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五章 逃往北方

第五章 逃往北方

齐齐娜正在米拉马尔，这个地方是两人之间的最后羁绊，也是埃内斯托踏上旅程的最后障碍，埃内斯托还爱着齐齐娜，正在为是否要离开她而苦恼。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吗？她会等他吗？他希望得到肯定回答，如果她接受小狗“回来”，那就是要他回来的“象征”。

另一方面，艾尔伯托也很担心，他怕埃内斯托在旅程还没开始的时候就打退堂鼓。埃内斯托知道艾尔伯托的这种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艾尔伯托预见到危险，想到自己可能会一个人走上美洲之旅，可是他没有说出口。这是我和她之间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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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旅行笔记》是埃内斯托在这次旅行后根据日记内容写的。切的古巴遗孀阿莱伊达·马奇在他死后出版了这本书。这应该是没有删节过的原始版本。1995年，本书以英文出版，名为《摩托车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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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两天的停留“被撑长到8天”，因为埃内斯托太想得到齐齐娜答应等他回来的许诺。“在别克车巨大的车厢里”，埃内斯托握着
齐齐娜的手，要她把手腕上戴着的金手镯送给他，当作他旅途上的护身符和纪念品。她拒绝了。

最终，埃内斯托决定出发。他既没有拿到他想要的纪念品，也没有得到齐齐娜对他旅行的祝福，不过她接受了那只小狗，虽然她的朋友们讥笑说那只狗根本不是埃内斯托说的纯种德国牧羊犬，只不过是只“丑陋的杂种狗”。她还给了埃内斯托15美元，让他在到达美国后给她买一条围巾。

挡在他们伟大行程前面的障碍被扫清了，两个流浪旅行者加速出发了。他们花了4周多的时间才驶离阿根廷境内。在穿越布兰卡港以西的南美大草原时，埃内斯托发起了高烧，住了几天医院，随后他们又回到了尘土飞扬的路上。

他们到达了风景如画的大湖区，这里位于安第斯山脉森林密布的东坡，与智利接壤。这时，他们的钱包已经快见底了，两个人成了吃白食的专家，埃内斯托讥讽地把他们的行为称为“机动化行乞”，在路边寻找对他们不存疑心的人家，靠人家的怜悯给他们提供食宿。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两个人甚至互相比赛，看谁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更胜一筹。

在遭到拒绝时，他们就只能搭帐篷。多数时候他们能成功，可以在别人家的车库、厨房、谷仓支起帆布床，他们也常常光顾警察局，和各色罪犯一起在牢房里吃住。在巴里洛切，一个被拘留的商船海员给他们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他说曾经“买下”一个14岁的日本姑娘，带她一起出海，在厌倦她之后又把她甩了。

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个奥地利人家的谷仓里过夜，谷仓门前的一阵抓挠声和咆哮声吵醒了埃内斯托，他看到一对闪闪发光的眼睛正从门缝里向里看。当地人警告过他们，这里有凶猛的“智利美洲狮”出没，他的父亲出发前送给他一把史密斯·维森手枪，让他带在旅行路上，于是他举起手枪瞄准，开了一枪。抓挠声和咆哮声停止了，他回去接着睡觉。可是在第二天早上当他和艾尔伯托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打中的不是一只美洲狮，而是这家主人心爱的阿尔萨斯牧羊犬。于是两个人逃跑了，推着“威猛”跑下山——因为它发动不起来了，把这家人的辱骂和诅咒抛在身后。

在大湖区，他们在湖边远足，攀登山峰，还用手枪偷猎了一只野鹿。在美丽的湖畔，他们两个畅想着回去后要一起开一家医学研究中心。远足回来后，他们回到巴里洛切的监狱，埃内斯托打开了刚刚收到的齐齐娜的信，她在信里说她决定不等他了。屋子外面正暴雨大作。“我读了两遍这封让人难以置信的信。就这样，(我)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开始感到害怕，想要写一封催人泪下的信给她，可是我不能，因为那无济于事。”

