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 # 第四章 隋唐时期史学
概说
隋唐时期（581—907），史学在继续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气象、新的转折。一是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管理，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官修史书成绩斐然。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反映得尤为突出。三是出现了评论史学的专书，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到更加自觉的阶段。四是出现了系统的典制体史书，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一节 史官的设立和官修正史的成就
一、五代史纪传和《五代史志》
•“五代史”包括：《梁书》56卷、《陈书》36卷、《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55卷。
•五代史在编次上讲究以类相从的方法，除各类传外，其他列传也有不少是略按“义类”“类会”编次的。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没有志。《五代史志》综叙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与“五代史”纪传相配合。
二、重修《晋书》和《南史》《北史》
•关于重修《晋书》。
•关于《南史》《北史》。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在撰述思想上继承了李大师的主旨，在具体撰述上并未采取“编年以备南北”的形式，而有所变通。
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二《经籍考十九》
三、实录和国史
•隋唐皇朝重视修撰起居注、实录和国史，这是时人关于本朝史的撰述
•五代时，史家们撰写《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唐代实录和国史以及会要等，都是最宝贵的历史资料。
至德二载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兴庆宫史馆，并被逆贼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并令府县搜访。有人收得国史、实录，能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官书，并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赏绢十疋。”数月惟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贼陷入东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 ——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吴兢《贞观政要·文史》
第二节 刘知幾与《史通》
一、史学家批判意识的滋长
•《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史通》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在历史认识上的一些见解。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唯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刘知幾《史通·自叙》
二、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
•关于史书内容
•关于编撰方法
•关于体裁、体例
•关于文字表述
•关于撰述原则关于史学功用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刘知幾《史通·史官建置》
三、刘知幾论“史才三长”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鬭，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螰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旧唐书》本传）
第三节 典制体史书《通典》的旨趣及其史学价值
一、杜佑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
•经邦、致用，是杜佑史学思想的核心。杜佑的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①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
②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
③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二、典制体通史的开创之作《通典》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通典》除分门立目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讲求会通，二是重视论议。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杜佑《通典》书首
三、杜佑史论的特色
•关于《通典》史论的形式。《通典》的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序、论、说、议、评的区别和运用，反映了杜佑治学的严谨和考量的细致，但这种区别又都包含在议论这个大范畴之中，本无截然划分的界限。《通典》作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三通”以至“九通”之首，不仅在制度史研究方面，而且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创造，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第四节 历史撰述的多方面成就
一、《帝王略论》与 《贞观政要》
•《帝王略论》以问对的形式、比较的方法，用来评论历代帝王的贤愚，在历史撰述上有其新意：①提出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②分别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③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帝王略论》是一部史论著作，与此不同的是，《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著作。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下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凡一帙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贞观政要》。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吴兢《贞观政要·序》
