882年8月27日朝鲜领议政洪淳穆致函花房义质，要求谈判，花房义质欣然应允。次日仁川府使任荣镐通知日方官员，高宗委任奉朝贺（退休官员的一种荣誉官名）李裕元为全权大臣、工曹参判金宏集为全权副官，前往济物浦与日本谈判。朝鲜代表团动身前往济物浦之前，朝鲜高宗派户曹判书金炳国持日本早前交予朝鲜的“要求函件”往见马建忠，请他就日朝会谈的事给予指示，担当实际谈判任务的金宏集也在当晚来找马建忠磋商。根据日后《济物浦条约》内的条款来看朝鲜是按马建忠之指示来进行对日谈判的，换言之马建忠给予金炳国、金宏集的指示即为朝鲜代表与花房义质会谈之基础。

（六）所以清廷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会谈，但日朝《济物浦条约》的缔结明显是在清朝幕后指导下完成的。1882年8月28日晚10时朝日谈判在济物浦停泊的日本军舰“比叡”号上展开谈判，到29日上午继续谈判。花房义质将“要求函件”稍加改动，交给朝鲜代表李裕元，朝鲜对大多条件表示难以接受。李裕元根据马建忠的指示，依从国际法说明朝鲜并无负责损害和军事赔偿的义务，但为花房义质所拒，双方僵持不下。及后花房义质按井上馨之意，提出将赔款减至四十万元，但朝鲜须以矿山采掘权、电线架设权，咸兴、大邱两地定期开放为通商口岸等为交换条件。朝鲜认为如此损失更大，宁愿多付十万元，而且“赔偿”二字于国际法不合，故朝鲜要求把“赔偿”二字改为“填补”。日本官员认为“填补”二字可以接受，但金额方面却没有商量的余地。双方各执己见，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此外在马建忠的建议下还将日本的驻军汉城条款折衷成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日本在朝鲜国内之驻兵权一事就此草草解决，至此朝鲜和日本最大的争执就是赔款数目问题。1882年8月29日正午朝日双方再度恢复谈判，李裕元称病不出席，由金宏集负责协商。双方就赔款和驻兵问题发生争辩，无果而终。

（七）到了下午花房义质带同书记官近藤真锄及其随员至花岛别将营访问李裕元，胁迫朝鲜接受日方所提出的种种要求。李裕元惧怕日本之威逼，竟然屈服，除把原提案的第五条及第七条略作修正外其余六条全部接受。1882年8月30日朝鲜与日本在济物浦假馆（临时会馆）正式签订《济物浦条约》，这个条约基本满足日本的愿望，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朝鲜的侵略势力。1882年9月3日日本陆海军将校举行葬仪，将堀本礼造等12具尸体改葬于济物浦的独溪岘地方，朝鲜政府派礼曹佐郎严锡瓘携带祭品前来会葬。9月7日朝鲜政府以锦陵尉朴泳孝为谢罪兼修信使，履行《济物浦条约》第六款内容。对于“惩凶”一事虽然清军在先前已经将郑完邻等10人斩首示众，但花房义质以“事出清人之手，断罪不明”为由逼迫朝鲜政府继续追缉“凶徒”，否则日本将按《济物浦条约》第一款由日本负责逮捕。9月10日朝鲜逮捕9名“凶徒”，经朝日官员共同审讯后认定参与壬午兵变，遂将其全部处斩。10月又将金长孙等8名兵变“魁首”凌迟处死，此外还有十多名大院君派系的官员被赐死或问斩。花房义质大功告成，于9月20日乘坐“明治丸”回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朝鲜的谢罪兼修信正使朴泳孝、副使金晚植及随员徐光范、金玉均、闵泳翊等。

（八）1882年9月28日花房抵达日本东京，在赤坂离宫向明治天皇复命，以朴泳孝为首的谢罪使来到日本。由于使团多为开化党，因此日本竭力扶植，不仅顺利完成《济物浦条约》的换约，还同意将其中50万日元的赔款延长为10年还清。1884年11月2日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又依据日本政府命令向朝鲜高宗宣布豁免《济物浦条约》中未还清的40万元赔款，以示对朝鲜的友好，所以朝鲜一共只向日本赔付15万元。至于《济物浦条约》第五款规定的驻军权则因甲申政变后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而取消，但日本仍不放弃派兵的权利。1885年7月19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照会朝鲜外务督办金允植，言明：“兹奉本国政府训称今将我护卫兵于本七月二十一日全数撤回，此系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济物浦所订两国条约，视其无须警备之时，暂行撤回。至于将来如遇有事，再须护卫，仍当随时派兵护卫，不得因此次撤警备，误谓废灭前约。” 朝鲜政府复照同意。也就是说《济物浦条约》第五款依然有效，这便为甲午中日战争埋下伏笔。《济物浦条约》谈判期间日本要求拆除朝鲜的“斥和碑”，因为碑文中“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等内容太刺眼，加上是年5月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后朝鲜已经开始和欧美国家通商，因此这块碑可以说是形式上的障碍。1882年9月14日朝鲜拆除汉城钟阁（普信阁）的斥和碑，其他地方的斥和碑也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陆续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