他们的恋爱故事结束了。在《旅行笔记》中，埃内斯托没有透露齐齐娜和他分手的原因，不过显然她已经看上了其他什么人。他在脑子里回想着齐齐娜的样子，他想让人觉得分手没有击垮他。“我们被暮色围绕，身边一直盘旋着变幻不定的身影，可是‘她”不想来……我应该为她而战，她是我的，她是我的，她是我……我睡着了。”

同时，从表面看来，埃内斯托已经从失恋中恢复了，他决定享受剩下的旅程。在描写他们穿越安第斯山脉去往智利的时候，他引用了这样的诗句：“现在，我觉得我的根赤裸裸地自由地漂浮着………”

进入智利后，一辆渡船免费搭载他们穿过爱斯梅拉达湖。他们在船上遇到了几个智利医生，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介绍自己是“麻风病专家”。上当的智利医生告诉他们，复活节岛上有智利唯一的一个麻风病人聚居区，那里也生活着当地美丽温顺的女性游牧部落。听到这个消息，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立刻让这些新朋友为他们写一封推荐信给瓦尔帕莱索的“复活节岛教友会”，这样他们就可以免费搭船上岛。他们上岸时决定在行程中加入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新地点。

他们又骑上“威猛”，不过没怎么留意周围的景致：复活节岛在召唤着他们，他们匆匆地冲着那里进发了。

他们的下一站是太平洋港口城市瓦尔迪维亚，他们拜访了当地报纸《瓦尔迪维亚邮报》，给别人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印象，报纸发表了关于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两名阿根廷旅行者骑摩托车旅行，途经瓦尔迪维亚”。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错过这个好机会，郑重地将自己塑造成“麻风病专家”，“之前在附近几个国家做研究”——《邮报》毫不怀疑地把他们的话登在报纸上。除了麻风病，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一定还在很多其他话题上信口开河，因为《邮报》为他们慷慨地献上了赞美之词：“他们在我国短暂停留期间，深入考察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卫生问题。”但这还没有完。为了显示他们的高风亮节，他们在《邮报》编辑部宣布，这次旅行是专门献给瓦尔迪维亚市的，庆祝该市建立400周年。

他们继续前进，前往特木科，在那里他们又一次接受了采访。1952年2月19日的《特木科澳洲报》中的文章标题的语气更加肯定，“两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骑摩托车畅游南美”。文章旁边的照片上，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摆着英雄人物般的姿势。埃内斯托很严肃，直视镜头，他的两个拇指随意地搭在腰带上，看起来更像是时髦电影里英俊迷人的男主角，而不是医学院学生。个子较矮的艾尔伯托站在他身边，身体向他的方向倾侧，脸上挂着一副淘气的表情。

埃内斯托拿着剪报，骄傲地称其为“我们厚颜无耻的精华”，他们再次出发了。一天后，“威猛”摔倒了，撞碎了变速箱和一个转向柱。他们在小城劳塔罗的一家铺子修车的时候，成了被人围观的名人。他们设法弄到了些免费的吃食，“威猛”修好后，新交的朋友还邀请他们去喝了点酒。埃内斯托发现智利的酒很好喝，他喝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和艾尔伯托参加村里的舞会时，他觉得自己“可以露上一手”。在舞会上，他喝了更多的酒。他邀请一个已婚女人跳舞，然后开始要带她出去，而她的丈夫就在一旁看着。这个女人想要拒绝他，可是埃内斯托继续“拽着她”，她摔倒在地。之后，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被愤怒的人们追着逃出了舞会。

埃内斯托戴上摩托车头盔，他们离开小城，“逃离这个对我们不再友好的地方”，可是出城没有几公里，在公路的一个急拐弯处，“威猛”的前刹车失灵了，加速向山下冲去，它的手刹也失灵了。为了避免撞到突然出现在面前的牛群，埃内斯托转动摩托车的方向，冲向路边的斜坡。不可思议的是，“威猛”竟然毫发无损，而且他们发现前刹车又奇迹般地开始工作了，于是他们重新踏上征程。不过这一天还没有就此结束。