二、地理书的撰述
•有隋一代，在地理书的撰述方面多有成就，如《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等。
•唐人的地理书著作，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沿袭隋朝的反映统一政治局面的地理书数量颇多，有的著作部帙很大。如《括地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十道图》《贞元十道录》等。
·其中大部分著作已经失传，而流传至今且又反映唐代统一局面之地理建置的重要著作即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吉甫当元圣抚运之初……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三、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历史撰述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即
“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其中有些记述是很有价值的。
•隋唐时期，有一些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其中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是很重要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应唐太宗的要求，记述其西行“求法”的经过和沿途所见所闻。
四、民族史撰述的新进展
隋唐时期，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吐谷浑、突厥、回鹘，以及吐蕃、南诏、岭南、渤海等地区的有关民族。这些民族或以其本民族文字进行历史撰述，或者由中原史学家对其历史予以记载，呈示出民族史撰述的新进展。
•关于吐谷浑的史学撰述
•关于突厥族史学
•关于回鹘族史学
•关于初期的藏族史学关于南诏时期各族史学
五、历史笔记的兴起
•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在进程上颇相近，即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较成熟的阶段。
•唐代历史琐闻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识、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唐代历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唐代的历史笔记的文献价值，后来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被广泛采用而得到较大的发挥。
六、《会要》的编撰
在丰富的唐代史学中，唐代学人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表现形式——会要，这是一种介于典制史与类书之间的史书形式。
•唐代学人先后两次编撰会要：第一次是在唐德宗时期，第二次是在唐宣宗时期。
·这两次撰述，总计八十卷，除成书年代、撰人外，没有提供更详细的记载。
七、佛教史籍的发展
隋唐时期，佛教史籍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具有前后相衔接的特点。依前例，
这里也略举一二，以窥全貌。
•《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隋费长房撰。
•《续高僧传》，三十卷，唐道宣撰。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道宣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唐道世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唐智癉撰。
陈垣论《开元释教录》“后来居上”的优势：
凡事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著书亦然。开元录之前，已有诸家目录及僧传，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有旧录以为失译而并未失译者，有旧录未详时代而今已知其时代者，有旧录译人误而今特正之者，可称后来居上。——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1、简述唐朝史馆的设立及俢撰“正史”的成就。
唐朝史館的設立
貞觀三年（629），唐太宗複命諸大臣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為實現這次修史任務，這一年，唐太宗對修史機構作了重大改革，正式設立史館，並“移史館于禁中”，“自是著作郎始罷史職”。宰相負責監修，稱監修國史，成為定製。俢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或以卑品而有史才者任之，稱直史館；凡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俢撰。此後，歷代修史機構大致襲用此制。古代修史活動綿延不斷，史館和專職史官的設立起了重要作用。
俢撰“正史”的成就
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修成。五代史記述了梁、陳相繼，齊、周並立，以及隋朝統一南北、由興而亡的歷史，有不可忽視的歷史意義。有些記載還具有文獻方面的價值。
貞觀年間，唐太宗還詔修《五代史志》、重撰《晉書》；史家李延壽秉承家學，著手撰寫《南史》《北史》。至唐高宗時，這些撰述都已完成，顯示出唐初修史的重大成就。
五代史只有紀、傳而沒有志。貞觀十七年（643），唐太宗詔褚遂良監修《五代史志》。永徽元年（650），高宗复命令狐德棻監修。首尾十四年，至顯慶元年（656）年成書，由長孫無忌奏進。《五代史志》綜敘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與“五代史”紀傳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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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样看待刘知幾《史通》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史通》一書所具有的史學批評理論體系，在劉知幾所處的時代是空前的；就是在其身後千余年的史學發展中，亦不曾因歲月流逝而淡化了它的影響。
