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篇塔伦蒂诺电影的影评

 聊以忘忧——《杀死比尔》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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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当前，当我在大学的电影课堂里面听到“暴力美学”这个听似自圆其说，想似玄乎无比的词时，我无比幸福的追忆起和昆汀·塔伦蒂诺的第一次相识――《天生杀人狂》（编剧）。看完那个电影我给一个友人打电话，当时的声音带着高兴的发抖和惊魂不决的迷狂，我说，我看傻了，居然电影能这么拍，竟然好莱坞真的这么巨大，竟然我这个的血液里流淌着如此乖戾的元素，可以被这个顽童无以伦比的视听语言如此容易的捕捉、激发…… 

　　四年后，看到《杀死比尔》，昆汀当导演。此前还看过他导演的电影就是那部真正称得上“好玩儿”的《低俗小说》。他是一个永远能够给人惊喜的怪孩子，让人振颤到嗤之以鼻都还想再朝拜一会。

一种彻底的折服。从《生成杀人狂》到《杀死比尔》，对昆汀·塔伦蒂诺判若两人。他的暴戾让人幸福，他的电影让人忘忧。 

　　“复仇是最好吃的凉拌菜。”这句终场白让我想起《天生杀人狂》中那句“杀人是纯洁的事情。”昆汀的暴戾美学完全是美式的，充斥快乐、半消遣型的象征。我们看《大逃杀》，看的是反思，是痛彻心肺的觉悟；看《精武门》，看的是热忱，是畅快淋漓的雪恨。它们更多的是在用一种搏击和触犯来体现着一些透骨的痛，对于民族的、人道的、社会的残暴意识。我们知道其中的每一个杀人者和被杀者一样是扭曲而悲惨的。而昆汀显然不是。他会让两个杀人恶魔游戏般开枪射击，（就像我们的设想中，对那些自己厌恶而又不能开枪射杀的人）；他会让他们二人在桥头煞血结缘相许毕生，白卷裂帛飘于万里长河之上，浪漫到绝美（就象我们的想象中，和那些我们想爱不敢去爱的人流亡天边的私奔）；他会让雌雄杀手为非作歹之后逃出法网，还生一大堆孩子；他会让杀手因24颗枪弹扫射下余生而起誓金盆洗手；让女杀手都长着金发碧眼；让人在被砍下头颅之后，颈中溅出的血水像一束完善的喷泉；让乌玛·瑟曼的每一身“战甲”都在胸前被敌人的血水燃一朵盛开的红莲……无论是刘玉玲身后满天的白雪，还是她受死之后响起那首精美绝伦的《The flower of carnage》，我们在昆汀的电影中休会的更多的是一次消遣，是血淋淋的快感，是“爽”，是“豁出去”的霎时，那种勃勃升起的性命力。 

　　这完全与个人爱好有关。我爱好昆汀也许是因为年青，兴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一场过于庞杂、无序、温吞的灰色表演，也许是因为与世界最初的短兵相接留下的创痕……电影既然是用来造梦的，我盼望其能让人看到极致。生活中我们会爱或恨到困扰不堪，快人快语，剪不断，理还乱，而当我看着昆汀的电影，发明原来其中的世界可以如此简单，简略的人能够如此快活，快乐的人可以如此可恶，她们可以在身陷囹圄之时对可恶的警察说：“Do you know what I’m thinking now?”“What?”“Sex!”。他们可以刚强、执著，英勇地为了给自己的复仇找一把最好的武士刀到处奔忙，没有金钱的缺少，警察的通缉，世界成为空想一样的自在，爱谁就嫁谁，恨谁就杀谁，这正是我们要的而永远无法实现的生涯方式。他们之所以说“杀人是纯粹的事件”，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用各种手法打击、中伤他们所恨的，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龌龊。由此，我们决不应当埋怨这句话不负义务、纳粹情结，我们作为“电影”观众，应该知道本人在做什么，我们再看“电影”，在做梦。三毛说，假如梦都成真，那世界将是何种样子？用梦的尺度权衡现实和用感性的标准衡量梦一样，是极其笨拙的行动。“故事决不是生活的模仿，故事是生活的比方。”电影编剧大使罗伯特·麦基在他的教科书中如实告诫我们。

　　所以，谴责暴力片子的审查职员和模拟暴力电影的犯法分子，实在是统一种人，就是把梦跟事实一概而论的傻瓜。 

　　暴力不是昆汀倡导的，但他晓得咱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宣泄一下的愿望。宣泄不是罪，把宣泄视为罪才是一种罪，由于所有最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从最初的溪流受到压制，而终积累为洪水。而“暴力美学”恰是人类开释那些尚未构成的“罪”的最炫、最酷、最有效的方法。 