“和往常一样，有‘新闻’报道的撑腰，几个德国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埃内斯托在日记里写道，“晚上我的肚子疼了起来，怎么也停不下来。我可不想在房间的夜壶里留下纪念品，所以我爬上窗户，把所有痛苦都丢到了黑暗的夜色之中……第二天我探头出去想看看情况，我发现窗子下方两米的地方放了一大块锌板，上面放着正在晾晒的桃子；可是那上面多出来的东西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两个人把愤怒的主人甩在身后，继续向北逃窜，可是忠诚的战马开始让他们失望了。每到一个山坡，“威猛”都爬不上去，到了第二天，它干脆在第一个陡坡上彻底动弹不得了。这是他们“机动化行乞”的最后一天。

一辆卡车把他们和坏了的“威猛”搭到了下一个小镇洛杉矶。在和当地消防队长的3个女儿搭讪了一阵之后，他们住进了消防站。后来，埃内斯托向这些开放的女孩子致敬，说她们“集中体现了智利女性的魅力，不论美丑，她们都有一种主动性和活力，能够立刻把人迷倒”。

艾尔伯托则表达得更为直接。“晚饭后我们和女孩子们出去约会。我再次注意到智利女性和阿根廷女性对自由的不同态度……我们回到消防站，各自回味着自己的经历……‘暴脾气’铺好自己的床，显得十分激动，我不知道是因为哮喘还是因为那个女孩。”

第二天他们搭乘一辆卡车离开这里，前往圣地亚哥，拉着“威猛”的残骸，仿佛它是他们牺牲了的战友。智利的首都没给他们留下多少印象，他们找到了一个修车厂，留下了摩托车，又一次出发了。目标仍然是抵达复活岛，他们计划想办法在瓦尔帕菜索港免费乘船上岛。

他们在一个名为“乔孔达”的酒吧外面露营，慷慨的酒吧老板给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两个人在瓦尔帕莱索港四处溜达，回到酒吧的时候很失望，因为他们被告知下一班去复活岛的船要在6个月后才出发。可是他们没有失去希望，他们要去拜访复活岛教友会。

同时，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正让他们的想象力正漫天驰骋。埃内斯托写下了其中一些想象：“复活岛！……‘在那里，有一个白人男朋友是女性的荣耀。’‘在那里，所有的工作都是女人做——多美好的愿望啊！男人在那里吃吃睡睡，让女人满足……’在那里待上一年又何妨，谁还关心工作、学业、家庭。……”

因为埃内斯托称自己是过敏症博士，他被人请去给酒吧的一个客人看病。她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仆，患有慢性哮喘，心脏也不好。她的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汗臭和脚臭混合的味道，她被家人的刻薄言语围绕着，他们似乎无法忍受她的存在。她快要死了，埃内斯托没什么可做的了。埃内斯托给她开了一份食谱，随后把自己的德拉马明药片①和其他一些药留给了她。回报他的是这位年迈的女士的感谢之词和她的亲戚们冷漠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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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拉马明药片是抗组织胺类药物，对哮喘治疗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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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遭遇深深地影响了他，让他思索贫困的无情。“在那里，一些人能想到的最遥远的未来就是明天，在这些人最后的日子里，人们看到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人民生活的悲剧：在那些绝望的眼睛里，总是有顺从的歉意，绝望地乞求着业已消失的慰藉，就像他们的身体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周围无穷的困难中一样。这种建立在荒谬的等级意识上的东西还会存在多久，我没办法回答，不过到了管理者少花点时间宣传他们的执政热情的时候了，他们应该多花点钱，更多的钱，资助社会公共事业。”