從《史通》各篇的編次和涉及的問題來看，它的史學批評理論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這個體系可以概括為：體裁、體例，編撰方法，文字表述，撰述原則，史書內容，史學功用。
關於史書內容。這是史家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和概括，用劉知幾的話說，就是“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史通·書事》篇在五志的基礎上增提三科，對史書的內容提出了更廣泛的認識。而且在批評前史內容的過程中，提出了“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的史學批評標準。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這個理論上的命題，這實際上是觸及史家主觀意識同客觀歷史存在之關係這個重要問題了。
關於編撰方法。在這個問題上，劉知幾尤其強調史家應謹慎地對待采撰。對於史書中出現的“誣矯”、不實，《史通·采撰》篇指出“史文有闕，其來尚矣”，只有“博雅君子”才能“補其遺逸”，故應慎于對待“史文有闕”的問題。同時又指出：自古以來，“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是優秀史家的必經之途。這種對待採輯文獻的辯證認識，是劉知幾史學批評理論极具光彩的部分。
關於體裁、體例。《史通》把體例作為史學批評的一個重大問題來看待。劉知幾關於史書體例之理論的新貢獻，在於他從以往全部史學發展中，總結出關於史書體例的理論體系。
首先，他提出了從總體上把握史書外部形態的特點和相互間的區別的理論。《六家》《二体》，以及《雜述》所論“自成一家”的10种“偏記小說”，構成了《史通》在宏觀方面的史書體裁理論。
其次，他對紀傳體史書的內部結構作了理論上的概括，闡述了各種體例在一部史書中所處的位置和相互間的關係。這是自《史記》《漢書》以來，對“正史”體例所作的最全面的總結。
關於文字表述。《史通·敘事》篇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劉知幾從史學審美意識來看待史書的文字表述。在具體原則上，劉知幾提出：“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要的標準是：“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憂美者也。”
其次，“用晦之道”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晦者也，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人們讀後回味無盡，追思不已。關於“用晦”的具體要求，劉知幾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糜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劉知幾的史文審美要求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即史書記述“當時口語”應“從實而書”、不失“天然”，反對“妄益文采”“華而失實”。提倡“事皆不謬，言必近真”的敘事之風。
劉知幾關於史文文采的辯證思想是：一方面強調“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要重視史文的風采；另一方面反對“虛加練飾，輕事雕彩”“体兼賦頌，詞類俳憂”的文風，以避免走上“文非文，史非史”的歧路。
《史通·敘事》篇是中國史學上關於歷史敘事理論的最早源頭，影響深遠。
關於撰述原則。他提出了“直書”和“曲筆”兩個範疇，用以區分史家撰述心態、品格和社會效果的迥異。直書同曲筆的對立之所以成為史家的撰述旨趣的分水嶺，是因為它從根本上決定著史書的價值和命運。他從這種史學自身的價值觀和史學的社會價值觀出發，熱情地讚頌歷史上那些“直書其事”“務在審實”的史家；激烈地批評那些製造“諛言”“曲詞”的人。
關於史學功用。劉知幾闡述了客觀歷史活動通過史家的記載，轉化成作為精神財富的“竹帛”即史書；這種作為精神財富的史書經後人學習和研究，能夠喚起人們的“內省”與“思齊”的要求，從而使精神財富又轉化成現實歷史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物質力量。劉知幾強調史學的教育作用，是他論史學功用的鮮明特色。
《史通》一書所具有的史學批評理論體系，在劉知幾所處的時代是空前的；就是在其身後千余年的史學發展中，亦不曾因歲月流逝而淡化了它的影響。
3、试论杜佑《通典》的撰述旨趣及其在历史编撰上的创新。
杜佑《通典》的撰述旨趣
《通典》以歷代典章制度的歷史演變、得失興革為撰述的中心，兼記與此有關的言論。《通典》創造了綜合性的典制體通史形式，奠定了獨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礎，擴大了歷史研究和撰述的領域。
《通典》在內容和體裁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制度分門立目。《通典》創立了以典章制度為中心，分門立目、以類相從、敘其始終的典制體。這是在編年體、紀傳體之後發展起來的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
《通典》除分門立目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講求會通，二是重視論議。《通典》以“典”跟“通”相連，表明了作者的會通之旨。馬端臨評論《通典》，說它“肇自上穀，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這是說的《通典》在會通方面的特點和成就。《通典》重視論儀，包括它詳載歷代“群士議論得失”，也包括作者對史事所作的許多評論。《通典》的議論，主要目的在于討論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記言、記事的結合上也有新的創造。
要之，《通典》以分門囊括制度，以會通貫穿古今，以議論指陳得失，開拓了歷史撰述的新領域，奠定了中國典制體史書發展的宏偉基礎。
歷史編撰上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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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人历史笔记的史学意识表现在哪些方面？
從歷史筆記來看，它們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識，即作史的意識，從而提高了它們在史學上的價值。一方面歷史瑣聞類的筆記增加了事實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路途。
唐代的歷史瑣聞筆記說人物，論事件，講制度，旁及學術文化、生產技藝、社會風情、時尚所好等，或多或少都可以從一個方面反應歷史的面貌。這些筆記的作者不少都具有為正史拾遺補缺的意識，從而增強了記事的嚴肅性。這些歷史筆記所記雖不及正史系統、全面，但在揭示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方面，少有拘謹、言簡意賅而具有獨特的價值。