　　从对日本暴力美学――军刀、武士精力、阴郁情调――的胜利演绎，到对日本漫画、甚至日本老武侠电影的戏仿中，可以看到美国好莱坞对世界文化的宏大吸附和溶解才能。从《Titanic》看到美国已经把恋情玩儿转，从《小岛惊魂》看到美国把可怕玩儿转，从《拯救Nemo》中看到迪斯尼已经把动画玩儿转，从《杀死比尔》看到好莱坞已经把暴力玩儿转……百年的历练造成美国类型电影的强盛攻势，说瞎话我们切实招架不了。对于《杀死比尔》，我乐意一遍一遍地重看，在北美速食文明的俘虏中，在心坎压抑的宣泄中，在一片快乐的，不，应该说是忘忧制成的癫狂情感中，可以从新拾起温吞生活中隐现的大胆和锐气。

　　当然不是解忧，而是忘忧。以它聊以忘忧，固然我们仍然流落。

《杀死比尔》影评：昆汀和SB的暧昧往事

　　说起昆汀·塔伦蒂诺，很多人又要偏执的把他和暴力美学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我一直不了解的是，那些总是提及暴力美学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领悟到这种“暴力之美”或者“美的暴力”。在我看来，所谓的暴力美学不过是利用镜头，色彩，构图等形成一种视觉张力，但是至于其中的美，却一直没办法参透，经常会处于玩味之中。当然，他的电影风格还是明晰可见，比如非线性式叙事，黑色暴力，赤裸裸的血腥镜头等等，作为九十年代独立电影中的重要一员，昆汀独立的个性和对电影的理解等让人感觉到惊艳。这种惊艳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属性，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态度。 

　　 

　　重温《杀死比尔1》的时候，片头出现的“SB”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查阅了一些资料，才知道昆汀的邵氏情怀。影片中的“SB”标志被一个和华纳兄弟类似的标志包围，旁边用了夸张的弧形字体作为衬托，整个背景有一种彩色磨砂玻璃的感觉，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如梦似真，给电影蒙上了一层老港片的情调。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出现这样的标志自然有一种久违的亲和感，但是对于国外的观众来说，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看见和香港电影有关的标志吧。昆汀·塔伦蒂诺在他的“杀死比尔”系列中不仅将自己的风格发扬到极致，也注入了他对香港电影的感触。《杀死比尔2》中的白眉道长是邵氏电影《少林三十六房》中的主演刘家辉，由此可见，邵氏电影对昆汀的影响之大。 

　　 

　　作为美国的鬼才导演，为什么会对邵氏电影情有独钟呢？其中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故事。昆汀曾经和朋友创办过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因为各方面的缘故，这家电影发行公司很快就夭折了。在这段时间内，昆汀接触到了邵氏电影，在百部电影中，昆汀选择了何梦华的《猩猩王》，这部电影曾经是中国版的“金刚”，片子的品质姑且不说，但是其中演员夸张的演技，俗气的特效以及离谱的叙事手法完完全全的阐释了什么叫做“B级片。”正是这样一部电影，让昆汀对邵氏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昆汀的粉丝也借此了解到了邵氏电影。 

　　 

　　邵氏电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是并不是主流电影文化的代表，尤其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邵氏电影算是不入流的作品，在美国流行的时候大多是在移民区的电影院或者以拷贝的形式进行流传，受众范围也比较小，一半是功夫片爱好者，另一半是一些国内移民。昆汀当年是在录像厅打工的时候接触到的邵氏电影，而这也奠定了昆汀日后电影的风格。在他的很多电影中，我们都可以看见邵氏电影的神韵，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邵氏电影的忠实粉丝。 

　　 

　　有时候电影之外的故事更让人觉得有意思，尤其是昆汀和他的中国情结，早期的邵氏电影虽然粗制滥造，但是其中不乏经典，早些年拍摄电影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电影人们的用心良苦依然让人感动，这也使得邵氏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许是昆汀让邵氏电影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或许，邵氏电影本身就应该走向世界。看了几则新闻才知道，韦恩斯坦公司今年准备重新拍摄邵氏经典《大醉侠》，而另一部昆汀最喜欢的邵氏电影《冷血十三鹰》也进行了相关的计划，中西混搭式的老牌功夫片是否能够在新的舞台上完美演绎，确实很值得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