几天后，教友会再次确认数个月内不会有船出航到复活岛，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不得不回到原定的旅行路线上。他们在各类船上找了一圈工作，没有找到，于是偷偷溜上了一艘名为“圣安东尼奥号”的货船，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智利北部的安托法加斯塔港。在一个好心水手的帮忙下，他们在黎明的时候溜上船，悄悄混进厕所，藏在了那里。船刚启动，艾尔伯托就开始吐。厕所的恶臭令人窒息，可是他们还是待在里面，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午5点的时候，我们快饿死了，也再也看不到海岸线，我们自己找到了船长。”

船长看起来像个运动健将，在他的下级面前给了两人一通臭骂，然后下令给他们吃的，让他们帮忙做些杂工，以抵偿路费。埃内斯托回忆说：“我们心满意足地吃掉了给我们的东西，(可是)当发现由我负责清洁出了名的厕所，那些吃进去的东西开始翻上了喉咙，我往回咽，屏住呼吸，然后看到了艾尔伯托看笑话的眼神，他负责削土豆皮，我承认我当时很想忘记一切同志情谊，要求换工作。这不公平！他给那堆屎添砖加瓦，而我要却要清理那堆屎！”

他们一完成工作，船长就像上宾一样招待他们，三个人一起玩凯纳斯特①，喝酒到深夜。第二天，船沿着智利海岸线航行，艾尔伯托接着在厨房帮忙，而埃内斯托得在一个脾气暴躁的船员监督下用煤油清洁甲板。那天晚上，在打完“一轮让人筋疲力尽的凯纳斯特”后，两个朋友一起站在船尾，望着大海和天空，远方开始出现安托法加斯塔港的灯光。


凯纳斯特用两副牌玩的一种纸牌游戏。

在安托法加斯塔，两个人想要再次偷溜上一艘向更北的地方行驶的船，可是这次失败了。他们已经上了船，可是在船起锚前被发现了。他们躲在一块防水布下面，旁边是一堆甜瓜。他们偷吃甜瓜，粗心大意地把瓜皮扔到了船舷外面，瓜皮最终把船长引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

海上航行的梦想被打断了，于是他们开始搭便车在内陆旅行。秘鲁是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可是他们想先去看看丘基卡马塔铜矿，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矿，也是智利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接近这个美国人经营的巨大的铜矿时，埃内斯托的反感情绪被激发起来。在智利，丘基卡马塔被看成“外国控制”智利经济的一个终极象征，是人们激烈辩论的对象。和其他智利铜矿一样，丘基卡马塔是由安纳康达、肯尼科特美国矿业巨头经营的。另外，肯尼科特的智利分公司是布拉登铜业公司，曾经是美国殖民总督斯普鲁耶尔·布莱登的家族拥有的产业，他曾经在贝隆掌权之路上干涉过阿根廷的事务，激起过众多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这些公司在智利收获了巨额利润，智利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铜矿上缴的税收，而铜矿的收入每年都不同，取决于铜矿市场的波动。很多智利人对这些不平等的合作条款极为不满，特别是左翼，他们游说要将这些铜矿国有化。作为回应，美国向智利政府积极施压，要智利政府解散矿业工会，宣布共产党非法。

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走在去往丘基卡马塔矿的路上，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山区等待过路的车辆，这时他们碰到了一对夫妇。时间慢慢过去，安第斯山的夜幕裹挟着刺骨的寒冷降临了，他们和这对夫妇聊了起来。夫妇中男的是矿工，他因为罢工被抓进监狱，刚刚获释。他很走运。他告诉他们：其他同伴在被捕后都不见了，估计是被杀了。他是一个智利共产党党员，这时共产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所以他找不到工作，因此，他和妻子把孩子留在一个好心的邻居那里，到深山里的硫磺矿打工。他解释说，那里的工作条件非常差，根本不会被问及与政治立场相关的问题。
后来，埃内斯托在日记里写到这次遭遇的时候用了很长的篇幅。“我们在一支蜡烛的烛光下……这个工人穷困的外表散发出一种神秘和悲剧的气息……夫妇俩在沙漠寒冷的夜里冻得身体僵直，互相抱着对方，是世界上所有底层人民活生生的写照。他们甚至没有一条破毯子可盖，于是我们给了他们一条，我们用剩下的其他毯子把自己尽可能裹得结结实实。那是我觉得最冷的时刻之一，不过在这个时刻，我也感受到了对这个陌生人的更多兄弟情谊。”

第二天早上，有辆开往丘基卡马塔矿的卡车经过。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爬上车，那对夫妇被留在了他们身后，留给未知的未来。在他的脑海里，他们的影像还依旧鲜活，对埃内斯托来说，丘基卡马塔的探访之旅完全变成了一次政治体验。他轻蔑地把矿上的美国管理人员写成“金发碧眼、只求效率、傲慢无礼的主子”，这些人很勉强地让他们看了一眼铜矿，条件是他们必须尽可能快地离开，因为丘基卡马塔不是“旅游景区”。

埃内斯托在日记里用一个章节的篇幅专门描写这个铜矿，他仔细地描述了铜矿的生产过程和它在政治上对智利的重要性。在他的描述中，丘基卡马塔四周富含矿藏的群山也同样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这些山脉呈现出早衰的灰色脊背，老化的皱褶不符合它们的地理年龄。有多少山脉和它们有名的兄弟(丘基卡马塔)一样，在体内蕴藏着同样丰富的宝藏，等待挖掘机冰冷的器械手挖空它们的内脏，用它们来给人类的生活调味？”

智利正在进行热烈的总统选举。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发现他们问到的很多工人阶级的成员支持右翼候选人，前独裁者卡洛斯·伊瓦涅斯将军。伊瓦涅斯将军想要实施平民主义的独裁统治，和贝隆的统治很相似。

在《旅行笔记》里，埃内斯托称这种政治局面“让人糊涂”，可是他勇敢地猜测了一番。左翼候选人萨尔瓦多·阿兰德［1］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因为法律禁止共产党人投票，埃内斯托预计伊瓦涅斯的反美民族主义执政纲领将包含矿业国有化政策和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在这个基础上，他将赢得选举胜利。埃内斯托在文章的结尾给这个“潜在”的拉丁美洲富国提出了建议和警告：“它最应该花力气做的事情就是摆脱掉它背后令人忧心的美国朋友，这个任务很艰巨，至少在此时很艰巨，因为美国投资了大量的美元，而且只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可能受到威胁，就能轻松有效地施加经济上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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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就是诸位熟知的阿连德。——搬运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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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丘基卡马塔后，两个人启程去秘鲁，在几天后跨国边境线。他们和艾马拉印第安人一起坐在卡车后座上向内陆进发，前往海拔5000米的喀喀湖。大地一望无际，古代印加的运河直插入陡峭的山坡中，奔流的水波闪闪发光，在高处，白雪覆盖的安第斯山峰高耸入云。埃内斯托欢欣鼓舞：“我们置身传说中的山谷，它历经多少个世纪的演化，今天仍然呈现在我们眼前。”

埃内斯托的愉快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在印第安小镇塔拉塔停留的时候，他四处寻找西班牙征服者的痕迹，他找到了：“……人们看着我们走过小镇街道，他们是(一个)被打垮的民族，他们的眼神看起来是温顺的，几乎是恐惧的，完全不关注外来世界。有些人让人觉得他们活着只是因为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他们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游历，与这片大地上的“被打垮的民族”不断的接触影响了埃内斯托。白人在这里统治了4个世纪，这个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显而易见。拥有成百上千万欧洲移民的现代阿根廷是个大熔炉，几乎消灭和吞噬了本国的本土居民，然而在这里，秘鲁的山地里，本土居民还有相当的数量，他们的文化虽然大部分还保持完整，可是却不得不屈从于征服者。

两人搭乘拥挤的卡车继续旅行，卡车上拉的既有货物也有人，都是脏兮兮的，他们俩常常被邀请到前排和司机坐在一起。车上是一群印第安人，穿着脏雨披，身上长着虱子，还散发着很久没洗澡的臭味，他们就露天坐在卡车车斗里。因为缺钱，需要一路“行乞”，所以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知道自己是受到了优待的。身为白人、专业人士和阿根廷人，他们在这些人中属于“社会上层人士”，可以享有超出秘鲁本土居民想象的优待和特权。

为了找到吃住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秘鲁的国民警卫队，这是秘鲁全国性的警察队伍，驻守在每个城镇。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遭到过警卫队的拒绝。一个镇子的警察局长对他们的困境十分惊讶：“什么？两个阿根廷医生因为缺钱找不到舒服的地方睡觉？这不可能……”他坚持要自掏腰包让他们住旅馆。

在胡利亚卡，一个警卫队队员请他们在酒吧喝酒，这个喝醉了的队员想炫耀自己神射手的威力，于是掏出手枪向墙壁开枪。酒吧的主人，一个印第安女人，跑出去找人帮忙，带回来一个高级军官，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附和请他们喝酒的队员的说法，不承认开过枪。他们说，是艾尔伯托放了一个“鞭炮”。在被警告之后，他们被放走了。离开酒吧的时候，那个印第安女人对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徒劳地大声抗议：“这些阿根廷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切的主人。”他们是白人，她是印第安人。他们有权力，而她没有。

宏伟壮丽的殖民城市库斯科建立在印加首都的遗址之上，有很多庙字和堡垒。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在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待了几个小时，想要更清楚地了解神秘的印加古迹和它创造的文化。

在库斯科，他们仍然很走运。艾尔伯托去见一个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认识的医生。为了方便他们参观印加山谷，这个医生慷慨地安排了一辆路虎汽车和一个司机任他们调遣，而且还给他们弄到了到马丘比丘神庙遗址的免费火车票。

他们花了几个小时在石头遗址里游览，这些遗址都建在陡峭的丛林山峰上。他们参加了一场乡间球赛，埃内斯托显示了他所谓的“惊人球技”，当地旅游客栈的经理邀请他们住下。不过，两天两夜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因为得给一帮付过房钱的美国游客腾地方。

他们坐上了回库斯科的火车，车子十分狭窄，在群山间走走停停，埃内斯托看到为印第安人乘客准备的脏兮兮的三等车厢，简直可以与阿根廷运牛的车厢相比。埃内斯托显然还在为因为美国游客而被迫离开马丘比丘而懊恼，他在日记里发泄着对“美国游客”的不满：“那些坐在舒服的大巴上旅游的游客自然完全不了解这些印第安人的状况……绝大部分美国人……直接从利马飞到库斯科，参观遗址，然后返回，对其他地方毫不关注。”

所有联想聚集在一起，新的想法在埃内斯托的脑袋里成形了。他对本土的“被征服种族”涌起了一股兄弟情谊，自己正在他们的土地上旅行，正在参观他们的遗址，自己的祖先曾经杀害过他们的祖先。这两个种族，印第安人和欧洲人，最初是在血雨腥风中相遇的，多少个世纪以来，两个种族之间仍然缺乏宽容和公正，同时两个种族也因此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欧印混血儿这个新种族。作为两个种族共同历史的后裔，这些混血儿可能是最真实的拉丁美洲人了。然而不管是欧洲血统的克利奥尔人、欧印混血儿，还是印第安人，与来自北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他们之间都更为亲密，他们有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历史文化，面临相同的问题。

在印加王国待了两周后，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继续旅行，前往安第斯山中的小镇阿班凯。他们已经靠“麻风病专家”的名头得了不少方便，现在想要让这个名头成为现实，库斯科的那名医生写了推荐信，把他们推荐给偏远的瓦姆波麻风病院的负责人。

他们还是身无分文，还是使用惯用伎俩，靠哄骗和乞求搭卡车旅行。在阿班凯，医院应他们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作为回报，他们做了关于麻风病和哮喘的“讲座”。自从离开阿根廷，哮喘几乎没有给埃内斯托添过麻烦，可是在这里，他的哮喘发作，他病倒了。他的情况很严重，艾尔伯托不得不给他注射了3次肾上腺素。

他们继续前往瓦姆波的旅程。到了瓦昂卡尔拉马村，麻风病院就在几英里外的森林密布的山上，可是埃内斯托的哮喘实在太严重了，他几乎没办法站起来。他们向村长求助，希望能要两匹马。没多久，一个说凯楚阿①语的向导牵着两匹瘦马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继续前行了几个小时后，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看到后面追来了一个印第安妇女和一个印第安男孩。这两个人终于赶了上来，他们这才知道骑着的两匹马是他们的；为了履行对“阿根廷医生”的承诺，瓦昂卡尔拉马村的村长征用了这两匹马。经过再三道歉后，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把马还给他们，继续步行前进。

瓦姆波麻风病院初见雏形。全部建筑由茅草棚组成，泥土地面，修建在一片蚊虫滋生的丛林空地上，医务人员不多，预算也很少。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从主管医生那里得知病院的创办人是秘鲁麻风治疗计划的主管雨果·佩斯，他也是一名著名的共产党员，两人决定到达利马的时候一定要去拜访他。

他们在瓦姆波住了两天。可是一场大雨过后，埃内斯托的哮喘恶化了，他需要接受医院治疗。他们动身出发，农场主派了一名印第安仆人跟着他们。他们骑着农场主提供的马匹，那名仆人背着他们的背包步行跟随。埃内斯托说：“在这个地方的富人心目中，仆人徒步背负所有的重物无可非议。”在走到看不见农场的地方，他和艾尔伯托就让那个印第安人放下了背包。

他们在安达韦拉斯找到了医院，埃内斯托在医院住了两天，直到哮喘症状有所缓解。他们从医院搬到国民警卫队的营房里，等着搭乘开往利马的卡车。这些日子他们挨了不少饿，除了土豆、玉米棒和丝兰②就没别的什么东西吃了。他们还得和关在营房里的囚犯用一个炉子煮东西吃。他们发现大部分囚犯并不是罪犯，而是在3年的服役期中从军队里逃跑的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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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楚阿是南美安第斯高原的一个印第安民族。
②丝兰是原产北美温暖地带的一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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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在营房里很受欢迎，直到有一天艾尔伯托目睹一个看守下流地调戏一个印第安妇女，这个女人带着食物来看望被拘留的丈夫。艾尔伯托抗议这个看守的做法，在这之后，营房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冰冷。所幸的是，一辆运牛的卡车正要离开安达韦拉斯，埃内斯托和艾尔伯托可以在被踢出营房前出发了。

又经过了10个难受、饥饿的日子，他们穿过安第斯山脉前往位于大西洋沿岸沙漠地区的利马。这些日子无疑是他们整个旅程中最难过的一段时间。而他们吃白食的本事也日臻成熟。他们的伎俩是用夸张的阿根廷口音说话，引起“对象”的注意。这通常会打破“对象”的沉默，开始双方的对话。然后，艾尔伯托或埃内斯托会开始“眼睛凝视着远方，适度地提起他们的困难”，而另一个人就会说这一天“刚好”是他们出来旅行一周年的纪念日。接着他们就会无限遗憾地慨叹没办法庆祝这个日子。这时，他们的“对象”总是会请他们喝上一杯，而他们两人还要推辞说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无以为报，“对象”会不顾他们的推辞坚持请客，直到最后他们“放弃”推辞。随后，埃内斯托会给予决定性的一击。“在喝了一杯酒后，我一定会拒绝接着往下喝，而艾尔伯托会取笑我。请客的人就会生气，坚持要我喝，我则毫无理由地拒绝。这个人继续坚持，然后我会十分不好意思地承认，阿根廷人的习惯是一边吃饭一边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